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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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改革,简称教改,是指台湾1990年代以来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论是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变革,堪称台湾教育史上变动最剧烈的阶段。由于教改牵涉层面相当广,因此不断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讨论。又因争议颇多,且配套不足仓促上路,实施至今各界给予不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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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编辑以一个教育的学者观点来看,记得当民国七十九年[注 1]之际,我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提到:“台湾当在政治解严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大家必然会关心教育的改革。”果不其然,从民国八十年代[注 2]以后,有关教改的运动此起彼落,风起云汤,甚至于造就了这轰轰烈烈的十年教改路。——杨思伟〈回首教改十年路〉,2004年4月[1]
在《台湾省戒严令》实施后,教育部于1950年颁布实行《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强调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精神。戒严期间的台湾教育,从此以注重国家建设、动员社会为主。[2]期间最重大的教育变革,为1968年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除此以外,再无其他重大改革。[1]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政府开始回应台湾民主化运动。随着民主开放浪潮开放,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改革诉求。[1]1992年,台湾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处于迈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转型时代。当时的台湾企业就认为,台湾教育的学生缺乏创造力、且难以为企业所用。[3]与此同时,民间教改团体也陆续成立,指出当时教育制度下的诸多问题。其中以过度管理、过度强调升学主义最为明显。[3][4]自此,台湾的教育开始进入风起云涌的阶段。重要民间教改团体有振铎学会、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教师人权促进会、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民国教育改革协会、澄社、台湾教授协会、台湾教师联盟。[5]
教改大事纪
编辑1988年1月31日,第一届民间团体教育会议由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主妇联盟等32个民间团体召开民间团体教育会议。往后几届皆针对不同的教育主题提出建言。后来这些民间团体组成“四一〇教改联盟”,并于1994年4月10日发起大游行活动,并成立四一〇教改联盟持续推动,引起社会各界广大回响。其提出的四项诉求分别为: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此次大游行给时任政府极大压力,后来被视为台湾教改的起点,而四项诉求也成为后来教育改革的主轴。[1][3][6][7]
1994年6月,教育部召开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议,主题为:“推动多元教育、提升教育品质、开创美好教育远景”。会议之各项结论,形成1995年所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报告书》(《教育白皮书》)之蓝本。也成为日后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的起源。[6]
