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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任期
1938年12月—1945年12月
前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继任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
更多信息
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任期
1927年4月4日—1930年12月
前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奇科里（俄语：Гегечкори,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继任谢尔盖·阿尔谢尼耶维奇·戈格利泽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任期
1931年11月14日—1938年8月31日
前任拉夫连季·约西福维奇·卡特维利甚维利（俄语：Картвелишвили, Лаврентий Иосифович）
继任坎迪德·内斯托罗维奇·查克维亚尼
外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任期
1932年10月17日—1937年4月23日
前任马米阿·奥拉赫拉什维利
继任职位撤销
乔治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员会第一书记
任期
1937年5月—1938年8月31日
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44 年5月16日—1945年9月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任期
1946年3月18日—1953年7月7日
苏联内务部长
任期
1953年3月15日—1953年6月26日
前任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
继任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
个人资料
出生(1899-03-29)1899年3月29日
 俄罗斯帝国阿布哈兹梅尔赫乌里（英语：Merkheuli）
逝世1953年12月23日(1953岁—12—23)（54岁）
 苏联莫斯科
政党苏联共产党
配偶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契科里
儿女谢尔戈·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俄语：Берия, Серго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子）
父母帕夫列·胡哈利耶维奇·贝利亚（父）
玛尔塔·维萨里昂诺夫娜·贾克丽（母）
获奖
列表
签名
军事背景
效忠 苏联
服役时间1938年－1953年
军衔国家安全总政委
苏联元帅
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
苏联内务部
苏联国防委员
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格鲁吉亚语：ლავრენტი ბერია；俄语：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是一位苏联政治人物、国家安全总政委与苏联元帅，以长期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而闻名，是苏联1940至1950年代初高层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为苏联国内仅次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最具权势者。

贝利亚为工程师技术背景出身，于191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20年代初领导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后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1938年底，贝利亚接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成为新一任内务人民委员，其主要活动包括：整顿国家安全机关、管理全国的古拉格，将“大清洗”镇压行动延续但规模减小、派遣特工前往墨西哥杀害前苏联领导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整肃外交部以排除苏德合作的障碍。翌年，贝利亚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被任命为苏联生化武器计划（英语：Soviet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的负责人。1940年，贝利亚指挥对波兰军官与知识分子大屠杀的“卡廷事件”。1941年2月，再出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管理煤炭、石油和重工业、军工综合体。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贝利亚负责监督飞机、战车、武器、弹药的生产、协调高加索战区的防务工作，还执行了对少数民族的强制迁徙行动。1945年7月9日，贝利亚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战后，贝利亚出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苏联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透过高效的管理手段与国外间谍网提供的资料，苏联于1949年成功完成“RDS-1”原子弹的试爆工作，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有核国家，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俄语：Ядерный паритет）局面。1946年3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0年，贝利亚还负责建立防御美国核打击的第一代苏联导弹防空系统，其成果便是S-25“金鹰”导弹防空系统[1][2][3][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提出一系列修正国内外政策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一、主动发起平反冤假错案；二、实施大赦，释放众多被监禁者；三、改革保安机关；四、反对个人崇拜；五、调整民族政策，主张培养民族干部、将遭到强制迁移的受害者遣送原籍；六、经济改革；七、调整外交政策，主张一个统一、非社会主义政府、中立的德国存在、修补已交恶的南斯拉夫关系。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因政治斗争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等人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名义秘密逮捕，被判处死刑、剥夺一切荣誉，于同年12月23日枪决而亡，是为“贝利亚事件”。

贝利亚是苏联历史中极具争议的人物，其名字甚至一段时期里从官方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一书中除去，在历史形象中常被视之为血腥残忍的虐待狂、阴谋家和以权势强奸众多女性的恶棍，另一些人则认为贝利亚是颇具领导能力、高效管理手段和前瞻性的政治思维的国务活动家，称其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管理者”、“苏联原子弹之父”，而其过错不比将他推翻的同僚和斯大林来得大，但因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而遭到妖魔化，至今贝利亚在诸多事件的作用仍众说纷纭。1999年10月与2000年5月，贝利亚亲属两度替其申请平反，皆为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驳回。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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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位于梅尔赫乌里（英语：Merkheuli）的故居。

