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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北韓未遂政變
如无特别说明，此条目中的“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月宗派事件（朝鲜语：팔월 종파 사건／八月宗派事件）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间朝鲜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试图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罢黜时任劳动党委员长兼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并取得对政府的控制，然最终未遂的一场政变。

八月宗派事件
冷战、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
日期1956年8月30日
地点
 朝鲜平壤艺术剧场
结果
参战方
游击队派 包括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内的改革派
指挥官与领导者
金日成及其支持者

延安派

苏联派

八月宗派事件
谚文팔월 종파 사건
汉字八月宗派事件
文观部式Palwol jongpa sageon
马-赖式P'alwŏl chongp'a sakŏn

政变的领导人包括内阁副首相、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建设省相、商业省相、文化省副相和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等，均为劳动党内的改革派成员。他们反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又认为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路线出现严重的问题。此次政变仅在短短半天内便被瓦解，金日成的权力不但未有受到挑战，反而逐步巩固起来，更间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对朝鲜长久的独裁统治，也影响到该国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故此，这次政变被历史学家视为是对朝鲜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1][2][3]:15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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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派系林立与游击队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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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朴宪永、李承烨间谍事件
 
1948年，金日成被苏联立为朝鲜的国家领导人，图为1950年代时的金日成。

自朝鲜于1948年建国后，该国的执政党就为朝鲜劳动党[4]:12。然而，由于该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而成，因此在立国之初劳动党存在不同的派系，其中又以从苏联而来的苏联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延安派、由南部到来的国内派以及在日治时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击队派为党内的四大派系[4]:12。而在当中，游击队派和延安派因被认为在抗日期间功劳最大，加上得到苏联的支持，游击队派领袖金日成因而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延安派则在首届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选举中取得了13席中的6个席位，两派从而成为当时党内的最具影响力的派系[5]。

 
金日成对朴宪永等人的清洗引起延安派和苏联派人的不安，因而埋下了政变的伏线。

1948年，苏联红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金日成失去了苏联的军事支援[6]:61。为防范其它派系趁机扩张，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把各派系的领导人物肃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领兼民族保卫省副相和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将其免职[7]。翌年，他又以修复水库不力及阻挠党的扩大等罪名撤消苏联派首领许嘉谊的所有职务[7]。

另一方面，金日成与国内派领袖朴宪永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朴本为朝鲜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并且得到苏联的器重，他后来加入劳动党，于党内具有声望[8]。同时，他在多方面的立场均与金日成相左。二人在朝鲜战争就如何向韩国发动攻势到战争期间应否议和均有着不同见解[8]。1952年11月，朴宪永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演说，在提到朝鲜独立运动时他多次强调朝鲜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甚至连金日成的名字也没有提过[8]。考虑到国内派缺乏外国势力的支持加上对朴的不满，金日成于1953年以替美国当间谍为由而将其逮捕[9]:93。同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金日成继续其清洗行动，包括李承烨、权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间谍罪而被处死，此后国内派势力一落千丈[8]。

之后，金日成把矛头指向拥有军权的延安派代表朴一禹。朴于朝鲜战争期间是内务相兼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是平壤政府与北京的联络员。战争末期，金日成通知北京朴会被召回，取而代之的是其亲信崔庸健。然而，尽管朴已被解除与北京联络的职务，他仍不时和后者保持联系，这使金日成感到不快[1]。于是，金日成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中点名批评朴一禹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拉帮结派，企图分裂党而将其软禁，并在翌年12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撤销其党籍[1]。

苏联派接着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据苏联的官方档案透露，金日成在清除许嘉谊后是对苏联派没有敌意的[1]。然而随着1955年朴昌玉大量提拔苏联派干部又对金处理许嘉谊的做法有意见而引起金日成的戒心[1]。为打击朴昌玉，金日成误导朴的心腹，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朴永彬在出版刊物时应阐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1]。恰好，政治宣传杂志《新朝鲜》主编宋达范拒绝刊登深受金日成喜爱的作家韩雪野的小说[5]。这样，金日成找到更多批评朴的理由。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中，金以朴永彬在文学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和打击无产阶级文学而免除其职务[1]。至于朴昌玉，考虑到他此前与朴宪永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故他只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副首相一职仍然保留[1]。尽管如此，苏联派的主要干部已被全数逐出权力核心[1]。

