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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拉丁美洲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拉丁美洲指的是拉丁美洲各國於二戰中的歷史。二戰的爆發對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歷史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戰爭使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軍事和政治局勢急劇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拉丁美洲
在拉普拉塔河口海戰之後，德國的德國級裝甲艦施佩伯爵將軍號裝甲艦於12月17日在蒙得維的亞附近被擊沉
地點拉丁美洲
時間1939年–1945年
事件聖路易斯號客輪事件
– 1939年6月
拉普拉塔河口海戰
– 1939年12月13日
玻利瓦爾行動（英語：Operation Bolívar）
– 1940年5月
SS Tolten（英語：SS Tolten）被U-404（英語：German submarine U-404）擊沉
– 1942年3月13日
呂寧事件（英語：Cuba during World War II#German espionage）
– 1942年8月
U-176沉沒（英語：Cuba during World War II#The sinking of U-176）
– 1943年5月15日
1943年阿根廷政變
– 1943年6月4日
1944年薩爾瓦多罷工（英語：Military dictatorship in El Salvador#World War II）
– 1944年5月5日至11日
巴拿馬運河打擊行動（英語：I-400-class submarine#Panama Canal strike）
– 1945年6月
墨西哥宣傳海報：「我們為捍衛自由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戰」，印着的墨西哥總統肖像從左到右依次是米格爾·伊達爾戈·伊·科斯蒂利亞、貝尼托·胡亞雷斯、弗朗西斯科·馬德羅和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

大戰爆發給拉丁美洲各國帶來經濟上的恐慌，因拉丁美洲經濟都依賴於來自歐洲的投資資本，戰爭爆發後，歐洲投資者於拉美的投資被暫停或被收回。

二戰初期，拉丁美洲各國試圖維持中立，但同盟國和軸心國都試圖影響拉美各國的中立性：雙方通過宣傳試圖使中立國加入己方陣營，而德國則希望拉丁美洲保持中立。[1]為了更好地保護巴拿馬運河，打擊軸心國的影響與刺激戰爭物資生產，美國通過租借與類似的援助計劃大大擴展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和利益，導致拉丁美洲各領域大規模的現代化，並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推動作用。[2]

戰略上，巴拿馬是對同盟國最重要的拉美國家，因為巴拿馬運河控制了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要道，無論對貿易還是軍事而言都至關重要。巴西也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美洲離非洲最近的地方，而當時同盟國又在北非與德國和意大利作戰。而對軸心國來說，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和智利是受德國影響力影響較大的國家，且支持或同情德國；而德國通過干涉內政、間諜活動與宣傳來充分地利用這些支持。[3][4]

巴西是拉丁美洲各國之中唯一向歐洲戰場派兵的國家，在為盟軍前線部隊提供補給和為盟軍提供空軍基地方面發揮作用，其也在大西洋反潛戰中發揮重要作用。其他幾個拉美國家也在加勒比海或南大西洋與德國的U型潛艇或巡洋艦爆發小規模衝突。墨西哥向太平洋地區派出了一支由三百志願者組成的戰鬥機中隊，是為阿茲特克雄鷹（英語：201st Fighter Squadron）。巴西積極干涉歐洲戰事源自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從摩洛哥回國的路上，在北里奧格蘭德州的納塔爾與巴西總統熱圖利奧·瓦加斯與會。此次會議被稱為波坦吉河會議，導致巴西遠征軍的成立。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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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美洲事務協調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1940年，在納爾遜·洛克菲勒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講述了德國對拉丁美洲影響力增大之影響的擔憂後，他被任命為美洲事務協調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的美洲事務協調員。[5][6]其負責監督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計劃，以幫助其提高生活與經濟水平，促使雙方關係發展，並對抗德國擴大的影響力。[7]他還與CBS廣播的拉丁美洲關係主任埃德蒙·切斯特（英語：Edmund A. Chester）合作，進一步促進了這種文化為導向的外交。[8]

反法西斯宣傳是美國在拉丁美洲宣傳計劃主要項目之一，其由洛克菲勒的辦公室所負責，並在電台廣播和電影宣傳上花費了數百萬美元，希望能接觸大量受眾，但其後在墨西哥受阻。在墨西哥，對情況一清二楚的當地人抵制美國對其進一步的影響。[9]雖說如此，但墨西哥在二戰之中依舊為美國與同盟國一個寶貴的盟友，而它們之間也達成了一項協議。居住在美國的二十五萬墨西哥人加入美軍；超過一千墨西哥人在戰爭中喪生。 [10]除了宣傳工作，美國還撥出大筆資金用於經濟支持和發展。總的來說，羅斯福政策在政治上是成功的—阿根廷除外，其較親德國，直到戰爭結束都拒絕跟隨華盛頓的政策。[11][12]

