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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化

关于社会行为在各种生物中的演化，请见社会生物学。关于流行于 19 世纪的单线社会学理论，请见社会文化进化论。

文化演化（英语：Cultural Evolution）是用生物演化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及其他动物）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地区差异。主要的概念是文化可以透过学习而传播（类似基因遗传），而且不同的文化在生存或传播上会有所不同，这就造成有些文化特征比其他文化特征更广泛存在于族群中。相较于“社会发展”或“文化进步”描述社会和文化的复杂度如何随时间增长，文化演化不作此预设，将不改变复杂度以及简化都包含在内。文化演化和演化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组织理论都有重叠。[1][2]

早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中就有探索人类文化的演变，自19世纪起，人类学家以此为基础发展文化演化。最初的研究认为文化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所有的文化演变都是源自更底层的生物演化，但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文化的演变来自社会、（非适应性的）演化以及生物学基础。[3][4]

文化演化由众多不同的学科背景中建立了许多不同的概念框架，包括双重遗传理论（英语：Dual inheritance theory）、文化社会演化、模因学、文化选择理论（英语：Cultural selection theory）等等，这些方法对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之间的对应有不同的看法和假设，而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这些不同框架逐渐合流[5][6]。2017年，文化演化学会在德国耶拿创会并举行了第一届文化演化学术研讨会。

主要内容 编辑

文化演化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有许多不同的子领域、核心观念和研究方法。大体上来说，文化演化认为人类的文化演变是经由类似生物演化的机制推动。重要的概念有文化遗传、系统发生树、族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文化突变（创新或探索）、水平转移等等。然而究竟文化的演变和生物演化之间应如何对应、有哪些异同，仍有许多不同见解，这些见解也不一定互斥。

模因学和文化选择理论（英语：Cultural selection theory）的观点是文化特征会透过模仿而复制、复制的过程并非完美因此存在变异、变异之间因为适应度的差异以及其他随机因子而改变频率。不同文化之间为什么有不同的适应度也有许多种假说，包括文化族群选择认为比较有助于整个族群存活的文化会有比较高的适度，另一派观点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差异会影响这个人的存活率，模因学则更强调文化在人脑之间传播的效率，而非它如何帮助个体存活。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非常多个社会，有些估算高达一百万个，在游猎采集的时代结束时可能有 10~30 万个，但到21世纪初只剩下约两百个[7]，这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文化族群选择运作。模因学主要关注的是模因如何达成大量散播的“自私目标”。因为模因的“目标”，因此可能和基因的“目标”相冲突。这可以解释有些对生物个体非常有害的行为，例如为了政治目标而自我牺牲。文化流行病学也持类似的观点，将社会中的各种单位类比为在生物宿主中传染的病原。

文化选择理论主要延伸自模因学，也融合文化流行病学（social contagion theory）和演化知识论。有别于模因学认为文化演化的单位是个别离散的模因，文化选择理论也使用连续的参数。一个例子是为什么企业倾向变大。答案是规模经济，大量产销的效率、内部广告、以及更多研发经费会自我增强。企业的大小是连续的参数，故不易用模因来描述[8]，其立场是文化变迁的原理和生物演化类似，都源自变异、自我复制以及存活率或复制效率的差异[9]。其中的理论除了包含达尔文的天择演化，也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学门的理论，包括拉马克主义、政治、经济、人类学、比较文学、语言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社会生物学、古生物学等等[10][9][11][12][13]。双重遗传理论进一步建立模型来描述基因和文化交互影响而造成的共演化。

文化吸引理论则否定文化是像基因一样直接复制，强调人只能观察到其他人的行为或行为的产物，然后脑中的想法受此观察影响，可能重组出类似但不相同的想法。这个过程中，各种认知机制会造成观察者脑中重组出的概念不同于原先行为者的概念。此理论著重在找寻认知机制中的文化吸引子。

