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爛公檢法
砸爛公檢法，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文革小組對於中國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的政治攻擊口號，獲得毛澤東的支持[1][2][3][4]。1967年8月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發表講話，明確提出「砸爛公檢法」，大批公檢法部門的工作人員遭到迫害[4][5]。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公安機關幹部遭迫害者達3.4萬餘人（一說34萬餘人[3]），被逼死打死的1,200餘人、被致傷殘的3,600餘人，徐子榮、楊奇清、汪金祥、凌雲、嚴佑民等多名公安部副部長被迫害入獄，其中徐子榮死於秦城監獄[6][7]。
背景
編輯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9]。1966年8月24日，時任中央政法小組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談會上說：「過去公安機關，羅瑞卿統治了八九年，徐子榮也統治了一個時期，他們搞反黨宗派集團。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馮基平、徐子榮、狄飛都是死黨，他們搞地下活動，告黑狀，想把某些人整倒。」[10] 同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受到衝擊，檔案庫被砸開。
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直接針對公檢法機關，說道[11]：
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問題嚴重，已經調五六百名幹部去改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問題，你們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搬來的，建立在黨政之上，監察竟然監察到我們頭上了，整理我們的材料，這都是些官僚機構，他們這幾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對抗，我建議公安部門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軍隊接管。
此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受到衝擊，並且迅速蔓延到全國各級檢察機關[12]。同年12月31日，謝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組織）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這一行為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斥責。但謝富治並不接受周恩來的批評，公開對抗關於公安政法機關的權不能奪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層層奪權。1966年年底，張春橋、謝富治等人經過策劃，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決定》（簡稱《公安六條》）[13]。
1967年1月25日，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0位代表時說：「你們奪權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權力，我祝賀你們。你們從資產階級老爺們手裡把權奪過來，做得完全對。」2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一直到『一月風暴』，大多數『公檢法』機關都是死保當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說明毛主席的思想在我們公安政法系統沒有占到統治地位，要從『政治、思想、理論、組織上徹底砸爛』。」2月，公安部除了謝富治、李震等外，所有的副部長、正副局長、大部分處長、一部分科長都被奪了權[14]。
經過
編輯1967年7月28日，謝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眾組織代表會上說：「公檢法要實現革命大聯合，把劉、鄧、彭、羅那一套砸個稀巴爛，粉碎越徹底越好。」[6] 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人員大會上（「鬥爭羅瑞卿大會」），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5][6]，說道[4]：
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的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 [現在]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地方的公、檢、法是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 作為一個組織來講，大城市的公安機關，縣公安局的八成以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這是因為17年來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系統沒有占到統治地位。... 不把原來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論、組織方面的壞東西徹底砸爛，就永遠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謝富治授意將材料印發全國[4][6][15]。12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實行「軍管」，從此，公安機關軍管會行使國家的檢察權、審判權。
1968年2月17日，謝富治接見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代表時，稱：「過去，專政機關長期被彭真、羅瑞卿把持，他們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檢察機關也不例外。」[16][17] 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軍代表、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代表、內務部軍代表和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提出了《關於撤銷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示報告》。其中提出：「高檢完全是抄蘇修的，群眾早就說該取消了。」隨後，這個報告獲得了毛澤東的批准。該文件下達後，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事檢察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相繼被撤銷。在「砸爛公檢法」後，專政矛頭指向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亂捕亂押，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18]。
結果
編輯據統計，中國大陸各地（除西藏外）共有34,481名公安人員遭到打擊迫害（一說34萬餘人[3]），其中被拘捕判刑的有1,329人，戴反壞分子帽子的有3,652人，受到勞動教養、開除的有781人，有1,257人被逼死、打死，3,624人被打傷、致殘[6]。
後續
編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了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共有680多人參加，包括40多名剛剛從監獄釋放出來不久的公安機關領導幹部[19]。會議的議題是揭批林彪、「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砸爛公安機關、否定公安工作、殘酷迫害公安幹警的罪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具體領導這次會議[19]。
1979年1月25日，原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以及廖魯言、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其他領導幹部的平反昭雪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李先念主持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鄧小平等人送了花圈[20][21]。
參見
編輯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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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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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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