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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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托馬斯·倫納德（Thomas M. Leonard）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拉美經濟造成重大影響。[1]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要麼與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要麼向軸心國宣戰。[13]結果，許多美洲國家（如整個中美洲的國家及墨西哥、智利、秘魯、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他們在貿易上依賴美國。美國在戰爭中對原料和特定商品的需求進一步扭曲貿易關係。例如，美國進口哥倫比亞鉑金，智利的銅，以及秘魯的棉花。雙方商定了既定的價格，且往往都有很高的溢價，使各國失去了在市場上討價還價和交易的能力，因而更依賴於美國。

戰爭爆發後，消費品的短缺成為一個問題。美國戰爭工業的需求和稀缺性導致許多商品在拉丁美洲無法買到，因此消費品價格上漲。[2]汽油和其他石油產品價格上漲昂貴，且變得難以獲得。城市之中的食品短缺也是一個問題。最終，所有這些因素都促成通貨膨脹。

石油資源豐富的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從石油價格的上漲中獲益。墨西哥在1938年與美國和歐洲的石油公司達成了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協議，從而能夠利用其擁有石油資源之有利條件。墨西哥總統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利用石油條件，從總體上改善了墨西哥與美國的談判地位。[2]

美國貸款和租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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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租借法案，拉丁美洲收到了約四億美元的戰爭物資，以換取拉美國家的軍事基地和協助西半球防禦合作。[14]

在所有拉美國家中，巴西從租借法案援助中受益最多，主要是因為它位於南美洲東北角，讓盟軍之船隻可以在拉丁美洲和西非海岸活動，並可為向在北非作戰的盟軍轉移美國製造的戰爭物資提供一個新路線，但也因為它被視為德國可能的入侵之地，必須加以保衛。其與美國簽署了新的和有利的貿易條約，提供貸款和軍事援助。巴西獲得了在拉丁美洲分發的租借法案援助的資金四分之三。厄瓜多爾也從中得到了一些，主要用於在加拉帕戈斯群島建造一個空軍基地。哥倫比亞和多米尼加共和國也得到了租借法案的資金，以實現其軍隊的現代化，從而可以協助保衛巴拿馬運河和加勒比海貿易航線。[2]

相比之下，阿根廷和智利得到的軍事援助非常少，因為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們都沒有服從美國政策與軸心國斷絕關係。秘魯得到了一些援助，但到了1943年，南美洲的西海岸失去戰略意義，因為它離戰爭的主戰場太遠，其後美國停止向秘魯提供租借法案援助武器。與此同時，中美洲國家也遭遇了類似的情況。1943年，美國為防衛目的而修建的泛美公路不再是優先事項，因此公路建設工作以及軍事援助都被終止。[2]

根據倫納德的說法，租借法案改變了拉丁美洲的權力平衡，「重新點燃了二十世紀初的競爭」。例如，智利政府對其缺乏軍事援助非常擔心—這不是因為害怕自軸心國的攻擊，而是因為它擔心玻利維亞和秘魯可能試圖利用其新獲得的武器來奪回六十年前硝石戰爭期間割讓給智利的領土。厄瓜多爾也如此：1941年的厄瓜多爾-秘魯戰爭（英語：Ecuadorian–Peruvian War）結束後，厄瓜多爾戰敗。最後，阿根廷受到其老對手巴西的威脅—這兩個國家在獨立後都有過幾次戰爭，所有戰爭都是巴西獲勝，主要是因為巴西獲得了美國的現代武器裝備援助。倫納德說，阿根廷獨裁者胡安·庇隆上台的部分原因是他聲稱將「改變這種軍事上不利的局面」。[2]

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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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國的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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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一架Ju 52運輸機被秘魯沒收並作為戰利品移交給美國陸軍航空隊，此照片攝於霍華德機場（英語：Howard Air Force Base）
 
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寫給洪都拉斯時任第38任總統、獨裁者蒂布爾西奧·卡里亞斯·安迪諾（英語：Tiburcio Carías Andino）的信

二戰初期，法西斯主義被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領導人視為一種頗受吸引的選擇，他們對德國的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的貝尼托·墨索里尼、日本的昭和天皇、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儘管西班牙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和軸心國小國的獨裁者印象深刻。[2]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拉斐爾·特魯希略因希特勒式風格和他的集會而欽佩他。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獨裁者豪爾赫·烏維科、蒂武西奧·卡里亞斯·安迪諾和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等人也持類似觀點。但在美國壓力下，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最終同意與日本及滿洲國斷交。[15]並於1941年12月8日對日宣戰。巴西的整合主義（英語：Brazilian Integralism）者也身着長靴和綠色軍裝，並公開崇拜墨索里尼。[2]