1994年7月28日行政院通过《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设置要点》。同年9月21日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教改会),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担任主任委员会兼召集人[6]。在1994到1996年运作期间,共提出四期咨议报告书及《总咨议报告书》,作为台湾教育改革的重大依据。[8]在《总咨议报告书》中,提出教育改革之八大重点优先项目,分别为修订教育法令与检讨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中小学教育、普及幼儿教育与发展身心障碍教育、促进技职教育的多元化与精致化、改革高等教育、实施多元入学方案、推动民间兴学、建立终身学习社会。[9]1996年12月2日行政院教改会在提出《总咨议报告书》后解散,
“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在1997年1月,萧万长院长任内正式成立,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前教改会委员刘兆玄担任召集人。1998年5月14日,行政院院会通过“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编列五年1570亿的经费推动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经费推动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6]萧万长当天裁示:“请推动小组召集人刘副院长协调教育部,融合“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及教育部原先提出的“教育改革总体计划纲要”,择取其中最重要的改革项目拟具“教育改革行动方案”,作为落实教育改革工作与评估教育改革成效的依据。在本院“教改推动小组”审议过程中与各方专家学者达到充份的共识”。
2001年初,媒体报导“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将废除,时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苏正平在2001年2月12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表达行政院立场:“集思广益,依规定程序处理。”“报载,教育部曾两度行文本院吁请评估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功能、曾部长并口头向行政院长官建议取消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及教育部从农历年前一直催促教育改革推动小组开会等情,经查均非事实。”
2002年10月19日,时任行政院院长;前教改会委员游锡堃表示,政府决定提高层级,将“教育改革推动小组”改组成“教育改革推动委员会”,由他亲自担任召集人,希能顺利推动教改,改组完成与否,却没有相关报导。
2003年7月,台大教授黄光国和政大教授周祝瑛等专家学者发表《重建教育宣言》(《教改万言书》),指责教改政策引发自愿就学方案、建构式数学、九年一贯课程、多元入学方案、教科书一纲多本、消灭明星高中、补习班盛行、教师退休潮、师资培育与流浪教师、统整教学、废除高职、广设高中大学及教授治校等13种教改乱象。[10][6]这些教授同时发起“重建教育连线”及“终结教改乱象,追求优质教育”全民连署行动。
万言书一出,有百余位学者参与连署,包括前暨大校长李家同、台师大院长吴武典、台大教授薛承泰、政论家南方朔、作家蔡诗萍等人。教育部随即针对指控一一作出回应。[11]与此同时,也出现许多针对万言书的反对意见,比如史英就发表“我们对“万言书”的疑惑”回应万言书,指责万言书前后矛盾、提不出方案。对《教改万言书》提出意见的各方,在言论交锋方面,少有交集或共识。[12][13]
2009年7月,由全国家长团体联盟、中华民国教育改革协会、人本教育基金会 等民间团体组成之“我要十二年国教联盟”发起在国中基本学力测验结束当天的“七一二我要十二年国教”游行。游行诉求为[14][15]:
- 立即宣布民国101年开始实施12年国民基本教育
- 明订每年编列200亿专案预算,十年内专用于12年国教,教育经费由21.5%调高到22.5%。
- 实施真正免试升高中职,才有优质教育、快乐学习及全球竞争力!
- 免试:不要采计在校成绩---要废除基测免试上高中职
- 优质:不要歧视,要让每个人都读优质的高中职
- 快乐:不要扭曲的生活,要健康快乐的身心灵
- 竞争力:不要罐头工厂,要有竞争力的适性教育
公开支持十二年国教诉求的学者专家有中研院院士朱敬一[16]、台大教授黄武雄[17]、清大教授李丁赞[18]等人。尽管如此,一反过去教育改革多以学者或专门的教育议题组织为主轴,此次游行的参与团体大多是家长联盟或社区大学组织,显示出台湾教育议题的民间改革力量的扩张。[15]
在游行前一天,教育部长郑瑞城就回应了十二年国教政策,其以尚未有社会共识、政府预算不足为理由,认为十二年国教政策不能贸然实施[19][20]。
社会上对于“我要十二年国教联盟”所提出的诉求也仍有质疑,部分在于实际执行面十分复杂而困难[21];另外也有论点指出,过去教育改革的失败显示台湾民情仍应该以考试制度为主,十二年国教的齐头式平等无法改变家长的“升学至上”价值观[来源请求]。
