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
(重定向自毛澤東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润之湖南湘潭[1]:3813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
Mao Zedong portrait.jpg
毛泽东官方标准画像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三中全会)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第一副主席刘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来(1973-1976)
华国锋(1976)
前任首任(设党主席)
自己(中央政治局主席)
继任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第一副主席朱德(1945-1949)
林彪(1959-1971)
叶剑英(1973-1976)
继任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朱德
继任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第1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继任周恩来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名誉主席)
National Flag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sv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31年11月27日-1937年9月6日
个人资料
润之
出生(1893-12-26)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
逝世1976年9月9日(1976-09-09)(8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死因心肌梗死
墓地毛主席纪念堂(未下葬,遗体被保存供瞻仰)
39°54′04″N 116°23′29″E / 39.9010°N 116.3915°E / 39.9010; 116.3915
国籍 大清 (1893年-1912年)
中华民国 (1912年-1928年)
中华民国 (1928年-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976年)
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其他政党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1923年–1927年)
配偶罗一秀
(1907年–1910年)
杨开慧
(1920年–1930年)
贺子珍
(1928年–1937年)
江青
(1938年–1976年)
儿女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长女杨月花、四子毛岸红、五子早夭、次女下落不明、三女李敏、六子“阿廖娃”、四女李讷
父母父亲毛贻昌
母亲文素勤
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宗教信仰
签名
军事背景
服役长沙起义新军
湖南新军
服役时间1911年
军衔PLA zhōng huá rén mín gòng hé guó dà yuán shuài Type 55 (Infobox).svg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实际未授予)
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内战
朝鲜战争
中印战争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幼年进入私塾读书,也务过农。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1949年间成为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主要参与者。1942年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以巩固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1949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转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先后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自1945年起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生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朝鲜柬埔寨越南等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世界各地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充满争议。其在推行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开展扫盲运动、主导修订《五四宪法》、提出发展两弹一星、推行个人崇拜的同时,亦发动或主导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曾一度退居二线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总数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曾一度鼓励生育,而期间的各类政治运动及大饥荒共造成了4,000-8,0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2][3][4][5][6][7][8],亦有数千万中国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外交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苏交恶越南战争中美破冰红色高棉夺权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称呼名字

性质 名字 注释
泽东 亦是谱名。[9]
润之、润芝、咏芝 早年与蔡和森通信时常以此相称。亦作笔名,见署于《天问》、《向导》等刊物。[10]
乳名 石三、石三伢子 毛泽东家头两胎婴儿都夭折,母亲抱他到娘家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故有此名。[11]:9
笔名 石山 1923年于《前锋》第1期发表《省宪下之湖南》所署,又见于《政治周报》第4期。[10]
子任 1925-1926年,在《政治周报》撰文时署用。[10]
二十八画生 1915-1917年使用,“毛澤東”计二十八笔画,同时寓意“共”(廿八)。[10][12]
化名 李德胜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曾化名李德胜[13]
尊称 毛主席 自1945年起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党内称呼 同志 [14]
自称 教员 林彪陈伯达康生提出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作为毛泽东的称号。1971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认为这是过分崇拜,“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15]
贬称 毛匪、毛逆、共酋 中华民国与毛军事对抗时取的贬义蔑称。[16]
绰号 毛奇 毛泽东在长沙一师就读时同学所起的外号(毛奇为德意志帝国名将)。[10]
绰号 老毛 中国大陆民间有时用此称呼。[17]
英文译名 Mao Zedong 也作Mao Tse-tung(威妥玛式)、Chairman Mao 或 Mao。[18]

早年岁月

 
毛童年时故居位于韶山冲,摄于2010年,现为旅游景点。
 
毛摄于1913年春

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头两胎婴儿都夭折,母亲抱毛泽东到娘家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取小名石三伢子[11]:9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11]:10。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父亲)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19]:106

14岁那年,毛顺生给毛泽东包办娶18岁媳妇罗氏;毛泽东始终不承认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无可奈何,只能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11]:11

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迄今发现毛泽东最早之政论文字,在其批注于《新民丛报》第四号《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订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1]:18

1911年,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一天,毛泽东在学校墙壁上贴文,称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提出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为同清政府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辫子[11]:19武昌起义后,毛泽东兴奋异常,觉得激烈战斗需要更多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10月24日,长沙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不愿参加学生军,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列兵[11]:20

1915年5月23日,迄今毛泽东留下手迹之最早诗作,是给同学易永畦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11]:31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11]:45。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助理员,除打扫外,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11]:49

