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南薰
漆南薰(1892年—1927年3月31日),名树棻,一作树芬,号南薰[1][2],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人,中国近代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民党左派活动家,曾任《新蜀报》主笔,著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3]于“三·三一惨案”中遇害。
漆南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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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南薰 |
本名 | 漆树棻 |
出生 | 1892年 大清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江津县李市乡 |
逝世 | 1927年3月31日 中国四川省东川道巴县两路口 | (34—35岁)
墓地 | 中国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漆南薰墓 |
母校 | 江津中学 成都联合中学 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第四高等学校 第三高等学校 京都帝国大学 |
职业 | 革命家、经济学家 |
研究领域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帝国主义 |
政党 | 中国同盟会 中国国民党 |
受影响于 |
生平
编辑早年
编辑1892年,漆南薰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李市乡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兄为前清秀才,管理家业,拥有田产七八十亩。《漆氏族谱》记载漆南薰“幼聪颖,头角峥嵘,束发受书,过目成诵,稍长,重气节,慷慨有大志”。[3]
漆南薰早年就读于江津中学,因反对学校当局无理迫害学生而被开除。[4]1912年(民国元年)入成都联合中学(今石室中学),比郭沫若低一个年级。当时的他学习成绩优秀,对政治很感兴趣。[5][6]辛亥革命前,漆南薰加入中国同盟会。[7]
赴日留学
编辑1915年,漆南薰赴日本,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分配到东京第四高等学校[4][8](一说,他考入的是第三高等学校[9]),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经济学家河上肇。此间,漆与早他一年到达日本的联中同学郭沫若常有来往,相遇时总要谈论国事,有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4]
当时经济学部由河上肇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漆南薰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4][10]从帝大第三学年起,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中国近代经济以及帝国主义侵华相关资料,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他认识到中国的积弱与帝国主义侵略有直接的关系。毕业时他写成了论文《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3]
《经济侵略下之中国》
编辑1924年,漆南薰回到中国,偕妻子凌树珍和两个孩子住在上海,并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期间继续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大量搜集资料,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中国经济问题专著。漆在此书中说:“经济学家的重大责任,究竟理论固然十分重要”,“而以学理应用于解决我国之经济问题尤为重要”,“应该为我们采用的,就是——马克思派,因为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派,实无人能将帝国主义的真象暴露于外”。[11][8]这部书阐释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并用大量资料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他在书中说:“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 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侄桔陷阱。”[11]
郭沫若接到这部书的底稿后,“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同意为其作序,并取名为《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5]不久后,经济学家马寅初到上海,读了此书后也很欣赏。但考虑到郭沫若取的书名较为刺目,遂改其名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并亲自题写封面。1925年,这部书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的书名出版,徐谦、唐绍仪、吴稚晖、郭沫若为其作序。[11]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揭示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中国真相的著作。[12][13]《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开创了民国“出版界未有之奇例”,并于当年11月再版,不到三个月再次售罄。[14]此后又于1929年刊行第六版,[3]1932年刊行第七版。[4]漆南薰也因此书而声名鹊起。
当时正值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漆南薰参与群众斗争,支持罢工罢课,并在上海《民族日报》撰文指出:“五卅惨案之发生,表面上虽为英捕之行凶枪杀事件,论其实,乃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之一种必然结果。[15]”
以文代戈
编辑1926年初,漆南薰应邀回到重庆接替肖楚女任《新蜀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他认为“四川是反动军阀的根据地,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了,可以与广东遥相呼应,成为西南犄角之势”。[4]回川途中,他乘坐的安庆轮抵达汉口时,装上了三十多箱运往四川的子弹;到夔门后,又见到囤船上堆放着的数百箱子弹连夜装进了船舱;到忠县、丰都,军阀部队强行停船;最后进重庆城,见到遍街贴着收烟捐和登记瘾民的通知,这使他认为四川在军阀统治下已成为了“军械世界”、“鸦片烟的世界”。他在《归川所见》中写道:“吃鸦片烟,好比吃毒药一样,吃多了就会死的。为什么政府要你们吃,要强制你们种咧?他是要图你们的钱,……钱拿来就买军械,就打仗,就杀人。因此,我们财产荡然,生命乌有,家破人亡!”[3][16]
此后,漆南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为报纸写一篇社论,此外还写了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恶行,被称为继肖楚女后又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4]期间他发表了《论不平等条约》《什么叫帝国主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赤化问题之讨论》《联俄政策的讨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外之三大政策》等一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文章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实质,阐述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演变过程。他还在“三·一八”惨案后写文章强烈斥责段祺瑞:“段贼段贼!尔非中国人乎?尔独无人心乎?尔何残酷一至于此也。”并写道:“我敢涕泣陈辞,我敢挥泪誓师,愿率我四万万众一致趋于革命前线,先斩段祺瑞之头致祭我死难诸烈士,然后向帝国主义与卖国奴总攻击,以拯救中国之危亡。”[3][17]