2009年9月内阁改组后,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吴清基对于十二年国教政策规划,态度上较郑瑞城积极,但仍无具体时间表。[22]
2011年元旦,马英九总统宣布2014年正式实施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2014年8月,十二年国教全面实施。
重要教育法令与措施
编辑师资培育法
编辑过去台湾的师资培育制度是一元化的模式,依照《师范教育法》由各师范院校负责培养师资,师范生皆为公费,毕业后由政府分发到各中小学任教。1994年2月7日,总统公布《师资培育法》,改变过去师范生公费制度,师资培育改采“储备制”,以自费为主,且一般大学均可以申请教育学程,参与师资培育的工作,确立台湾师资培育多元化的道路,往后经过几次修正后,其重要内容主要有:设置师资培育审议委员会、规费师资培育机构、明定师资培育职前教育课程、确立半年教育实习课程、设立教师资格检定委员会等。
政策本意是要让更多大学培育师资,中小学校可从中选出较优秀老师,但在教育部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设教育学程成了不少大学“招生”的新卖点,教育学程开设浮滥,师资培育学生(简称师培生)大增,使教师甄试开始出现僧多粥少情况。近年少子化问题浮现,学校开始减班,校方以冻结教师缺额因应教师超额,或改聘代理代课教师,使师培生就业更加困难,出现大量流浪教师,呈现人力供需严重失衡的状况,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注 3]而师范院校原本可以公费吸引素质优良之学生就读,在自费生大幅增加后,各校录取分数皆不如以往。
2005年6月12日,由实习教师与流浪教师发起“拯救国教大游行”,抗议教育部师资培育政策失当,让大批具有资格的教师找不到工作,并提出“确实落实小班制度,班级人数降至每班30人”、“提高师生比,每班1.5名教师提高至2.0”、“3年内减少50%以上师资培育机构暨招生名额,教师课税可用以增加教育经费”、“修定并落实教师评鉴指标”、“教师甄试缺额应在简章发售时公布以维护考生权益”等6项诉求。
教师法
编辑1995年8月9日,总统公布《教师法》,将教师权力制度化,基本精神为确立公教分途原则、保障教师工作权益、提升教师专业自主、增进学校校园民主,确立了教师资格取得与教师任用方式,并明定教师权利义务、规范教师解聘、停聘与不续聘之条件。《教师法》使教师的权益获得法律的保障,促进教师专业的有效提升,校园民主化,打破以往校务由校长一人主导的情况。
争议:法令中缺乏教师评鉴制度,因评鉴可能导致干扰正常教学;学校内部容易产生派系斗争,影响校园和谐气氛,加上家长权力扩充,校务往往陷入行政、教师、家长三方角力的情况。
教育基本法
编辑1999年6月23日,总统公布《教育基本法》,规定人民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权由中央下放至地方,国民教育得视社会发展延长年限,保障弱势族群受教权,鼓励私人兴学,得将公立学校委托私人办理。此为台湾教育改革史上的大事,由于其效力远大于其他教育法律,可说是一切教育法规的根本大法,因此对整体教育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台湾大专院整并政策发展
编辑1995年教育部发行之《中华民国教育报告书》中,提及“将鼓励部分规模过小,缺乏经营效率及竞争力之学校,配合整并发展需求,寻求与其他学校合并之可行性,建立多校区之大学,使资源做有效之运用。”[24]
1996年行政院教改会之《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中,指出“现有公立高等教育学府,部分规模太小,以致教育资源重叠,难获应有之效益,宜考虑予以合并或扩充至适当规模,以有效运用资源,提升品质”[25],即有将部分大专院校进行整并之概念。
1999年教育部推动“地区性国立大学校院整并试办计划”作为国立大专院校整并依据,并编列十亿元的专案预算,补助整并学校发展之用,而在此政策导向和经费激励下,国立嘉义师院与国立嘉义技术学院于2000年2月1日正式合并为国立嘉义大学[26]。
2001年8月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校院区域资源整合发展计划”,在配合地方或区域发展的需求与均衡下,透过校际合作、策略联盟或鼓励同区域或性质能够互补的国立大学校院进行合并,以达到资源整合的目的[27]。
2002年教育部宣布以3年100亿的预算规模,执行“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推动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整合的模式包括校内整合、校际整合、大学系统及整并,而此计划促成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设立[28]。
2005年教育部公布“师范校院定位与转型发展方案”与“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等六校成立转型改名教育大学筹备处”,推动国北师、新竹师院、台中师院、屏东师院、花莲师院、市立台北师院等六所师院转型教育大学,并与邻近大学整并[29]。
