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史

人類學史是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發展與演變的過程。「人類學」（Anthropology）一詞出現甚早，早在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中廣泛論述。但隨著西方文化對「人」的概念不斷改變，其指涉的意涵也有所不同。一直到19世紀晚期，今天所認識的人類學才在英國確立下來，作為稱呼這門研究人類整體與特殊性的學科之名稱。即使如此，之後的人類學仍經過若干次變革與反思，其主流理論與觀點已和其最初的理論觀點大不相同，甚至南轅北轍。唯一保留的是，今天的人類學仍強調文化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田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人類學史以各時期的重要理論進行時間上的劃分。雖然每個理論各有其主張，但基本關注問題在於各民族的差異性為何、人類學家（特別是西方文化人類學家）該如何察覺其研究對象〈特別指非西方的各民族文化〉的特徵、以及透過對異文化的研究反思西方文化或人類文明。由於絕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們是在西方社會，特別是英國與美國的環境中接受訓練，他們的研究理論往往受到西方文化中其他學科影響，特別是傳統人文學中的歷史學、哲學與文學，或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生物學等這幾門學科的影響格外深遠。此外，人類學理論介於科學與人文學的觀點，而非純然偏袒兩者中任何一方，這也是人類學史的一大特色之一。

人類學起源

以人類作為討論對象的學術思想並非近代的產物：西元前4世紀時，亞里斯多德在《論靈魂》（De Anima）裡便以形上學的角度討論人與植物、動物的差別。然而這些想法仍仍停留在

人類學發展

早期（1870年代—1910年代）

古典進化論

在這個時期，人類知識開始突飛猛進的增長，與此同時各式各樣的研究組織開始建立，知識探索慢慢地進入到一個專業化的時代。在經濟上，殖民貿易的產生使得西方與外界的各種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的誕生與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典進化論，或稱演化論誕生了。而古典進化論的產生是文化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的界碑。該學派活躍於19世紀60至90年代，成熟的標誌是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877）。

早期的人類學家通常被稱之為「單線進化論者」。他們堅信所有的文化基本上都沿著單一的發展線路以及同樣的階段在演變，即從野蠻到文明。德國的巴斯蒂安提出「心理一致說」，認為人類追求進步的心智和本質是一致的。面對當時不同的文明，摩爾根提出出社會進化大綱：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認為社會文化進步的路線與階段一致。同時在對親屬稱謂的研究當中，歸納出「分類式」與「說明式」兩種。古典進化論的人類學家相信人類和世界都是遵從自然、外在和既定的進步規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同質不整合（機械團結）到異質整合（有機團結）的方向發展。他們認為每一種親屬稱謂制度或形式，都是某種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反映。於是乎產生了家庭進化的觀點：血親家庭、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父權制家庭、專偶制家庭。進化論者相信人類心理一致，並且願意承認白人與非白人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但他們卻不願意接受兩者在文化上平等的觀念，認為某些文化確實優於其他文化。

在研究方法上，沒有形成理論化的體系。泰勒使用殘存法、比較法、統計法；而摩爾根則使用問卷調查法並深入實地進行調查（但是在他的調查中，還沒有形成田野工作的理論）。

古典進化論，沒有考慮環境與地理所造成的文化的區域性與民族性，其立論基礎是人類心智能力的一致性。然而這一理論以西方文化的「進步性」為前提，為歐洲中心主義作了論證。後來，普里查德在他的《論社會人類學》裡批評古典進化論是一種「猜想的歷史」或「推測的歷史」。古典進化論的基本結論與研究方法在20世紀初即被懸置。

傳播學派

傳播學派將人類社會文化的變遷歸因於從一起源地傳播到其他地方的學派。該學派於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發展。它反對的是獨立發明說和平行發展論，也就是對古典進化論的反駁。