《湘江评论》及驱逐张敬尧

 
毛摄于1919年

毛泽东早期受到多种思想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新青年》)了。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25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1月15日李大钊把演说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1]:50。毛泽东对政治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无政府主义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11]:50。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之环节[11]:59。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20];流行政治主张对毛泽东影响不小[11]:69。毛泽东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3813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11]:53。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10多天,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正式出版,“创刊宣言”称:“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11]:54-55。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民众的大联合”称: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11]:56-57。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11]:57-58。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之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发表[21]:46。11月8日至11月10日,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不少文章[21]:47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把《学生之工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设计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11]:60。12月6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北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之大本营[21]:49。12月,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之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21]:50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1月22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凡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21]:51。1月23日,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与母亲文氏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湖南奔丧[21]:52。3月14日,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在致周世钊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1]:52。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是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之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一些旅沪之新闻、教育人士组成[11]:64。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6月12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6月14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6月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21]:59

主张湖南建国及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0年9月,毛泽东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1921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2年半),毛泽东题写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21]:67。9月3日,毛泽东于《大公报》发表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一一湖南共和国》,他主张各省独立,将中国解构为“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10月21日,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之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6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21]:69

毛泽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1]:3813。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21]:73。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11]:75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之代表,离长沙同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之代表12人(毛、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21]:85。会后,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3813。10月10日,湖南省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11]:85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成熟;接着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哀兵必胜”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经过5天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11]:90。12月,毛泽东等23人就政府表示对工界之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态度等10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12条规定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之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11]:92-93

中年经历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21]:109-110。4月,毛泽东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之李维汉移交工作,把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具体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夏曦等[21]:113。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局秘书[1]:3813

毛泽东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之活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之领导权[1]:3813

1924年2月,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11]:99。5月10日至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在上海召开之扩大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21]:126。7月,由于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经常发生分歧,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国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21]:128。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湖南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21]:130

 
毛摄于1925年

1925年1月,毛泽东缺席中共四大,并落选中央局委员。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21]:131。2月6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并带回一百多斤重书籍[21]:131五卅运动后,湖南许多地方成立“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锺志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是国民革命一项基本内容[11]:115。6月中旬,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主持锺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11]:114。8月28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此密电,写信交人快送到韶山[11]:116。秋,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11]:44-459月,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1]:103

1926年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之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1]:118。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为党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3813。根据整理党务案,5月25日毛泽东离开代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位置[11]:110。6月初,毛泽东开始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11]:118-119毛泽东组织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9月1日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著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著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1]:120。10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会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121-122。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11月15日,毛泽东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得到中央局批准:“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11]:12211月下旬,毛泽东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11]:122。12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11]:123-124。12月13日至12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11]:124。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11]:126

 
1927年的毛泽东

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3813。从1月4日开始,毛泽东考察湘潭县湘乡县衡山县醴陵县长沙县,32天行700公里[11]:126。提出依靠农民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之主张,揭露和批判陈独秀之右倾投降主义[1]:381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很快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万多字[11]:127-128。毛泽东同时同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提议得到批准;于3月7日开课,学员来自17个省739人;每个学员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11]:130-131。3月10日至3月17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在武汉召开之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1]:131。3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11]:130。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193人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11]:133。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11]:133。毛泽东参加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1]:134。5月17日,夏斗寅驻宜昌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400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11]:135。5月21日,许克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马日事变;6月3日,毛泽东任常委之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毛泽东要求湖南工农干部“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1]:135。6月17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周恩来向来不轻易发火,和他大闹一场;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新湖南省委[11]:136。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搜捕和屠杀:“一、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①上山;②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1]:137

第一次国共内战

1927年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边界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3813。先是8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11]:139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11]:142。8月18日起,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之湖南省委会议[11]:144。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主力[11]:147-148。9月6日,毛泽东通知在铜鼓之第三团将参加起义部队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1]:148-149。毛泽东看到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来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之长沙暴动[11]:151。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认为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之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军强固设防之长沙,湖南省委原来之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之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当时需要极大勇气提出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毛泽东之主张,“议决退往湘南”[11]:151-152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11]:153。9月25日,向莲花县方向前进,因第三团团长苏先俊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国军袭击,人枪各失300;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后卫撤退而犠牲,年二十三岁;毛泽东十分痛惜,怒斥苏先俊指挥错误:“还我卢德铭!”[11]:153行军艰苦,毛泽东脚被草鞋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谭希林回忆:“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11]:154-1559月28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称:“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11]:1469月29日晚,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之措施,决定三湾改编[11]:155。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召开两天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秋收起义以来之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场所;要从政治和军事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11]:156-157。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之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大批枪支;所以,12月28日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报告:“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11]:161

