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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腾大公会议

天主教大公会
（重定向自特兰托会议）

特利腾大公会议（拉丁语：Concilium Tridentinum，又译脱利腾会议、特伦多会议、特伦特会议、特伦托会议或天特会议），是指天主教会于1545年至1563年间在北意大利的特伦托与波隆那召开的大公会议。这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大公会议，促使该会议的原因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有人把这会议形容为反宗教改革的方案，代表了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决定性回应。[1]

除了法令之外，会议针对新教发表谴责并定义何谓异端，也对于天主教会的教义和教导作出澄清。这涉及了广泛的神学问题，包括了宗教经典、正典、圣传、原罪、称义、救恩、圣礼、弥撒和敬奉。[2]会议在1545年12月13日至1563年12月4日期间共在特伦托开了25次会议，除了在1547年也在波隆那开了大约9至11次的会议。[3]而会议的召集人教宗保禄三世主持了头八次的会议，而第12至16次会议由教宗儒略三世主持，最后17至25次的会议由教宗庇护四世主持。

该会议也对天主教仪式和实践有显著的影响。在商议的期间，会议用了《武加大译本》作为官方《圣经》版本和委托人创立一个标准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在1590年代才完成。[1]但在1565年，就在特伦托会议完结后大约一年，庇护四世发布《特利腾信条》（又称《律但丁信条》，Tridentine Creed），以特伦托的拉丁文为信条之名，而他的接班人教宗庇护五世也分别在1566年发布了《罗马教义问答（英语：Roman Catechism）》（Roman Catechism）、1568年发布了《每日颂祷修订版》（The Breviary）和在1570年发布了《弥撒书》（Missal）。这些书引申出维持四百年的脱利腾弥撒仪式，直到350年后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召开。

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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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世纪初期，罗马教会不能忽视这个时期的神学争论，这是很显然的。教会也不愿如此，教会中有许多天主教徒甚至天主教领袖，对改教派所宣扬的某些教义，颇表同情。有许多教义的本身，不是改教派所产生的，而是中古教会的产物，因为中古教会里有些人对于迷信的习俗，与教士的腐化坠落，久已不满。在教宗反对马丁·路德的教谕公布以后，马丁·路德向教会总议会的上诉，不是没有人注意的。反对召开总议会的是教宗本人，他认为这次上诉为不尊重他是“基督的代表”的地位。但要给改教派一个清楚的正式答复，关于天主教教义的认真讨论是有其必要的，这是清清楚楚的事实。

会议前的拦阻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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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于1517年3月15日停止，当时在讨论不同方面的建议，包括主教的遴选、税收、审查、讲道，停止相应行动，但不包括德意志教会及其他欧洲教会的主要问题。数个月后，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于维滕贝格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德意志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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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马丁·路德在大公会议的地位有所转变，[4]但在1520年，他就反对圣座，上诉到神圣罗马皇帝，提出如有必要，利用德意志议会，[5]开放教宗权。教宗颁布《天主请起来（英语：Exsurge Domine）》的敕令，谴责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异端后，德意志舆论认为举行议会是协调当时分歧的最好方法。日益减少的德意志天主教徒，希望议会能澄清问题。[6] 议会花了接近一代的时间才能兑现，部分原因是教宗的拦阻，因路德要求把教宗从议会中剔除，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和德意志持续的政治斗争，和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威胁。[6]

特伦托会议是罗马天主教内部革新的主轴。正当基督新教兴盛之时，罗马天主教会持续腐化，英国自创英国国教，国王即领袖，凌驾于教宗。天主教会内部召开革新会议的呼声，从下层教士起以至大学里都不绝于耳，最后连查理五世也决定要解决这些宗教问题。查理五世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为了促成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合一，他多次去不同的地方与人寻求协议。查理五世强烈赞成举行议会，但他需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却在军事上攻击他。

弗朗索瓦一世反对一个常务会议的原因是，法国中有部分新教教徒表示支持，在1533年，他进一步把事情复杂化，提出常务议会中要包含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统治者，并就新教与旧教当中的神学纠纷之间作出妥协。这提议因为提议肯定和认同新教徒，以及在教会事务中提升了欧洲世俗君王的地位，高过神职人员之上，遭到教宗的反对。查理当时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攻击，为了保留德意志新教王公的支持，推迟特伦托会议的开始。[7]教宗保禄三世终于在压力之下，同意在1545年召开首次特伦托会议，处理教会改革和应付与日俱增的东正教的威胁，宣告欧洲天主教势力反宗教改革的浪潮的开始。

场合，会议与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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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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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会议前后共召开过三轮，初期出席会议者仅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与法国等四个地区的教士，英国没有派人参加，其中意大利所派的人数比其他三个地方的总人数还多，因此整个会议都被教宗控制，由教宗所提出的议案几乎都能获得支持而通过。

第二轮于1551年召开，于1552年教宗儒略三世时中断。1562年，教宗庇护四世召开第三轮特伦托会议。会议上，罗马受到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压力，但庇护四世仍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会议致力于对当时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建立培养神职人员的修道院等。会议的结果最终颁布为《天特会议信纲》（Professio fidei tridentina，又译脱利腾信德宣言）。当大会于1563年12月4日闭幕的时候，前后共召开过二十五场讨论，用了近十八年的时间。共有四位教宗使节、三位宗主教、二十五位总主教、一百二十九位主教、七位修道院院长、七位天主教特别团体的领袖，十位检察官与欧洲一些天主教国家的大使联合起来，共同签署这个大会所通过的繁多谕令。庇护四世当时正卧病在床，但回应此会议的结论说：“这一切都是天主圣神所感动出来的成果。”一位枢机曾这样描述：“在教会史上，没有任何大会决定过这么多问题，确立过这么多教义，或者制定过这么多法规。”

议决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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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为罗马天主教会之革新运动，被称为“反改教运动”。部分议决内容兹摘要如下：

对新教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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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丁·路德极力攻击的各项教义问题，天特会议有以下的决议：

  • 罗马教会之一切教会圣传，与《圣经》具有同等地位。
  • 所有基督徒必须承认教宗之地位。
  • 宣布马丁·路德所谓因信仰而获赎罪（因信称义）之说为异端。
  • 罗马教会之所有圣职者、主教及总主教都必须以基督之清静生活为道德标准。[10]

特伦托会议针对马丁·路德的各种“反改革”议决，很大程度上却改变基督教式。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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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决心惩罚德意志的基督新教王公，此会议显出教宗制度的成功，肯定了教宗的最高权柄；纠正许多教会弊端；为圣职人员预备更好的教育，也对神职人员有些规定：在大城市教会中，规定要向会众讲解圣经及得救之道；教士要驻在任职，不得兼任数职等。总的而言，特伦托会议给了罗马天主教在往后世纪有明确立场，对其后展开的布道宣教及宗教战争有极大的帮助。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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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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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有：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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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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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Trent, Council of" in Cross, F. L.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 Wetterau, Bruce.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4.
  3. ^ Hubert Jedin, Konciliengeschichte, Verlag Herder, Freiburg, [p.?] 138
  4. ^ Jedin, Hubert (1959), Konziliengeschichte, Herder, p. 80
  5. ^ An d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in German), 1520
  6. ^ 6.0 6.1 Jedin 81
  7. ^ Jedin 79–82
  8. ^ 华尔克著。《基督教会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661-2
  9. ^ 祁伯尔著。林静芝译。《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283-4
  10. ^ 冯作民，《西洋全史八─宗教改革》，（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150-152。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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