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論辯
歷史
編輯1965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雜誌發表文章《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1]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報》全文轉載。郭沫若根據1965年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等墓誌，觀點是：傳世《蘭亭序》的作者並非王羲之，推論《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孫智永所依託。
南京書法家高二適寫就文章《〈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卻因各家報社懾於郭沫若和背後撐腰的康生而拒絕刊登。於是高二適將文章寄給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章士釗7月16日將高二適的文章轉呈毛澤東——
潤公主席座右。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也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髮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歷、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鑑，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綏
章士釗
謹狀
七月十六日
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2]
毛澤東看了章士釗的信及高二適的文後，7月18日回信給章——
……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望寄來。」
同日，毛澤東也給郭沫若發去了一信，內云：
郭老：
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
毛澤東
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7月23日，高二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反駁這種說法，認為郭沫若以兩塊碑石而斷東晉只有隸書一種字體，孤證不立，偏難概全。8月，郭沫若在《文物》發表《〈駁議〉的商討》。[3]10月，《文物》發表啟功《〈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於碩（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筆名）《〈蘭亭序〉並非鐵案》。11月，《文物》發表徐森玉《〈蘭亭序〉真偽之我見》、趙萬里《從字體上試論〈蘭亭序〉的真偽》。12月，《文物》發表李長路《〈蘭亭序帖〉辯妄舉例》。1973年李長路還寫了《〈蘭亭〉辯妄舉例小補》。1966年第1期的《中山大學學報》發表了商承祚《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
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辯約進行了五六個月，1965年11月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學界的注意力轉移到這一方面。
後續
編輯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上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再次認定《蘭亭序帖》必然是偽跡。[4]
1998年，南京市博物館再次在南京東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兩方磚質墓誌，為與王羲之同代的名臣東晉侍中、廣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謝氏的合葬墓。東晉名臣高崧卒於公元366年，夫人謝氏卒於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於公元361年，可以說，他生活在同一時代。這兩塊墓誌上的書法是楷書體，這就更為這場《蘭亭序》真偽之辯，提供了重要佐證。在南京周邊，還有30塊左右墓碑，東晉墓碑出土地點也不只是南京，還有在丹陽、馬鞍山出土的，從書體上來看，不只是有隸，而且行楷或隸楷兼有。這些考古發現表明：六朝的書體在轉型之中，多種書體並存，東晉時期不僅僅只存在隸書，《蘭亭序》應該就是王羲之所作。2003年秋，南京北郊象山又發掘了三座東晉王氏家族墓葬，墓誌隸書體帶楷意，這些都為高二適一派提供了新佐證。
書法家啟功晚年在《口述自傳》中說：「現在想起來我當時也夠胡說八道的了，但不這樣寫不行。」啟功的老師陳垣本來也是主張《蘭亭》為真的，當時也只能「贊同」郭沫若的觀點，但要他寫文章支持，他卻搪塞過去了。對於蘭亭序的新爭論，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吳元真說：「一個書法家在不同時期寫出來的字也會有不同的特點，《蘭亭序》確實是王羲之的作品。」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高衛中表示：「《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這一點被歷代帝王甚至大書法家們所認同，而就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而言，《蘭亭序》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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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蘭亭論辯》，本書是雙方文章的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