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炳兴
江炳兴(1939年5月5日—1970年5月30日),中华民国 台湾省台中市大里人,毕业于台中一中,陆军军官学校第33期学生,基督教徒。因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入狱,后因策划与其他政治犯共同劫械越狱(许多狱中政治犯与支持者称为“起义”)、并联合狱外人士武装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再次遭逮捕,判处死刑,总统蒋中正误以为他的刑事处分为“移送绿岛”,亲自批示枪决,而中华民国国防部早于蒋中正批示前作出已核准6名被告之覆判判决,并未照批示而改变原判决[1],是为“泰源事件”。这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第一件已达付诸行动阶段的武装革命,也是台湾战后时期继1958年海军士官学校校友台独案、1958年黄埔军校台籍校友台独案、1961年“苏东启案”等大小案件后再一次计划以武力号召台湾独立的事件。[2][3][4][5][6]
江炳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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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一中时期的江炳兴 | |
出生 | ![]() | 1939年5月5日
逝世 | 1970年5月30日![]() ![]() | (31岁)
国籍 | ![]() ![]() |
母校 | 台中一中 |
江炳兴被资深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史明等赞为“革命烈士”[7]、“建国烈士”[8]或“泰源烈士”[9]等。由台湾文史政治学界以纪念为台湾付出、牺牲生命的义人为宗旨的“台湾英雄馆”即将其列入。[10]参与白色恐怖受难者口述访谈的党外文史工作者林世煜则将其誉为“自高中时代就决死志,历十数年不动摇的人格者。”[11]
家庭背景
编辑江炳兴的父母亲都不识字,务农,共有七个小孩,江炳兴排行老大,有一位弟弟、五位妹妹。由于家境问题,九岁才念小学,常一边帮忙农事、一边看书,但从一到六年级的成绩都是第一名。[2]
军校时期
编辑1959年,江炳兴和吴俊辉(台中市人,1939年生)、黄重光(台中县人,1941年生)、陈新吉(台中市人,1941年生)等台中一中学生,组织“自治互助会”。不久与高雄中学的陈三兴(1942年生)、蔡财源(1940年生)与施明德等人所组“亚细亚同盟”合并成“台湾独立联盟”。江炳兴和吴俊辉等约定,依个人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分为两条路,吴俊辉进东海大学,江炳兴、蔡财源、施明德等人则在高中毕业后,投考军校,以期能武装兵变推翻国民党政府。[2][11][12]
吴炳坤军校的难友同窗陈春荣表示,当时念陆军军官学校的台湾籍学生常被外省同学歧视,这些台湾同学就更团结,从30期到33期的有四、五十人,每次放假日就相约去高雄大贝湖(澄清湖)。陆官第30期台湾籍学生吴炳坤(台南市人,1935年生)于1959年秋天和其他台湾同学成立“台湾同乡互助会”,联络感情,引起中国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后来又因时常谈论时政,也注意到流亡日本的廖文毅所提台湾独立主张。1960年,吴炳坤、许直胜(南投县人,1938年生,陆官第32期)、陈恩泉(彰化县人,1938年生,陆官第32期)、张泉地(彰化县人,1938年生)等被捕,被认为有台独倾向且为带头者的吴炳坤被依《陆海空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军中秘密结社罪关了二年,张泉地五年。全校五十多位台湾籍军校生也个别被叫去问三、四次。[13]
陆官第33期的江炳兴受吴炳坤说服而加入其军校台独种子成员之一,并接受精神心志教育和体力上的锻炼。他们希望军校台湾籍同学毕业后,如有五十个“自治互助会”的同学或串联结盟的军官当上营长,或许就可掌握军中二万多的兵力,要改革或革命,才有可能。吴炳坤吸收的台籍军校生结训被编入部队后,有的静待时机成熟,或在军中借机发展。[13][14][15][11]
