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
柳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男,江苏丹徒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柳诒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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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 | 1880年2月5日
逝世 | 1956年2月3日![]() | (75岁)
国籍 | ![]() |
职业 | 历史学家 图书馆学家 书法家 |
生平
编辑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公元1880年2月5日)卯时生,邑增生,宣统己酉科(1909年)优贡,候选教谕。岁贡生、候选训导、例封修职郎姨丈子攸女。[1]
柳诒徵幼时家境清寒,七岁失父,同姐随母到外婆家,课督于母鲍氏,就读于鲍氏书塾,日诵经书、诗文。
清光绪22年(1896年),十七岁成秀才,居家授徒。后往南京,在江楚编译局任事。曾师从缪荃孙、黄以周、李瑞清等人。
光绪28年1902年,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国后曾就学于三江师范学堂。次年创办思益小学。之后曾任江南商业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等校教习。民国元年(1912年)主持镇江府中学堂。不久转任北京明德大学教授。
民国3年(1914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谦之聘任文史地学部历史、国文教授。民国10年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14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翌年遂再度北上,先后执教于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
民国16年(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初名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返校执教;并主持国学图书馆(原江南图书馆,民国16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民国18年改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前夕,为转移图书入川奔走。抗战爆发后讲学于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贵州大学。民国27年(1938年)再度执教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时为中大年资最长之教授,被尊称为“太老师”。
民国35年(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回南京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
1949年,居沪,筹办上海博物馆。晚年以读书校书为乐。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
事略
编辑柳诒徵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开创者。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打破纲鉴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光绪卅一年(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宣统二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徵晚年著《国史要义》,论述了“史”之方方面面,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大篇,可谓对中国史学全面总结的代表作。
柳诒徵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徵透过许多著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学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徵为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徵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一的中大,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2];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亦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3]
柳诒徵亦为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民国十六年(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卅七年(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4]。为便于“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民国廿四年(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惨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5]
教育思想方面,柳诒徵倡导自由教学,认为应当根本改革工厂批量生产式、机械式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以利于每一个人学生自由学习、个性发展。必修课程、标准以及教师资格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国家组织严格的考试,各门课程及格者,授予相应文凭。学生自小学毕业后,听其自由求师。学堂停办,教师可自由授徒。同时,国家在各省市县设立公共的科学仪器馆、图书馆及各类音乐美术体育设施,适当收费或免费供学生使用。[6][7]
思想
编辑- “柳翼谋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
其他
编辑柳诒徵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他民国时期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于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民国卅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蒋中正欲借重柳诒徵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8]
柳诒徵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后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后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民国廿七年(1938年),柳诒徵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于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后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徵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