经过一连串的清算后，劳动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和国内派势力大受打击，而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则正式冒起。然而，这也激发了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等延安派和苏联派官员的恐惧情绪，并计划进行反扑[9]:155-156。

对外：赫鲁晓夫的兴起和去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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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的去斯大林化间接触发政变。
更多信息：去斯大林化

虽成为最高领导人，但由于政府派系林立，金日成的权力受到限制[1]。为扩大权力，金日成仿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实行个人崇拜以树立于党和国内的威信[10]:19-20。在建国初期，金日成就要求画家和作家等须描绘他为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英雄[1]。此外，他还被宣传部门说成是个如父亲般关爱人民的领袖[6]:124-131。在朝鲜战争后，更被写成带领国家获胜的民族英雄，并取得“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称号[11]。之后，关于崇拜金日成的画像、电影、音乐和海报等遍布全国。

1953年，斯大林离世，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后，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权力得以稳固后，赫鲁晓夫推行一系统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暂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一改过去莫斯科政府对卫星国的高压统治，而改为怀柔管治。同时，他还容许局部的文艺自由化。在经济方面，他改变过去斯大林政府依赖重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现象，允许有限的市场化。这些的政策随后引发起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保加利亚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双百方针。

作为斯大林的支持者，金日成对赫鲁晓夫的言论感到不安。为消除赫氏带来的冲击，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删除了其讲话中有关“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的用词，金日成同时向党员派发秘密信件，强调“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那些错误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1]。另一方面，为抗衡去斯大林化，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指在朝鲜实行的政策和方针必须顾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必事事跟从外国[5][12]。虽然金日成极力阻止赫氏的主张流入国内，但劳动党改革派成员还是能通过在平壤出售的苏联报章得悉这些一切，他们也一度希望金日成会有所改变[4]:146。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得到金日成的正面回应﹕朝鲜继续实行高度集体化农业和依靠重工业发展经济、金日成对其个人崇拜和打压言论并没有改善的迹象。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演说报告，并向苏联大使馆表示会认真贯彻到党的实际工作中。但实际上，金日成却在翌日的中央全会中大力批评朴宪永在搞个人崇拜[12]。同年4月23日至28日的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金日成没有讨论个人崇拜和经济路线的问题，反赞扬朝鲜的经济成就和批判国内派“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12]。这导致了改革派成员的不满，驻苏领使李相朝感叹朝鲜革命博物馆已成为“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博物馆”[12]。内阁副首相朴昌玉在与苏联大使会面时指金日成非但没有好好处理派系间的矛盾，反而用人唯亲，加剧了党内的个人崇拜[12]。在对金日成的种种不满下，改革派终使萌生出发动政变的主张[4]:147。

策划政变的改革派成员
名字 图像 职位 派系 下场
金枓奉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延安派 失踪
崔昌益   内阁副首相 延安派 被处死
朴昌玉   内阁副首相 苏联派 被处死
徐辉 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 延安派 逃亡到中国
尹公钦 商业省相 延安派 逃亡到中国
李相朝

 

驻苏联大使 延安派 于苏联滞留多年，后来在1989年逃亡到韩国
李弼奎 建材省相 延安派 逃亡到中国
金承化 建设省相 苏联派 在会议前被金日成派遣到苏联学习科学，之后再没有回国

策划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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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在策划政变期间不时于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会见，图为改建后的俄罗斯大使馆
 
改革派试图拉拢金日成亲信南日的支持，但未能成功

朝鲜战争期间，朝鲜广受破坏，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及发展经济之用。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至7月19日出访包括苏联、波兰和东德等多国社会主义国家，以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9]:156-157。期间，对金日成渐生不满的改革派官员如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徐辉和尹公钦等趁机在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见面，商讨除去金日成的可行性和方法[4]:95。最终，拥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议席的他们决定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弹劾金日成，因据当时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可选举委员长，故此他们理论上也有弹劾他的权力[9]:183。

为了争取支持，改革派成员试图拉拢金日成的亲信。7月初，朴昌玉先后与外交部长南日和朝鲜女性民主联盟委员长朴正爱面谈，他告诉二人，得知有人会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中反对金日成，并问二人会否参与其中，遭到拒绝[9]:163。