学生政治犯
编辑1962年春末,组织遭人出卖,这些成员数十人被调查局一一逮捕入狱。其中陈三兴与陆军炮兵学校毕业的少尉观测官施明德遭判处无期徒刑,陆官第33期的蔡财源十二年,中尉观测官黄忆源(南投县人,1940年生)五年,少尉排长张茂雄(台北市人,1939年生)五年,陆官第31期的陈春荣(彰化县人,1937年生)五年,施明德三哥、国防医学院学生施明雄五年。时年22岁的三年级学生江炳兴亦于1962年夏因预备颠覆政府嫌疑遭逮捕。被羁押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六张犁看守所期间,江炳兴同学且同案的吴俊辉曾与因于1964年印制《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传单一万份而被捕的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彭明敏关在一起,江炳兴则与彭明敏的法律系学生谢聪敏同囚一室,而黄重光与魏廷朝同房。直至1965年,江炳兴被处以十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十年,送入台北县新店的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安坑分所。[13][14][15][11][2]
1961年云林县议员苏东启案与1962年“台湾独立联盟”案等被控以台独叛乱之政治犯于1964年由绿岛新生训导处、台北国防部军法处看守所、及新店军人监狱被移送至于台东东河乡北源村马武窟溪旁河谷地的“国防部泰源感训监狱”(1962年新建完工)集中关押。1963年9月至1969年的6年间,先后移监至此的政治犯有600余人,其中台独案件者约占三分之一。泰源事件发生时共关押335人。郑金河(云林北港人,1938年生)、陈良(云林土库人,1938年生)、詹天增(台北瑞芳人,1938年生)、郑正成(台北泰山人,1938年生)等四名海军陆战队一O七四部队成员则皆涉及苏东启案。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谢东荣(嘉义六脚人,1944年生)则另因“反动文字”案下狱。江炳兴在台北新店军监(洗衣部)时就计划要逃亡举事,他与因“台湾独立国”案入狱的林金煌医师(台中市乌日区人,1928年生)等曾准备好两斤的砒礵要对付官兵,但未成功且遭人打小报告,乃于1969年10月底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的方式经西部纵贯线移囚台东泰源。[15][2]
这座政治犯监狱之管理,上至典狱长,下至狱卒,全为外省籍军人。但监狱外围的陆军警卫连则几乎都是台湾籍的充员兵。监狱设有“外役”,利用较年轻力壮者之劳力生产。白天被带至狱外从事工程、伐木、农耕、养殖等劳作,夜间回押劳房时即将狱外消息传知同志,如与当地教会人士、台湾原住民、或监狱外警卫部队台籍充员战士的交往情形等等。[15]
江炳兴被捕后,他陆官的一位学长(一说为同学)一直不知其下落,后来派到泰源监狱时才在人犯移送名册上看到江炳兴的名字,经约晤后将其从内侧关押重要案件主犯的“义监”调为农耕队外役。江炳兴在义监时曾与黄金岛同随柯旗化学日文。[15][2]
泰源监狱起事
编辑这六位从事外役的政治受难者所余刑期原已不多,但他们仍决定采取行动反抗中华民国政府,郑金河自1964年即开始构思监狱革命。江炳兴等狱友受“台湾民主国”的启发,并视彭明敏教授为精神导师,而彭明敏逃亡前曾与他们保持联络。这项计划在有军事背景的江炳兴到来后转趋积极。江炳兴也在泰源事件前写家书极力反对家人在春节时至泰源监狱探望他。[16][17][2]
江炳兴在其所拟、署名为“台湾独立革命军军部”的〈台湾独立宣言〉中写道:“……为什么台湾人只能有一种声音?为什么台湾人只能选一种命运?为什么台湾人只能乖乖听话,不能起身反抗专制独裁的政权?……深信压迫与奴隶存在时,为自由奋斗是应该的。迫害与恐惧跟着时,争取幸福是一种权利。在今天,为此努力实只是克尽天职与恢复人类的尊严而已。”这些被当成“叛乱”证据的几份手稿深锁于国防部逾三十年。[16]