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库塔伊西省苏呼米区梅尔赫乌里（英语：Merkheuli）村的贫困农家中[5]，该地后来成了乔治亚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贝利亚为明格列尔人，为乔治亚人的一支。父亲为帕维尔·库哈耶维奇·贝利亚（Павел Кухаевич Берија，1865—1926），母亲为玛尔塔·维萨里奥诺芙娜·伊万诺夫娜·雅克利（Марта Виссарионовна Ивановна Джакели，1870—1955），两人都是明格列尔人[6]。

根据贝利亚的官方传记，父亲帕维尔于1857年因领导农民起义运动而被俄军追捕，从明格列里亚逃往阿布哈兹，然而事实上直到1890年代中期帕维尔才搬到乔治亚的梅尔赫利（俄语：Мерхеул），即意味着帕维尔根本不可能参加任何起义[7]。玛尔塔与曾为明格列里亚统治者的达迪尼亚家族（英语：House of Dadiani）有远亲关系，然而达迪尼亚家族早已没落[8]。玛尔塔在第一次结婚后生下长子达季科（2岁死于天花[8]）与另外两个女儿，之后丈夫去世，由于生活窘迫，孩子由其兄弟迪米特里收养[9]。玛尔塔与帕维尔生下贝利亚和1905年生下女儿安娜（Анна），后者在一次生病后永久聋哑[10]。老贝利亚带着一家务农，母亲则在苏呼米的布料商老板家中当女佣，由于注意到贝利亚天资聪颖，父母将全家的希望寄托于贝利亚身上，决定卖掉一半的房子筹措生活费和学费[8][11]，供贝利亚前往苏呼米当地的高级初等技校就读。1915年，贝利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8]，前往阿塞拜疆巴库，进入当地的巴库中等建筑技术学校（英语：Azerbaijan State Oil and Industry University）就读，并以辅导其他学生课业来赚取学费等形式半工半读、支撑家中经济，也曾在1916年暑假期间于诺贝尔兄弟石油管理总局（俄语：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ратьев Нобель）打过工[12][13]。

在1923年10月27日提交给党内的自传中，贝利亚称早在1915年10月自己曾与校内一群学生组成了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并担任出纳员[12]。1917年3月“二月革命”发生后，贝利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与另外四名同学在校内成立由当地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古墨特党（俄语：Гуммет）”（又名穆斯林社会民主党）支部，并担任该支部的支委成员之一[12]。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英语：Boris Vadimovich Sokolov）认为贝利亚在这段经历上撒了谎，以“二月革命”发生的时间点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人数相对较少，巴库中等建筑技术学校不具备运作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列宁支持者，索科洛夫指出此是用于表明自己在十月革命前已加入布尔什维克。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索科洛夫认为应真有其事，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中非常流行，也热衷加入革命[14]。

1917年6月，贝利亚中断了学业，奉召进入俄国临时政府军队服役，有种说法称贝利亚以当时美国参战的背景下参加临时政府军是认定协约国将获胜，自己将能成为战胜国政府军队的一分子为动机[15]。实际上贝利亚只是作为巴库技校的技术实习生被校方安排到部队实习而已，他先是被发配至罗马尼亚方面军（俄语：Румынский фронт）水工部队，并随军辗转敖德萨与罗马尼亚[15]。在军中，贝利亚为布尔什维克进行宣传活动和作为代表参加过地方党会议[13]。1918年1月，贝利亚返回巴库恢复建筑理工学院的学业，同时为巴库苏维埃秘书处工作[16]。1919年，贝利亚取得“建筑工程师”文凭毕业[13]。

阿塞拜疆反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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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贝利亚的自传，他于1919年2月至1920年4月作为潜伏于穆沙瓦特（英语：Musavat）政权统治的巴库下。当时巴库一带的布尔什维克因不敌开进当地的土耳其与英国联军而退守外高加索以北，贝利亚先是离开巴库苏维埃秘书处，转往“里海联营厂”当一阵子的办事员，后因专注学校课务而暂时停止活动[17][16]。1919年8月，英军撤离巴库，当地交由穆沙瓦特政权统治，而贝利亚在1919年2月离开古墨特党，加入该政权的反间谍机关[16]。长期以来，贝利亚曾经加入过布尔什维克敌对政权穆沙瓦特下任职间谍情报一直被认为是其主要罪状之一，且认定贝利亚之所以未被清算是因为其一直向党隐瞒这段历史，至1953年贝利亚倒台受审时便以此宣告其犯下叛国罪[16]。然而从贝利亚当年提交的自传中并未隐瞒此事，事实上此一行动是负责巴库布尔什维克事务的“巴库委员会”所指派，为的是古墨特党多由当地人组成、且穆沙瓦特对该组织警戒心和敌意比布尔什维克弱，才派遣诸如贝利亚的一类人打入其情报机关[16]。

