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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街鼠疫災難

日本在1940年10月对中国浙江鄞县开明街一带发动的细菌战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浙江鄞縣城關鎮開明街一帶發動生物戰，造成開明街鼠疫災難，即寧波細菌戰。[1]此次襲擊是日本陸軍731部隊和1644部隊的聯合行動，[1]731部隊成員也將此次遠征稱為「杭州作戰」，[2]:89並且將其中對寧波、衢州、杭州的攻擊又稱為「寧波作戰」。[3]作戰飛機由杭州筧橋機場出發，[2]:89空投小麥、粟米、棉布碎片和裝着鼠疫跳蚤的沙子。[1]自1940年9月起，寧波、衢州等地受到多種形式的細菌襲擊，直到10月末空襲寧波後，才出現鼠疫流行之報道。[4]

開明街鼠疫災難
寧波細菌戰
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日期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
約10月27日—12月1日
地點
 中國浙江省鄞縣城關鎮開明街一帶
參戰方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國 鄞縣政府
中國 浙江省政府
中國 國民政府		 大日本帝國 石井四郎
傷亡與損失
1554名居民病死 沒有傷亡
 若非特別註明，本條目所有時間皆為東八區標準時間（UTC+8）。

鼠疫暴發後，鄞縣當局在疫區周圍築起一道4.3米高的隔離牆，分類隔離病人和疑似感染者，最終將開明街一帶焚毀以根除疾病。[5]直到1960年代，這片被焚毀的區域仍被稱為「鼠疫場」。[6]根據日軍731部隊軍醫金子順一的博士論文顯示，1940年10月27日，731部隊在浙江寧波上空利用空軍飛機散播2公斤的鼠疫菌，導致一二次感染的死亡人數共計1554人。[7][8]

1940年的寧波細菌戰有着充分的檔案記錄，以及中國方面的充分調查。襲擊利用重型轟炸機低空飛行投撒物品。使用的細菌傳染性極強，立即引起受害者的恐慌和警覺，日軍本以為在寧波這樣一個人口密集的地區，病原體會在人與人之間迅速傳播，但這些期望並沒有實現。[9]對於日軍來說，寧波細菌戰的結果使其認為鼠疫跳蚤是此後最重要也最為有效的細菌武器。[2]:98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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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武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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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日本簽訂《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同意在戰爭中不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10]隨後，石井四郎前往歐洲和美國考察，歸來後倡議建立設施研究生化武器，於1933年秋起開始在滿洲國進行人體試驗，作為可行性研究，隨後於1936年在平房成立731部隊，隨後相繼設立北京1855部隊、南京1644部隊、廣州8604部隊，以使用人體進行生物和化學武器試驗。到1939年底，整體的人員規模達到10,045人，其中4,898人在東京和平房工作。1942年又在新加坡設立9420部隊。[9]

早期實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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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曾欲在對華作戰速戰速決，然未能成功。在如此背景之下，日軍開始使用細菌武器。[10]1939年夏，日軍在諾門坎戰役中對蘇聯和蒙古軍隊使用生化武器。[11]6月13日，日軍在紹興瀝海所一帶空投大量白色粉末。6月15日，紹興內河水上警察局對樣本進行化學檢驗並未發現異常，隨後通過細菌分類培養法培養，發現其中一個試管出現明顯的渾濁，一個試管出現棉花狀的漂浮物，用顯微鏡觀察到破傷風、白喉等病菌。空投後幾日內，紹興晴朗的天氣不適合病菌生長，因而並未造成疫情暴發。這是目前已知日軍在浙江最早的細菌武器攻擊記錄。[12]

 
1940年中日戰場態勢

作戰實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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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除在1910年左右上海曾暴發鼠疫外[11]，浙江的寧波、金華、衢州等地及其周邊並沒有鼠疫流行，[13]鼠疫的潛伏期為2至8天。疫情暴發時，磺胺類藥物、鏈黴素和和其他抗生素尚未問世，因此寧波市民不可能獲得抗生素，而主要以血清治療。如果不經過治療，鼠疫的死亡率幾乎達到100%，而當地並沒有提前準備充分的血清供應。[11]自從19世紀中葉起，寧波便是美國長老會差會傳教以及實施醫療活動的重地，故而在戰爭期間，城中有美國醫師及教士。[14]:xiv