他们在某篇无标题的文章中写道:“经过二十多年的等待,我们发现,等待唯有死亡;祈求和平,唯有被侮辱;低声下气恳求谅解,唯有被讥笑;盼望正义援助,唯有被误解我们甘愿被奴隶。国际间并没有正义存在,相反的,强权正被歌颂,我们在一切希望都消失时,只好正告国际人士,我们并不是缺乏勇气,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我们现正遵从你们歌颂的方法,追求我们台湾的完整独立,追求我们台湾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相信对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你们不会感到惊讶!若有,只有指责你们正义感的迟顿,无视我们于悲惨时的呼救,为所可能发生的惨痛流泪、忍耐、等待。但是国民党所加给我们的惨痛不愿停止,流泪、忍耐被视为软弱,现在我们已没有眼泪可流,我们已没有耐心可忍,剩下的只有鲜血,这是多年来我们所珍藏的。现在我们亦把它献给敌人,献给世人。我们并不准备让你们歌颂,但求苦难的同胞,不再被压迫与奴隶,求世人对我们苦难的同胞,赐给他们独立、自由与幸福,我们深信压迫与奴隶存在时,自由与幸福等于奢谈。唯有压迫与奴隶消失时,自由与幸福得以保障,人权得以伸张,世界能够和平。对这真理,我们以身励行。祈求上天,使地上苦难急急过去,和平早日来临。”[18]
他们抱定一死决心商讨越狱行动,计划释放同志,控制监狱,分发武器(包括两门大炮、五挺机关枪、半自动步枪等),联合警卫连台籍士官兵与当地原住民青年共约120余人攻占中广台东台、对外发表〈台湾独立宣言〉(已由北源村天主教堂外籍神父备妥国语、台语、英、日版的录音带与印妥文告)及呼吁联合国“容毛(毛泽东)不排蒋(蒋中正)”,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要独立的心声。他们并希望夺取军舰,发动全岛革命,号召台湾人推翻蒋政权。他们原拟于美国副总统安格纽1970年1月2日访问台湾时起义,制造跨国新闻事件,以利国际传播,后因故延期。遭重重监控的彭明敏于1970年1月3日易容潜逃至瑞典并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此事传到狱中(一说彭明敏寄贺年卡至狱中,而彭明敏此前曾于台北押房与江炳兴约定若江收到贺年卡,即表示他已安全逃出国外),鼓舞了江炳兴等人,希望能呼应出亡的彭明敏向世界控诉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以说服国际相信台湾有寻求独立的声音(当时的媒体全遭党、政、军控制)。虽面临诸多显而易见的困难,但也面临风声走漏遭狱中统派/左派告密,一事无成却牺牲更大的压力。他们认为世上绝无万全之革命,唯有冒险犯难,若能到达目的地占领电台,将台湾人独立建国的愿望广播出去,就算达成有限目标。[19][20][16][3][21][22][11][15][2]
原订1970年2月6日正月初一(该案判决书与部分人士则称2月1日星期天)晚上的行动因配合支持行动之卫兵轮休时程延期,许多人已写好遗书、将积蓄全拿来加菜或赠寄亲友。8日大年初三星期天,身上藏着独立宣言的江炳兴等六名从事外役的政治犯利用中午换哨岗卫兵较松懈的机会,持刀刺杀警卫班长龙润年,夺取枪械子弹,班长呼救,惊动警卫连,监狱大门、中门遭锁,卫兵后援赶至使他们未能依原订计划打开牢房放走其他已着装携刀械等待中的同伙举事,几位原本交情不错的台籍警卫连纪姓辅导长(代理休假中的连长)和原定配合举事的卫兵在对峙一阵子后,双方都不忍互相冲突,叫他们尽快逃离泰源监狱。六人事败后分头逃往山区,监狱安全防卫由警备总部与宪兵直接接管,总司令刘玉章亲自坐镇指挥,原警卫连被迅速调离,全连接受个别侦讯。国防部成立前进指挥所,动员三个营(16个完整连)的兵力进入台东围捕十日,动员警力、祭出悬赏并找原住民青年协助围山搜索。他们在当地居民协助后仍陆续被捕(江炳兴于2月13日),送到新店安坑看守所,但都挺过刑求,一肩扛下所有责任,始终未供出任何其他参与支持者。[19][20][16][3][21][11][15][23][2]
六人均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及《刑法》第一百条与第一百零一条“意图以暴动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等起诉。郑金河等按原定计划坚称系遭胁迫挟持逃亡而不知情的“人质”郑正成免于一死,但仍被加重刑期15年6个月(连前案共计刑期28年6个月),可说是郑金河为日后见证历史留下的活口,其余五人均于3月30日被判处死刑。4月16日,国防部参谋本部于覆判时上签呈要将狱中其他叛乱犯送往绿岛集中管训。4月24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在美国纽约市遭留美博士班学生与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成员黄文雄枪击未遂。4月27日,总统蒋中正将“将叛乱犯移绿岛监禁感训”之公文误解为6名被告之刑事处遇,批示“如此重大叛乱案,岂可以集中绿岛管理了事,应将此六犯皆判刑枪决,而赖张李等三犯,以警卫部队士兵,而竟预闻逆谋不报,其罪难宥,应照法重处,勿误。”,但国防部早于蒋中正批示前作出已核准6名被告之覆判判决,并未照批示而改变原判决[1][24][25][26]。
