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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仇恨言論

網絡仇恨言論是一種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目的是基於種族、宗教、民族血統、性取向、殘疾和/或性別攻擊個人或群體。[1]網絡仇恨言論很難定義，但可以通過其所起的貶低或非人性化作用來識別。[2][3]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多邊條約試圖界定其範圍。多方利益相關方進程（例如《拉巴特行動計劃》）試圖提供更大的清晰度並提出識別仇恨信息的機制。國家和地區機構則試圖促進對仇恨信息的理解，使其更加紮根於當地傳統。[3]

互聯網的速度和覆蓋範圍使得政府難以在虛擬世界中執行國家立法。社交媒體是公開表達的私人空間，這給監管機構帶來了困難。一些擁有這些空間的公司對打擊網絡仇恨言論變得更加積極。[3]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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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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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論的概念涉及言論自由與個人、集體和少數群體權利的衝突，也涉及尊嚴、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它很難定義，但可以通過其功能來識別。[3]

在國家和國際立法中，仇恨言論是指基於目標的社會和/或人口身份，鼓吹煽動傷害的言論，包括歧視、敵視、激進化、言語和/或身體暴力行為。仇恨言論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鼓吹、威脅或鼓勵暴力行為的言論。這一概念還可以擴展到培養偏見和不容忍氣氛的言論，因為這種氣氛可能會助長有針對性的歧視、敵視和暴力襲擊。在政治選舉等關鍵時刻，仇恨言論的概念可能容易被操縱；煽動仇恨言論的指控可能在政治對手之間互相交換，或被當權者用來壓制異議和批評。仇恨言論（無論是通過文字、圖像還是聲音傳達）可以通過其所起的貶低或非人性化作用來識別。[2] [3]

法律學者和政治理論家傑里米·沃爾德倫 (Jeremy Waldron)認為，仇恨言論始終包含兩條信息：第一，讓群體外的成員感到不受歡迎或感到害怕；第二，讓群體內的成員感到他們的仇恨信仰是合法的。[4]

網絡仇恨言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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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少數群體問題特別報告員觀察到，網絡仇恨言論泛濫，這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5]社交網絡平台和為打擊仇恨言論而創建的組織都認識到，網上傳播的仇恨信息越來越普遍，並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以制定適當的應對措施。[6]根據收集全球網絡仇恨言論實例的網絡應用程式HateBase 的數據，大多數仇恨言論案件都針對基於種族和國籍的個人，但針對宗教和社會階層的仇恨煽動也在增加。[7]

雖然網絡仇恨言論與線下類似表達並無本質區別，但網絡內容及其監管仍面臨獨特的挑戰。這些挑戰與其永久性、流動性、匿名性和複雜的跨司法管轄性有關。

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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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言論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在多個平台上長期存在，並且可以反覆連結。正如在線仇恨預防研究所行政總裁安德烈·奧博勒 (Andre Oboler ) 所指出的那樣，「內容存在的時間越長，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就越大，肇事者也更加自以為是。如果你在早期階段刪除內容，你可以限制曝光。這就像清理垃圾一樣，它並不能阻止人們亂扔垃圾，但如果你不處理這個問題，它只會越積越多，進一步加劇。」[8]  Twitter圍繞熱門話題組織的對話可能會促進仇恨信息的快速廣泛傳播，[9]但它們也為有影響力的演講者提供了迴避信息的機會，並可能結束煽動暴力的熱門帖子。相反， Facebook可能會允許多個帖子並行繼續，而不被注意；創造更持久的空間，冒犯、歧視和嘲笑某些個人和群體。[3]