1937年抗戰爆發後，寧波成為中國獲取國際援助物資的重要港口，每天的貨物吞吐量超過萬噸。[2]:87-88當時的寧波有26萬人口，街道眾多、房屋密集、居民擁擠，衛生條件相對較差，人口流動性大，貨物進出頻繁，爲鼠疫通過人和貨物傳播擴散提供了條件。[2]:87-88開明街是一條南北向城市主幹道，為寧波老城主要商貿集中地。[15]:196

自1937年8月16日，櫟社機場首次遭到日軍空襲以來，日軍至少7次直接襲擊寧波城區。[7]1940年7月17日，日軍首次進犯鎮海口，但在22日被中國軍隊趕出，日軍於同年9月5日和10日再次空襲寧波城區。[7]

作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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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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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

1940年6月，日本陸軍本部正式討論細菌武器的使用問題，並發佈開始細菌作戰的命令。6月5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的荒尾興功、支那派遣軍參謀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隊長代理增田知貞共同開展關於細菌戰實施的協商，最終決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為攻擊目標，並採取用飛機散佈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的方式作戰。7月25日，日本關東軍發佈《關東軍作戰命令丙第659號》。8月6日，一列重兵押運的火車從731部隊的平房出發，開往杭州。這列火車上裝載着「空投炸彈700發、汽車20輛、70公斤傷寒菌、50公斤霍亂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而石井四郎則是這次行動的總負責人。[4]

1940年9月10日，支那派遣軍與負責細菌戰、由731部隊、1644部隊抽調而來的奈良部隊在杭州協商，選定攻擊目標為寧波、衢州，以金華為候補，以配合日本海軍自1940年7月起對寧波港的封鎖。[2]:87-88日軍也將此次作戰稱為「杭州作戰」。[2]:89按照計劃，飛機從杭州筧橋機場出發，投放石井四郎自己研製的石井式陶瓷細菌彈，以及棉絮、碎布等物品以保護跳蚤。[12]布匹上佈滿感染霍亂和鼠疫的跳蚤，以感染老鼠，並最終會轉移到人類宿主身上。[14]:xii,128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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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1940年浙江細菌戰

1940年10月4日，衢州發現日機撒播小麥、烏麥等物品。[13]當天下午，衢縣縣長下令衢州居民集中燒毀空投物品。10月10日起，空投區域陸續發現病死者。[16]衢州的空襲並未引起省政府的注意，後者反倒在關注並非由日軍引起的麗水慶元的鼠疫疫情。[11]日軍吸取衢州作戰的教訓，使用流線型的箱子裝跳蚤，投撒時用電動開關打開箱子。[2]:8910月22日，日本軍機飛抵寧波上空，撒播小麥等物品。[17]

10月27日早上7點左右，寧波市區響起空襲警報聲，日本軍機在市區街道上飛行，扔下的不是炸彈，而是傳單。據事件親歷者胡賢忠描述，傳單上面畫着日、德、意國旗和兩手相握表示「中日親善」的漫畫，指重慶正在遭受饑荒之苦，人民生活艱難，而日本人民卻衣食無憂，還有餘糧用來幫助你們。下午2時許，日軍的飛機再次出現，空投下大麥、小米、麵粉，還有一團團的棉花球。[7]在寧波的美國傳教士阿奇博爾德·克勞奇（英語：Archibald Crouch）在日記里指出，飛抵寧波的日軍飛機過往都是成群出現，此次卻只有一架，非同尋常，並且觀察到飛機後似乎釋放一團雲向下散去。本地居民並沒有過鼠疫的經歷，當天也並沒有人提到過這是一起生物武器襲擊。[11]

疫情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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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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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區東后街內景

1940年的寧波尚未通自來水，因此家家戶戶習慣在天井屋檐下安放一兩隻七石缸，儲存飲用與煮食用的雨水。10月27日晚，寧波降下大雨，將房頂上的麥粒沖入水缸，被家禽啄食，導致家禽死亡。[18]人們發現開明街、東后街一帶跳蚤驟增，[19]但並沒有出現齧齒類動物死亡的報道。[11]當天坊間風傳日軍空襲實際上是生物武器襲擊。[11]

10月30日，[11]滋泉豆漿店的老闆夫婦雙雙離世。[6]隨後，隔壁的王順興大餅店、胡元興骨牌店，以及中山東路的元泰酒店、寶昌祥內衣店，還有東后街一帶，相繼有人死去。[18]