1928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1个团和1个营进攻万安,又以1个营进占宁冈东部新城;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2月18日,经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1个营,俘虏近300人,打破国军对井冈山第一次“进剿”[11]:167-168。3月初,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之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之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11]:169-170。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对毛泽东是极严重打击,但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担当师长职务;后驻军酃县中村时,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毛泽东“开除党籍”之误传,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11]:170。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之朱德、陈毅部队会合;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11]:171。后与朱德、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3813。4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打破国军第二次“进剿”[11]:171-172。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𢑥报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300支枪[11]:172。5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11]:174。5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长杨如轩率领下第三次“进剿”井冈山,朱德、王尔琢击退;6月下旬,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五个团第四次“进剿”,湘军吴尚部三个团配合,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击退[11]:173。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1]:171。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才送到[11]:172。井冈山根据地割据区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万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称:“是为边界全盛时期。”[11]:1747月中旬,湘赣两省国军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八月失败”[11]:180-181。9月至10月,打破湘赣两省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11]:182。11月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统辖边界和红四军军委,毛泽东为书记,与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组成[11]:183。11月7日,蒋介石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6个旅约3万兵力,1929年1月1日进攻井冈山[11]:187。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进军赣南;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朱德毛泽东署名之《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11]:187-188。2月10日之大柏地战斗,后来陈毅于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1]:190-1913月,毛泽东、朱德在长汀整编红四军,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原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队、大队只设党代表不设政治部[11]:195-196。4月13日,毛泽东《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11]:193。6月,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称:“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1]:198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流寇思想和集权制领导原则之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11]:199。7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11]:200。经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多次讨论,陈毅执笔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之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1]:203。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会议,是红军发展史上十分重要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11]:206

红军一部分人等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11]:183。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覆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22]:3512。闽、粤、赣三省14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次“会剿”;1月上旬,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第十二师离闽回赣[11]:209。2月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二七会议”;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之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11]:210。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之重要原因[11]:212。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社会调查,整理成《寻乌调查》;并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11]:216-217。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全军团1万多人,党员4千人,枪7千支[11]:223-22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226。9、10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11]:20410月,毛泽东做兴国县调查,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1]:219-220

1930年9月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转移[22]:3669。10月14日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多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在4万红军中肃“AB团”4400余人,12月发生“富田事变”,肃“AB团”持续进行,从赣西南到全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AB团”达7万余人[22]:3602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22]:3764。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22]:3997。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

1932年8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22]:4210。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22]:4245-4246。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连续粉碎国军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3813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22]:4316。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a]。被补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3813

长征及西安事变

 
毛摄于延安,1930年代

但由于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

1935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结束,确立新中央领导[1]:3813。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现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小组)一所当地人称为“新房子”的堂屋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20多人参加的会议(史称“苟坝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为金沙县城),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3月10日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大家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最后只好搞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毛泽东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当夜,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力劝,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3月11日继续开会,经过一番争论后,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鉴于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每遇战事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几个人参加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的赞同。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该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这意味着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之后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且从遵义会议后“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变为新三人团中“下最后的决心者”。持续3天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力主不进攻打鼓新场,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得失,用政治生命再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让支持他的人理直气壮、更坚定地支持他;让反对他的人改变了看法,对他成为最高军事决策者服气,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高。毛泽东从此才有职有权,带领红军胜利走出了长征。苟坝会议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从被否决到最后被采纳用事实论证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客观性。长征胜利后,很多与会者都记不清开会的地点了,但毛泽东1943年延安整风时、1959年4月5日上海的一次会议上、1967年1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等场合都深情地提到了在苟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23]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苟坝会议”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也是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上海提出来的,当时他回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支持),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24]此后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国军围追堵截,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3813。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路线和政策[1]:3813

 
毛摄于陕北,1936年

1936年,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1]:3813

 
毛摄于延安,1930年代

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在延安写作《论持久战》,摄于1938年
 
毛摄于1939年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认识论和辨证法[1]:3813。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25]:11。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25]:117月19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25]:12;毛泽东很快表示欢迎:“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26]:3447月28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25]:13。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25]:15同日,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不吃亏。”[25]:15据同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25]:15。8月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电:“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5]:178月9日,在延安之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一次会,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一次重要会议,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25]:17。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召开,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报告[25]:19。8月22日,毛泽东提出红军基本任务:“㈠创造根据地;㈡钳制与消灭敌人;㈢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㈣保存与扩大红军;㈤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25]:19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书记毛泽东,副书记朱德、周恩来[25]:21。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25]:23。洛川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全力指导八路军华北作战[25]:24。9月21日,毛泽东同意前方提出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之意见;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时间和地形,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大捷[25]:28-29。9月29日,根据战斗经验,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25]:29。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东[25]:24

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讲话,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3813。毛泽东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两种错误思想[1]:3813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27]:803

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之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组织,从而为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基础[1]:3813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3813。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3813。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1031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1]:1455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黄炎培在延安同毛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7753[28]:23

第二次国共内战

 
毛泽东与蒋介石举杯欢庆抗日战争胜利,摄于1945年9月的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延安,摄于1946年

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

 
集美解放纪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升旗”浮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28]:68-69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9]:83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28]:11-13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周恩来称用原来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最后拍板,歌词不改[28]:13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方针[28]:9。下午3时,开国大典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28]:11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28]:13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28]:26

朝鲜战争及其后

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30]:103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31]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28]:20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28]:259

晚年生活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28]:331。9月20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8]:334。9月27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8]:334

日内瓦会议及其后

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之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之国际会议[29]:93