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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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的仇恨言論可能四處流傳。即使內容被刪除，它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得到表達，可能是在同一平台上以不同的名稱或在不同的網絡空間中。如果一個網站被關閉，它可以通過監管較不嚴格的網絡託管服務或通過重新分配到法律對仇恨言論門檻較高的國家來快速重新開放。仇恨言論的流動性質也意味着，過去無法得到公眾表達和支持的不成熟的思想或受影響的行為，現在可能會出現在大量觀眾可以看到的地方。[3]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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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性也會給處理網絡仇恨言論帶來挑戰。網絡討論可能是匿名或假名的，這可能會讓人們在表達觀點時感到更安全，但也很容易助長破壞性行為。[10] 正如 「哨兵項目 」運營總監德魯-博伊德（Drew Boyd）所言，「互聯網賦予個人說出可怕話語的能力，因為他們認為不會被發現。這就是網絡仇恨言論如此獨特的原因，因為與在現實生活中承擔言論後果相比，人們在發表仇恨言論時感到更自在。」 [11] 中國和韓國對社交媒體實行實名制。Facebook、LinkedIn、和Quora都試圖啟用實名制，以更好地控制網絡仇恨言論。此類措施引起了強烈爭議，因為它們被認為侵犯了私隱權及其與言論自由權的交集。

很多網絡仇恨言論都是由網絡「噴子」發佈的，他們通常是使用假名的用戶，發佈令人震驚、粗俗且總體上不真實的內容，目的顯然是引發負面反應，但如果讀者與他們持有相同觀點，他們也可能意在影響或招募讀者加入他們的信仰。[12]社交媒體還為激進和極端的政治或宗教團體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組建、建立網絡和合作，傳播反建制和反政治正確的信息，並宣傳種族主義、反女權主義、恐同、恐跨性別等信仰和意識形態。[13]完全匿名的在線交流很少見，因為它要求用戶採用高度技術性的措施來確保自己不容易被識別。[3]

跨司法管轄區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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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複雜因素是互聯網的跨國影響力，這引發了在打擊仇恨言論的法律機制方面跨司法管轄區合作的問題。雖然歐洲、亞洲和北美洲都已簽訂了司法協助條約，但這些條約通常進展緩慢。許多私營部門互聯網中介機構的跨國影響力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為解決問題提供更有效的渠道，儘管這些機構也常常受到跨司法管轄區數據請求的影響（比如披露某一內容作者的身份）。[3]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對仇恨言論也有獨特的定義，這使得起訴可能在較不嚴格的司法管轄區尋求庇護的肇事者變得困難。[14]

與通過傳統渠道傳播仇恨言論不同，網絡仇恨言論的受害者可能難以知道應該向誰求助，因為平台、當地執法機構以及發表仇恨言論的人的當地執法機構都可能覺得這個問題不屬於他們的管轄範圍，即使有仇恨言論政策和法律。非政府組織和遊說團體一直在提高認識，並鼓勵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採取行動。[3]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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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技公司，例如Facebook，使用人工智能 (AI)系統來監控仇恨言論。[15]然而，人工智能可能並不總是一種監控仇恨言論的有效方式，因為系統缺乏人類所擁有的判斷技能。[16]例如，用戶可能會發佈或評論一些被歸類為仇恨言論或違反社區準則的內容，但如果目標詞拼寫錯誤，或者某些字母被替換為符號，人工智能系統將無法識別它。這一弱點導致人們試圖通過故意拼寫錯誤來規避審查算法，例如在COVID-19期間，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人使用「vachscenes」而不是「vaccines」 。[17]因此，人類仍然必須監控監控仇恨言論的人工智能系統；這是人工智能技術中一個常見的問題，被稱為「自動化的最後一英里」，[16]這意味着最後 10% 或 1% 的工作是最難​​完成的。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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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前線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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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伊斯蘭恐怖主義事件發生後，要求採取更多限制性或侵入性措施來遏制互聯網傳播仇恨和暴力潛力的呼聲很普遍，仿佛在線和離線暴力之間的聯繫是眾所周知的一樣。相反，如下例所示，表象往往具有欺騙性。Stormfront被認為是第一個「仇恨網站」。[18]它於 1995 年 3 月由前三K黨領導人創辦，很快成為討論新納粹主義、白人民族主義和白人分裂主義相關思想的熱門空間，先是在美國，然後在全球。[19]該論壇呼籲發動種族聖戰，煽動使用暴力抵制移民。[19]並被認為是招募活動分子和可能協調暴力行為的空間。少數探討過 Stormfront 身份的研究實際上描繪了一幅更為複雜的圖景。而不是將其視為協調行動的空間。[20]著名的極右翼活動家指責該論壇只是「鍵盤俠」的聚會。例如，據 De Koster 和 Houtman 報道，其中一位表示：「我讀過論壇上的不少文章，我覺得大家大驚小怪，但實際上卻沒有什麼動靜。激進主義/政治部分本身就很荒謬。[...] 更不用說只有四個人參加的集會了。」[21]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該網站的常規會員對這些指控做出的一些回應。正如其中一位辯稱的那樣，「當然，我有權發表意見，但不必積極付諸行動。[...] 我不參加示威活動，也不加入任何政黨。如果這讓我成為鍵盤俠，那沒關係。這樣我感覺很好。[...] 我並不為此感到羞恥。」[21]  De Koster 和 Houtman 僅調查了 Stormfront 的一個全國性分會和一個不具代表性的用戶樣本，但上述答案至少應該提醒人們，即使在主要功能是承載極端主義觀點的空間中，也要謹慎對待將言論和行為聯繫起來的假設。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在 2014 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發現該網站的用戶「據稱在過去五年中對近 100 人被謀殺負有責任。」 [22]

