申報
《申報》（Shun Pao）原先全稱《申江新報》，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創刊於上海，創辦人為英商安納斯脫·美查（Ernest Major）[1]。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後，因意識形態不同且《申報》為中國國民黨黨產，中國共產黨宣布立即停刊。前後總計經營77年，共出版25600期，為近代中國發行時間僅次於《中央日報》、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
| 申報（原稱：申江新報） Shun Pao | |
|---|---|
 申報標題 | |
| 類型 | 大型商業日報 |
| 版式 | 書冊式（早期）、現代報刊式（後期） |
| 持有者 | 安納斯脫·美查（Ernest Major） 席裕福 史量才、史泳賡  中國國民黨 |
| 主編 | 清代：蔣芷湘、何桂笙、錢昕伯、黃式權 民國：陳冷、張蘊和、阿樂滿（掛名） |
| 創刊日 | 1872年4月30日 |
| 停刊日 | 1949年5月27日 |
| 政治立場 | 保守主義 |
| 語言 | 漢語（繁體中文） |
| 總部 |  大清松江府 中華民國上海 |
| OCLC 編號 | 2267653 |
歷史
編輯背景
編輯1843年，因清政府對英戰敗，上海被迫作為五口之一城市，開埠通商。西方的科技文化迅速湧入上海，隨之而來的亦有新聞報紙。1861年，上海首份中文報紙《上海新報》創刊，此後的十多年裡，由字林洋行出資、美國傳教士伍德擔任主編的《上海新報》一直占據上海的中文報業。尤其是《上海新報》開辦時，時值太平天國奪取了蘇、杭，並預備進軍上海的時期。當時《上海新報》通過發表即時的戰爭通訊稿而一舉獲得上海市場的青睞。
由於占有大量市場，使得《上海新報》獲得大量的廣告收益，因而也使得許多別的在滬商人意識到在上海辦報所蘊含的巨大經濟潛力。而英商安納斯脫·美查亦是其中之一。
創刊
編輯
《申報》的創辦者英商安納斯脫·美查起初和他的哥哥菲而特利克·美查一起於1860年到滬，從事進出口貿易。在《上海新報》獲得成功以後，美查的買辦陳莘庚於是建議他也辦一份中文報紙。當時美查已經來華將近十多年，因而對於本埠的情況瞭如指掌，並且也略懂漢字。他發現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已經種類繁多，但是中文報紙只有《上海新報》一份。儘管租界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但是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後租界湧入大量華人，因而中文報紙將會有極大的市場，於是他與好友伍華特（C. Woodward）、普來亞（W. B. Pryce）和約翰·瓦基洛（John Wachillop）四人集資合夥，於1871年5月19日立約各出400兩銀子創辦報紙，眾人推舉美查為主事人，租用公共租界漢口路309號作為基地開始報紙的籌辦。
美查將《申報》的目標客戶設定為上海的華人，並且形式上應該與教會報紙有所區別，因此認為應該聘用中國人主辦報紙。美查曾《申報》上自文《本報作報本意》，聲明自己的立場：「所賣之報皆屬賣與華人，故依持者惟華人，對國家使除其弊，望其振興，是本館所以為忠之正道。」因此聘用舉人蔣芷湘擔任總主筆（即總編），錢昕伯、何桂笙為主筆，自己的買辦趙逸如擔任財務會計（相當於經理），趙逸如離任後則由青浦人蓆子眉頂替。為了親身參與報社事物，僱傭葡萄牙人畢德禮作為中英翻譯，專門同報社內外中國人打交道。[2][3]
《申報》的主筆也多願意同美查合作，《論新聞日報館事》中就有評價民間創辦新聞難免觸碰清政府的禁忌，現在多數報館都有外國人參與，漢口則有純華人的報館開辦即關停，因此中國人很難不藉助外國人創辦報紙。儘管如此，美查也不是毫無顧忌，美查在來上海不久和一位酒吧老闆的女兒發生戀情並結婚，因此為上流社會所不容，婚後即被上海總會開除，直到《申報》成功後才恢復會員資格，後來還被推舉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美查在創辦早期曾經要求主筆「慎勿評品時事，臧否人物，以纓當世之怒，以取禁止之恥」，但到了後來就只是聽之任之，乃至於置身事外。
在開始創辦前，香港的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已經發行十多年，因此美查專門派遣錢昕伯前往香港進行考察和借鑑。錢昕伯到香港找到自己的親家——正在創辦《循環日報》的王韜，王韜則為《申報》提供了不少建議，主張報紙不僅要有新聞還要有評論文章，重視評論所提出的問題。