 
鄞縣開明街染疫最嚴重之商鋪

11月1日上午，開明街、東大路、東后街、太平巷中的近十戶人家有死者出現，且越來越多人出現感冒發燒徵狀。人們去醫院獲取奎寧，但毫無效果。至當日末共9有人死亡。[7]當日，鄞縣縣府請來醫師，組成防治委員會，中心醫院院長張方慶擔任醫務處處長，孫金鉐擔任主治醫師。孫金鉐醫師根據患者徵狀進行了初步診斷，懷疑為鼠疫，並且認為大多數患者患有的是敗血型鼠疫（英語：Septicemic plague），少數是腺鼠疫，未發現肺鼠疫患者。[20]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表示尚不能確定是否為真正的鼠疫。[3]

11月2日，據《時事公報》報道，鄞縣城關鎮開明街發現一種急性疾病的流行，蔓延情況嚴重。報道稱，3天內已有超過10人死亡。[3]染疫者出現的徵狀包括高熱、頭痛、眩暈、步態蹣跚，有時神志不清，淋巴腺腫脹疼痛，[18]臨死前還伴有腹瀉等徵狀。[3]最初發現時，有人誤以為是橫痃（英語：Bubo），也有人認為是惡性瘧疾。[20]11月2日晚，鄞縣縣府即對街區實行封鎖隔離。[19]

11月3日，已有16人死亡，次日又有7人死亡。最多的一天有20人因病死亡。數日間開明街上一度可聞可見出殯時的哀嚎與喪服。[18]當日，丁立成醫師注意到奎寧對患者毫無效果，且患者頸部淋巴結腫脹，便從患者王仁林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塗片，後來又從12歲的患者俞元德身上抽取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化驗。[6]樣品由華美醫院檢驗師許國芳檢測出鼠疫桿菌，之後又經過多次檢驗，[18]並且經過由浙江省衛生處吳昌豐對培養所得的細菌覆核，最終確認是鼠疫。[6]

11月4日，丁立成向《時事公報》發表關於此次疫情「實系鼠疫」的聲明。[19][18]

隔離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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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公報》11月5日防疫專輯
 
染疫者避居地圖

11月4日起，[4]疫區周圍的5000多平方米被劃定為隔離區。[18]鑑於大禹王廟（今址南雅社區）距疫區過遠，輸送病員不便，於是在疫區內同順提莊設立甲部隔離醫院，收治徵狀明顯的病人。在疫區旁開明街上的開明講堂設立乙部隔離醫院，收容患疫嫌疑者。[19]

11月5日，本地報紙《時事公報》發佈題為「巨禍，全體市民一起來撲滅鼠疫」的正式文告，[18]同時刊發第一份防疫專輯，隨後每天都繼續登載防疫動態。[6]

 
振昌祥學徒陳德友患疫病死於一渡船
 
鄞縣防疫處工務組掩埋隊工作情形

鄞縣縣府秘書章鴻賓旋即臨時掌握縣府，[19]於11月6日成立鄞縣防疫處，同時組建外逃病人搜查隊。[2]:93鎮公所也發佈通告，拒絕收留疫區居民。[18]學校、公共場所、旅館、飯店紛紛停止運營。當日起，禁止各家自行掩埋屍體，所有病死者的屍體被要求送到西南郊區的老龍灣（今南站附近）深埋。[4][20]

 
鄞縣防疫處乙種隔離醫院女病房

11月7日後，鄞縣防疫處設立甲、乙、丙三部，分別收治確診鼠疫患者、疫區內無徵狀待觀察居民、疫區內外疑似患者。從鄞縣疫區的全圖來看，甲和丙兩部隔離醫院分別設於疫區內的同順提莊和開明庵，而乙部隔離醫院則設於永耀電力公司營業所大樓（今永耀大酒店）內。[19]

針對疫區內的物資處理問題，鄞縣防疫處設立財產登記處，對所有疫區內的房屋和物品進行登記。對於貴重物品或可移動物品（諸如衣服、雜物及家具），必須消毒後才能移出疫區。因此防疫處還在疫區西南角的開明巷空地上建造兩座大灶用於沸煮消毒。消毒人員穿戴防護衣和帽子，根據登記冊的戶口信息，由擔架隊逐戶搬出物品並消毒[19]，由家屬負責領取。[20]

11月8日，鄞縣縣府舉行第二次防疫會議，要求疫區居民和其他相關人員必須接受鼠疫菌苗的預防注射。為此，縣府專門成立一個預防注射隊，覆蓋範圍以開明街疫區為中心，東至碶閘街，南至大梁街，西至南北大路，北至倉水街的城區中心，所有居民都需要接種，後來縣域內各中小學學生亦被要求接種。[6]11月10日，浙江省衛生處處長陳萬里率領國民政府衛生署第17防疫隊，帶着疫苗抵達寧波。[4]最終共有23343人次接受注射。[6]

