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

高二適（1903年—1977年），原名錫璜，後取「適吾所適」之意而改名二適，字適父，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鳧，齋號證草聖齋、孤桐堂，江蘇泰州市姜堰區興泰鎮小甸址人，中國學者、詩人、書法家。曾與郭沫若發起有關《蘭亭集序》真偽之論戰，即「蘭亭論辯」。

姜堰高二適紀念館內的高二適塑像

生平

高二適自幼讀書勤奮，16歲考入揚州師範學校，文筆過人，鄉里稱道。曾拜識戈公振、韓國鈞、章士釗諸先生為師。21歲任立達國民學校校長。1929年考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國學研究所研究生。

1935年應陳樹人之邀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辦事員，科員。1937年，高二適被陳樹人舉薦到立法院任孫科的秘書。高二適在進立法院之際就與執事者商定「三不」盟約：「不入黨，不參與政治活動，不受訓。」抗戰時期，高二適隨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後，曾兼任朝陽文學院和建國法商學院教授。

建國後，歷任南京工專上海分校、華東專科交通學校教員、華東水利學院圖書館職員，1958年因病退職。1963年經章士釗引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高二適的書法藝術主要憑藉刻苦自學，初習楷書，繼而轉涉隸、行、草書體，畢生臨池不輟，最終修煉有成。他於書由晉、唐入手，於上追溯秦、漢，下及宋、元以降名家，認真摹習《明徵君碑》、《龍藏寺碑》、《蘭亭序》、《黃初碑》、《曹娥碑》、《急就章》等碑帖，尤愛晉人「二王」及唐代褚遂良、薛稷等名家書風，並以晚年專攻的章草藝術造詣最深。

高二適在文史哲、詩詞、書法的研究和創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校錄》、《劉賓客辨易九流疏記》、《高二適書法選集》等。

蘭亭論辯

1965年，高二適因與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就《蘭亭集序》的真偽而進行的蘭亭論辯一舉成名。起因是1965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後《光明日報》轉載。該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誌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因此斷定不是晉代遺留下來的作品。從文章的內容來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工而寫成的，因文章前半部描寫歡快之情，寫得很流暢，後半部突然悲痛起來，這與晉人達觀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逕庭，故值得懷疑。再者《蘭亭序》的開頭，「歲在癸丑」的「癸丑」兩字，也有問題，郭認為是後人加上去的。根據以上情由，郭推斷《蘭亭序》乃是一贗品，並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發表後，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以為然，於是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該文認為，唐初各大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等都在學王帖，而唐太宗也酷愛王之書法，沒有理由否定唐初書法家的鑑別能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於隸書，而《蘭亭序》卻是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人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王字本身有發展過程，它脫胎於舊時代而又高於舊時代，向行書方面發展，故能稱之為「書聖」，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從美學的觀點上看，《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灑、飄逸，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綜上所述，高文堅持《蘭亭序》仍為晉代王羲之手筆，並非後人之偽作，其論點與郭文針鋒相對。

只是當時因為郭沫若文章裡援引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的觀點為同調，於是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刊登高二適的文章。高二適便求救於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後者7月16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7月18日回函，之後毛關照《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刊登高二適的文章，引發對《蘭亭集序》真偽問題的一時大辯論。

郭沫若針對高文發表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與之辯論。高二適也再次寫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一文，回敬郭沫若。由於毛澤東的重視和鼓勵，中國學術界很快呈現出了一片「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一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偽的論文。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龍潛、啟功、於碩（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筆名）、徐森玉、趙萬里、史樹青、沈尹默、高承祚、嚴北溟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