1954年10月19日至10月3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3次会谈[29]:108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万隆独立厅开幕,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关于和平宣言之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9]:107)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之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5月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29]:128-129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毛泽东曾察觉和思考中国经济构成过于单一[28]:447:“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32]:170-171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之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汇报,实际听汇报时间为43天[29]:11。2月16日,毛泽东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两天汇报,毛泽东首先提出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毛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29]:13?2月17日,毛泽东批评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之片面性:多快好省(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29]:14?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宣部2月1日报告苏联学者在中山大学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之论点看法不同,批语手稿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9]:272月20日,毛泽东听建筑工业部汇报时说: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29]:15。2月21日,毛泽东听城市建设总局和二机部汇报时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29]:15。3月2日,毛泽东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时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29]:17。3月4日,毛泽东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29]:18-19。4月19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29]:21-22

 
1949年12月苏共总书记斯大林71岁生日,出席生日庆典的有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左三)、中共总书记毛泽东(左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左五)、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泽登巴尔(最右)、最左者不详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2月24日夜至2月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之4个半小时秘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犯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之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之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之错误态度等[29]:33。3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之汇报;3月1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之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破除了迷信;一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29]:35-36。4月5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名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讨论,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9]:38-45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29]:23。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29]:31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29]:46-479月27日,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9]:74根据毛建议,八大通过之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29]:57-61

多事之秋与整风反右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10月21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由于情况紧急,讨论结束时毛泽东立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赴莫斯科[29]:138-139。11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29]:142

1956年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29日和11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估计国际形势,分析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之问题写一篇文章,12月2日毛泽东提出文章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9]:144。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0月起还发生部分农民要求退社;对事件怎样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之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之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矛盾激化,引起毛泽东严重注意[29]:148

1957年1月18日至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有人习惯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有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29]:152。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28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写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方针,笔下也是如此[29]:154-155。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讲话[29]:156-164。在毛泽东的建议下,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占全部与会者五分之一[29]:166。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29]:184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29]:1864月4日至4月6日,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插话:“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29]:188-1964月10日,毛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对《人民日报》工作提出批评[29]:197-202

1957年,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直到3月底,毛泽东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29]:203。4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写编者按手稿:“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肯定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29]:32同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之整风运动[29]:204。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党之工作之意见[29]:218。5月14日及5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有关[29]:223-224。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6月8日和6月10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29]:23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4月24日至6月17日,毛泽东三次自修稿加征求意见十次稿,共十三稿,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29]:239。7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之表现,特别点名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章罗同盟”;事实证明,批评并不能成立[29]:242-243。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全国右派骨干名单从4千人增加到8千人,北京从4百人扩大到8百人;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到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29]:243。7月17日至7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之青岛会议;会议根据毛之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会议期间,毛泽东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归纳谈话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29]:245。7月26日至7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之青岛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29]:245。8月3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此文,改十一稿[29]:245。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29]:247。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10月9日,八届三中会会举行闭幕式,最后毛泽东讲话[29]:248-252

第二次访苏及大跃进

 
毛泽东摄于飞机,1957年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29]:255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29]:367

炮击金门及人民公社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摄于北京,1958年

1958年7月28日,美国才将派驻波兰大使参加中美会谈之决定,通过美国驻英使馆正式通知中方代表王炳南[29]:382

1958年7月,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封锁金门岛[33]:23。8月23日下午5时30分,近3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猛轰金门国军阵地[29]:373。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33]:23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之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全县范围之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34]:9

毛泽东起草〈郑州会议纪要〉: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5日结束,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到会,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讲意见,然后讨论几次,结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规定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33]:14-15。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之合理性,并且作自我批评[34]:41-42。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之体制等等,决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设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34]:45-46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之宣传舆论工作[34]:47。叛乱分子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措,还拖尸示众;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34]:49-503月17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驻藏部队武装进攻;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34]:50-52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3月25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12条问题要大家讨论[34]:57。会议文件实际上是反映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之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八届六中全会之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脱离实际、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束缚生产力发展;三是整个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之集体所有制过渡之基础上[34]:59。中共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4月5日召开,决定降低钢产指标;继续维持原来六中全会公布之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主要顾虑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34]:60。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共谈十几个问题: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34]:61。当天毛来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34]:63。4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举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宪法之规定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34]:64。4月29日,毛泽东〈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35]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34]:72。6月26日,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已经没有祖宗牌位,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34]:77

庐山会议

从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34]:87。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之精神和实事求是之原则,如实指出“大跃进”中之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之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内容还是组织原则,都是正确;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之范围时,就会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问题;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问题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无助于弄清是非,必然伤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34]:128-129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摄于1961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34]:218。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之困难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之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34]:225。1月9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胡乔木起草之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三大纪律”:(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34]:226。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34]:226

七千人大会

1962年5月19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批发《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连同中央财经小组之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34]:324