國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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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際人權文件和條約中沒有明確提到仇恨言論，但一些與人類尊嚴和言論自由有關的原則間接地提到了仇恨言論。例如，1948 年為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暴行而起草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七條規定了在法律下享有平等保護的權利，該條宣稱：「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23] 《世界人權宣言》還規定，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包括「不受干涉地持有意見的自由，以及通過任何媒體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23]

《世界人權宣言》在制定人權保護框架和議程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該宣言不具約束力。隨後，一系列具有約束力的文件應運而生，為言論自由和防止歧視提供更有力的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針對仇恨言論，第 19 條[23]規定了言論自由權，第 20 條規定禁止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仇恨言論。[23]其他更有針對性的國際法律文書也包含對仇恨言論定義和確定應對措施有影響的條款，例如：《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51 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1969 年），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影響較大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1981 年）。[3]

仇恨言論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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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有關仇恨言論及其管制的辯論中最常提及的法律文書，儘管它沒有明確使用「仇恨言論」一詞。第 19 條經常被稱為「公約核心」的一部分 ，[24]它規定了言論自由權。該條款規定了這項權利，還包括一般限制，任何限制這項權利的行為都必須符合這些限制才能合法。第 19 條之後是第 20 條，該條明確限制言論自由，適用於「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情況。[25]這項條款可以描述為體現仇恨言論的特定概念，因此將其納入的決定引起了強烈爭議。人權事務委員會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監督其實施而設立的聯合國機構，它意識到了這種緊張局勢，並試圖強調第 20 條與言論自由權完全兼容。[26]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言論自由權不是一項絕對權利。國家可以在有限的情況下合法地限制言論自由：

「3. 行使本條第2款規定的權利時，必須履行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行使本條第2款規定的權利時，必須遵守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僅限於法律規定並有必要的情形：（a）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b）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 」 [27]

第 19 條第 3 款與第 20 條之間，對言論自由權的限制有選擇性和強制性之分。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因此可以受到某些限制」，只要這些限制是法律規定的，並且是出於某些合法目的所必需的。第 20 條規定，任何鼓吹（某些種類的）仇恨，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行為「應受法律禁止」。儘管有跡象表明，根據第 20 條，法律應禁止哪些言論犯罪行為，但情況仍然很複雜。[28]特別是在概念化（i）仇恨表達、（ii）鼓吹仇恨的表達和（iii）具體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實際危害的仇恨言論之間的明確區別時，存在一個灰色地帶。雖然各國有義務禁止被視為「煽動歧視、敵意或暴力的宣揚仇恨的言論」，這與《公約》第 20 條第 (2) 款相一致 ，[29]但如何解釋這一言論，尚無明確的定義。[3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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