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尖锐化

阶级斗争尖锐化论，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概要

“阶级斗争”一词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阶级斗争加剧”则是列宁在1919年提到的。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发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必然的尖锐化。”

赫鲁晓夫在其《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称，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中的观点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查原话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与继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有相似性和不同性。

1956年，毛泽东批驳了斯大林所创立的理论、支持赫鲁晓所提出的夫法说：“斯大林不是这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随着中国在1956-58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也应该结束。毛泽东反而警告一小撮资产阶级残余和资产阶级残余思想仍然存在，开始提及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比如著名的口号“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表述的一样。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共产党内产生，并且从党内实行资产阶级复辟。这股党内资产阶级的首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强调要抗衡国内资产阶级并声称斯大林则更为重视所谓的西方间谍，忽视了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风险。

文革后期，毛泽东停止针对党内资产阶级，并且从根据经济或政治权力（过去或现在）来判断人们的阶级为何者这一做法，转变为仅根据他们的“阶级立场”来作出判断这一做法。

对相关理论的批驳

斯大林的坚定反对者、最终于1937年被处决的马特米扬·柳廷在其秘密流传并被称为〈柳廷纲领〉的手稿〈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中辩称，这一理论只是一种陈述性的理论，没有任何分析。在其支持下。特别是斯大林的主张，即事实上理论的唯一基石，即没有一个阶级在已知的革命中被击败而停止斗争，是没有根据的。斯大林并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例子，事实上，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情况恰恰相反。柳廷的结论是，这个理论为“针对农村主要群众的内战辩护”。

赫鲁晓夫主义的创立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指出，这是“大规模恐怖政策的理论辩护”。

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声称这个理论被用以为斯大林的政权服务，既可以作为其集体化政策失败的自我辩护（这应该归咎于破坏者，而不是计划的实施），又可以作为继续推行集体化政策的意识形态工具。大规模镇压：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抵抗随着其成功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它的敌人在考虑最终失败时会更加绝望地抵抗。因此，苏联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定义为敌人行动的一个例子，而敌人的行动可以被定义为进步的证据。

——蒂莫西·斯奈德，《血腥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

同样，拥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卢卡奇·格奥尔格在1968年批评该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斯大林的战术策略服务的工具：

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被实行的时期阶级斗争加剧一说的观点又是扭曲历史的例子。 ... 优先考虑阶级斗争加剧的想法有助于排除一切关于斯大林统治下政治局势真实性质的事实性理论讨论。俄罗斯被认为处于永久内战状态，政府决策纯粹是出于战术考虑，而那些不同意的人则被贴上公开或隐密的国家敌人的标签。仅仅从论理上反驳这些敌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在道德上诽谤他们，并且在社会上将他们污蔑为“有害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维持很容易导致阶级斗争加剧及其随之而来的秘密警察国家的论点的更新。如果强大的官僚机构仍然存在，并且如果这个官僚机构感到自己受到威胁，那么无论加剧论的错误如何，它都可以作为维持官僚机构权力的一种方式而更新。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驳斥了加剧论，但如果斯大林主义的政府结构保持完整，它就有可能再次被使用。

——格奥尔格‧卢卡奇，《纯粹的选择：斯大林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