中苏、中印边境、台湾

从1962年初开始,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居民越境前往苏联,越境居民累计达到6万余人;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便利[34]:326-327。根据毛泽东意见,4月30日周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事件[34]:327。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参与事件之伊犁、塔城地区之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事件迅速平息[34]:327。北戴河会议期间,8月3日,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方负责人谈话摘要: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34]:327

1962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到7月,印度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防之间甚至侧后,冲突一触即发[34]:328。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之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34]:328。2月26日、3月22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改变中印边界是危险,“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34]:328。到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7月5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7月8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4]:329。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之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之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之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方针是“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毛泽东又补充:“武装共处,犬牙交错。”[34]:329-330

10月17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猛烈炮击[34]:365。同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日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34]:365。10月20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自卫还击;10月20日至10月29日,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东段收复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之全部领土;西段清除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34]:366。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中方建议[34]:366。11月14日至11月16日,印度又一次猛烈进攻中国军队;中国边防军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从11月16日至11月21日,东段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之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入侵阿克赛钦地区之全部印军据点[34]:366。11月19日,毛泽东从当天《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毛泽东当即在《参考资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34]:367。毛泽东抓住契机,作出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下,主动全线停火并后撤;11月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之步骤,扭转中印边境之紧张[34]:367

4月间,中央军委注意到蒋介石有迹象派军犯境;5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34]:330。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蒋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军事冒险之动向,并谈6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讨论情况[34]:330-331。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之新华社电稿,揭露蒋“反攻大陆”,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美国人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蒋放弃“反攻大陆”计划[34]:331-332。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声明,不支持蒋进攻中国大陆[34]:332

到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7月8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参加之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河南、山东之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之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形势;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之决定[34]:337

从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4]:339。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之报告,当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34]:354。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理论、政策准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34]:354

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34]:354。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重要指导思想;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思路之延伸和发展[34]:364。毛泽东肯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19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之合同;随后,又从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奥等国进口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36]:3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之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7]: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情况[37]:10。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之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之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37]:10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对运动中提出之问题做调查研究[37]:38。中央工作会议,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37]:44。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一个是对基础工业[37]:60。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之意见,并通过刘少奇起草之转发批示[37]:55。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之一些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之分歧公开化[37]:64。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37]:70,“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38]:1166-1167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37]:73。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之一些做法[37]:73。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37]:77。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之重要文件[37]:79薄一波后来回忆说[37]:81:“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38]:1169-1170“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37]:82

1965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恶化;为应付战争危险,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之《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37]:89。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之问题[37]:92

上海《文汇报》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江青策划下写出、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37]:94。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37]:95。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37]:95。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作几个小时汇报[37]:97。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发言,罗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之机会[37]:97

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37]:99:“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成员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39]:150这个汇报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37]:99。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1月5日从杭州到这里之毛汇报[37]:100。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汇报提纲》[37]:100

从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黑线专政论”[37]:100。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37]:101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问也可以谈谈[37]:101。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37]:101。列席会议之吴冷西回忆道[37]:102-103:“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39]:152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7]:103。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毛几次谈话之内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谈话[37]:10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批评彭真,彭真和到会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37]:103-104。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37]:104。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组长,康生任顾问[37]:104。“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4月14日送给在杭州之毛[37]:104。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吴晗之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37]:104。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37]:105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之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37]:105

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晚年常住杭州刘庄(现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并视其为第二故乡[40]
 
毛泽东摄于1967年

1966年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之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37]:110。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之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37]:112。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之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7]:114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信中内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37]:116-1177月16日,毛泽东七十多岁在武汉畅游长江[37]:118。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已离开半年多的北京,连续听取各方汇报[37]:118。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承担派工作组一事之责任,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全体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37]:122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37]:122。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37]:124-125。毛泽东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参加会议,林彪8月6日中途到会[37]:125。全会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以后只把林彪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副主席职务[37]:125-126。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37]:126。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7]:126-128。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37]:130。8月18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许多人流下眼泪,几万名红卫兵出席[37]:130。红卫兵开始“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之“破四旧”活动,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都是正当之“革命行动”,但他们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37]:133。从8月20日起,在“破四旧”之旗帜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普遍发生强迫抄家和打人等践踏法制之行为,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之人员被打致死,更多被强行遣送回乡,同毛泽东初衷并不相符[37]:133。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37]:133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8月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37]:134。由于参加“大串连”之学生一律免费坐火车,他们之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发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8次接见北京和到北京串连之红卫兵总共1,100多万人次[37]:137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一份应予保护之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37]:136。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之调子,并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到北京革命师生大会上之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37]:137-138。中共中央从10月9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7]:142。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6日毛生日,晚上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吃饭,饭前毛泽东长篇讲话[37]:155-156。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37]:157!一场更大之“全面阶级斗争”之风暴即将来临,重大决断只是由毛泽东个人来决定和宣布[37]:157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37]:158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之稳定[37]:167。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之《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7]:169。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自杀,有些机关瘫痪,此次到北京开会之干部,心情很紧张[37]:169-170。1月28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通常称为“军委八条”,遏制军队内部之混乱现象[37]:170。1月27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其他有类似混乱情况之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37]:171