乔治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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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加索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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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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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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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搂着斯大林独生女斯韦特兰娜的贝利亚，后方坐着斯大林与其友人涅斯托尔·阿波罗诺维奇·拉科巴。

卡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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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入侵警讯的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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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卫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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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初期的活动与“新布列斯特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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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巴巴罗萨作战和苏联国防委员会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作战”突袭苏联，后者在短时间内丧失大片领土、军队被大量包围歼灭。开战初期的失利除了斯大林的战略误判外，贝利亚也未对沿着苏德国境修建的“莫洛托夫防线”投入足够劳改营人力修建，在6月已濒临开战之际反战车壕沟与反步兵障碍物仅完成25％[18]，且内务人民委员部无视其军事司令部的警告在这时间点重修大量的机场，使得战争爆发时苏军大量机场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也对空军的伪装作业、分散布署和机动性起到负面作用[18]。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使斯大林受到相当的打击（俄语：Реакция Сталина на начал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以致于是由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国内人民宣布入侵消息。根据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回忆，莫洛托夫与贝利亚等人前往斯大林的别墅，劝他振作起来领导国家，贝利亚作为代表也因此提议由斯大林担任主席领导由他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五人组成“国防委员会”，作为统筹战争的国家特设机关，斯大林一度希望加入米高扬与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但贝利亚因为反对两人加入后无人处理政府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事务，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也支持贝利亚的意见，斯大林因此接受。6月3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成立“国防委员会”的决议[19]。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的说法，贝利亚于1941年7月25日要他与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伊万·斯塔梅诺夫（俄语：Стаменов, Иван）会面，以其作为中间人联络希特勒转达和平议案，由于状况类似于一战德俄签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故又被称作“新布列斯特条约”。关于真实情况有诸多说法，后来在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受审时即被指控“企图与（德国）元首建立联系，向他出让大片苏联领土”[20]。近期俄罗斯媒体披露，斯大林最早可能于7月1日透过潜伏于德国外交部的特工尝试透过土耳其，与德国谈和，但希特勒拒绝。7月25日，贝利亚召见苏杜普拉图夫准备对德和谈事宜，嘱咐不得以政府而以私人名义进行、不要把意思说得很清楚，也不讲明可以提供哪些领土。斯塔梅诺夫在与苏方谈过后，认为苏军必将取得最终胜利，而在苏方的监视下，斯塔梅诺夫也未曾向德方传达过和谈意愿。贝利亚失势后，苏杜普拉图夫被捕并同样受到指控与判刑，他于回忆录中称贝利亚的命令仅是为给德国提供假情报，使其延迟进攻，为苏联赢取时间[21]。除了上述两次和谈试探外，另有一说由苏联历史学家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连科（俄语：Павл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提出，称朱可夫曾向他透漏1941年10月，斯大林在准备莫斯科防务工作之余时曾向贝利亚以私人途径试探和德国签订单独媾和的“新布列斯特条约”的可能性，可让出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等部分地区，因此贝利亚再次向斯塔梅诺夫告知其要求，这次后者确实转述给德方，但希特勒再次拒绝。1941年12月，尽管贝利亚已做好对首都莫斯科的迁移与焦土化准备，但苏军于莫斯科会战中打败德军，“新布列斯特条约”的谈判也因此被放弃[22]。

惩戒与干涉军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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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方面初期混乱的战况，为有效控制军队的影响力与忠诚，斯大林在可能受到贝利亚的建议下实施严酷的惩罚性措施来管理军队，先是于7月16日重新引入双首长制，由政治委员作为党代表与军队司令员共同指挥；又于7月20日将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由贝利亚指挥），并成立“特别处管理局”[23]，规定任何逃离德军包围圈的部队都要接受其调查；7月27日，又有红军6名高级将领被判处死刑[24]。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埃里克森指出：“斯大林祭出严酷的措施以挽回自己的权威，如今已被外敌重创的红军也被迫面对内部的敌人，尤其是贝利亚和麦赫利斯（政治部主任）[24]”。不过尽管贝利亚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在监管军队方面的权力并不全面，“特别处管理局”局长由副内务人民委员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担任，而各方面军的“特别处”处长由贝利亚任命[23]。阿巴库莫夫此人以极端残忍无情而闻名，且并非贝利亚派系的人，保有相当的独立行动权限，使贝利亚对该人一直保有警戒[24]。