在戰前幾年，德國人還利用兩國貿易協定，確保與各拉美國家的經濟關係，以藉此擴大經濟影響力。巴西、墨西哥、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都與納粹德國簽訂了貿易協定。例如，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戰爭爆發前的1938年之間，巴西與德國的貿易量翻了一番。1938年，南美對德國進口的貢獻從7.7%增加到了12.8%。[16]

隨着1939年9月戰爭爆發，在皇家海軍的封鎖下，拉丁美洲與軸心國之間的貿易幾乎完全切斷；不同程度地傷害了拉丁美洲的經濟。最後，美國是唯一能夠取代軸心國成為貿易夥伴的國家。[2]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都不得不對軸心國的間諜活動作出反應。墨西哥，以及抵製程度較低的巴西，並轉向和美國合作。另一方面，智利和阿根廷在二戰中大部分時間裡允許軸心國間諜在他們國家活動，這也是這兩個國家和美國之間衝突原因。德國和西班牙的間諜活動的實際威脅大得多。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德國在該地區針對政策上重要的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巴西、古巴、墨西哥和其他國家所運作間諜網，並通過駐這些國家的名譽領事等外交代表廣泛開展間諜活動和其他活動支持第三帝國。[17]在其被稱為「玻利瓦爾行動（英語：Operation Bolívar）」的行動中主要是通過秘密的無線電通訊從阿根廷的基地到德國的柏林，但它也利用西班牙商船將紙質情報從拉美運回歐洲。後者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西班牙在戰爭期間與德國情報機構合作。儘管阿根廷和智利最終在1944年初「鎮壓」了在他們國家活動的軸心國間諜，但一些「玻利瓦爾行動」的間諜活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5月，那時歐戰已結束。[3][4]


除了德國在拉丁美洲的間諜活動和破壞活動外，美國還關注納粹的宣傳活動。例如，德國在危地馬拉城的大使館是納粹宣傳在中美洲的分發中心。在1939年戰爭開始之前，宣傳的重點是德國工業品的優越性，並聲稱德國是科研的中心，因為它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教育系統」。1939年9月至1943年底，宣傳的重點是德國的軍事勝利及其軍事裝備的優越。[18]

軸心國移民和各國的對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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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拉美國家還不得不應對來自軸心國的大量移民。例如，哥倫比亞在1941年有大約4000名德國移民。哥倫比亞的許多德國人作為SCADTA的雇員參與了航空運輸工作，因此美國擔心他們可能從事間諜活動，甚至有陰謀將民用飛機改裝成轟炸機，用於攻擊巴拿馬運河。因此，美國政府向哥倫比亞施壓，要求對這些移民進行監控和攔截，或者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將他們驅逐到美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拉美國家。[2]在秘魯國內，反日暴動頻發，日僑的住家、企業不斷遭到攻擊，有10名日裔公民在暴動中被毆斃、數十人受傷。1942年1月，因珍珠港事件，秘魯與日本斷交。美國政府認為秘魯的日僑對於同盟國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在美國的壓力下，秘魯政府將1,700名日裔秘魯人被送往美國強制收容。[19]巴拉圭政府也於1942年1月28日與日本斷交。但並沒有像秘魯一樣對日裔公民強制收容，而是派遣軍隊接管日裔巴拉圭人的移民村，限制日裔公民旅行並對其資產加以管制。1945年2月7日，巴拉圭對日本宣戰。[13]在玻利維亞，日本移民與玻利維亞社會的融合程度較高，由於兩者的良好關係，在玻利維亞於二戰中宣布與日本斷交之後，玻利維亞國內並未引起排日運動，只有極少數日裔被送往美國強制收容。[20]

蘇聯與拉美國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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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此舉激起了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對蘇聯的支持和援助：人們自願組織或與工會向蘇聯提供援助。如，古巴向紅軍提供了4萬支雪茄，並在1942年10月成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之中第一個承認蘇聯的國家。

二戰的爆發的結果是隨之而來的為外交解凍：到1945年，包括哥倫比亞、智利、阿根廷和中美洲各共和國在內的11個拉美國家恢復與蘇聯的正常關係。[21]

歐戰結束後，墨西哥總統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說："Al enterarme del retroceso definitivo del Ejército alemán recuerdo junto with mi país los esfuerzos admirables del heroico pueblo soviético durante los años de la lucha contra las tropas fascistas"。（聽到德軍最後戰敗的消息後，我和我的國家一起回憶起偉大的英雄蘇聯人民在與法西斯鬥爭的歲月里所作出的令人敬佩的鬥爭。)。[21]