漆南薰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体现了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以及支持联俄联共的主张。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军阀是我们的大敌”,[18]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国际无产阶级和苏俄,因为“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则实立于同一受压迫榨取之地位,自今以后,……有一致向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进攻之势”[19],“俄国也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第三国际也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我们也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我们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20]他认为,以反对所谓“赤化”为口实来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等“腐败势力借以倾轧革新势力的工具”,是“反正义的不正当的分子借以戕害正义分子之手段”,他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严密”和“对帝国主义的奋斗精神”。[21]漆南薰任《新蜀报》主笔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四川地区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代表中共同漆南薰建立联系的是刘伯承。[3]
1926年春,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领导组成了代表国民党左派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即莲花池党部,漆南薰被选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右派也成立了“省执行委员会”,即总土地省党部,两派互相仇视。漆南薰对此感到不安,最初,他一方面呼吁两派一致遵从三民主义,坚持“立于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之一条战线上”共同对敌,另一方面又希望两派“各行其是”解决争端。但后来他开始明确反对国民党右派。在1926年夏及以后发表的文章中,他阐述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批驳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对三大政策”、“攻击广东国民政府为‘赤化’”的言论,斥其为“蠢虫”、“妖孽”、“帝国主义的走狗”、“四万万人的汉奸”。[3]
与此同时,漆南薰还兼任川军二十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他常到部队和群众中作宣传工作,到江边讲演,斥责军阀。还积极参与组织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曾担任“北京‘三·一八’惨案重庆后援会”委员、“重庆‘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会”负责人、“万县‘九·五’惨案全川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等。[4]
1927年春,四川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愈加频繁,时常有学生被暴徒殴打,妻子凌树珍担心漆南薰的安全,漆南薰却说:“一百年的老鸡公就死一回,怕什么!”[4]由于专注于革命活动,时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聘请其担任广东大学教授,被婉言谢绝。[13]
遇害
编辑1927年3月24日,英美炮击南京,制造了“三·二四”惨案,引起群众激愤。重庆各群众团体在中共地方执委领导下,决定于3月31日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6]开会前数日,军阀王陵基就声称要杀害杨闇公、漆南薰等人,一方面四处散布谣言,一方面作好了军事部署。3月30日还有人前来恐吓漆南薰。
在这种情况下,亲朋好友都劝漆不要参加大会。大会前一晚,妻子凌树珍更是苦苦劝阻。漆南薰说:“不用害怕。不打倒军阀,白活着也没意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打倒军阀而死,重于泰山,死有何憾?”入夜后,凌树珍先安排漆南薰上床睡觉,自己在床边守候,以阻止他赴会。31日凌晨,一夜未眠的漆南薰见妻子已睡熟,便赤脚提着鞋子出门了。[22]
八点半左右,漆南薰到达政治部。临近九点,他催促政治部另一负责人封岳崧一道赴会。两人赴会途中,师部一副官赶来报告:王陵基派人到师部说:“今天的会,军队中的人不得参加。如有危险,他(指王陵基)不负责。”漆答道:“我们是要去的,纵有危险,也不要紧。”继续前往会场。[5]当漆到场时,杨闇公、冉钧等负责人已经先到,他们便开始交谈,同时关注会场动向。
十一点左右,群众大会正要开始,预先埋伏在人群中的暴徒突然大打出手,枪声四起,现场秩序大乱。漆南薰赶紧到主席台口制止行凶,却被打倒在台上(一说为“中弹受伤后从后面城垛跳下,被埋伏者捉住”[6]),不久后被暴徒拖出场外,用马将其驮至浮图关兰文斌师部,验明正身后,将其进行毒打,并拖至两路口荒郊,敲掉他的牙齿,割其舌,剖其腹,用大刀把他头颅砍下,身体剁成数段,弃于荆棘杂草之中。其遗骸三天后才被悄悄收起,装殓后运回家乡安葬。漆南薰去世时,年仅35岁。[3][4][6][23]
后续
编辑惨案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举行了追悼会,悼念漆南薰等死难者。
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日报》1927年4月26日、6月3—6日和25日,连续五次刊登谷万川、封岳菘和萧余等人的指责蒋介石集团和四川军阀的“罪恶行径”的文章,哀悼漆树芬等死难者。[13]
1928年初,鲁迅在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署名“瘦莲”,以《某报剪注》文章加编者按语的形式,揭露四川军阀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杀害漆南薰的真相。[13][24]
纪念与评价
编辑中国共产党评价其“是20世纪20年代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新闻战线上英勇顽强的反帝反封建战士。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他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为民呐喊,抨击军阀,是国民党左派著名的政治活动家。”[6]
郭沫若在其自传《学生时代》中,叙述了与漆南薰交往的经历。他称赞漆南薰具有“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郭沫若认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是“能使我国同胞,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能于我国前途投出一道光明”的“巨大的著作”。对于漆南薰的逝世,他感到痛惜。郭沫若写道:如果漆南薰不被杀害,我们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有许多是由他的手里给我们解答了的吧!”[5][21]
吴玉章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回忆录时,多次向助手谈及曾经同自己一同工作过的漆南薰“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吴玉章认为:“漆南薰的思想和著作,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贡献,是可以与当时我党著名的理论宣传家瞿秋白、恽代英和萧楚女等同志并驾齐驱的。”[21]
1982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漆南薰为革命烈士。[6]
1987年,“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之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印了《漆南薰遗著选编》,邓小平为其题写书名,教育家张秀熟为其题词,称漆树芬“是第一个与萧楚女同志配合着站在岷峨高峰,向全国大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战士”。[13]
同年,江津县委、县人民政府重修位于其故乡江津区李市镇的漆树芬烈士墓园(为第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聂荣臻题写纪念碑文“漆树芬烈士永垂不朽!”
2003年,被评为重庆历史名人。
201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郑洪泉等编著的《漆南薰和他的遗著》。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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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南薰是一位老同盟会员,他在辛亥革命时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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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蒋杰1950年3月19日致郭沫若的信,郭沫若在其中批道:他与漆“同由第三高等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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