1967年3月13日,为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根据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具体步署,周恩来在军队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37]:171-172。毛泽东首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批评他们[37]:174。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7次“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37]:177。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37]:177。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之《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37]:181《命令》共有10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37]:181。6月以后,各地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37]:184。毛泽东7月14日凌晨乘专列离开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后首次,当晚抵达武汉[37]:185。7月18日,毛泽东同陈再道锺汉华等谈话,批评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做法[37]:188。7月20日,包括相当多军人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怀疑是否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事件被称为“七二〇事件[37]:189-190。7月21日,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安排下,乘车去机场乘机到达上海,是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37]:190。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后之混乱,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晚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之大权;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37]:195。8月25日,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把“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当天上午杨立刻飞上海向毛汇报周恩来的意见[37]:195-196。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37]:196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37]:197。12月18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37]:167

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表明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37]:207。毛泽东对敌情作过分严重之估计,采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张旗鼓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37]:211-212。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布告;7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发出七·二四布告[37]:212-214。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学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37]:214-216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37]:229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扩大之十二中全会,出席全会133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59人,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10人递补已去世之中央委员名额[37]:222。在党之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37]:224。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之《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37]:229

1969年8月,毛泽东批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37]:253-254

1970年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之指示,同时印发《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37]:275

1971年9月,林彪一伙终于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37]:2889月10日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9月12日抵达北京,回中南海休息[37]:289。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去向;后来周恩来又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毛泽东很快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之118室[37]:291。9月24日,毛泽东决定对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隔离审查;以上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37]:293

尼克松访华、批林批孔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后),摄于1970年代早期

1970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援助弱小、蔑视强权之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之合法席位,同中国对外政策直接有关[37]:316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称为“乒乓外交[37]:317-318。5月29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37]:321。6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800名新生,实现毛泽东的计划[37]:317。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10月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37]:321。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37]:321-323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称: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37]:328。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37]:328-329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达杭州[37]:403。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之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之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37]:406-4084月5日,蒋介石逝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到华之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之关心[37]:412。4月13日,因准备会见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4月14日回到北京[37]:413。5月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37]:415-417

逝世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泽东;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37]:466享寿82岁。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41]:1053

思想

 
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巨幅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29]:73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29]:73毛泽东在审定通知稿时还加上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29]:73

孙中山统一战线之工具性概念成形,是毛泽东审慎务实主义之前兆;毛泽东曾痛批教条“比大便更不如”,只肯保留马列主义有用之部分[42]:357。1934年8月3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学演讲民生主义时批评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之剩余价值说,也摒弃阶级斗争之重要角色;和鲍罗廷对话后一星期,孙中山再次演讲民生主义,推翻先前批评,再次主张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42]:350

著作

 
毛泽东选集》文革前的繁体中文版本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的著作。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

文学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43]

 
毛题写的集美解放纪念碑。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b];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44]。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41]:495

评价

影响

 
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悬挂的毛泽东画像

毛生前和身后,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家庭

祖父母

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之庄稼人,因家道窘迫,把祖传一些田产典当给人;只有一个儿子,毛恩普去世时毛泽东10岁[11]:10

祖母刘氏。

父母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当几年兵,长见识,积累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收80担稻谷;毛顺生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滚到两三千元,自制“毛义顺堂”流通纸票,在韶山冲算是财东[11]:10

母亲文素勤,在同族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圫(后改为棠桂阁);七妹18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5男2女,四个夭折,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文素勤一生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时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者;平时虔诚烧香拜佛[11]:11

兄弟姐妹

胞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21]:1

婚姻

 
杨开慧与毛岸青、毛岸英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1. 罗一秀:由父母作主,1907年至1908年间娶罗氏为妻[21]:6;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45]。原配,由毛的父亲毛贻昌包办婚姻。毛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毛贻昌除了把罗一秀列入族谱以外,对毛的反抗并无办法[46]
  2. 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1918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11]:76。经常往来于杨昌济先生家里,毛泽东和杨开慧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11]:51。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11]:76。1924年6月初,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21]:127。1925年冬,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到广州,同毛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协助毛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21]:147。1927年8月,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领导机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毛泽东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成为他们最后离别[11]:148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将她处决,年仅29岁。
  3. 贺子珍: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的妹妹[11]:160。毛泽东三次到永新县西乡塘边村,先后住40多天;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11]:176-177。1928年6月结婚[47][48]。1937年10月,因毛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49]
  4. 江青:1938年秋结婚,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的首领。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子女

  1.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在长沙清水塘出生[21]:103,一说生于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50]。在朝鲜战争中,1950年11月25日,联合国军轰炸机向志愿军司令部投下几十个凝固汽油弹,毛岸英阵亡[28]:149
  2.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杨开慧家[21]:118 ,一说生于长沙清水塘。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3.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在武昌出生[11]:130。1931年在上海病死。
  4.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杨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51]
  5.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52]
  6.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7.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8.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9.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0.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53],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孙辈