薩爾瓦多庇護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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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猶太人試圖逃離軸心國對猶太人的屠殺之時，薩爾瓦多駐瑞士日內瓦總領事何塞·卡斯特利亞諾斯·孔特雷拉斯上校通過向他們提供薩爾瓦多護照藉此拯救了4萬名猶太人免遭厄運；這些護照作為政治庇護的形式使用。然而薩爾瓦多在二戰中為保護猶太人免遭厄運之中默默奉獻，然而這種行動卻缺乏承認。[22]

區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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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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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墨西哥歷史
 
首批「布雷塞洛人」抵達洛杉磯，1942年

墨西哥為應對德國對墨西哥商船的攻擊而參戰。Potrero del Llano號（英語：SS Potrero del Llano），本為一艘意大利油輪，1941年4月在港口被墨西哥政府扣押，並以韋拉克魯斯州的一個地區重新命名。1942年5月13日，它被德國U-564潛艇襲擊，船體受損嚴重。[23]1942年5月20日，第二艘油輪Faja de Oro號（英語：SS Faja de Oro），也是一艘被扣押的意大利船隻，被德國潛艇U-160襲擊並擊沉，三十七名船員中有十人死亡。

墨西哥對戰爭的很大一部分貢獻源自於1942年1月的一項協議，該協議允許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國民加入美軍。[24]在戰爭的最後一年，墨西哥派出了一個打着墨西哥國旗的空軍中隊：墨西哥空軍第201戰鬥機中隊（英語：201st Fighter Squadron），該中隊在菲律賓與日軍作戰。[25]除了這些，數以萬計的墨西哥人在戰爭年代通過布拉塞羅計劃（英語：bracero program）被雇用為美國的農場工人，該計劃在戰後的幾十年裡繼續發展並擴大。[26]

二戰刺激引起了一個被稱為「墨西哥奇蹟（英語：Mexican Miracle）」的墨西哥快速工業化的時代。[27]墨西哥向美國提供的戰略原材料遠超其他國家而美國的援助也刺激了工業的發展。[28]阿維拉總統因此得以能夠利用增加的稅收改善國家的信用，投資於基礎設施，補貼糧食，並提高工人薪資。[29]

加勒比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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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古巴（英語：Cuba during World War II）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多黎各（英語：Puerto Ricans in World War II）
 
1940年2月，德克薩斯號戰艦 (BB-35)駛入哈瓦那港（英語：Havana Harbor），在其背後的是莫羅城堡

二戰爆發時，費德里科·拉雷多·布魯為古巴總統，但實權卻掌握在作為軍隊參謀長的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手中。[30]1940年時古巴總統布魯拒絕九百名乘坐聖路易斯號抵達哈瓦那的猶太難民入境。在美國和加拿大同樣拒絕接受這些難民後，他們被迫返回歐洲，許多人最終在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遇害。[31]後來巴蒂斯塔在1940年的選舉（英語：1940 Cuban general election）中被選為總統。隨着美國對軸心國的戰爭日益臨近，他與美國合作。古巴於1941年12月8日對日本宣戰，並於12月11日對德國和意大利宣戰。[32]

古巴也是加勒比海戰役（英語：Battle of the Caribbean）的重要參與者，其海軍以技術和效率贏得了聲譽。古巴海軍護送數百艘盟軍船隻通過敵對水域，在護航和巡邏任務中飛行了數千小時，並從海上救起兩百多名因受德國U型潛艇襲擊而沉沒船隻的受害者。六艘古巴商船被U型潛艇擊沉，約八十名水手遇難。1943年5月15日，古巴潛艇追擊隊的一個中隊在布蘭基扎爾島附近擊沉了德國潛艇U-176。 古巴通過租借計劃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美國軍事援助，其中包括空軍基地、飛機、武器和訓練。 美國在關塔那摩灣的海軍基地也是美國本土與巴拿馬運河或加勒比海其他地點之間的護航艦隊的基地。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和納粹德國對美國宣戰後，多米尼加共和國向德國和日本宣戰，儘管它沒有直接派遣軍隊、飛機或船隻，但依舊有一百一十二名多米尼加人加入了美國軍隊並參戰。[33]1942年5月3日，德國潛艇U-125在牙買加以西五十英里處用一枚魚雷和甲板炮的三十二發炮彈擊沉了多米尼加的聖拉斐爾號，一人遇難，三十七人倖存。1942年5月21日，德國U-156號潛艇在馬提尼克島法蘭西堡附近擊沉了多米尼加的特魯希略總統號，二十四人遇難，十五人倖存。[34]但在戰爭期間，關於親納粹的多米尼加人向德國U型潛艇提供食物、水和燃料的傳言比比皆是。[35]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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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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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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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影片連結
  Presentation by Mary Jo McConahay on The Tango War, September 18, 2018, C-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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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ccles, Karen E. and Debbie McCollin, eds. World War II and the Caribbean (2017) excerpt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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