演化知识论是指用生物演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如何建立并累积知识，特别是科学理论。此理论认为知识经由某种选择而演化，例如疾病细菌学说（germ theory of disease）根据周遭其他知识（包括证据）的不同而改变而可信度。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知识论论述，它强调知识建立过程中，天择扮演的两个角色：一是生物的天择演化确保我们的感官和认知能力是可靠的，可以适应我们的周遭环境，二是知识本身经由试误的过程中被选择而演化。演化知识论的特点之一是认为科学理论的实用性并非只由实验证明，还要经由社会和方法论的过程来选择出最“适应”于回答某个科学问题的理论。从演化知识论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为真，而非绝对正确或错误，不管它通过了哪些实证检验；光是通过严谨的实验并不足以证明一个理论可以在未来的实验中存活。卡尔·波普尔以古典物理为例，指出牛顿物理通过了非常详尽的试验，但最后仍被爱因斯坦的理论击败。许多人认为卡尔·波普尔是第一个完整分析演化知识论的人，但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在 1974 年就已经提出这个词。[14]

和其他学科的比较 编辑

社会文化进化论 编辑

社会文化进化论认为社会是朝单一方向进化，从落后变成进步、从简单变成复杂。文化演化只描述现象而不作价值评断，且认为文化演化没有固定的目标，因此文化不分优劣，也没有进步和落后的区别。

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 编辑

这三套理论强调人的基因适应度，不管是用存活率、配偶数量还是子代数量来计算。演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各种行为和心理机制主要源自基因演化的历史，社会生物学进一步主张人类社会的各种特征主要就是这些行为和心理机制组合起来结果。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辩上，社会生物学认为文化可遗传，或者视为性状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的一种，但都是主张人类的文化大多可以视为每个人试图提高整体适应度的结果[15]。演化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模组是遗传而来，但是是适应古代环境，所以在现代社会不一定会提高适应度。[16]

文化演化则强调文化特征的适应度，认为只要文化特征的适应度高，就算它造成基因适应度低也可能传播。

现代主流人类学和社会学 编辑

人类学和社会学倾向认为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但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的差异并非源自基因遗传，也不见得是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更常是因为社会整体的各种结构、制度、人们的目标等等，而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 编辑

经济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着重在效益的最大化，认为人是经济理性的，人类在分析效益后选择最佳行为。文化演化则强调文化特征的适应度，人只是文化的载体，而且选择不一定是理性的。

重要研究主题 编辑

  • 文化特征的传播是像基因一样直接复制，还是观察别人的行为后重新在脑中组成？
  • 文化的最小单位为何？是颗粒性的模因还是连续、可混合的特征？
  • 社会规范如何形成？亲属关系、家庭结构、工作伦理、资源分配、取食、生育等制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 小型社会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发展成大型社会，出现复杂的社会阶级、合作和分工？
  • 文化差异是因为适应不同的环境、还是从不同来源的水平传播、或是地理隔离和随机漂变？
  • 先天的认知偏误对文化演化有多大的影响？
  • 人类的文化演化和其他动物（如乌鸦、猩猩、鲸豚）的文化演化有何异同？
  • 错误讯息和假新闻为什么得以散播？
  • 宗教为何会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一而再地出现？
  • 语言学用系统发生树来描述语言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文化演化的应用。

研究工具 编辑

历史 编辑

背景 编辑

用生物演化的概念来理解文化变异可以追溯到19世记下叶[17]。1871年，达尔文出版《人类的由来》，用生物演化的角度来探究人类的社会文化。他主张风俗和“遗传的习惯”都是源自人类天生具备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并对人类的演化有贡献[18][17][19]。同一时期，孔德和史宾赛，提出社会文化进化论，将社会看作一个个生物体，会成长、随时间增加复杂度、产生秩序性、专精化，并从演化生物中引进变异、天择、遗传等概念来解释社会的进步[20]。

史宾赛的理论在十九世记一度成为人类学和社会评论的主流思想，然而社会文化进化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遭到广泛的批评。该学说认为美国和西欧文化才算是“文明”、比其他文化更进步，许多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是用西欧文明以及物质文明的观点在评断其他文化[3]。德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推动文化颗粒主义（Cultural particularism）。在文化颗粒主义认为不同文化是完全独立的整体，只能被单独研究，不能互相比较。鲍亚士和他的门生，包括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露丝·潘乃德、以及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学的研究重心放在收集个别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方式和证据，而不是试图寻找通则。经过详细的民族志及实证调查，他们指出史宾赛、泰勒和摩尔根等人的观点大多只是臆测，尤其是阶段论。他们指出所谓的原始社会和其他当代社会都有一样长的历史，一样的进步程度，否定原始和进步的区分。除此之外，单线学说假设每个文化都是单独发展的，但事实上许多文化特征会在不同社会间传播，而且这些传播是推动文化改变的动要因素。[3]