  1.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2.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将军衔
  3. 孔继宁: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4.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和宅急送公司老板。
  5.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讷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曾孙辈

  1. 毛东东(2003年-):毛新宇之子
  2.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3.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54]

亲属

  •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 毛楚雄,亲侄子
  • 贺麓成,亲侄子,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 王海容,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
  • 毛远耀,堂侄,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王季范,姨表兄,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
  • 王德恒,表侄
  • 杨展,内侄女
  • 杨开明,前妻杨开慧的堂兄
  • 向钧,表弟
  • 罗石泉,堂舅父

纪念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

电影:《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等。

电视剧:《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换了人间》(2018年)等。

图书:《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颂歌献给毛主席》、《天上太阳红彤彤》、《我爱北京天安门》等。

毛泽东居所列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颍县南街村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以毛泽东作为题材的模仿对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国大陆官方影视题材,近年甚至有民间人士模仿:中国演员张克瑶;中国演员唐国强;中国演员古月;中国演员王霙;中国演员李克俭;中国演员王仁;中国演员王震;中国演员许国寅;中国演员黄海冰;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经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为演员入行,已经模仿毛泽东的特性将近七年,出场费价码达人民币五位数。)

注释

  1. ^ 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之后,作为其成员的毛泽东理应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一年之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都进入政治局的事实证明之。
  2. ^ 原句出自唐代罗隐的《筹笔驿》。