同时，改革派又尝试争取中苏两国的支持。鉴于苏联对金日成的态度未明确，延安派人崔昌益率先在6月5日拜访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使节伊万诺夫（В. И. Иванов）[1]。崔希望苏联领导人在和金日成会见时能谈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政治问题”[1]。伊万诺夫觉得崔有话想说，于是约了他两天后在其家中见面[1]。来到伊万诺夫的居所，崔指出劳动党和国家存在“不健康的现象”，比如用人唯亲、“党的领导者”不愿接受批评以及党的会议不能畅所欲言[1]。随后，朴昌玉与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勃列日涅夫（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取得联系[4]:94。不久后，李相朝到访苏联，前者向改革派转达了莫斯科对金日成感到不满的讯息[9]:177-178[1]。受这一点鼓舞，朴昌玉和崔昌益频频与伊万诺夫见面详谈，并决意对金日成发动攻势[9]:177-178。7月14日，延安派元老李弼奎对苏联使馆代表彼德罗夫明言要对金及其亲信“采取行动”，其目的是“更换现时党中央和政府领导层”[1]。

另一方面，当月延安派人又多次到访中国大使馆，并和使馆职员取得秘密联系[4]:111。虽然当时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颇有微言，但出于与金日成的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个人恩怨和对延安派人被清洗感到不满，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均对政变表示不反对[4]:112。在得到中苏两国的许可下，改革派的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知苏方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反金攻势[9]:161。一星期后，李相朝向苏联官员表示他们已议定好几名可取代金日成的人选，又指一旦政变成功，他们会把金日成流放到海外[4]:97。

 
自金日成当选最高领导人后，喉舌《劳动新闻》就不断为其宣传。图为1950年6月27日的《劳动新闻》，封面刊登了金日成的一篇讲话。

消息外漏及金日成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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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改革派秘谋政变的消息早在7月，已在南日和内务省护卫局局长李乙雪的告密下泄漏。金日成在其回忆录《与世纪同行》写道李乙雪察觉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鬼鬼祟祟，有些不正常”﹔南日亦通过电话告诉金，崔朴二人“行迹可疑”[13]:269。7月19日，已秘密回到朝鲜的金日成决定将原本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延期到8月30日和31日，以争取更多时间。随后，金日成进行游说部署，与南日、朴正爱和郑一龙等近臣会见，基于他们建议金接受改革派的要求[14]，金日成表示同意他们的提议，于是与各中央委员会成员见谈，他向众人口头承诺会拨乱反正，又会减少其个人崇拜和对其过错反省[4]:128-129。更甚者，他还对延安派金枓奉说，为了党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他愿辞职[14]。

对外，金日成频频与苏联使节会面，承诺会“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又指责改革派煽动党内的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12]。苏联虽然不满金日成没有遵守苏共二十大关于反个人崇拜的要求，但鉴于二十大后东欧出现如波兹南事件等骚动，莫斯科不欲东亚出现动乱[14]。于是，苏联最终决定支持金日成[14]。8月2日，苏联通过伊万诺夫传话，指示劳动党要“勇敢地揭露党领导层工作中的错误...正确分析那些不满意见产生的理由”，从中采取“切实的措施以弥补不足，巩固党的领导”[14]。但同时，苏联提醒金日成不得处分反对他的人[14]。13日，苏联进一步声援金日成，莫斯科在给他的信中指党内民主不应被当作“伤害、破坏和削弱”党的工具[14]。在得到的苏联的支持下，金日成先在18日召开中央常委会，崔昌益和金枓奉亦在其中。金日成朗读苏联给他的信，以向改革派警示，莫斯科已决定支持他[14]。

同时8月21至23日，劳动党成员讨论党内存在的问题，崔昌益直指党内存在个人崇拜现象，党内民主欠缺，干部并非按能力选拔，而是对领导人是否忠诚。故此，崔主张解除朴金喆的职务，并对郑一龙和金昌满进行审查。朴金喆和金昌满等人随即反驳，强调崔的言论是直接反对金日成和企图在内部制造矛盾和削弱党的力量[14]。

另一方面，金日成又安排朴正爱和朴金喆主持干部会议，承认党内的确存在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的问题，但这现象未还发展到危险的境地，而党正在采取补救措施[14]。与此同时，二人还向干部们透露苏联会站在他们那边[14]。在会议的次日，《劳动新闻》也发表一篇名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威力”的评论文章，指个人崇拜是值得批判的，但必须在党中央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14]。在人事上，金日成召回刚出国的亲信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被认为是在改革派充当联络人的建设部长金承化则在中央全会前，被放到苏联留学[14]。