辦報初期
編輯1872年4月30日，《申報》正式創刊。《申報》在最初沒有記者或通訊員，只有主筆，新聞主要靠翻譯上海和香港的外文報紙或者讀者來信。隨着報紙越辦越大，開始在全國各地招聘通訊員，從此新聞來源越來越多，報紙的名聲也越傳越遠，尤其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1882年朝鮮兵變、1883年中法戰爭等戰事的獨家報道。在牡丹社事件中，《申報》老闆美查憑藉着自己英國人的身份，於1874年7月親自前往台灣採訪，不僅向東南沿海處於戰爭陰霾中的中國人介紹了日本人進攻台灣的具體情況，還向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介紹了台灣的歷史人文。發生於1873年末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雖然在最初並沒有得到《申報》的報道，但從1874年10月開始《申報》逐步披露了此案的冤屈，不僅促進案件的最終平反，還令《申報》深入江南城鄉，成為新聞紙的代名詞。
《申報》創辦之後，《上海新報》為了與《申報》競爭改為日報，並使用進口瑞典紙印刷，但由於發行量和成本都難比《申報》，因此於1872年12月停刊，《申報》在此後兩年成為上海市面上獨一家中文日報，開始成為一家全國性日報。1874年《匯報》創立後，與《申報》展開了長達數月的論戰，起初《申報》歡迎中文報紙有同行，而後在《申報》因批評楊月樓案濫用酷刑受到上海縣令揚言報復後，《匯報》指責官府放任《申報》在楊月樓和楊乃武案上攻擊中國司法制度，維護官府的刑訊逼供，還指責《申報》作為英資報紙幫助外國人損害中國人，後來還肆意攻擊《申報》有楊乃武案的幫凶，錢昕伯和王韜報道呼應屬於翁婿「同惡相濟」，最終論戰以《匯報》在1875年關張告終。
《申報》在首年銷量在1000份左右，1887年就已在江浙等34處和日本、英國、法國首都設立分銷處，發行量也增長到10000份。
後美查時代
編輯1899年美查將申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售出自己的股份，得銀10萬兩，返回英國[4]，《申報》事務由董事會主持。董事會中有一位中國人梁金池。改組後的報館買辦為席裕祺（原買辦趙逸如病故），主筆黃式權，英籍董事埃波諾特（E. O. Abufhnot）總攬館務。
1907年，上海金融世家席裕福以75000元購買了申報所有的股權，成為唯一股東。自此《申報》的產權與管理權均由中國人進行掌控。[5]1911年，《申報》推出副刊「自由談」[6]。
史量才時代
編輯1912年，由於經營不善，席裕福將《申報》股份全盤售予史量才、張謇、應德閎、趙鳳昌和陳冷等五人。由史量才擔任總經理，陳冷為總主筆。席裕福仍任經理直至該年年末辭職，由張竹平繼任。1915年，張謇等人相繼退出申報的經營，將股份轉手售予史量才，於是《申報》所有股權均歸史量才一人所有。史量才自全面接手《申報》後，聘用張竹平擔任經理，在報館內設置廣告推廣科和報紙推廣科，大力拓展廣告業務以及營銷業務。到1916年，申報全年發行量已達到2萬餘份。[7]
1918年，申報館斥資70餘萬銀元建造新的報館大樓，並且前後從國外購入當時最先進的新式印報機、制銅版機等印報設備。從而使得申報館的硬件設施在全國首屈一指。同時，在業務方面的提高，也使得《申報》的利潤逐年攀升，成為上海乃至全中國最大的商業日報之一。
到了1922年，申報創刊50周年，該報發行量已經突破5萬份。當時由於局勢相對不明朗，處在政局迭變的時期，《申報》不得不採用保守的政治立場，以在各種政治勢力相互角逐的上海能夠儘可能的避免麻煩。而對於當時的一系列敏感話題，申報亦採取不評論或較少評論的策略。然而，作為華資報紙，《申報》並未掩蓋其愛國立場。五四運動期間，《申報》連同《新聞報》、《時事新報》等七家大報聲明拒登日商廣告，並拒絕採用日人經營的東方通訊社、國際通訊社（兩者後為今日共同社前身）等所發的華文稿件，以作支持[8]。
1929年，總主筆陳冷、經理張竹平等相繼辭職，申報發展因為人事巨變而發生經營危機。史量才啟用張蘊和繼任總主筆，而選派馬蔭良繼任經理，同時醞釀報紙改革。1931年1月，《申報》成立了總管理處，負責一切的報務工作。而史量才則自任總經理兼總務部主任，延請黃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民主人士進入報社，參與申報的改革。