参考文献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2. ^ 张戎&乔·哈利戴.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PDF). 开放出版社. 2006 [2019-11-17]. ISBN 962-7934-19-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10-26).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69年: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 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2019-1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7) (中文(中国大陆)‎). 
  4. ^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necrometrics.com. [2020-07-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04). 
  5. ^ Jonathan Fenby.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 Ecco Press. 2008: 351. ISBN 978-0-06-166116-7. 
  6. ^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The Death Camp of Communist China. Mises Institute. 2007-07-20 [2019-1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22) (英语). 
  7. ^ Strauss, Valerie; Southerl, Daniel. HOW MANY DIED? NEW EVIDENCE SUGGESTS FAR HIGHER NUMBERS FOR THE VICTIMS OF MAO ZEDONG'S ERA. Washington Post. 1994-07-17 [2020-07-20]. ISSN 0190-828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8) (美国英语). 
  8. ^ Johnson, Ian. Who Killed More: Hitler, Stalin, or Mao?.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8-02-05 [2020-07-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1) (英语). 
  9. ^ 毛泽东大辞典编委会.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共和国领袖大辞典》编委会. 毛泽东用过的名、字、号、笔名、化名. 中国知网. 
  11. ^ 11.000 11.001 11.002 11.003 11.004 11.005 11.006 11.007 11.008 11.009 11.010 11.011 11.012 11.013 11.014 11.015 11.016 11.017 11.018 11.019 11.020 11.021 11.022 11.023 11.024 11.025 11.026 11.027 11.028 11.029 11.030 11.031 11.032 11.033 11.034 11.035 11.036 11.037 11.038 11.039 11.040 11.041 11.042 11.043 11.044 11.045 11.046 11.047 11.048 11.049 11.050 11.051 11.052 11.053 11.054 11.055 11.056 11.057 11.058 11.059 11.060 11.061 11.062 11.063 11.064 11.065 11.066 11.067 11.068 11.069 11.070 11.071 11.072 11.073 11.074 11.075 11.076 11.077 11.078 11.079 11.080 11.081 11.082 11.083 11.084 11.085 11.086 11.087 11.088 11.089 11.090 11.091 11.092 11.093 11.094 11.095 11.096 11.097 11.098 11.099 11.100 11.101 11.102 11.103 11.104 11.105 11.106 11.107 11.108 11.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一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12. ^ 延安时期毛泽东解析名姓趣闻.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3. ^ 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為何姓李?. 人民网. 
  14.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5. ^ 阎长贵. “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 党史博览. 2006, (8): 49 [2014-1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04). 
  16. ^ 中华民国教育部. 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五編 戡亂與復國. 国立编译馆. 民国80年. 
  17. ^ 毕福剑就其言论道歉 引10万多网友评论. BBC. 
  18. ^ Mao Zedong. 大英百科全书. 
  19. ^ 19.0 19.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 《西行漫記》.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20. ^ 《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 《新潮》第一卷第二号. 
  21. ^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赵福亭、吴正裕、黄允升、蔡钊珍、田逢禄、张素华、李捷、蒋建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副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 编.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1818-9. 
  22. ^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23. ^ 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24. ^ [ 林茂前:“苟坝会议让毛泽东难以忘怀”,《福建党史月刊》,]
  25. ^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二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26. ^ 毛泽东.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7. ^ 27.0 27.1 毛泽东.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8. ^ 28.00 28.01 28.02 28.03 28.04 28.05 28.06 28.07 28.08 28.09 28.10 28.11 28.12 28.13 28.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三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29. ^ 29.00 29.01 29.02 29.03 29.04 29.05 29.06 29.07 29.08 29.09 29.10 29.11 29.12 29.13 29.14 29.15 29.16 29.17 29.18 29.19 29.20 29.21 29.22 29.23 29.24 29.25 29.26 29.27 29.28 29.29 29.30 29.31 29.32 29.33 29.34 29.35 29.36 29.37 29.38 29.39 29.40 29.41 29.42 29.43 29.44 29.45 29.46 29.47 29.48 29.49 29.50 29.51 29.52 29.53 29.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四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30. ^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重大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97. 
  31. ^ 中共中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1941-1950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毛泽东(大画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2.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澤東文集》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3. ^ 33.0 33.1 3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澤東文集》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7-01-003028-6. 
  34. ^ 34.00 34.01 34.02 34.03 34.04 34.05 34.06 34.07 34.08 34.09 34.10 34.11 34.12 34.13 34.14 34.15 34.16 34.17 34.18 34.19 34.20 34.21 34.22 34.23 34.24 34.25 34.26 34.27 34.28 34.29 34.30 34.31 34.32 34.33 34.34 34.35 34.36 34.37 34.38 34.39 34.40 34.41 34.42 34.43 34.44 34.45 34.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五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35. ^ 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020-09-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17). 
  36. ^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37. ^ 37.000 37.001 37.002 37.003 37.004 37.005 37.006 37.007 37.008 37.009 37.010 37.011 37.012 37.013 37.014 37.015 37.016 37.017 37.018 37.019 37.020 37.021 37.022 37.023 37.024 37.025 37.026 37.027 37.028 37.029 37.030 37.031 37.032 37.033 37.034 37.035 37.036 37.037 37.038 37.039 37.040 37.041 37.042 37.043 37.044 37.045 37.046 37.047 37.048 37.049 37.050 37.051 37.052 37.053 37.054 37.055 37.056 37.057 37.058 37.059 37.060 37.061 37.062 37.063 37.064 37.065 37.066 37.067 37.068 37.069 37.070 37.071 37.072 37.073 37.074 37.075 37.076 37.077 37.078 37.079 37.080 37.081 37.082 37.083 37.084 37.085 37.086 37.087 37.088 37.089 37.090 37.091 37.092 37.093 37.094 37.095 37.096 37.097 37.098 37.099 37.100 37.101 37.102 37.103 37.104 37.105 37.106 37.107 37.108 37.109 37.110 37.111 37.112 37.113 37.114 37.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六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38. ^ 38.0 38.1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重大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97. 
  39. ^ 39.0 39.1 吴冷西. 《憶毛主席》. 新华出版社. 1995. 
  40. ^ 纪念:那些年,毛主席在杭州的日子. 西湖国宾馆. 2016-07-07 [2017-1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5). 
  41. ^ 41.0 41.1 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M]. 由胡为雄、郑玉臣翻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978-7-300-07010-0. 
  42. ^ 42.0 42.1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著、温哈溢译(第九章协力林添贵,人物小传协力杨诗韵). 《孫逸仙》. 台北市: 时报出版. 2010-06-21. ISBN 978-957-13-5208-4. 
  43. ^ 龚育之 石仲泉. 〈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014-08-11]. ISBN 978710803333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15). 
  44. ^ 毛泽东.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16册).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ISBN 9787801660176. 
  45. ^ 埃德加·斯诺.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毛泽东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46. ^ 吕春. 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六位女性. 党史文苑. 2009, (5) [2014-07-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1). 
  47. ^ 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48. ^ 李湘文.毛泽东家世(增订本)[M].人民出版社,1993:50.
  49. ^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相爱的. 新华网湖南频道. 2008-04-16 [2012-01-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20). 
  50. ^ 头条文章. card.weibo.com. [2020-11-26]. 
  51. ^ L_103724. 毛泽东长女下落之谜:“红色公主”竟是村姑. Hb.people.com.cn. 2014-12-09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5-01). 
  52. ^ 方蔚. 也说贺子珍与她失落的几个儿女. 世纪桥. 2008年6月, (9). 
  53. ^ 延安中央醫院親歷者講述毛主席女兒李訥出生的故事 - 人人焦點. ppfocus.com. [2020-11-12]. 
  54. ^ 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嫁富豪陈东升. 新华网.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02). 

书籍

文章

外部链接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张闻天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1943年3月-1976年9月
继任:
华国锋
新头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1949年1月
1954年9月-1976年9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月-1949年10月
不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原因:1954年重设中共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8月-1949年1月
改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前任:
向忠发
(至1931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职务合并
前任:
张闻天
(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继任:
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前任:
邓发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3年3月-1948年7月
继任:
刘少奇
新头衔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
1923年6月-1925年1月
继任:
王若飞
中央秘书长,1926年到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职务撤销
前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集体行使国家元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继任:
刘少奇
新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新头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名誉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继任: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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