在中央全会举行前的几天，金日成以赂贿收买或是绑架的方法使立场不明的成员维持中立[4]:128-129。另外，他又派遣警察监视改革派成员的举动，并对他们的司机和保姆进行审问[7]。在会议坐席上，金日成也作出安排，他特意把改革派成员分隔，并在他们身边安插其亲信发话，用以抑压他们的势力与主张[4]:129。 然而，对于金日成返国后的各种部署，改革派并没有进行特别的调整，而是静观其变，这间接导致到之后的惨败[14]。

政变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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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在8月30日至31日在平壤艺术剧场进行，原定的议程为金日成先汇报其出访东欧各国的工作总结，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报告改进国内人民保健的工作事宜。然而，金日成早有准备，故将主题改作个人崇拜，但重点还是声称搞个人崇拜的是朴宪永，至于自己的问题轻轻带过，还指﹕“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断言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弱点”[14]。接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锺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对金日成的言论表示赞同[14]。

改革派成员不久后就抢先发言，开始行动。首先发言的是商业相尹公钦，他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又认为劳动党委员长不应由像金日成般不负责任的人来担任[9]:170。此外，尹还建议将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交由党讨论[14]。尹的发言并未能得到各委员会成员的认同，反引来大量的骂声，金日成首先指他在诬蔑党，其他的出席者则反问他是否暗示劳动党是“法西斯政党”。最后，金日成表示没有必要给反党份子和反革命份子说话的权利，于是动议尹应立即停止发言。结果，在全场绝大数人同意下尹被禁言并被夺去党籍[9]:170[14]。

在稍作休会后，南日、财相李周渊和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委员长朴容国批判尹公钦之前的言论[14]。接着，崔昌益试图为尹辩护，并继续把矛头指向金日成，他质疑金过度发展重工业，并反对把从苏联得来的经济援助用于发展经济，而不是改善民生之用。崔的意见很快就遭到金日成的反对，他反驳劳动党不能只靠援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唯有发展经济才是改善民生的方法，并声称人民也不会支持崔的说法[4]:123。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赞同金日成的话，又主张把崔昌益等反党集团“全都送进监狱”[14]。眼见崔昌益失败，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接着发言，他对党凌驾于工会显得非常不满，又认为工会的会员数目既然比劳动党多，就应该让工会独立运作，才对工会有利，但他的主张也不获得委员会成员的支持[4]:126。此后，会议的对立情绪变得更为紧张，建材相李弼奎和朴昌玉在发言时也被四起的骂声和嘘声打断，几乎无法完成其发言[4]:128。然后，金昌满、咸镜南道委员长玄正民及崔庸健对徐辉和李弼奎等人进行批判[14]。朴昌玉接着想发言，但在一片反对声下未能实行[14]。

见大势已去，改革派成员于午餐期间逃离会场[12]。尹公钦驾车到苏联大使馆试图寻求庇护，但未有人应门[4]:130。随后，他离开当地，并返回家中。当晚，他又与徐辉、李弼奎和另一名延安派成员金刚会合，并驾车一直北上。在路途上，他们通过赂贿的方式以确保不会遭到逮捕。翌日，他们乘渔船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安东市，再到北京[4]:133-134，其它的改革派人则选择留在朝鲜。

会议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员已不知所终。金日成把日前反对他的人也列为反革命和反党分子，并撤销他们所有的职务[14]。当中，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更失去党籍[4]:129。同时，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决议，并指示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14]。

至此，这场由改革派发动的政变由会议展开到正式结束（成员们逃亡或是被定性为反党份子），历时仅有两天。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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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代表团的到来和九月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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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彭德怀与米高扬组成代表团访问朝鲜，以了解该国在政变后的状况，并在必要时废除金日成劳动党委员长的身份。