动员战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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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中）与其他国防委员会要员：斯大林、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出席1943年举办于高尔基公园的战利品展览会（英语：War Trophies Exhibition (Moscow)）。

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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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27][28][29][30][31][32]

强制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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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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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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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苏联原子弹计划和核间谍
 
叶卡捷琳堡客运站站内题名为“1960年”的壁画中描绘了贝利亚（左戴眼镜坐者），周围还有苏联原子弹开发技术主任伊格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火箭工程师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33]。

防空系统与导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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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苏联政府认为需防止城市在未来与美国的战争中受到核打击，防空系统计划应运而生，贝利亚以此成立“第一特别设计局”（СБ-1）[34]。1950年，苏美关系因朝鲜战争爆发变得极为紧张，同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三总局（俄语：Третье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成立，负责防空系统的建设，而贝利亚代表政治局进行监督。

斯大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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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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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贝利亚改革（俄语：Реформы Берии）

政治改革、平反与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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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1953年大赦（俄语：Амнистия 1953 года）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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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苏南决裂和东德六一七事件

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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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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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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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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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争取到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与莫斯科防空军司令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大将（中）的支持，1953年6月26日，两人与空军总参谋长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巴季茨基上将（右）等11人的军人小组在会议中逮捕贝利亚。1953年12月23日，巴季茨基开枪处决贝利亚。

时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帕维尔·阿尔捷米耶维奇·阿尔捷米耶夫出身内务部、曾担任内务部“捷尔任斯基”师（俄语：Отдельная дивизия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师长，被认为是贝利亚的心腹。因此密谋集团安排6月26日于特维尔（距莫斯科180公里远）举行针对莫斯科军区人员的演习活动，阿尔捷米耶夫与驻守莫斯科的“坎特米洛夫斯卡娅”师（俄语：4-я гвардейская тан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塔曼”师（俄语：2-я гвардейская стрелковая дивизия）两个师的师长都以此方式被调离莫斯科。在此情况下，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可以随时向这些师长的副官发出指示（可能仅透过口头）[35]。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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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涅夫与莫斯卡连科代表军方、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代表党、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米特罗凡·约诺维奇·库查瓦（俄语：Кучава, Митрофан Ионович）与康斯坦丁·费多罗维奇·卢涅夫（俄语：Лунёв,_Константин_Фёдорович）代表内务部，组织了特别法庭[35]。

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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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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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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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被捕后，登上1953年7月发行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题名为“人民之敌（英语：Enemy of the people）”。

贝利亚在很长一段时间于苏联是极恶的象征、基本是禁止讨论的人物[36][37]。自被捕后，苏联政府便将贝利亚的资料自苏联百科全书中删除近半世纪之久[38]，截至今日俄罗斯仍将近40卷贝利亚有关档案尚未公布[39]。作为斯大林秘密警察、情治机构和劳改营的管理者，贝利亚也常被视作斯大林镇压活动与体制的责任人，如后者女儿斯韦特兰娜·约瑟福芙娜·阿利卢耶娃便曾声称其父为受贝利亚影响的受害者[40][注 1]。

贝利亚的既定形象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陆续公布才出现趋于中立的评价，第一位提出反面意见者是哈萨克作家伊万·帕夫洛维奇·谢戈利欣（俄语：Щеголихин, 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该人在1992年哈萨克杂志《自由》中大量提及贝利亚在战后的诸多改革活动与受到赫鲁晓夫以非法理由镇压等内容[41]。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津科维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енькович），指出贝利亚“鬼贼奇才、为人凶险、可恶、卑鄙，是生性残忍的暴君与刽子手，乃是传统形成并在重新修订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固定下来的观念”[41]，并在著作中分析大量贝利亚被指控的“罪名”[42]。曾为武器装备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诺维科夫（俄语：Нов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在回忆录中大量叙述多名同事遭到逮捕、监禁等镇压行动，但同时给予贝利亚不同以往的纯批判性评价：“现在人们经常回忆起这个令人惊恐不安的人物，似乎他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斯大林。但人们对他的评论过于简单化，总把他说成是一个“阴森可怕的人”和“血腥的刽子手”。其实他作为内务人民委员远不像大多数作家、创作者和受他们轻率笔墨影响的数百万读者和观众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那么粗俗[43]。”俄罗斯国家档案局局长鲁道夫·赫尔曼诺夫维奇·皮霍亚（俄语：Пихоя, Рудольф Германович）教授则就贝利亚的历史责任写道：[44]