德國學者拉策爾被認為是第一位偉大的傳播論者。他開創的「人類地理學」提出單一文化要素趨向於傳播到其他地方，而整體文化複合體則通過遷移擴散開來。他還提出了「文化區域」的概念。弗羅貝紐斯提出了一種重要的概念：「文化圈」。在他的基礎上，格雷布內爾提出了「地理文化圈」和「交迭文化層」。除此之外，施密特構架了四個基本文化圈：狩獵採集者、園藝種植者、精耕細作者、亞歐美的古代文明。

在英國，史密斯爵士與佩里兩人認為所有偉大事物都源自於埃及法老、木乃伊、金字塔和太陽崇拜，他們那個時代的所有文化不過是那個曾經輝煌之地的暗淡殘跡。佩里還有著述《太陽之子》。

該學派的理論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1. 其相信傳播是文化發展的主要因素。
2. 其認定文化采借多於發明。
3. 其認為不同文化間的相同性是許多文化圈相交的結果。
4. 其認為古典進化論忽略了傳播遷徙，並從傳播角度重構了人類文化史。

中期（1910年代—1970年代）

20世紀初人類學研究出現了重大轉折：在美國，歷史特殊論在1910年代後逐漸從一片爭議聲中興起，成為美國人類學界的主流。他們批判古典進化論與傳播論天馬行空般地將人類同質化，試圖將各文化視為不可比較的獨立單位，另一方面將鬆散的人類學界整合成嚴謹的學術體系，把人類學重塑成全貌觀（holism）的學科；結構功能論則在192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界扮演類似的角色。他們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並從功能論的角度分析不同社會，試圖以較實證的科學方式呈現社會的整體樣貌。雖然這兩個學派立足點與發展完全不同，但皆具備以下特點：

1. 他們將每個文化與社會視為獨立的平等單位，且有意識地迴避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想法。
2. 全貌觀被視為人類學家應具備的視野。一名人類學家研究其他社會與文化時不能僅有個別面向的了解，而必須有整體的認識。
3. 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取代比較研究法，成為人類學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從此田野調查變成人類學家的標誌，民族誌則是理論與研究的基礎。
4. 人類學家研究的文化（主要是西方人口中的「原始」文化）被視為「不會改變」的。猶如考古學家的發掘工作，人類學的目的在於「搶救」這些文化。

除了第四點外，前三點並未隨學派遷變而消失，反而流傳至今，成為人類學最重要的核心認同。

以上兩大學派位居主流地位，除了理論隨時間做出部分修正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受到其他學派挑戰。這段全盛時間裡，兩個學派組織各種學術機構，利用有限的資源將人類學推廣到英美各大學、政府機構、企業裡，使人類學擺脫俱樂部式的學術環境，逐漸轉型為大眾普遍認同的學院式學門。同時，他們在各大學人類學系裡吸收從兩國各殖民地與印度、中國等非西方文明來的學生，將他們栽培成學者後送回母國從事教職或進行研究，使得人類學開始擺脫西方文明的區域限制，將影響力深入各文化圈裡。由於他們的努力，人類學發展迅速，到1950年代中期時在英美已擁有數千名成員。但這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實際研究遇到的問題與大環境帶來的影響使質疑兩學派理論框架的聲音在1950年代後逐漸浮上檯面，其中最初的兩位挑戰者分別是過去數十年被刻意迴避的唯物論與修正過的多線演化論觀點。

1950年代初，唯物論以數種面貌重新出現在美國人類學界，其中生態人類學將文化與生態做連結，深刻影響到考古學界的新考古學學派。約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源自法國的結構主義風潮吹入英倫島上，使英國人類學界繼功能論後再次受到法國學派的影響。這兩個學派除了挑戰既有學派的理論外，也讓人類學被迫正視一個新問題：當各殖民地紛紛脫離母國控制，建立現代化的政治與社會體系時，人類學家要面對的還是過去被視為「一成不變」的文化群體嗎？新一代的人類學家為了解答這問題，除了繼續傳統的「原始文化」研究外，開始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心理學中找尋新理論，一方面從大格局探討全球化體系對各區域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深入