1932年11月30日，《申報月刊》上刊發了本報的《申報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提出申報在新聞和廣告編排、國內外通訊、《自由談》副刊等12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改革。此次改革尤以副刊「《自由談》」方面的改革效果最為顯著。《自由談》創刊於1911年，自創辦以來一直是鴛鴦蝴蝶派作家的重要陣地，而在這次改革中，史量才撤換了擔任了12年主編的周瘦鵑，任命曾留學法國的黎烈文擔任《自由刊》的主編。在黎烈文的主持下，以魯迅為代表的大批左翼作家的文章得以在《自由刊》上發表，其文緊扣時事，尖銳潑辣，風格多樣，頗受當時讀者的歡迎。此次改革顯示了評論在《申報》的地位上升到相對重要的地位。
除了日常的報務以外，《申報》還積極致力於公眾文化，自1932年到1933年12月，申報館先後創辦了流通圖書館、婦女補習學校、新聞函授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集結出版《申報月刊》、《申報年鑑》、《申報叢書》、《中華民國新地圖》等書刊雜誌。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國民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申報》遂進行大肆抨擊，因而使得政府頗為不滿。於是在1932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自下令「禁止郵送」《申報》。由於《申報》為全國性的大報，儘管主要在公共租界內出版，但租界外地區均由郵局投遞，此舉禁送等於將《申報》局限於上海公共租界內，極大影響了報館的外埠市場。所以最後由於各方努力，史量才與政府達成協議，決定辭退陶行知、黃炎培等人，但未接受政府提出的「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報社指導」的條件。35日後，政府宣布解禁，恢復郵遞[9]。自禁送事件以後，申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累積加劇。
1934年3月，上海《申報》以《蔣委員長注重民族意識》為題，刊出一則消息，稱：「蔣委員長頒令各省府，轉知所屬云，各種書刊封面題字標語等，概不准用立體花色字體及外國文，而於文中中國問題，更不得用西曆年號，以重民族意識。」[10]1934年11月，申報董事長史量才於由杭返滬途中被中國國民黨委派的特工暗殺。此案震驚全國，一時之間輿論譁然。史量才故去後，其子史泳賡繼承了《申報》所有資產。但經此事件後，《申報》言論逐漸趨於保守。
抗戰八年
編輯
抗日戰爭期間，《申報》數度停刊復刊，歷經波折。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日方企圖控制該報，《申報》拒絕其新聞檢查，於1937年12月14日宣布停刊。1938年1月、3月，漢口版、香港版先後復刊，但漢口版於當年7月停刊，香港版於次年7月停刊。1938年10月10日，《申報》借美商之名在上海租界復刊。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進上海公共租界，申報再次停刊。一周後，在日軍威脅下，《申報》復刊，完全為日軍報道部所控制。1942年日軍軍部突然派人查封《申報》。12月6日，日本海軍派漢奸陳彬龢以「軍管會」的名義接管《申報》，並任命陳為社長。日本投降當天，陳彬龢潛逃。1945年9月17日《申報》停刊。這個時期的《申報》副刊是文藝副刊《春秋》（1933年1月10日創刊）以及1938年復刊後新創的若干專刊，如《戰時青年》、《遊藝界》、《大眾周刊》、《國醫與食養》等等[11]。
抗戰後至停刊
編輯抗戰後，由於戰時《申報》為日軍強占，於是政府以《申報》「附逆」為名，成立以CC系要員潘公展為主任的申報報務管理委員會，對其實施接管，將設備封存。1945年11月22日《申報》復刊，潘公展任指導員，立法委員陳訓悆為總經理兼總編輯。從此，《申報》完全被國民黨CC系控制。到1946年5月，國民政府強迫史泳賡出讓51%股份給政府，實行官商合辦，徹底改變了74年來申報的民營性質。同時，在此基礎上，改組申報董事會，調整報社工作機構，政府委派杜月笙任董事長，陳冷任發行人，潘公展任社長兼總主筆，陳訓悆任總經理兼總編輯。而史泳賡則轉任副董事長。