从潜逃到中国的朝鲜高级官员和中苏两国大使馆职员传来的消息，中国和苏联意识到改革派发动政变失败，引起两国高度关注朝鲜政局。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相朝表示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要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接见李相朝。9月10日，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时表示苏联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15]。中苏两国为更深入了解该国现况，毛泽东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9月的会谈中同意派出一队联合代表团队到访朝鲜，二人又主张通过代表团向金日成施压，要求他放弃对改革派成员的清洗[4]:137。同时，他们又同意一旦情况许可下，会废除金日成的党中央委员长和内阁首相的身份，并另觅合适的人选[4]:138。然而，毛泽东亦同时认为金日成退下来是“很难办”的[16]。此外，为防平壤有过大的反应，毛又召见崔庸健，称代表团的造访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非破坏”，又解释﹕“你们国内发生问题，也影响到中国和苏联。因此，对你们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干涉”[16]。

9月19日，由彭德怀和米高扬所率领的代表团来到朝鲜，金日成对于这不请自来的团队很不愉快，并鲜有地拒绝接送到来的使节[4]:140。就在当天，代表团和金日成展进行了4个小时的开会谈[16]。在这场会谈中，中苏使节要求金日成不会进行大规模的肃清以及实行党内民主，以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4]:142[16]。同时，代表团又建议劳动党再度召集中央全会，以纠正上次全会所犯的错误[16]。对于代表团的要求，金日成大多接受，但有以下条件﹕朴昌玉不得再次出任内阁副首相一职、崔昌益不能再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徐辉等逃到中国的官员能够恢复党籍，但不可继续留在党中央委员会[16]。对此，代表团表示接纳又建议金日成于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承认之前的过失[16]。

为向党员说明其立场，金日成于中央全会前举行党中央常委会会议，中苏两国也获邀请参与。金于会议开始时重申改革派是有错的，但为党的团结，他会宽恕这些人[16]。米高扬指劳动党在之前的中央全会中剥夺尹公钦的发言权是不对的，又认为改革派是因害怕提出反对意见会被逮捕而逃走。因此，劳动党必须放弃追究同志的过失及接受不同的意见[16]。彭德怀接着直指劳动党对改革派成员的处分是“过于草率”的，显然代表党不想听到反对声音[16]。是故，劳动党应在9月的中央全会进行反省，并将决议刊登在报章上[16]。

9月23日，新一次的中央全会召开。金日成于开幕辞中承认就处罪崔益昌等人的问题是“有些仓促”，并相信他们没有替外国工作[16]。因此，金宣布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官职，以及恢复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的党籍。接着，金承诺会团体党、实行党内民主及更耐心地教育犯了错的同志[16]。听过金的致辞后，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韩相斗、玄正民、平安北道委员长韩泰全及国家科学院院士李清源等纷纷指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是以反个人崇拜为旗号、过着腐败生活的反党份子，但他们均认同党替改革派恢复党籍的做法[16]。最后，中央全会宣读决议，指改革派是“毫无疑问地”犯了严重错误，党之前决定对他们加以处分的态度“有些简单”。可是，为了党的团结，我们是会给予他们重新改过的机会[16]。

由于使节们对金日成承认错误的态度得到满意，代表团最终没有废黜金，并在9月22日回国[16]。

大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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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月中央全会击败政敌结束不久后，金日成就开始处理其反对者，以消除对他个人独裁的威胁。其中，所有改革派都被取消干部的物资配给和医疗服务，其家人也连坐处罚，并被警察监视[16]。被撤销职务的朴昌玉和崔昌益分别被下放到锯木厂和养猪场工作[4]:132。同时，金日成把矛头指向延安派官员，他随后宣布崔昌益和徐辉是搞分裂和宗派活动的主谋，又认定政变是延安派的所为[7]。为此，他肃清了平壤市党委员会中的多名延安派人[4]:135。此外，商业省、建设省和建材省的多名干部均因与改革派成员有关系而被免职[16]。

9月，随着中苏联合代表团的来到，金日成只能暂缓了对反对者的清算，并口头同意不会再追究政变者。在该月29日，朝鲜劳动党的喉舌报章《劳动新闻》就发表文章称党会以“再教育、劝导和解释”的方式教导党内的滋事分子，以协助他们改过自身[4]:142。朴昌玉和崔昌益也从而恢复原来的职位，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的党籍也失而复得[7]。同时，金日成又通过朴正爱召集苏联派人，向他们传递劳动党一定会替其平反的讯息[12]。