2011年1月26日大学法修正案通过,其中第七条载明教育部拟订大学合并计划,报行政院核定后,由大学执行[30]。教育部在2012年6月22日制定“国立大学合并推动办法”,订定合并办法,组成合并推动审议会[31]。
2013年1月23日教育部针对“单一县市超过2所国立大学且学生数低于一万人”之学校推动合并,发文给国立阳明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国立台南大学、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高雄大学、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国立高雄餐旅大学、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国立屏东商业技术学院等19所符合条件之国立大专院校[32]。
国中毕业生自愿就学方案
编辑简称自学方案,为多元入学管道的构想之一,为日后十二年国民教育作准备。这个政策的构想是废除高中入学考试,改以国中在校期间五育评量的成绩为依据,学生毕业后依照志愿分发至高中、高职或五专,于1990年起开始试办。其特色为:毕业生不考联考,减轻升学压力,促进国中教学正常化、作业评量方式多元化,让学生获得全人教育。
- 争议:
- 自学方案原是为了减轻升学压力而实施,但反对者认为采计每次的段考成绩,反而造成每次考试都有压力。政治大学马信行教授曾进行研究,发现普通班与自学班均感受到升学的压力[33]。
- 部分自学班的成绩低落,被视为是“放牛班”。
- “五等第九分制”的计算成绩遭质疑违反教育原理。
- 在“低成就高分发”的情况下,部分学生升高中职后适应困难。
至86学年度(1997年),仅剩台北市继续试办自学方案,91学年度(2002年)国三学生毕业分发后,台北市亦正式停止试办。
开放教科书市场
编辑教科书开放的构想是可增加“一纲多本”的特色,减少一元化的单一标准,且借由市场自由竞争,改善教科书品质,并以政府审定制度把关。1968年之前台湾的教科书为统编本和审定本并行制,之后统一由国立编译馆编辑印行[34]。
由于民间要求,加上教改会也建议开放民间编写教科书,教育部于是宣布教科书采用“审定制”,78学年(1989年)起开放的国中艺能和活动科目审定版的教科书,即是回应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议建议,并公布“改进高中暨国民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方式实施要点”,是台湾教科书重新开放的开端。国小艺能和活动科目审定本在1991年开放,立法院在1994年6月9日通过“教育部应于二年内全面开放审定本教科书,审定标准由教育部定之”,隔年教育部宣布自85学年度(1996年)起,教科书将逐年开收,高中教科书自1999年开始逐年开放。
开放之初,国立编译馆仍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审查单位,故1996年时教育部命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负责国小教科书审查工作。1996年国立编译馆编辑国小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及健康教育六个科目,与其他书商编辑的教科书一起送审。[35]。1996年立法院教育、预算委员会部分委员主张国立编译馆应退出教科书市场,2002年“统编本”正式走入历史。
教科书开放可去除单一版本教科书情形下一元化思想,并可借由市场竞争,提升统编本品质,也可以活化学生思考和增加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并开放民间出版社参与教科书市场的自由[35]。
然而,教科书政策也出现许多争议。吴武典指出政策问题有:教科书中错误百出,品质优劣不一、学校与教师评选教科书之专业能力不足、课程系统混乱、家长对教科书无所适从、参考书价上涨,家长负担大、缺乏配套措施……等。[6]2002年10月30日立法院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通过附带决议文中注明:“国立编译馆应立即恢复编印国中小学教科书之业务”。同年12月25日,在台湾书店预算审查通过附带决议中提到:“教育部应停止民间业者编写九年一贯国中小学教科书业务,立即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印,以杜绝教科书开放民间版本后,因一纲多本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学生学习压力等诸多乱象[35]。
2006年,台北市长参选人郝龙斌提出“一纲一本,共办基测”政见,并于当选后推动一纲一本政策;教育部则持反对意见,并于2007年4月发出解释令若推动“一纲一本”以违法论处;台北市随后提出释宪,获8县市联名。6月底台北市、台北县与基隆市首长达成共识,在97学年度(2008年)国中新生教科书采一纲一本,并在民国100年(公元2011年)共同举办基测,命题原则是“考纲又考本”。[4]