 
開明街疫區築牆情形

11月8日起，[4]疫區外圍建起一丈（3.3米）高以上的空斗牆，表面抹上泥漿，並在牆頂覆蓋弧形白鐵皮。牆外還挖掘3尺（1米）寬、4尺（1.3米）深的隔離溝，以防止疫情擴散，確保鼠疫跳蚤無法外逃。為防止疫情擴散，消毒隊採取一系列措施：他們主要負責用白紙封閉沿街壁縫，並沿途使用石灰水灑掃。店鋪和房屋被封閉，經過12小時的硫黃熏蒸消毒。他們還撬開天花板和地板，將石灰水澆注其中，以徹底清除死鼠的屍體。此外，疫區內的狗、貓等家畜全部被撲殺。[18]

11月14日，外逃病人搜查隊追回14名患者。[2]:93後又陸續追回疫區外逃的共38名居民，然而在逃出疫區後死亡的人數竟達到32人之多。[18]11月15日起，負責封鎖和隔離的人公開表明對自身安危之擔憂。10月23日起，開始有民眾投訴抗議隔離措施，並且本地媒體開始質疑疫情的真實性，這些質疑和提出異議者遭到官方駁斥與譴責。但少有質疑隔離措施本身者，表明社區理解所對應的風險，並且支持此類行為。[11]

焚毀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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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街燒毀之過程
 
鼠疫罹難者分佈

疫區內約有200多間房屋，大多是磚木結構。沿東大路和開明街一帶的街面房屋通常有三層樓或假三層樓。后街以內的房屋大多是二層樓或平屋。為徹底消滅疫源，專家經過研究認為，疫區相對集中，並且位於鬧市區。疫區房屋地下，曾經是一條小河。這條小河在在東大路擴建時由業主購買並部分填實，但有些地方仍然是河道，並在其中堆積有污物，很難用其他方法進行徹底消毒。[20]

11月28日的鄞縣第十九次防疫會議上，由於疫區的房屋簡陋，且地處低洼地，是老鼠和跳蚤繁殖的最佳場所，縣府決定焚毀疫區。焚毀工作於11月30日晚上7點開始，由省衛生處和寧波本地人士負責。在焚毀之前，臨近街道都斷絕交通，周圍的房屋也由消防隊保護。只有貴重且可以消毒的東西可以取出，除此以外疫區內的其他物品一律被焚毀。[6]省衛生處處長陳萬里察勘後表示同意。[20]

1940年11月30日，鄞縣縣府開始對疫區的所有房屋實施焚毀計劃。[19]鄞縣縣府在疫區內選定幾個點作為燃火點，擺放好稻草，澆上火油，並規定放火人員的進出路線。外圍設有嚴密的軍警戒備，全市消防隊也出動，負責保護疫區以外的房屋安全。[20]下午六七點，[20][7]疫區內的11處同時點火，持續達4個小時。整個疫區內的所有住宅、商店和工場都被大火吞噬。總計115戶家庭、137間房屋，以及5000平方米的建築物皆被焚毀。[7]火勢蔓延到東大路時，大火熏黑了對面街屋的外牆並不時有火星冒出，消防隊遂用噴水龍頭對準這排街屋噴水以保護對面街屋。另外北太平巷道路狹窄，另側房屋亦有被火勢波及之虞，消防隊在此處也設有噴水龍頭專門保護。[20]

具體被焚燒的範圍包括中山東路224號至268號，開明街64號至98號，東后街143號至138號、136號、134號、132號至120號、118號，開明街庵內二樓住房8間、前後小披5間、高平屋3間，太平巷三樓市房28間，二樓市房3間。[21]

12月1日，寧波發現最後一例鼠疫病例，此後再無新的病例發生。[2]:901941年日軍進駐寧波後，又將圍牆拆除。1945年後，逐漸有人在其上搭蓋街屋。[20]直到1960年代，這片被焚毀的區域仍被稱為「鼠疫場」。[6]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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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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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疫源說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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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至11月，浙江省衛生處的陳萬里和從事浙江鼠疫防治工作的劉經邦等人，並不認為當時鄞縣鼠疫是由於「敵機散毒」所導致的。[3]11月5日，《時事公報》刊登一篇名為《推究病源》的文章，否定「敵機散毒」猜想，並提出「本地疫源」說。文章指出，此次在本地開明街東后街一帶發生的類似鼠疫事件，通過事實推論，可能存在以下因素：東后街一帶曾有城濠一道，填塞河道時多以垃圾堆填。在原先河道的垃圾堆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死鼠夾雜其中。由於死鼠長時間腐爛，或者垃圾中產生有害的病菌，一旦侵入人體，就會引發類似鼠疫的發生。[22]