1949年5月25日，解放軍接管上海蘇州河南岸市區，中共委派工作組進入報館。由於此時《申報》已為中國國民黨官方報紙，因而終刊必在意料之中。5月27日，《申報》出至第25599號後宣布終刊。翌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申報館原址上出版第一期。
新聞報道
編輯版面和內容
編輯《申報》最初有8個版面，每版長寬約20厘米；由於紙質粗糙，因此最初只能使用手搖打印機打印，發行量增加之後改為煤氣動力的機器打印機打印，最後改用機制四川賽連紙。內容上，以新聞為主，涉及上海及江南重要城市，尤其重視上海租界新聞，也會報道志怪傳說和社會事件，例如楊乃武、楊月樓案成為申報長期追蹤報道的內容；報紙的第二部分則為言論板塊，文風最初和八股文文體相近，後來隨着評論增加，逐步脫離八股文，並成為每期必備的內容；《申報》還有專門的文藝板塊，既有《竹枝詞》這樣的詩詞歌賦，也有散文歌曲，還有西方名著的翻譯，後來還發展為獨立的副刊，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刊登文藝作品的報紙；此外，還有清政府的官方文書的抄文，涉及諭旨、奏摺、宮門抄寫，方便讀者了解國家的方針大事，最初可以占到獨立的一個版面；美查本就想靠廣告賺錢，廣告欄目可以占二三個版面，包括船期行情、洋行公告和商品廣告。
報道質量和價值取向
編輯《申報》儘管是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商業報紙，但是自創辦之初十分注重新聞的品質，對新聞的真實性有正確的認識。美查等人曾經說「辦報雖要得利，但必要時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12] 在1875年10月的社論《論本館作報本意》中所說的「若本報之開館，余願有直言之不諱焉……公道終必先露。本館唯執公道，亦所不憚也……」。例如在1874年日本侵台，申報首次對戰事進行特別報道。[13] 申報特別委派記者前往台灣進行採訪，發表了具體生動的《台灣軍事實錄》等戰地通訊，這是上海中文報紙中軍事通訊的開端，也是《申報》重視新聞真實性的反映。
19世紀80年代中法戰爭時期，《申報》特派戰地隨軍記者進行新聞報道，並且堅持新聞的真實性。一邊讚揚作戰的黑旗軍的勇敢，一邊亦對清廷對於戰事的作壁上觀大加撻伐。不僅解除了時人對於戰事的憂慮，同時亦為申報館贏得了聲譽。
在對待社會現象時，《申報》也一樣給予相對公正的評論。例如反對纏足；主張在過外白渡橋時華人與洋人一樣對待；主張取消碼頭工人的把頭制度等等。
在另外一方面，《申報》早期離不開自己所仰仗洋人的立場，多次為英國人利益宣傳。 在左宗棠進軍新疆期間，《申報》多次刊發謠言，如曾在頭版發布〈西陲噩耗〉發布消息稱「傳左爵相（即左宗棠）統領大軍西征回部，近已敗退，爵相亦陣亡」[14]。左宗棠對《申報》之報道十分氣憤，姚雲鶴著《上海閒話》即載有其與友人書信中含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這類的言語[15]。
影響
編輯
《申報》從發刊到終刊，歷時77年，出版時間之長，影響之廣泛，同時其他報紙難以企及，在中國新聞史和社會史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因《申報》見證、記錄晚清以來中國曲折複雜的發展歷程，被人稱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
《申報》在創辦初期，通過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報道，轟動朝野，展現了報紙媒體在新聞傳播與輿論監督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及至史量才時代，《申報》以「無偏無黨」「獨立之精神」為辦報宗旨。《申報》所倡導的輿論的「獨立」對中國近現代報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報道方面，《申報》堅持以新聞報道為主體，堅持新聞的客觀公正是維持一個媒體地位最可靠的因素。這也就是《申報》能在新聞界屹立77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楊乃武一案」中，《申報》逐漸通過客觀的新聞報道而非市井獵奇，向國人和同仁展示了近代報紙應有的新聞報道標準。成為近代華文報紙模仿和學習的楷模。[16]
而在經營方面，早期《申報》的成功經營，擠垮了字林洋行創辦的《上海新報》，迫使其新辦《滬報》，《滬報》為了應對《申報》的競爭，也採用同樣的本土化方法，並從《申報》挖人。此外在《申報》的影響下，英國商人與中國商人張叔和等合資創辦的《新聞報》，也大力模仿《申報》。
