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
柳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字翼謀,亦字希兆,號知非,晚年號劬堂,男,江蘇丹徒人,中國歷史學家、古典文學家、圖書館學家、書法家,中國近現代史學先驅,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現代儒學宗師。
柳詒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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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 | 1880年2月5日
逝世 | 1956年2月3日![]() | (75歲)
國籍 | ![]() |
職業 | 歷史學家 圖書館學家 書法家 |
生平
編輯光緒五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西元1880年2月5日)卯時生,邑增生,宣統己酉科(1909年)優貢,候選教諭。歲貢生、候選訓導、例封修職郎姨丈子攸女。[1]
柳詒徵幼時家境清寒,七歲失父,同姐隨母到外婆家,課督於母鮑氏,就讀於鮑氏書塾,日誦經書、詩文。
清光緒22年(1896年),十七歲成秀才,居家授徒。後往南京,在江楚編譯局任事。曾師從繆荃孫、黃以周、李瑞清等人。
光緒28年1902年,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國後曾就學於三江師範學堂。次年創辦思益小學。之後曾任江南商業高等學堂、兩江師範學堂等校教習。民國元年(1912年)主持鎮江府中學堂。不久轉任北京明德大學教授。
民國3年(1914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江謙之聘任文史地學部歷史、國文教授。民國10年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14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翌年遂再度北上,先後執教於北京女子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和東北大學。
民國16年(1927年),國立東南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初名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返校執教;並主持國學圖書館(原江南圖書館,民國16年後改爲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民國18年改爲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民國26年(1937年)抗戰前夕,為轉移圖書入川奔走。抗戰爆發後講學於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貴州大學。民國27年(1938年)再度執教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時為中大年資最長之教授,被尊稱為「太老師」。
民國35年(1946年),抗戰勝利後,復回南京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兼任國史館纂修。
1949年,居滬,籌辦上海博物館。晚年以讀書校書為樂。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
事略
編輯柳詒徵為中國近現代史學開創者。清光緒廿九年(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打破綱鑑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敍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光緒卅一年(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宣統二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
柳詒徵晚年著《國史要義》,論述了「史」之方方面面,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十大篇,可謂對中國史學全面總結的代表作。
柳詒徵民國十二年(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著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爲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誌、《國風》學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柳詒徵為現代儒學宗師。作爲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中大,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2];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爲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柳詒徵亦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3]
柳詒徵亦為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民國十六年(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卅七年(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4]。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民國廿四年(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幹慘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 ;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鑽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著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征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恆」。[5]
教育思想方面,柳詒徵倡導自由教學,認為應當根本改革工廠批量生產式、機械式的現代學校教育體系,以利於每一個人學生自由學習、個性發展。必修課程、標準以及教師資格可由教育部統一制定;國家組織嚴格的考試,各門課程及格者,授予相應文憑。學生自小學畢業後,聽其自由求師。學堂停辦,教師可自由授徒。同時,國家在各省市縣設立公共的科學儀器館、圖書館及各類音樂美術體育設施,適當收費或免費供學生使用。[6][7]
思想
編輯- 「柳翼謀為學守則三綱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慮、平怨怒、節飲食、謹言語、懲偷惰;
- 二修德:事親孝、與人忠、立志堅、律己嚴、執事敬、處境淡;
- 三勤學:讀經書、考史事、講理學、習國政、作詩文、究技藝。
其他
編輯柳詒徵淡泊功名利祿。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場腐敗和民國初年軍閥竊權誤國,誓不做官,以執教著述,清正自守。他民國時期的學生、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崔宗瑋曾說:「如果熱衷於官職的話,柳老伯的資歷名望,不要說南高的文學院長,就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一定會有人請他擔任的。」民國卅一年(1942年)國民政府成立「禮樂館」,蔣中正欲借重柳詒徵的德望,讓教育部請柳主持,柳當即「以老弱為辭」,蔣又讓柳門弟子陳訓慈之兄長陳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謝絕。」[8]
柳詒徵幼時隨母居外祖家,步入社會後四海為家,債賃為居。雖然如此,他仍淡泊錢財。早年在兩江師範學堂執教,當時為尊師起見,一般每月工資例由會計親送教師,而兩江師範會計卻要教師自己去領。柳為維護師道尊嚴,數月不領,學期結束即請辭,校長李梅庵不捨,托陳善余詢問原委,遂後才責正會計,得以挽留。民國廿七年(1938年),柳詒徵應竺可楨之敦請到位於貴州泰和的浙江大學講學,在課堂上講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悲昂,突發中風昏倒在講臺。校長竺可楨延醫急救,後柳又在校休養三月。離校時,竺派校車送行,並讓秘書送去舟資三百元,柳詒徵以因病講學未成,堅決不收川資、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