敵機散毒說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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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鼠疫在人類中暴發前，會首先在本地的老鼠中傳播，但此次襲擊中這種現象並沒有發生。[23]1940年11月27日，陳萬里在視察衢縣鼠疫防治時途經金華，親眼目睹一架敵機散佈白色物品，伴隨着一縷白霧。他立即要求縣長搜集備檢，並將情況電呈上級。[3]1940年11月28日，[13]日軍空襲金華，拋灑魚子狀顆粒物，被證實含有鼠疫桿菌。[12]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電告各縣縣長，要求若發現疫情應立即電報省政府並成立防疫委員會，及時封鎖疫情、隔離病人。[12]同時，他還致電蔣介石匯報情況：[13]

急。重慶行政院長蔣、委員長蔣。密。上月二十八日敵機空襲金華，二架散佈白煙，並有魚子狀顆粒落下，經人民搜集送檢，由本省衛生處陳萬里、軍政部第二防疫大隊劉經邦、本省衛生處防疫專員柯主光、本省衛生處第二科長鄭介安、本省衛生試驗所技正吳昌豐五員，在嚴密檢驗下，鑑定其形，業經辨明系鼠疫霍菌。除繼續由該員等施行其他生物學試驗，謹電呈報。永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叩。歌生。印。

1940年11月29日，《時事公報》報導，11月28日，日機襲擊金華，除投放毒氣外，還釋放革蘭氏陰性桿菌，企圖攻擊無辜民眾。到12月3日，《時事公報》再次提出寧波鼠疫的源頭是「敵機散毒」，但並沒有做出斷言，只是表示「敵人居心險惡，放毒事屬可能」。然而對於寧波疫情是否來源於「敵機散播」，寧波衛生官員仍然無法達成一致。[22]

12月10日，陳萬里向國民政府報告稱：「緣自發病前一星期，敵機曾在疫區上空擲下小麥2升左右，是否與疫病有關，未能斷定。」到12月中旬，陳萬里、劉經邦和柯主光確認衢縣、金華兩地的鼠疫是由「敵機散毒」引起的結果，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在向國民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寧波鼠疫和日軍機撒播疑似有極大關聯，並且有日軍機在金華散播鼠疫桿菌的證據，可以證明日軍在發動細菌戰。[22]當月，浙江省出台《浙江省敵機空擲物品緊急處置辦法》。[24]

然而當浙江省衛生廳防疫處長陳萬里等人向國民政府衛生署報告「敵機散毒」說後，包括伯力士（Robert Pollitzer）在內的國民政府衛生署專家，並不認可這樣的說法。[22]伯力士認為，僅憑顯微鏡檢查並不足以確信，鼠疫桿菌只能在某些條件下生存，而且肺鼠疫主要通過病人的咳嗽傳播，敵機散播帶有鼠疫桿菌的顆粒是否有效仍存疑。衛生署對此表示認同，並決定派遣專家前往浙江調查疫情。[3]

衛生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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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制疫情，開明街疫區遭到大火焚毀

1940年12月，國民政府衛生署在重慶召開全國衛生技術會議，商討寧波鼠疫疫情。參與會議的微生物學家陳文貴指出，日軍在中國發動了細菌戰，被會議主持人指責為神經過敏。[25]國民政府收到控告指疫情並非鼠疫，焚燒房屋也並無必要。[20]

容啟榮等人於1940年12月下旬出發，前往浙江展開調查。[3]伯力士在到達寧波之前在省衛生所已經確認血片的情況，並核實病情和發病經過等情況。調查提出兩種可能，一種是疫情來自外地傳播，因為浙南慶元曾經發生過鼠疫，另一種則是日本飛機投放攜帶跳蚤等物質的麥子和穀物傳播的。但從慶元到寧波的交通非常不便，沿途地區都沒有發生疫情。日本飛機撒下麥子和穀物最多的地方，也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此外，疫區內發現奇怪的跳蚤，體型稍小，呈紅色，與本地跳蚤迥然不同。[20]