由於早期《申報》在滬的巨大影響，在上海話中將報紙稱為「申報紙」。
營銷策略
編輯《申報》開辦初期定為雙日刊，從第5期起改為日報。為了凸顯《申報》的本土特色，在報紙的名字上採用「申」字即上海的別稱來作為報紙的名稱。同時，並沒有採用《上海新報》所使用的西式排版格式，而是採用傳統的中式書冊式排版，並且一直延續了下來。而且，報紙開始時並沒有採用當時進口的白報紙，而是使用傳統土產連史紙。儘管土紙只能單面印刷，但是卻為後來的價格戰打下基礎，大幅削減了《申報》的成本。《申報》當時的售價為每份8文，外埠每份10文，遠遠低於競爭對手《上海新報》每份30文的定價。此外，報紙還在本埠設立了22個代銷點，並且有專門人員負責給商號上門送報，同時在上海首創僱傭報童等方式進行推廣營銷。由於申報竭力推行本土化經營和有效的商業手段，因而使得報紙銷量直線上升。開辦4個月便使得銷量由最初的600份上升到3000份。半年後，由於無法匹敵《申報》的價格戰和營銷手段，使得開辦了10多年的《上海新報》不得不宣布停刊，由此《申報》成為了本埠當時唯一的漢語商業報紙。[17]
知名報道
編輯「楊乃武案」報道
編輯發生於清末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時間之長、影響之廣亦屬罕見。當然，此案的最終定案與《申報》有着特殊的關係。由於《申報》當時為英商報紙，且設於租界，故受治外法權的保護。《申報》開始關注此案時，該案已經開審兩年有餘，當時，《申報》將其作為一個社會新聞來報道，1874年1月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記禹航某生因姦謀命事細情》的長篇報道。[18]當時此篇報道由於根據市井傳聞而得，所以極具都市傳說獵奇色彩。此篇報道發出數日之後，申報又於13日至15日連續披露該案疑點，以及審案過程中的相關府縣對楊乃武遭刑訊逼供，布政使司覆審時翻案等詳情。由於《申報》在開辦之初便迅速成為大報，在上海本埠以外亦有大量發行，所以報道使得原先僅限於浙江省內和部分官員熟知的案件，變成眾人皆知，因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19]
由於該案審理過程漫長將近四年，《申報》一直持續跟蹤報道。隨着《申報》的成熟，對於該案的報道亦更加規範化，從當初的獵奇視角逐漸變成客觀公正的報道。《申報》一方面及時轉載《京報》上刊載的上諭、奏摺等公文外，另外播發了40餘篇評論和報道，同時還將告狀狀書一併刊載，為劃時代之舉。《申報》一方面刊載批評此案中官方的言論，另一方面一些官方立場的稿件也能順利刊登，此舉表現了媒體的客觀性，充分贏得了讀者的公評。
而《申報》對於此案最大的貢獻，在於使中國政府無法像以往一樣掩蓋特定案件，使公眾對司法亦起到一些監督作用。
知名人物
編輯- 管理層
- 編輯
- 記者
《申報》之最
編輯增刊及白話文報之始
編輯自1876年3月30日開始，申報館出版了用白話文編寫的《民報》，這便是中文增刊的開始，同時也是最早的使用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報刊。《民報》為周三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一張，旨在「俾女流、童稚、販夫、工匠輩皆得隨時循覽，以拓知識而增見聞」[20]。
最早的戰事通訊員
編輯1874年日本侵台，1884年中法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申報》均有相當於戰地記者身份的戰事通訊員，在戰爭前方發回報道。1874年6月日本藉口僑民被殺，派兵入侵台灣，《申報》特派一位實習記者到當地採訪。1883年法軍入侵越南時，《申報》特雇俄國籍訪員到法軍軍營中採訪，爭取報導最真實情況。1884年2月，《申報》在歐洲和香港特約外籍記者，以採訪關於「法越交涉事件」的新聞。這些人是中國新聞史上最早的戰事通訊員[21]。
最早出版的「號外」
編輯1884年8月5日，中法戰爭爆發。由於當時上海瘋傳法國海軍正集結於福州外港，準備向南洋水師進攻。8月6日下午6時，《申報》的前方記者於福州前線發來快電，內容為「駐榕法艦尚無動靜」。由於當日《申報》已經交付印刷，但為了滿足市民對於消息的渴望，於是報館決定將此條消息單印，不列入正常的編號，於是這便成為中文報紙最早的正式「號外」[22]（此前還有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在1874年5月4日發出的「小紙」，但並非正式號外）[23]。