然而，这种现象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4]:145。11月，金日成乘中苏两国关注波匈事件之际，迅速展开未完成的清洗[12]。他先以换发党证为名，再次除去为数不少的延安派人。此后，朴昌玉和崔昌益再度被撤销其职务，并被投进集中营[4]:145。同期，平壤市党委副委员长洪宣桓被指与改革派成员关系亲密而被开除党籍和职务[4]:145、尹公钦家人的粮食配给则被平壤当局中断[7]。这次的清洗直至翌年的春季才结束，而主要政敌此时已经被杀害。

1957年夏季起，金日成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新肃清。这次，共有1万人遭到清洗，其中，约6000人被处死，其余4000人被除去党籍[4]:142。这些的受害人除了有残余的延安派人外，苏联派也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当中，朴昌玉和崔昌益以协助美国和日本从事间谍任务而被枪决；金斗奉神秘失踪，据报于同年被杀；党校校长夏甲则因不堪连番的审问而自杀；前通信部长金昌侠被冠上叛徒之名而被清算；徐辉和尹公钦的家人因连坐而被处死[4]:162-163。同时，平壤市党委员会也被清空﹕前秘书长龚奉哲和金元薛等20人被处决、另15人被长期监禁[4]:171-172。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韩斌则先被下放到国立图书馆当馆长，后来更被解除所有职务[17]。时至1958年夏季，除了金日成的亲信外，延安派和苏联派已几乎被一网打尽[18]。

 
作为金日成的支持者，许贞淑是少数未遭清洗的非游击队派人之一。

1960年，金日成发动最后一轮的肃清。他先把党内150名“叛徒”处死，其中包括了45名的苏联派成员[4]:192。然后，他又以思想腐朽为由把党内2000多名的中级和低级干部整肃[18]。至此，延安派和苏联派内的只余下如南日、金昌奉、朴正爱和许贞淑等金日成的支持者。

金日成强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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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改革派公开挑战金日成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根基未稳。为此，他在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又以各种的方式强化其统治。

金日成率先铲除政圈外，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物。学术界首先成为被针对的目标，金日成大学首当其冲﹕其党委书记洪乐正因接触改革派成员而在1956年10月被处死、校长俞成勋被判入狱、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宋君赞被剥夺党籍，包括历史系主任金正道在内的多名教授和学生被整肃[4]:149,162-163[16][19]。同时，平安南道有三千名教师因“政治立场问题”被取缔[4]:148。接着，军方成员被卷入其中，朝鮮人民军海军司令金七星、装甲部长朴日武和首席工程师朴吉南在1957至58年期间被指与朴昌玉和崔昌益有联系而被逮捕，后来不知所终[4]:189。司法部门也在同期受到迫害，其副部长、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院长和数名司长也被免职[4]:142。

之后，金日成把矛头指向国内的卫星政党。1958年11月，朝鮮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的党魁洪箕璜和金达铉被控为美国和日本间谍而遭到死刑[4]:198[20]。翌年2月，两党被整肃[4]:199。此后，两党实力大减，在1957年的全国选举中，他们在215个议席中共取得22个最高人民会议席，然而，在1959年的补选和之后的选举内，他们仅得56席中的1席及383席中的8席[21][22]。

平民也成为金日成打击的对象。1957年4月，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一项特别法案，把公民的出身成分划分为3个等级，当中包括友好势力、中立势力和敌对势力。被归类为最低级的敌对势力者不但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监视，在官场和军队中也很难取得晋升机会[23]:202-204。这等级分类一直沿用至今，据估计，敌对势力占了朝鲜总人口的两成[23]:198。此外，为达到互相监视之效，金日成又在1958年7月成立“五户责任制”，每个家庭均需为“意识形态教育和彼此之间的行为”负责[4]:181。3个月后，国家安全保卫部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大搜捕，被指在朝鲜战争期间与美国和韩国军队有过来住的人民面临再教育至死刑的处分，涉及人数达到十万[19]。

与此同时，金日成还实行更强硬的斯大林式统治。他大力推行集体化生产，在1959年末，全国己有95.6%的家庭加入集体化生产行列，是为全球之冠[4]:179。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打击各私有企业。1958年，全国所有的私人企业已收归国有[4]:179。另一方面，金日成在政变后更强调民族主义。他通过喉舌《劳动新闻》等一再强调朝鮮族人的德性和纯洁，又鼓励学生认真学习朝鲜语，少学俄语，并重提美军在朝鲜战争所犯下的罪行，以团结民众[4]:176-177。为削弱苏联在国内的影响力，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秋季下了对苏联话剧的禁令，而俄语不再是大学的修读科目[5]。官方出版的刊物提及苏联的次数也锐减[5]。