在如何看待贝利亚上，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贝利亚是镇压的化身，是个人崇拜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是阴险狡猾的大坏蛋。党的宣传工具支持这些评价，但是又试图把贝利亚和“脱离了党的监督的惩戒机关”凌驾于党和党的领导人之上，说什么党的领导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不是往昔的罪人。所有这些评价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当然，贝利亚要对当局犯下的罪行负责，但是他只应承担他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他的战友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叶若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库兹涅佐夫，他们也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更不用说斯大林了。可以这么说，与其他党的领导人、他的同志们相比，贝利亚的道德水准不比他们高，但是也不比他们低，这样说可能不合乎我国和外国几代研究苏共历史的人的心意，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此外，皮霍亚也对贝利亚实际上的权力地位也提出“远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稳固”的分析：首先是贝利亚在国家的党机关中无人支持，对苏共中央机关活动缺乏联系，而部长会议中活动范围又十分狭窄。即使在内务部，贝利亚的权力也因时隔8年的回归和新的内务部是由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两个敌对部门组成而稀释，其内部矛盾之多、根本不足以让贝利亚所依靠[44]。贝利亚不仅要面临党内众多竞争者的挑战，在一些人看来贝利亚是企图修正斯大林政策基本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是会在盛大活动中取消悬挂领导人肖像此一惯例的人，此举使苏联党和国家政权“非神圣化”的作法使党的各级领导人十分恼火[44]。军方对贝利亚也视之为30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的元凶，特别是战后初期连续数起打击高级指挥员的核心人物，且其安插于军中的“特别处”人员也是片刻不离的威胁。加之内务机关对各部的种种干预而招恶等因素，最终导致贝利亚的结局[44]。

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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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能力方面，贝利亚则被普遍认为是有着优秀工作能力的高级官员，其传记作家谢尔盖·克雷姆列夫（俄语：Сергей Кремлёв）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管理者”[45]，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称他有一流的头脑、才华洋溢、老练的管理者，也是唯一一位可以类比成通用汽车董事长的苏联领导人[46]。莫洛托夫也承认贝利亚是“最聪明的人”、“精力充沛，可以工作一整周而不用睡眠”[46]。伦敦玛丽王后大学教授唐纳德·雷菲尔德（英语：Donald Rayfield）则评论贝利亚“聪明、灵活与冷酷无情……与叶若夫不同，深谙进退之道，不仅是一名报复心极强的虐待狂，还是聪明的实用主义者，能清楚掌握复杂的情况，是苏联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位人事主管。只要稍作调整，贝利亚足以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治领袖。”，“贝利亚证明自己足以担任‘高加索的斯大林’，能跟斯大林与叶若夫一样实施谋杀与恐吓，却又比卡冈诺维奇更熟练地管理经济、比日丹诺夫更能操纵知识分子，贝利亚是集叶若夫那过人精力与蛮横作风、缅任斯基智慧与技巧的综合体。[47]”曾多年领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关于贝利亚善于迷惑斯大林和拨弄他神秘的心弦的捏造非常荒谬。只有用实际成果才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贝利亚有能力取得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成果。[48]”

“性掠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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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于1938年至1953年于莫斯科的居所，现为突尼斯大使馆。

关于贝利亚的私生活有着诸多流传盛广的恐怖传说，特别是其倚赖权势强奸女性的一面[49]，根据官方记录的证词，贝利亚的两名保安人员——拉斐尔·谢苗诺维奇·萨尔基索夫上校和萨迪翁·尼古拉耶维奇·纳达拉亚上校称其经常乘坐豪华轿车在莫斯科街上闲晃，见到年轻貌美的女性就将其诱骗至豪宅中，并加以性侵。两人称他们会在女方离开时给对方一束花，若接受即表示双方是出于自愿，反之则表示拒绝，随即将会被逮捕。一次，一位女性在拒绝逃离后贝利亚暴怒骂道：“现在给的不会是花束而是花圈了，就挂在你的坟墓上等著腐烂吧！”隔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将那名女性逮捕[50]。亦有说法称斯大林和苏联高级官员在贝利亚的私德方面毫不信任，包括：斯大林某次得知女儿斯维特拉娜与贝利亚独处在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要她立刻离开；当贝利亚称赞亚历山大·波斯克廖贝舍夫的女儿美貌时，波斯克列贝舍夫迅速将她拉到一边警告道：“永远不要搭贝利亚的便车”[50]；贝利亚在夏季别墅的一次聚会上对苏联元帅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儿媳妇产生兴趣，乘车紧紧跟踪对方回到克里姆林宫，使伏罗希洛夫的妻子极为恐惧[51]。