最早使用電訊傳遞新聞
編輯1881年12月24日，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鋪設完成。翌年1月16日，《申報》便開始通過電訊方式傳送上諭，於是便成為國內電訊傳遞之始[20]。
《申報》的保存
編輯自1872年4月30日出版第一期開始，到1949年5月27日終刊，前後長達78年之久，是出版時間最早、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之一。《申報》全面記錄了晚清同治、光緒、宣統三朝至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民俗等諸多方面和重大歷史事件。不過由於期間戰事紛擾，因而78年全套的《申報》保存實屬不易。
早在1912年，為紀念發行40周年，報館曾向社會發出懸賞啟事，徵集全套《申報》。直到後來一位名叫張仲照的讀者向報社捐贈了個人收藏的自創刊到辛亥革命為止的完整《申報》全套。為了表彰這位熱心的老讀者，在1922年，《申報》館在出版50周年紀念冊時，將張仲照先生的照片印於首頁，以感謝其對報紙的一貫支持。
抗戰期間，由於《申報》館為日軍所掌控，所以出於保護史料的目的。申報館原總經理馬萌良同原編輯孫恩霖與天主教徐家匯藏書樓取得聯繫，將藏書樓所藏《申報》進行核對，並記下所缺期數。然後將館裡所藏得報紙找出補齊，分批秘密運往藏書樓。1949年以後，上海圖書館開始清理全套《申報》，並迅速進行補缺的工作，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儘管有極少的缺失，但已經基本接近完整。[24]
《申報》的現狀
編輯1983年，上海書店將《申報》影印出版。2007年進行了第二次影印，售價達28萬元。[25]
目前，上海圖書館為全世界《申報》收藏最全的單位，藏有全套原版《申報》。[來源請求] 台灣中央研究院購有申報資料庫（限於院內IP使用）。[26]收錄範圍：1872年4月23日至1949年5月27日。 台灣大學圖書館購入紙本，據上海圖書館藏原報縮小影印，共四百冊。收錄範圍：1872年4月30日-1949年5月27日。 註：抗日戰爭初期，上海《申報》一度停刊,曾先後出版漢口版（1938年1月15日-7月31日）及香港版（1938年3月1日-1939年7月10日）。1938年10月10日《申報》在上海復刊。影印本均予收編。[來源請求]
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提供《申報》的資料庫給學校使用。[27][28]聯合報系旗下的聯合知識庫亦提供《申報》的資料庫以供讀者付費使用。[29]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Dates from Roberta 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Relief Aid, Shenbao, and the Art World in Later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Late Imperial China 25 (June 2004), pp. 18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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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編輯- 書籍
- 《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新闻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0. ISBN 7-806-18739-1.
- 宋軍 (編). 《申报的兴衰》.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6. ISBN 9787806181904.
外部連結
編輯
- 申報合集
- 陳建華：〈《申報．自由談話會》──民初政治與文學批評功能（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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