歷史特殊論

以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為首的歷史特殊論派（博厄斯學派）是一種以歷史特殊論作為基本理論核心，以文化區作為研究方法，以文化相對主義為研究態度而建立起來的人類學理論。

• 文化區分析法

文化獨立論：反對古典進化論和傳播論的主要理論工具。文化相對論：文化決定了文化。

• 文化區理論

文化區是一個人類學研究文化的單位。文化的最小單元是文化特質。

博厄斯的學生們給該學派作出了許多貢獻。克魯伯通過研究西方婦女服飾三百年的變化，提出文化形貌理論，主張「超有機體論」的文化觀。威斯勒的年代-區域假說提出：那些在外圍發現的文化特質較為古老，而在中心區發現的那些文化特質較新。羅維在《初民社會》當中強調「物質文化的歷史」與「社會組織的歷史」的張力。他認為通過物質文化來評判優劣是容易的，但是通過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則不然。薩丕爾在語言的研究中提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並在《語言論》指出「語言結構制約著思維模式，因而也決定著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還有兩位著名的女人類學家，分別是本尼迪克特與米德。本尼迪克特的研究重心在文化與國民性上，而米德則在文化人格上。

在自然科學獨大的年代，歷史特殊論伸張了文化的特性，起到了搶救瀕危文化的作用，並對美國的自由主義觀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它在批判已有理論的同時，卻沒有構建起完善的新理論。此外，它的文化觀厚古薄今，應用性比較差。

文化與人格學派

文化與人格學派又常被稱作「文化中的人格」，「心理人類學」，「心理文化分析」等，其定義也相當多。一般地來說，該學派強調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或由個人產生的心理事件存在著密切的關係，重點研究依文化而變化的個人，如個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會或文化要素的影響，如何在該文化的範圍內構築自己的人格等。

弗洛伊德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與卡迪納的基本人格結構，被看作是文化與人格學派的心理學基礎。

本尼迪克特的國民性研究呈現在她的兩部作品當中。《文化模式》指出文化就是「大寫的個性」，並總結出三種文化模式：阿波羅型、迪奧尼斯型、妄想或偏執型。而她對現代國家的國民性研究則是《菊與刀》。其帶有新精神分析的色彩，注重對於兒童早期經驗分析。

米德的觀點是文化決定人格。米德的《來自南海》三部曲：《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兒童的成長》、《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歸納出一些結論，例如她認為「以往我們歸諸於人性的東西，絕大多數不過是我們對於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各種限制的一種反應。」 同時關注於青少年成長的問題，她還在《文化與承諾》當中闡釋了文化傳承與代溝問題，並且歸因於文化。

此外，林頓關於文化與人格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在他的《人的研究》當中，他著重研究了個人心理結構如何影響文化。他與雷德菲兒德、赫斯科維茨成立文化涵化委員會，著重研究兩種不同文化的接觸、碰撞過程，文化的移入或適應的特點。他還提出了「本土主義運動」，他將其定義為「社會成員在復興或永久保持其文化精神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有意識有組織的努力。」

克拉克洪綜合各家觀點，重新定義文化的概念，並十分重視價值體系的研究。他主張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應當運用與現代的文明社會。在研究的方法論上，他主張跨學科的文化比較研究。

在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之中，許烺光認為「人格」這個概念應當是指個人一生中與社會文化產生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並主張用「心理人類學」來稱呼「文化與人格」。

當代人類學（1970年代以降）

詮釋人類學與象徵人類學

象徵人類學（Symbolic Anthropology，又譯符號人類學）或闡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人物有克里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與大衛·施耐德（David M. Schneider）等，興起於1960年代英美，視文化為一套由象徵與意義構成的象徵體系，因此人類學家必須視異文化為文本，藉由田野調查等長時間的研究方式，解讀並細膩地詮釋當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