根据萨尔基索夫的说法，贝利亚曾指示他保留一份与自己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姓名和电话号码清单，后来他以安全为由命令萨尔基索夫销毁名单，但后者仍保留了一份秘密副本。当贝利亚地位逐渐下降时，萨尔基索夫将名单交给了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后者也以此准备打击贝利亚。基于同样的目的，斯大林也同样对萨尔基索夫的名单很有兴趣，要求：“把这个混蛋写的所有东西都发给我！[50]”萨尔基索夫还在报告中称贝利亚在战争期间感染了梅毒，还曾受过秘密治疗（贝利亚后来在审讯中承认[52]）。2003年，俄罗斯政府承认“萨尔基索夫名单”的存在，其姓名预计将在2028年公布[53]。至苏联解体后，陆续发现贝利亚可能杀害一部分受害者的证据。1993年，安装路灯的工人在贝利亚的莫斯科别墅附近挖到人骨，包括头骨、骨盆和腿骨[54]。1998年，在同一栋别墅（现为突尼斯大使馆）的花园进行水管作业时发现了五名年轻女性的遗骸，每个人都被射穿了头骨的底部，且因尸体上没有发现物品，所以在被掩埋时可能是赤身裸体[55]。根据验尸官估计，这些尸体很可能是1949年夏天时连同水管一起被埋下的[56]。2011年，工人又在该居所附近施工时发现了一处乱葬岗，内有大量人骨，同样也是没有任何衣物。莫斯科国立医学和牙科大学法医系主任、刑事法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扎罗夫称贝利亚在莫斯科的住处地下室有一间刑讯室，可能暗藏一条密道能对外埋葬受害者[57]。不过，也有考古学者对上述说法加以驳斥，经调查贝利亚的住处其实是建在一座早已被拆除的教堂墓园上[58]。

津科维奇认为贝利亚可能确实有性饥渴的一面，但绝不及传闻的那么夸张，前者认为这些说法大多出自英国作家塔德乌什·威特林（波兰语：Tadeusz Wittlin）所著的《政治杀手贝利亚》（中文出版书译名，Commissar – The life and death of Lavrenty Pavlovich Beria）一书，其中含有大量贝利亚强奸、权势性侵的描写，甚至连妻子都是由此“结识”的，书中写道1929年夏天某日，一名16岁女性找上贝利亚以为自己遭到逮捕的哥哥说情，而贝利亚在注意到对方的美丽后强奸了对方……就这样，尼娜·泰穆拉佐芙娜·格格奇科里成了贝利亚的妻子”。然而此说存在事实错误：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俄语：Берия, Серго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出生于1924年11月24日，此时的尼娜早已20岁，根本不可能在1929年被强奸后又被强娶[59]。对于“受害者名单”，尼娜解释道：贝利亚夜以继日的工作哪有时间把那么多的女人变成自己的情妇？真实情况是在战时与战争结束后，贝利亚一直领导著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那些被提到名字的女性都是侦查人员，或是侦查机关的线人，她们和贝利亚是单向联系的，在被问及与贝利亚的关系时没有人会泄漏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贝利亚的情人是很自然合理的[60]。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英语：Amy Knight）认为这些故事虽有被夸大的成分，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根据，如在与贝利亚住处位属同一条街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爱德华·埃利斯·史密斯（Edward Ellis Smith）曾证实，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深夜有女性乘豪华轿车进贝利亚家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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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妻子为尼娜·泰穆拉佐芙娜·格格奇科里（Нина Теймуразовна Берия），出生于1905年，为乔治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萨沙·格格奇科里（英语：Sasha Gegechkori）的侄女和同样当地的孟什维克领导人诺伊·佐达尼亚之侄孙女。根据尼娜的自述，由于父亲早逝而与萨沙同住，后者之后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在尼娜前去探监时结识了当时同样被捕、关押在同一囚室的贝利亚，而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贝利亚经常拜访尼娜的亲戚家，两人日益熟悉。贝利亚想向萨沙提亲，但后者以尼娜未成年而拒绝，之后16岁的尼娜与22岁的贝利亚两人在未知会家长的情况下私奔出走，也因此产生了“贝利亚抢走尼娜”的流言[61]。尼娜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第比利斯大学农业化学系，拥有副教授职称与农业科学副博士学位，于第比利斯农学院从事科研工作[62]。两人先是住在乔治亚，之后搬至莫斯科，尼娜因此至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俄语：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ени К. А. Тимирязева）担任研究员[63]。

