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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曾经持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1]，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批判[2]，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思想[3][4]。

孙中山手绘民生主义图手稿，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子集。

历史 编辑

孙中山 编辑

1919年6月，孙中山对戴季陶说：“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的平等。这样做法，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5]1924年7月，孙又在广州发表演说，解释“民生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然后中国四万万人才可以享幸福。”[6]孙更对林百克法官说：“民生是一种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阶级的斗争。它既是实际的，也是理想的。……民生便是一种伦理力，是运用伦理的方式，使各阶级合作和谐，而绝不是各阶级互相仇视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义中，尤其是民生主义中，这种仇视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7]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思想的影响，孙主张建立国有企业，提倡通过将铁路、矿山、运河和森林国有化，将其收入用于社会福利[8]。孙在《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称，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针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潮，孙告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对部分青年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并反问“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9]

戴季陶 编辑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与党内的共产主义思潮相抗衡，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性诠释，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等书册，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英语：class collaboration），认为“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10]并同时提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党，提倡“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11]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将戴季陶的学说统称为“戴季陶主义”[12][13][14]。

蒋介石 编辑

1929年，蒋介石在长沙发表讲话，批判道：“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指出中国的实业尚未发达，阶级的区分并不明显，各阶级的利害冲突较小，不应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其它阶级，“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进而做出阶级调和的主张：“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判裁来减轻，不待农民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15]直到1943年所作书籍《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依旧对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16]。冷战期间，国民党逐渐淡化了这一思想，以获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较为温和，使台湾80%以上的农民成为自耕农[17]。

蒋经国 编辑

蒋经国执政时期，正值台湾经济起飞。据宋楚瑜回忆，蒋经国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18]1972年6月13日，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说：“今后必须贯彻自由的经济制度，但是，在贯彻经济制度之时，必须要有计划，否则，不只对国家无益，对人民亦无益。当然，我们希望人人都能赚钱，但是，钱要赚之有道，决不能靠走私、贩毒来赚钱，也不要开地下钱庄、放高利贷来赚钱。”[19]从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宋楚瑜表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

价值取向 编辑

人道主义 编辑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它只是一种更加道德、追求公正、合理进步的美好理想。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崩溃来实现，而是要依托于对剥削制度的批判和对平等尊严的伦理追求来实现。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摒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20]:345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互助。1912年5月，孙在广州岭南学堂演说：“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21]:36010月，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21]:5101919年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也。”[22]次年又在《实业计划》中说：“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是也。”“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

多元主义 编辑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多元主义首先是思想的多元，只要符合自由、公正、互助的理念，价值取向可作宗教的、人道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约束。其次表现为多党制，再次是经济体制的多元，需要参照具体的国情提出政策。[20]:347-348

孙中山将西方民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3]并且直言不讳：“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三民主义。”[24]政治上支持多党制：“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举动，可以随时指明。……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25]蔡元培评价说：“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和性么？”“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26]

经验主义 编辑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马克思预言般崩溃，反而逾加繁荣，证明了唯理主义的失败。社会民主主义坚持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推行稳步的社会改良，将政治民主扩大为社会民主，反对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议会制的举动。[20]:350

三民主义者认为，经验主义才是正确的方法论。孙中山评论说：“科学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27]“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故所历之事既多，智识亦增长。所谓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于经验也。”[28]又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说：“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是外国所独有的，就是中国也是有的。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科学耻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是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思想分歧 编辑

1930年代，受国际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影响[29]，蒋介石转向国家社会主义、战争社会主义倾向[30][31][注 1]。

部分反蒋的国民党左派在抗日战争后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8年1月1日，多个国民党左派组织合并新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当今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民主党派之一。