第一届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议席分布

  延安派（46.1%）
  苏联派（23.1%）
  游击队派（15.4%）
  国内派（15.4%）

第二届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议席分布
游击队派在第二届政治局选举后的势力大幅扩张，而延安派和苏联派则严重萎缩。

  延安派（6.3%）
  苏联派（12.5%）
  游击队派（68.8%）
  无派系（12.5%）

金日成还进行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自1958年起，宣传机关多次要求艺术家歌颂党和金日成，并要积极制作打倒阶级敌人和反动份子的作品[4]:185。同时，金日成的名字和他提出的主体思想频频出现在《劳动新闻》，传媒又不时报导朝鲜经济的空前盛况，并将此归功于金日成[4]:186。1958年，劳动党又在全国各地成立“伟大领袖金日成革命活动学习室”以供国民了解金日成的事迹，这种的学习室遍布各政府机关、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学校，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间金日成学习室[4]:200-201。翌年，由朝鲜劳动党党史研究所发行的《抗日游击队参与者回忆录》声称金日成在15年的抗日斗争里共进行过10万多次战斗，当中从未失败过[11]。

金日成又借选举加强对政府的控制。1956年4月，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进行大幅调整，在71名中央委员会中，新当选的共有43人，并只有28人连任﹔而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内，新当选的有43人，保留的仅得2人[24]。翌年，金日成发起朝鲜战争以后的首次全国选举。这次，在527个议席中，只得75人成功连任，其余的都为新人[4]:183。1961年的第二届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选举中，游击队派取得11个议席中的其中6席，苏联派得2席（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1席（金昌奉），无派系人士取代国内派获得其余两席[4]:208。这时，整个劳动党已被金日成所操控。

 
1967年，金日成把游击队派内的其他重臣肃清后，朝鲜国内再无人能威胁他，为日后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打下基础。

在这些的手法下，金日成在1960年代初已彻底消除各种威胁，权力已巩固下来。加上他在1967年把被认为是游击队派中的内部派别甲山派中权力过重的金道满、朴金喆、朴容国等一一翦除后，他已成功掌握党、军、政三方面的控制权，从而奠定了金日成对朝鲜的独裁统治，更让日后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打下基础[3]:314。

与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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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实行亲苏疏中的外交政策[24]。1953年9月，即战争完结不久后，苏联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又把在战时的2.98亿元贷款延长了还款期，其利率也从2%减为1%[24]。1955年12月，金日成甚至对国民宣称“爱苏联就是爱朝鲜”[6]:63。这段期间，朝鲜与苏联的关系空前友好[24]。

反之，尽管中国提供了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豁免在战争期间共14.5亿元的贷款，又资助学生出国留学[24]。然而，朝鲜却对中国采取漠视的态度[24]。据苏联外交部观察所得，驻扎在平壤近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居住环境十分差，而且朝鲜领导层鲜少到当地拜访[24]。同时，朝鲜又否定人民志愿军对朝鲜战争的功劳，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中，12个展厅内只有1个是留给志愿军，其余的展厅也解释朝鮮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与志愿军毫无关系[24]。朝鲜的举动引来了中方的不满。为此，自1952年中国召回驻平壤大使后，直至1955年1月前外交部没有再派新大使。另一方面，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招待会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几乎没有和朝鲜代表交谈”[24]。这其实是朝鲜半岛“事大主义”传统的延续。朝鲜周边国家中，苏联超过传统宗主国中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但随着政变的出现，这局面逐渐出现变化。1956年，即政变发生后的第一年，金日成把政变归咎于中苏两国在背后教唆，因此，他先后与两国交恶。朝鲜先和苏联签订条约，规定拥有苏联国籍的朝鲜干部成员只能从朝鲜或苏联选取其中一个国籍。另外，朝鲜又大量减少往苏联留学的名额。随后，更只容许研究生到该国读书。同时，朝鲜试图挑拨中苏关系，外交部不断散播如北京政府认为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有误和中国副外长私下与越南和蒙古大使会见等不利中方的消息[24]。另一方面，朝鲜又对中国的请求，如恢复尹公钦家人粮食配给等的问题虚与委蛇。在这一年，朝鲜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不好。