郝龙斌的一纲一本政策,并未受到当地老师的认同。2007年11月12日,中山国中的音乐老师萧晓玲按铃控告郝龙斌,但在12月13日该国中将萧老师以“教学不力”提报为不适任教师,并在2008年1月30日以“行为不检”为由直接解聘[36][37]。2008年,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调查发现学生压力不减反增。到了2010年,全国教师会发现有九成北北基师生,不认为政策有降低课业压力。[4]
2011年,台北市教师发现,北北基联测考题中,出自北北基指定课本的比例很低,使得一纲一本政策倍受质疑;时任全国教师会秘书长吴忠泰质疑一纲一本之余,还指出课本并不是学生压力的来源。[4][38]与此同时,北北基自办基测出现分发失误,引发学生家长抗议郝龙斌的教育政策。[4][38]
2012年3月,台北市政府宣布将于8月起停办一纲一本政策,未来北北基将跟随一纲多本政策。一纲多本政策自此确立。[39][37]
建构式数学
编辑- 1993年教育部颁布《国小数学课程标准》,在教育目标中提到“……养成主动地从自己经验中,‘建构与理解’数学的概念”、“数学的概念与技能必须由儿童自行‘建构’,无法由教师灌输而获得”,这些概念后来被通称为建构式数学。建构式数学以发现式学习为核心概念来教授数学。
- 争议:建构式数学主要推动者为台大数学系教授(黄敏晃及史英)[40]。建构式数学和传统数学教学有极大差异,却在教师与社会大众皆不熟悉的情况下实施,其中最为人诟病的部分在于繁琐的计算过程,和传统背诵九九乘法表相比,计算速度十分缓慢且无效率,且未考虑实际生活应用需求,造成基层教师及家长严厉的批评。2002年学习建构式数学的第一批学生升上国中,全国平均国一数学成绩较以往大为滑落,随即引起媒体广大的讨论与社会舆论抨击。
- 2003年初教育部下令规定不再独尊建构式数学。然而,其建构式数学支持者仍认为教育失败是台湾教师及社会民众素质不高所导致。
- 实则建构式数学并非为笔算而设计,实际上是为计算机语言而设计,代表性编程语言C的基本算式循环即是以建构式数学形式来书写的。[来源请求]
综合高中
编辑指高级中学同时开设普通课程及若干职业课程(依各校特性而开设),结合了高中与高职之课程,让学生适性选读,以因应学生的需要,让学生能有机会跨科(学程)依性向、兴趣,自由选修各学程课程,可跨学程(科)、跨年级选课,经试探课程后,可选修适合兴趣的课程学习。
完全中学
编辑即中学同时设立国中部以及高中部。教育部为因应高中需求的增加,因此推动六年一贯制,将数所国中改制为完全中学,并藉以推动高中职社区化。
九年一贯
编辑1998年教育部提出“九年一贯课程总纲要”,提出“十项基本能力”,并以“七大学习领域”取代过去的分科学习;90学年度(2001年)正式实施,先从国小一年级开始推行,隔年延伸至二年级还有四、七年级同时推行,为台湾教育史上幅度最大的课程改革。
- 争议:
- 实施过于仓卒,2001年由小一开始实行,2002年就扩及一、二、四、七年级,使原本学习旧课程的学生适应困难,产生教学上的障碍。
- 将课程改为合科学习,但师资培育却是以分科培育,导致非本科系出身的老师“边教边学”的情况出现,而领域的划分方式,如“自然”和“生活科技”归于同一领域,也被专家质疑。另外也有不少学科专家以先进国家有于初中施行社会及自然科分科教学,质疑这样学生的知识能力会变差。
高中职社区化
编辑教育部希望以充分整合社区教育资源的方式,以建构学生适性发展的学习环境,建立具竞争力之后期中等教育机构,并鼓励学生就近入学,为十二年国民教育奠定基础。
- 争议:高中职社区化的目标是破除明星高中,让所有学校能达到相同水准,但明星高中和部分家长则表示反对“去菁英化”,并指出消灭明星高中是让整体教育水平向下拉平。
有关高中职社区化的内容和争议,在十二年国教的推动中延续。
多元入学方案
编辑已于2007年10月22日修法。台湾的多元入学管道主要是参考美国的多元入学方式,以往多数人认为联考制度是台湾教育病态的根源,而多元入学方案可避免一试定终身的缺点,因此改革考试制度成为重点工作之一。其好处在于,拥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透过多元入学管道进合适的大学科系就读,各学校和科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特色,筛选适合的学生来就读。
- 高中职及五专多元入学管道,包括四项:1.免试入学;2.申请入学;3.甄选入学;4.登记分发入学。
- 大学入学多元方案,共有“学科能力测验”(高三上学期期末举办)和“指定科目考试”(7月举办,自2022年起更名为“分科测验”)两种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申请依据。入学管道分为“甄选入学”和“考试分发入学”两类;“甄选入学”又分为“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两管道。
争议
编辑- 公平性遭到质疑:比起过去让人认为公平、公开的联考制度,许多人质疑甄选只要通过简单的基本学力测验再参加面试,很可能产生关说、走后门、开假证明[41]的事情,也因此不断有“恢复联考”的声浪。
- 高中职免试入学:采计国中在校成绩做为分发依据,但段考命题教师可能因命题不公或泄题,造成任教班级成绩异常高分,非任教班级异常低分,进而影响学生分发时的排名顺序。