1941年1月16日，容啟榮等人在陳萬里、劉經邦、吳昌豐、衛生署17隊隊長葉樹棠和鄞縣衛生院院長張方慶的陪同下，於17日下午抵達鄞縣，18日實地調查華美醫院、鄞縣中心醫院以及已經焚毀的開明街東大路疫區，並聽取報告。18日下午接受鄞縣縣長俞濟民的邀請，與陳、劉、張院長以及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等人在縣府會談，俞縣長等人報告該縣防治鼠疫的經過，並提到1940年10月27日敵機襲擊鄞縣時在該區散佈小麥等物的情況。俞縣長等人懷疑與疫情有關，因為在10月29日發現鼠疫後，查閱疫區，發現已經有數處小麥發芽。 [3]

1月19日，容啟榮等人在安平旅館邀請各負責人談話，20日離開鄞縣，24日則前往上饒向顧祝同匯報調查經過和結果，並提出三條調查結論。其中第三條結論認為，鄞、衢兩地的鼠疫是否與敵機散佈麥蚤等異物有關，因為當時檢查程序不完備，無法確證其帶有鼠疫桿菌，而且兩地鼠疫病例的傳染情況記錄不詳，也沒有大量死鼠的發現，因此無法確定與敵機之間的關係，懷疑不足。這表明容啟榮等人的調查結果基本與伯力士的判斷一致，即鄞縣的鼠疫是由敵機散毒引發的因果關係存在懷疑。[3]

1941年3月5日，浙江省衛生處處長陳萬里致電鄞縣俞濟民縣長，要求將事後小麥生長照片呈繳，以憑匯轉中央核備，又稱「該縣上年鼠疫病例詳細記錄暨病人發病時有關調查，中央來文催送。除製發表式逕電請縣衛生院遵照填報以憑匯轉外，仰即督促辦理為要」。此外還致電鄞縣衛生院張院長要求「該縣上年鼠疫病例詳細記錄，仰全數抄送，並隨電檢發鼠疫病人調查表式一份，並仰分別填報，統限文到十日內，電繳以憑，匯轉中央，至所有病人之隔離情形及整個時期之檢疫工作，亦應詳報為要」。[26]

後續調查與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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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4日，日軍以同樣手法襲擊常德，導致2810人感染鼠疫。襲擊發生後，陳文貴立即率隊前往調查，親自主刀對屍體解剖，將患者淋巴結穿刺血液注射入豚鼠體內，豚鼠五日後死亡。通過觀察患者樣本切片，以及病理學分析，斷定病人死於鼠疫桿菌所引起的敗血性感染。陳文貴用掌握到的證據，寫出《湖南常德鼠疫調查報告書》確認日本細菌戰，但國民政府認為事關國際信譽不得謊報疫情篡改報告。這份報告直至1950年才從檔案中重見天日。[25]

日本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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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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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方通過監控本地媒體報道和派遣軍機定期飛越來監控疫情。[11]由於空襲成功造成鼠疫流行，石井四郎欣喜，並且總結出，成功的襲擊不應該從高空散佈細菌，且應當將跳蚤和病菌一同釋放。石井四郎還特地將寧波鼠疫戰拍攝成紀實電影以宣傳戰果。[2]:97-981940年11月25日，日軍參謀總部發佈指示，要求終止該項試驗，各參與人員返回原單位並注意保密。[2]:991940年底，天皇下令擴建731部隊，將整個部隊的人員數擴充至3000人，新成立海拉爾支隊、孫吳支隊、海林支隊、林口支隊，從1940年起每年撥付給731部隊1000萬日元的經費。731部隊長石井四郎也於1941年3月1日晉升為少將。[2]:100

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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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場圍牆，拍攝於1941年日軍攻佔寧波後

1941年4月，日軍佔領寧波後，立即展開對寧波鼠疫攻擊效果的調查。根據1941年4月15日的《井本日誌》記載，關東軍從731部隊抽調5名研究人員到南京與1644部隊聯合去調查寧波鼠疫攻擊效果。5月初，11個日本高級將官到疫區附近找當時負責防疫工作的金體熔，詳細詢問寧波鼠疫發生經過，包括何時、何地、最初發生於哪一家、是否有飛機散發小麥、是否有民眾指責日軍等等，持續約兩個小時，並將詢問內容詳細記錄下來。[2]:91-92