江炳兴等人在5月30日被解送安坑刑场面临枪决时仍高呼:“台湾独立万岁”,而且每人均深受数枪才身亡。郑金河在遭枪决前曾对郑正成说:“台湾如果没有独立,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耻辱!”他说:“我们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给你们了。”其余泰源事件的知情、幕后参与而未被供出者,至少还有二、三十位,像是柯旗化、黄金岛、吴俊辉、蔡宽裕、高金郎、郑清田、陈庚辛、李万章等人,从泰源被移囚国防部于绿岛赶建的绿洲山庄后,皆在刑满后再送感训,另外囚禁三年。[19][20][16][3][21][11]
曾率领二七部队与国民政府第21师于乌牛栏之役作战的黄金岛便将其誉为“正港(真正)的台湾青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些台湾人的烈士,我认为这六位志士的义气比三国的关公还值得我们台湾人尊敬。”[2]
身后事与白色恐怖
编辑江炳兴遭枪决后,家属接到电报通知前往台北市立殡仪馆认尸。因家贫且运费高昂,江父与妹妹决定就近安葬于木栅公墓。1981年,家属捡完骨后将骨骸移回大里的仁化公墓。吴钟灵(新竹市人,1927年生,二二八事件后入黄埔军校第22期、1949年返台,1958年因台独案被捕前为上尉,后遭判有期徒刑10年)[27]、郑正成、蔡宽裕、郑清田等难友都前往祭拜。之后再移往五福公墓,与母亲和弟弟葬在一起。而后又移葬南投名间乡万丹社区公墓。[2]
泰源事件后,警方常常在三更半夜至江家彻底搜查。江炳兴被枪杀后,警方依然每个月赴江家作户口调查。江炳兴的几位妹妹出嫁后,几位妹夫家也被查。家人也因此关心政治、具反抗意识,支持党外民主运动,妹妹江月慧也坚定台湾人要出头天、要政党轮替、要平反政治受难者、清算国民党党产的信念。[2]
迟到42年的家书
编辑江炳兴的母亲于1983年过世,江父则于1997年病逝。江爸爸与江妈妈直到临终时都不知道儿子曾遗留下纸薄情深的书信。[28][29][30]
由于许多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的遗书并未交至家属手上,在家属要求下,政府决定诚实面对历史创伤,乃透过文化部筹备中的国家人权博物馆陆续把遗书交还给家属。江炳兴于1970年4月5日晚间在新店军人监狱用十行纸写就分别给父母与弟妹的的遗书,写了地址,却没有被寄回其台中大里的老家,而是锁进国家不见天日的档案卷宗内。文化部长龙应台和同为泰源事件幸存者的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秘书长蔡宽裕于2012年10月11日带着这两封遗书前往台中大里,迟了42年才代表政府奉还给江炳兴的双胞胎妹妹,家属拿到遗书激动的落泪。哥哥入狱时只是八岁小学生的这对姐妹,对哥哥的记忆不深,但父母亲对儿子一辈子的遗憾和痛,她们却难以忘怀。龙应台说:“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走这样的回头路。”蔡宽裕表示,江炳兴等人当年为了让台湾人的生存有尊严,秉持信念发动武装革命,最后因此奉献了生命,他曾受江父之托向有关当局申请泰源事件判决书,最后都石沉大海,江炳兴的父母一直到过世前,都不知道儿子为何会被枪毙。[31][30]
江炳兴在信中有思念不舍,也盼家人以他为荣。他说:“...儿因此信基督、进军校,又走入致死的道路,死,使儿心甚悲凄,但甚坦然…”“儿至死,以天下为己任”“怀着理想深知努力,最后乃以路途走得过远而死,想爸爸妈妈以此念儿时,当可减少几分悲伤”“爸爸妈妈常因我流泪,常祈求上天怜悯,终能使流泪变成欢乐。”“甚想念爸爸妈妈,但愿真有来生,以求报答。死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28][29][30][21][17][32]
纪念与后续发展