评价 编辑

 
伦敦市举行孙中山悼念活动，时任工党主席George Lansbury在祭坛前讲话。

反马克思主义 编辑

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虽然发表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等言论，但每次讲话的场合，都是为息止联俄容共以后党内的国共之争。[33]:1679且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存在区别，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民生主义不反对私有制，仅反对垄断造成的贫富悬殊。[33]:1679孙中山在未发表的三民主义讲稿修订本中，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改为“民生主义就是用来替代社会主义，又是用来包括社会主义中一切问题的”，表明孙以为民生主义比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更为进步，而不是与其相同的。[33]:1650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批判资本主义，但不视其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也不视其与社会主义无法相容，反而主张调和两者，把两者相互借鉴。孙中山尽管说过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暗中相合”，但孙所指的是“新经济政策”，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曾表示：“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孙中山发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发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义是有鉴于此的改良主义。[34]

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编辑

1911年12月，中国社会党主席江亢虎表示：“先生夙昔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今民族事业，大功垂蒇矣。而民权甫奠基础，民生犹待设施。先生对此两主义之主张，于本党宗旨多不谋而同。至谓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尤与党纲欣合无间。”[35]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评价：“距今二十年前，能以社会民主主义之新思想改造国家社会者，舍孙氏外无第二人。其在东洋之天地间，更有几人？中国先觉者之荣冠，自不得不让诸孙氏独戴矣。”[36]

1945年，英国保守党无法解决战后经济问题，被选民抛弃，工党上台执政。傅斯年分析指出：尽管工党主张矿产国有、交通国有、土地国营、银行国营，“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工党的社会主义，是不革命性的，因为工党是个宪政党，不是革命党。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团，在各种社会主义中最富有保守性，这是使英国工党永不会与英国共产党合作的，虽然后者屡次要求入党。”由此联系到中国，便说：“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并感叹道：“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37]

周阳山指出，匈牙利社会党改革的方向，乃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寻一条“第三道路”，亦即一条中道的路线。这与孙中山当年提出民生主义，又坚持民主原则的民权主义立场，尽管内容不尽相符，但基本道路却是若合符节的。[38]

姜新立认为，东欧和前苏联，都取消了共产主义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并允许公有制、私有制并存，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非常接近。[39]

葛永光说，社会主义转型成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也朝中间迈进，似乎大家都在朝“中间路线”前进。三民主义原本就是尝试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路线”。[40]

朱言明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今日所谓的“第三条路”，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当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奋斗的目标。[41]

黄城也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发生巧妙的“资本主义向左转”，以及“社会主义向右转”之现象。海峡两岸迄今为止，还是摇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端，而忘却孙中山早已提出民生主义的道路，十分令人遗憾。[42]

王振寰指出，所谓第三条路的讨论，不是社会主义也非市场资本主义，而是中间路线，使人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主张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应该收归国有，因为它涉及广大的民众和社会生活，而其余的则让给私人经营的想法。从这点上，三民主义正是现今“第三条路”的原始版本。[43]

李英明认为，孙中山所设计的国家角色，是要以国家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做有机的结合。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是作为体现国家维系管制市场的政策、手段而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市场是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44]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45]。著名民运人士杨天水总结说：“中山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避免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缺点；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拒绝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和公有制的危害无穷的思路。可以说，中山主义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46]学者王炯华指出：“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已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民报》成立后更揭橥其民生主义大旗，就土地问题与梁启超展开论战。“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体现其在台湾的实践”，“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节制资本的既定方针，着力发展中小企业，注意防止贫富悬殊；注意劳动保护和医疗、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3]

福利国家思想 编辑

2003年8月，以关怀弱势族群，诉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成立的“泛紫”联盟，其召集人简锡堦强调宪法“确保人民的生存权与社会权”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的宪法中，继承了孙文学说中倾向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公用事业国家专营、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推行卫生保健与公医制度、推行义务教育等等。但眼前政府的政策却是背道而驰，有违宪之嫌。”[47]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认为，“中国国民党最有价值的‘党产’，乃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部分，尤为孙氏超越时代的卓见；社会福利国家尚未出现之时，孙氏已提出了以国家公权力，推行社会福利。”[48]

毛泽东的批评 编辑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他（孙中山）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49]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编辑

有部分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孙中山民生思想的继承[50]。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联系[50][51][52]。

参见 编辑

注释 编辑

  1. ^ 该意识形态一般不被视作社会主义[32]

参考资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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