同时期的生物学界再次发现了孟德尔的研究，造成天择演化的学术地位暂时被突变论取代。因为这些影响，在 20 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界排斥使用演化的概念或类比来解释人类文明，文化颗粒主义占据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界，认为各种试图套用到全人类的通则以及受进化论影响的观点都不科学，光是说出“演化”一词就可能严重影响学术声望。

美国人类学 编辑

社会文化进化论在美国继续发展为新演化主义，虽然去除了“进步”和“落后”的观点、并接受社会可能在不同环境下用不同的方式适应环境，但仍认为演化有固定的方向。

现代意义的文化演化是由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奠基。他在 1960 年指出赖特的生物演化概念可以文化的演变作类比，创意可以经由“无目标的变异加上选择性的保留”而演化[21]。之后他在 1965 年发展成完整的学说。在他心目中，文化演化并不是奠基自生物演化的类比，而是源自更基本的一套“类目的论”（quasi-teleological）机制，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都只是其中的特例。[22]

同时期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 F·T·克罗克（F. T. Cloak），他区分物质文化（m-culture，例如各种科技）和习得的文化指令（i-culture，脑中的指令），两者互相影响，并且也受外在环境施加的天择压力而改变[23] [24]。文化演化是否需要神经指令的争论由此开始，持续至今[25]。

法国人类学 编辑

1980年代，李维史陀的门生丹·史波柏（Dan Sperber）认为结构主义缺乏实证，于是将认知心理学带入社会学，发展出“文化吸引理论”（Cultural Attraction Theory，这里“吸引”是指动态系统中的吸引子）。文化吸引理论专注于研究大脑中的想法怎么转变成行为，观察到行为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脑中重组出类似的想法，并认为是每次重组过程中的小变化逐渐累积造成文化改变。文化吸引理论的研究因此更专注于找寻心理学以及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如调整或强化既有的想法、或是得到新的想法。[26]

在2010年代，文化吸引理论和双重遗传理论被视为文化演化的两大学派，又被称为巴黎学派和加州学派。

演化生物学的发展 编辑

1936~1947年间，休厄尔·赖特等人透过现代演化综论在生物学界复兴了达尔文的理论，将孟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和天择结合，使演化生物学成正式的学门[27]。之后又在1960年代并建立了中性演化理论，不再只以物竞天择作为解释现象的工具，同时也包括天择、漂变、突变、水平传播等等[28]。之后演化生物学界中的一部分研究者也试图将演化生物学应用到人类的社会行为。最具体并广泛应用这些模型的领域是语言学，用系统生物学的模型来重建语言发展历史。

艾德华·威尔森在 1975 年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中提出社会生物学，主要研究动物行为学中的利他行为、侵略性、育幼等等，并将人类的社会行为视为其中一个特例。社会生物学认为大多数的人类的行为都由基因控制，然而这与实证资料不符，因而招致不少批评，包括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和史蒂芬·古尔德都严厉批评此学门[27]。除了社会生物学，生物学家也透过人类行为生态学（英语：Human behavioral ecology）和演化心理学来解释人类行为，前者将行为生态学的概念套用至人类，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有利于生存或生殖，后者则专注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如何有助于适应古代环境。然而这两套研究方式仍倾向认为行为的背后有遗传学基础。[16]

道金斯于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了模因作为基因的对应，让进化论可以套用到后天习得的行为。模因是可以自我复制的想法，透过人类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而在不同人们的意识之间传播。模因学最主要的贡献是试图定义文化的单位，然而因为道金斯的理论停留在单纯的假说，没有提供操作定义或量化模型，加上染色体和基因无法直接对应到文化遗传中的任何实体，模因学的发展非常有限，至21世记基本上已然没落，最主要的影响或许是创造了网络模因一词。