金子順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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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5日，東京「解明731細菌戰部隊實態」市民組織代表、日本慶應大學名譽教授松村高夫（日語：松村高夫）和中國細菌戰遺屬王選等5人在東京主持召開記者會。他們敦促日本政府公開細菌戰資料，勇於面對歷史真相。該組織在京都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館內發現二戰期間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所的軍事機密報告書的第一部分《PX效果略算法》（日語：PXノ效果略算法）。這份報告書直接記錄日軍在中國實施的細菌戰行為，因此使得日本政府聲稱沒有731部隊實施細菌戰的證據的立場受到挑戰。[27]

報告書封面印有「軍事機密」字樣，內含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所一名資深軍醫的姓名和他1943年12月14日記錄的內容。[8]:封面PX是一種細菌戰武器（有後續研究認為PX致病源為感染了鼠疫桿菌的跳蚤[28]），報告旨在試算戰場上使用該類型細菌彈擴散的效果[8]:第一緒言。報告同時列明1940年至1942年在吉林農安、黑龍江大齊、浙江衢縣、寧波、湖南常德、江西廣信、廣豐、玉山各地實施6次PX的使用量以及受感染者的表格。[8]:第一表-既有作戰效果概見表報告指出，以上地點超過近2.6萬人受到一次或二次感染[8]:第一表-既有作戰效果概見表。

依照該部分論文內所示內容，1940年10月27日，731部隊在浙江寧波上空利用空軍飛機散播2公斤的PX，導致一二次感染的死亡人數共計1554人。[7][8]:第一表-既有作戰效果概見表根據論文圖表顯示的數據，寧波鼠疫於10月30日開始流行，31日有3例患者，11月1日增至9例，6日達到13例的高峰，8日為10例，9日為8例，12日為7例，此後逐漸下降，直至12月7日最後1例，共持續39天，總計112例患者。[8]:第一圖-寧波市內鼠疫發生狀況從疫區外逃出的患者又創造「第二次感染」的條件。根據日軍在寧波的走訪研究，發現有1450人在第二輪感染中死亡。[2]:93-94

寧波大學細菌戰調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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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寧波大學大三學生張華星發起並成立「寧波大學細菌戰調查會」，並擔任會長。自2004年起，該社團歷經十多年，調查會成員利用假期走訪寧波多個村鎮，調查寧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數，沿着浙贛鐵路尋訪爛腳老人。鼠疫是一種烈性傳染病，發病後患者很快就會死去，倖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後來他們更多關注的是「爛腳病」——一種由炭疽桿菌引起的皮膚潰瘍綜合症。[18]患者的腿上潰爛的傷口會一直持續，並散發出惡臭。[18][29][30]這些患者大多生活困難，飽受疼痛的折磨，但許多老人認為調查會成員的到來本身就是一件令他們開心的事，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捐贈。[18]

2011年10月公佈的《PX效果略算法》一文指出[31]，731部隊在寧波播撒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為證實二次感染人數，田昉帶領寧波大學細菌戰調查會成員展開新的一輪調查。2012年2月，田昉和10名學生前往慈城、鄞江、姜山、方橋等地，歷時8天挨家挨戶地尋找鼠疫暴發時已經記事、如今年事已高的老人。但因為鼠疫死亡率高，倖存概率低，調查難以取得進展。[32]

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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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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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伯力審判

1949年12月25日，蘇聯在伯力展開對日軍細菌戰戰俘的審判。日本戰俘們在審判中坦言1940年在寧波細菌戰的事實。柄澤十三夫供稱，在寧波的試驗是首次實戰試驗，並且因為在敵軍領土內進行的，所以實驗結果未能確切查明。但日軍還是根據寧波報紙記載的信息以及實驗室試驗數據得出結論。[22]

1949年12月29日，蘇聯醫學科學院院士茹可夫-韋列日尼科夫（俄語：Жуков-Вереж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等6位醫學生物學家組成的法庭醫學檢驗委員會，在研究軍事法庭審訊山田乙三、梶塚隆二（日語：梶塚隆二）、高橋隆篤、川島清、佐藤俊二（日語：佐藤俊二）、柄澤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平櫻全作等日軍戰俘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犯刑事罪一案的所有材料後指出，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第100部隊及日本駐華遠征軍「榮」字第1644部隊所進行的實驗與生產工作是為探究細菌武器製造和使用方法。法庭醫學檢驗委員會確認，1940年間，由石井四郎親自率領731部隊內一個裝備有大量傷寒菌、霍亂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戰鬥遠征隊到寧波一帶去，使用飛機散佈染有鼠疫的跳蚤，導致寧波一帶發生鼠疫流行症。[3]