1924年11月24日，贝利亚的独生子谢尔戈出生。谢尔戈同样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无线电通信专业和数学与物理学全博士学位，参与过卫国战争的多次任务，后被派往第一设计局担任主任工程师、主任设计师，曾获得苏联国家奖、列宁勋章，妻子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孙女玛尔法·马克西莫夫娜·佩什科娃（俄语：Пешкова, Дарья Максимовна）[64][65]。贝利亚被捕后，其家人同样遭到迫害，只有谢尔戈的妻子与其三个孩子未被触及。尼娜与谢尔戈先是被软禁，后分别被投入卢比扬卡和列福尔托沃监狱。尼娜被指控“反苏”[63]、“从事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63]、与孟什维克的乔治亚亲戚通信[63]、从非黑钙土地区用飞机运回一桶红土（为做土壤研究，因为飞机是国有财产，因此被扣上“利用国家运输工具为个人目的服务”的罪名[66]），还有一位名叫萨沙的裁缝曾来看望尼娜，并为她缝制了连身裙，尼娜付钱给对方，因此又多了一条指控“雇用劳动力”[66]。谢尔戈则被剥夺学位、上校军衔、国家奖荣誉、所有勋奖章。两人被关押16个月（期间贝利亚已被处决），随后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乔治亚[65]。谢尔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找到了一份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尼娜则在工厂实验室工作，两人一直受到监视。1964年，因母亲生病，两人获准搬到基辅，谢尔戈于当地的量子科研所工作，1988年9月之前先后担任首席设计师、科主任、部长任，后又转任系统设计部主任、“彗星”科研中心基辅分布主任设计师[67]。1991年6月10日，尼娜去世[63]，谢尔戈则于2000年10月11日去世[64]。谢尔戈与尼娜直至去世都认为贝利亚是遭到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前者还撰写回忆录——《我的父亲贝利亚》，其中描述大量贝利亚在谢尔戈眼中的私生活，并主张外界流传有关贝利亚的各种恐怖传说（例如沿街绑架女性、生活奢华成风）多为当局放出的假消息，目的是抹黑贝利亚的名声[68]。

除了尼娜外，贝利亚还有一名情妇瓦伦蒂娜·德罗兹多娃（Валентина Дроздова），后者为其生了一个女儿玛尔塔。在贝利亚被捕后隔天，德罗兹多娃出面指控其四年前对自己强奸并强迫同居（贝利亚对此否认）[69]，私下则曾跟朋友表示因贝利亚的追求而接受其心意[69]，贝利亚的妻子尼娜曾请求德罗兹多娃不要出面指控，但后者答复她必须救自己女儿[69]。后来玛尔塔与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之子亚历山大·格里申结婚，至今于莫斯科的一所大学任教。德罗兹多娃则成了货币投机商人扬·季莫费耶维奇·罗科托夫（俄语：Рокотов, Ян Тимофеевич）的情妇，后者于1961年被苏联当局枪毙，德罗兹多娃其后又与针织商伊利亚·加尔佩林（Ильи Гальперина）结婚，然而加尔佩林从事非法生意，于1967年被处决。2014年，德罗兹多娃去世[70][71]。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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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72]
1953年12月31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贝利亚苏联元帅军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与其他国家奖励被撤销[73]。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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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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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斯韦特兰娜评价贝利亚为“天生的刽子手和狂热份子，格别乌简直是他的天职”，并主张后者经常对其父施加影响，称“我父亲在贝利亚的阴谋前惊人地无能为力”、“贝利亚对他的影响日以剧增，直到我父亲去世那天没停过”[36]。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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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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