编辑自1991年起,泰源事件的难友都会于5月30日齐聚台北市义光教会,为江炳兴等五人举行追思礼拜,彭明敏等相关人士也会参加。由于江炳兴等五人遭枪杀前曾交代过郑正成希望以后五人能合葬在一起。[2]满头白发的蔡宽裕说:“那六个兄弟,当时警总如何的刑求,我们都可以想像的到;但我想像不到他们竟然在那样的刑求之下,没透露任何一个姓名,使得我们几百个人得以活了下来;但至今,我们甚至连个纪念塔或碑都没能给他们...将他们的骨灰集中在一起...”[33]
1996年3月,第一位台湾籍总统李登辉获选为第一位经公民直选产生的总统;7月,陆军官校第31期台籍毕业生汤曜明(与陈春荣同班)获拔擢为第一位台籍的陆军总司令。1999年,汤曜明成为第一位台籍参谋总长;2002年,再成为第一位台籍国防部长。2001年同为陆军官校第31期台籍毕业生蔡朝明成为首位台籍国安局上将局长。两人是陆军官校第31期毕业生中唯二晋升上将者(陆军官校第31期有182名毕业生,其中台籍7名)
1998年,立法院制定经总统公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被关七年的江炳兴亦列名于其受裁判者名单中,妹妹亦于江炳兴难友的协助下于1999年申请补偿,2001年获受理通过。[34][2]
2013年
编辑5月25日,台湾北社、台湾客社等团体在国立台湾大学校友会馆扩大举办泰源起义43周年追思纪念会,以台语朗读江炳兴及郑金河当年写给家人的遗书,高龄95岁的史明代表向5义士献花致意,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陈南天则表明台湾独立建国这条路走到成功为止。[32][35][36]
5、6月,施明德、洪奇昌、田秋堇等前往档案管理局调阅泰源事件资料,直批蒋中正直接介入审判“比江国庆案还严重千百倍”,并与林浊水和胡镇埔等以“有独裁者存在,革命就是一种义务”、“烈士是人民的精神资产”、“唯有转型正义才能真正带来和解”、“纪念可敬对手”、“这是这块土地的历史”、“这些人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无名英雄”、“自由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非掌权者的恩赐,这些人的庄严相貌在他软弱徬徨时给他勇气与力量。如今台湾已经历政党轮替又轮替,是时候让台湾社会景仰这些烈士了”为主轴,发起向这些为国家前途而年纪轻轻就以身殉道的抗暴英灵、泰源烈士致敬礼拜活动,平反受难冤魂,以弭平仇恨、抚平伤痛,让台湾走出对抗,团结大和解。[37][38][39][40][41][42]
林浊水表示“社会常把把政治犯当英雄,而这些英雄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自己之中只有这5人值得年年纪念?因为政治犯的共识是,这5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泰源烈士...是整个地否定当权者统治权的正当性的...”[43]
施明德的女儿施蜜娜、施笳与柯建铭的女儿柯涵文向富邦文教基金会青少年圆梦计划提出“掘坟”计划,调阅整理泰源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相关档案,期望向新世代还原真相、唤起国家记忆,完成短片“死囚之歌”,她们相信“先人埋骨的地方就是宝藏的所在”,这些人是为理想、为全体台湾人而死,社会需要敬烈士,让所有人永远不会忘记,台湾人民是深深被祖先爱着的。[44][45][46]
6月,台湾教师联盟、台湾国家联盟、台湾嘉义社等民间团体举办嘉义首场泰源事件五烈士纪念追思会,献花歌咏“勇敢的台湾人”,并呼吁以台湾为主体写历史,而非任由外来殖民政权让青史尽成灰,台湾人要以网络2.0突破封锁台湾历史的教科书。[47][48]
参见条目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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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连结
编辑- 泰源事件真相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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