根據伯力審判中的證詞，日軍的細菌戰採用兩種基本方式：飛機投擲和地面散佈。其中，731部隊長北野政次少將指，最有效的方法是從飛機上散佈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細菌，必要時可以到地面投毒。從飛機上散佈時，細菌被裝在一種特製炸彈內，或者由飛機上的一種特殊裝置散佈下來。而在地面上直接施放時，則是通過傳染蓄水池、牧場和牲畜來實現的。石井四郎曾指出，將細菌直接裝在炮彈內投撒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為空氣阻力大，溫度過高，赤痢菌、傷寒菌、副傷寒菌、霍亂菌和鼠疫菌等細菌會死亡，所以應當將其與跳蚤等媒介物一起投擲。[3]

伯力審判的消息傳到中國後，《浙江日報》於1950年2月7日刊登新聞，稱浙江省人民政府衛生廳職員王毓榛、鄭介安、俞漢傑、金秋等四人「為擁護蘇聯對日本細菌戰犯的審判」而提出書面報告，指出當日機連續在浙江各地散佈鼠疫細菌時，當時的浙江衛生部門不但不加以處置，反而為日軍掩飾，因此而譴責當時的浙江衛生部門。[22]

日本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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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731部隊細菌戰國家賠償請求訴訟

戰後，731部隊的活動一直保密，並未出現在東京審判中。[33]直到1981年《惡魔的飽食（日語：悪魔の飽食）》出版後才首度在大眾中披露。在20世紀上半葉，針對日本政府和與日本侵略行為，各相關方曾經提起過數十起戰時賠償訴訟，幾乎所有訴訟都被日本法院駁回。[34]日本政府從未正式承認日軍實施過細菌戰。[34]

1996年，一批日本反戰人士來到華調查細菌戰受害情況，表示願意幫助受害者起訴日方罪行。[7]1997年和1999年，兩批來自浙江衢州、寧波、江山、義烏和湖南常德的共計180名原告對日本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承認在華細菌戰的罪行，並向受害者道歉賠償。[7][33]在為期五年的審判中，731部隊的老兵承認參與活體解剖、培養炭疽、傷寒、霍亂等病毒，並向村莊投放鼠疫感染的跳蚤。來自中國的原告飛到日本作證，講述日本飛機低空飛過並投下被感染的小麥、稻米或棉花後，村莊中疾病神秘傳播的情況。[35]退伍軍人的一系列供認後，日本政府終於承認該單位的存在，但它仍然拒絕透露其具體活動。東京地方法院的辯論中，中方證人指出，與以往的疫情不同，1940年的鼠疫發生在冬天而不是夏天，並且由一種非本地區原生的跳蚤攜帶，殺死人類而沒有殺死老鼠。[36]

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在28場聽證會和大量證據的基礎上寫成書面總結，首次確認日軍發動了細菌戰。但許多原告對其賠償請求被拒絕感到憤怒，並要求上訴。[35]2005年，東京高等法院支持東京地方法院2002年作出的裁決，但駁回對日本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期間在中國發動生物戰的道歉請求。[34]日本最高法院隨後駁回上訴請求，指出國際法禁止外國公民直接向日本政府尋求賠償。[37]根據《海牙陸戰公約》第三條，不承認受害者個人根據國際法向國家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的權利，也不存在使得受害者能夠申索賠償的其他國際法。根據日本國內法，國家並不需要由於國家行為引起的對個人的傷害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38]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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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鼠疫場紀念碑

1995年9月3日，寧波市人民政府在開明街行人路上豎立一座紀念碑，上面刻着「侵華日軍細菌戰寧波鼠疫區遺址」，中間刻有「毋忘國恥，勵志圖強」八個大字，落款為「寧波市各界人士立於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日」。[39]2005年，紀念碑被遷移到天一豪景西側的細菌疫區原址。新建的紀念碑正面刻有「勿忘國恥，勵志圖強」八個大字，兩側刻有細菌戰史料和遇難者名單。[39]

2009年，海曙區委宣傳部、區文廣新局、區文物管理所和寧波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一同建立寧波開明街鼠疫災難陳列館，地址位於天一商圈黨群服務中心二樓。陳列館入口右側的曲面牆上記錄着所有遇難者的名單。大廳中間的沙盤中有當年開明街疫區的建築模型，是根據遇難者家屬胡鼎陽提供的《疫區總平面圖》還原而來。[18]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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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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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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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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