- 老师要学生互相改考卷,却因为学生违反规定自批考卷成绩改错或是分数算错,为此身心受创。[42]
- 被讥为“多钱入学”:由于多元入学方式让学生必须花费许多报名费,期间的交通及膳宿费用相当可观,对经济弱势的学生显然不公平。另外,大学甄试时才艺也是考核重点之一,但社会普遍公认“才艺是钱堆出来的”,培养才艺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使得城乡或经济的差距,造成学生在文化上的劣势。
- 升学压力无法纾解:家长及学生为了挤进理想的学校还是会设法竞争,各式补习仍然存在,甚至有部分家长因为要让孩子在甄试第二关脱颖而出,就把孩子送进各类的才艺班,学生在原有的课业外,又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升学压力不减反增。
- 自91学年度(2002年)开始国文科不考作文,许多家长与教师认为在考试领导教学的风气下,学校会忽视作文教学,直接影响学生的国文能力;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也提出要求国中基测加考国文作文,获得院士会议的支持;而媒体也不时刊登令人啼笑皆非的作文,突显现今中学生的作文能力低落。在各界舆论压力下,教育部于2004年委托研考会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459位家中有小孩在学的家长中,76.6%赞成基测加考作文,促使教育部决定96学年度(2007年)开始加考作文,列入成绩计算。
- 为了要让学生符合推荐条件,老师不得不替学生制造表现机会,最常见的做法是让学生轮流担任干部,让每个学生都有干部纪录。
大学联考(指考)不倒扣
编辑2011年6月20日,大考中心宣布,实施数十年的指定科目考试选择题倒扣于当年指考取消。取消倒扣的原因是期望提高整体分数,以避免“七分进大学[43]”再次发生。
为了提升国民质素,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缩小教育落差,纾缓升学压力,教育部希望将义务教育延长至十二年。台湾推动延长国民教育之议,早从1983年起即展开,先后经过10任教育部长,但因为受到许多反对声浪和财务困窘等因素影响,仍停留在纸上作业阶段。
2007年2月27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施政报告宣示,将从该年度开始逐步推动十二年国教,受到各界的关注。3月5日,部长杜正胜宣布各种配套方案要“再研议”,之前的发言不算数,等于一切回到原点。此外,12年国教也因为父母希望子女就读明星学校,造成明星学区房价飙涨的奇特现象。
2011年1月1日,马英九宣布启动12年国教,2011年9月入学国一生开始适用。[44]6月16日,教育部长吴清基表示,十二年国教当下,教育部希望国中教育会考与升学脱勾,但是如果各县县市升学要采计会考成绩,也不反对。因此被批评会造成“一国多治”。[45]
十二年国教等类似政策,最大的争议为明星高中的存续。支持者以人本基金会为代表,指出长久以来家长师生争相竞逐明星高中,致使国中小教育受到影响、以致出路不平等;同时也关注享有丰沛资源的明星高中,其学生培育的特权思想。[46][47]反对者则阐述菁英体制对于人才培育的必要性、同时否认明星高中师生有特权思想。[48][49]也有投书指出十二年国教会使家长更执著于明星学区,令不平等加剧。[49]
也有意见认为,十二年国教需要考虑各种家长的想法。[50]在2012年4月20日,有谈话性节目讨论十二年国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51]
特色招生
编辑根据12年国民基本教育政策,2014年时,台湾升高中高职考试分成免试入学及特色招生考试两种管道。台北基地区的特色招生,仿造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PISA)考题,只考阅读理解素养和数学素养2科。台湾其他地区的特色招生,则维持传统联考基测的科目。[52]
后续检讨
编辑- 国策顾问、台大教授黄光国认为“广设高中大学”的主张在实践后,让大学教育改走群众路线,学术界发表无数“跟屁型”的垃圾论文,却很少人深入探究论文的内容[53]。
- 李登辉在多年后指责李远哲引介的美国式教育漏洞百出,认为李远哲该为教改结局负全责。
- 当年推动教改的主力李远哲在2016自传中表示,“广设大学”不是他的主意,是吴京主导和李登辉同意,他只提议增加公立大学的“容量”,不论真相为何,等于当年教改的主导者都间接承认结局是失败告终。[54]
- 支持教改者则认为,反对教改的人只是紧抱着“联考幻想”不放,认为联考能解决一切问题,却自动忽略台湾的政经菁英正是联考世代出身,却依然在台湾社会中制造出无数问题,联考根本不是想像中的万灵丹。
注解
编辑资料来源
编辑- ^ 1.0 1.1 1.2 1.3 杨思伟. 回首教改十年路. 师友月刊. doi:10.6437/EM.2004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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