1957年，中苏交恶日渐加剧，这使得中方需拉拢朝鲜的支持。9月中旬，中方邀请朝鲜来华访问[24]。10月25日，金日成就人民志愿军驻军七周年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贺电，两国关系日渐升温[24]。翌年，周恩来决定撤回所有驻扎在朝鲜的志愿军。自此以后，双方的关系得到缓和，中朝双方的友好关系在随后几十年不断提升，直到目前，朝鲜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而且两国有直接的军事联盟。至于苏联，由于苏方并没有视朝鲜为重要的盟友，在两国关系变差后，苏联并未有积极改善双方的关系，导致两国疏远的关系一直延续至1964年勃列日涅夫推翻赫鲁晓夫的统治后才得以改善[25]。尽管如此，两国期间还有一些经济住来。1959年3月，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苏联向朝鲜提供价值5亿卢布的机器和技术援助，以协助兴建发电站、化工厂和毛织厂等[26]。翌年，苏联又免除朝鲜未归还的7.6亿卢布贷款[26]。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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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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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变发生后，平壤政府一直对此事绝口不提。1956年9月9日，即政变发生后的两周，《劳动新闻》才就中央全会加以报导，然而，该报章对改革派的行动一字不提[4]:130。1957年8月起，《劳动新闻》开始大肆批击崔昌益等人，并称他们为叛徒[4]:152。随后的几年间，他们又被冠上反党、反革命和民族敌人等罪名，但该报还是没有具体解释他们如何反叛国家[4]:152。尽管如此，此举还是成功的激起民愤，在千里马郡，就有一群工厂工人宣称要把“叛徒们一一投进2000摄氏度的洪炉中处死”[4]:163。

此后，改革派的行动被平壤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官方出版的《对于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略传》记载以崔昌玉为首的“反党反革命宗派份子”是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意图颠覆党和政府的集团[27]:188[28]:69。他们在趁国际和国内复杂的形势及劳动党和人民面临重重困难时，在会议期间故意“提出与议题毫不相干而又不合情理的问题向党进行攻击”[27]:188[28]:69。但最终，在全体成员一致拥护下反动分子遭受到沉重的打击[27]:188[28]:69。外文综合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领导朝鲜七十年》一书提及此事，未具名的指当年有“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依仗外部势力“向党发动正面进攻，趁着混乱的机会破坏和颠覆党和政府”，但阴谋最终在出席者的反对下遭到“狠狠地打击”失败而回[29]:57。金日成在自传中透露这场政变令他“头发也变白”了，并令他下定决心要严禁宗派活动，“即使极微小的现象也要坚决地加以粉碎”[27]:189。故此，平壤每年8月左右都会举办反宗派活动的宣传[30]。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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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朝鲜的状况表现得相当关注，并在初时对改革派表示支持，又给予他们保护。1956年9月3日，朝鲜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遣返出逃到中国的徐辉和尹公钦等人，但遭到中方拒绝，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平壤大使乔晓光表示：“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4]:155[12]。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评金日成清洗反对者的行为，称金日成是在搞斯大林的那一套[24]。

1957年起，由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缓和以及匈牙利事件等影响，毛泽东等人改变了对事件的看法，他们称改革派成员为“反党宗派”，随后更宣称“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24]。对于逃亡到中国的朝鲜前官员，中方也向平壤承诺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官职，但也没有将他们送回朝鲜[24]。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官方再没有对政变改变立场。不仅如此，中国政府甚至不想与逃亡的朝鲜官员有任何住来。1957年6月，于吉林省流亡的两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询问北京能否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结果遭到中方的直接拒绝[26]。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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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联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对于事态发展表示关注，但他们的态度却十分谨慎。负责跟进此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勃列日涅夫（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未表态﹔自9月出访朝鲜后，他也未有就苏联派人遭到清洗表示反对[4]:201。然而，苏联还是对潜逃到当地的改革派成员给予保护。其中，再三被金日成召唤回国的驻苏大使李相朝就是在得到苏方的默许下得以逗留在莫斯科，免被肃清[16]。同时，考虑到不少身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朝鲜留学生见证了匈牙利十月事件、保加利亚经济改革等事件，这些学生返国后可能会被肃清，故此，苏联容许不想回国的留学生留在当地工作[4]:193。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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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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