文化演化主要在 1980 年代的美国加州发展成形，称为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或基因-文化共演化 gene-culture coevolution。此理论用现代的演化生物学模型来描述文化的传播和演化，奠基者是罗柏特·伯依德（英语：Robert Boyd (anthropologist)）、彼得·瑞查森（英语：Peter Richerson）、路易吉·路卡·卡瓦利-斯福扎、以及马库斯·费尔德曼。他们将族群遗传学以及流行病学中的数学模型套用到文化上，替文化演化的量化研究打下基础。这些模型也不只局限在描述人类，还可以套用到其他有社会学习能力的动物，例如鸟类、鲸豚、以及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双重遗传理论认为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有两条独立的遗传路径：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播，两者都受到演化的影响，同时也对彼此施加天择压力，造成共演化。这种观点让文化演化不再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议上选边站，而是将所有的行为和文化都视为先天和后天的交互作用的产物。[29][30]

学术组织和期刊 编辑

重要期刊 编辑

  • 《演化与人类行为》（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 《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
  • 《演化人类科学》（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
  • 《演化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

组织 编辑

  • 文化演化学会（Cultural Evolution Society, CES），成立于2017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
  • 人类行为与演化学会（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 HBES），每年举办一次会议，《演化与人类行为》是其官方期刊。
  • 欧洲人类行为和演化协会（European 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Association, EHBEA），前身为2006年起的一群欧洲研究者的合作，正式成立于2008年，每年举办一次会议，相关的期刊为《演化人类科学》。
  • 约翰·坦伯顿基金会（英语：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公益组织，资助研究科学和宗教的交集、人类社会发展、伦理、创意等主题。
  • 演化研究院（英语：Evolution Institute）：非营利机构，致力于用文化演化的角度解决社会问题。

重要研究单位 编辑

批评和争议 编辑

文化演化的发展史很大受到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影响。目前作为一门科学领域，有许多基础争论尚在进行中，包括普适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22][31]、双重遗传理论[32]、以及文化遗传机制[33]。

种族主义 编辑

因为文化演化常被和社会文化进化论搞混，而后者使用了单线学说、以欧洲文明为中心，文化演化有时被批评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种族主义[34][35]。虽然文化演化其实并不作前述宣称，然而它仍以宏观的尺度找寻文明发展的通则，因此有些人仍认为它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或忽视了每个人的独特性。

化约论 编辑

有批评认为文化演化是用在个体层次的生物学现象来解释发生在整个群体的社会学现象，是一种见树不见林的化约论。

缺少证据 编辑

文化演化的证据目前仍比较有限，因此遭受批评，批评的出发点包括拉马克主义、基因和性状的划分、文化的单位、和环境的互动。或许就是因为证据的不足，关于文化特征和生物特征该如何类比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包括把文化特征类比为性状、基因、或病毒，这些不同的类比有时会被搞混而造成错误[8]。许多文化演化研究者没有现场观察他们试图描述的文化，而只是分析先前的探险家和传教士的资料，被批评为“空谈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35]。

注释和参考资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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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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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wler, Peter J.,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Darwin, C. R.,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John Murray,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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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etz, Thomas; Burns, Thomas R.; Buttel, Frederick H., Evolutionary Theory in Sociology: An Examination of Current Thinking, Sociological Forum, 1990, 4: 47–70 
  • Lennox, James G., Kinds, Forms of Kinds and the More and the Less in Aristotle's Biology, Gotthelf, A.; Lennox, J.G. (编),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Aristotle's Biolog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9–359,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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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cLaughlin, Paul, Rethinking the Agrarian Question: The Limits of Essentialism and the Promise of Evolutionism, Human Ecology Review, 1998, 5 (2): 25–39 
  • McLaughlin, Paul, The Second Darwinian Revolution: Steps Toward a New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Nature and Culture, 2012, 7 (7): 231–258 
  • Nisbet, Rober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Richards, Richard A., The Species Problem: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Rist, Gilber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New York: Zed Books, 2002 
  • Sober, Elliot, Evolution, Population Thinking, and Essenti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0, 47 (3): 350–383, doi:10.1086/288942 

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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