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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岛镶嵌画

提洛岛镶嵌画是古希腊镶嵌画艺术的重要主体。希腊提洛岛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岛上大部分留存至今的镶嵌画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1世纪初，即希腊化时期和希腊罗马时期初期。大约在公元前69年之后，由于与本都王国之间发生战争，加上该岛随后人口和主要贸易中心地位骤降，因而不再生产希腊化镶嵌画。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的考古遗址中，提洛岛是现存镶嵌画艺术品的高度集中之地，大约占希腊化时期保存至今的密铺希腊镶嵌画的一半。

一幅希腊化希腊镶嵌画将酒神戴欧尼修斯描绘成骑在老虎上的有翼精灵代蒙，[1][2] 来自位于希腊希腊南爱琴大区 的提洛岛 戴欧尼修斯之家，公元前2世纪，提洛岛考古博物馆（英语：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Delos）

提洛岛所铺设的人行道既有以卵石或碎石封层（英语：Chipseal）铺设的简单地板，也有以马赛克砖组成镶嵌画的精致地板。大多数纹样都包含简单的几何图案，只有少数纹样运用了棋盘形镶嵌工艺（英语：opus tessellatum）（opus tessellatum）和蠕虫状镶嵌工艺（英语：opus vermiculatum）（opus vermiculatum），创造出清晰、自然、色彩丰富的场景和人物。镶嵌画多见于宗教场所、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英语：Oikos）（Oikos），私人住宅通常包含不规则形状的平面图或围廊式的列柱中庭。

提洛岛镶嵌画尽管有轻微受到布匿-腓尼基和古罗马影响，但总体上符合希腊化艺术的主要趋势。在提洛岛委托制作绘画和雕塑的有钱人可能也从国外聘请了镶嵌画艺术家。提洛岛镶嵌画与希腊世界其他地方的镶嵌画有著共同之处，比如佩拉的马其顿镶嵌画，此外还具有某些希腊绘画传统的特征，并经常采用与古典时期红绘式陶器类似的黑底技法。在古罗马的艺术和镶嵌画中也很容易看到一些在提洛岛发现的风格和技术，不过，当时在庞贝等地的罗马共和时代作品显示地中海东西部在镶嵌画制作和设计有显著差异。

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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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国王色雷斯的莱克格斯（英语：Lycurgus of Thrace）正在杀死一名宁芙安布罗西娅，出自提洛岛北区，[3] 提洛岛考古博物馆（英语：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Delos）
右：提洛岛考古博物馆的提洛岛镶嵌画，鸽子聚拢在碗周围

法国雅典学院对提洛岛的考古挖掘始于1872年[4]，1876年法国考古学家雅克·阿尔贝·勒贝格（Jacques Albert Lebègue）在一份报告中初步描述了镶嵌画。[5]法国考古学家菲利普·布鲁诺（Philippe Bruneau）曾研究过提洛岛现存的354幅镶嵌画。[2][6][7]大部分镶嵌画可追溯至希腊化时代晚期，对应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即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1世纪初）。[2][6][8][9][10]少数镶嵌画被确认为古典时期的作品，[6]其中一幅镶嵌画被认为属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作品。[6]布鲁诺认为，未注明年代的镶嵌画作品根据其风格应跟大多数作品一样，属同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33到公元前88年之间。[6]

公元前167或166年，罗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获胜，将提洛岛分给雅典人（英语：History of Athens），雅典人驱逐了大部分原住民。[3]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摧毁了科林斯，使得提洛岛至少部分承接了科林斯作为希腊的主要贸易中心的角色。公元前88年和前69年，在罗马与本都的米特里达梯战争期间，提洛岛遭到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军队袭击，之后该岛的商业繁荣程度、建筑活动和人口皆显著减少。[11]尽管遭到本都入侵，但提洛岛是在罗马与东方建立了更直接的贸易联系（英语：Roman commerce）后，才逐渐被遗弃，罗马建立贸易联系导致提洛岛边缘化，不再是通往东方的贸易（英语：Indo-Roman trade relations）枢纽中点。[12]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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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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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岛的镶嵌画和铺面的构成成分包括简单的卵石构造物以白色大理石、陶器碎片、马赛克砖铺成的碎石铺面。[2][6][13]后者又分为两类：简单的密铺棋盘形镶嵌工艺（英语：opus tessellatum）（opus tessellatum），使用大块的马赛克砖，平均为 8 x 8 毫米，[14]和精细的蠕虫状镶嵌工艺（英语：opus vermiculatum）（opus vermiculatum） ，使用小于 4 x 4 毫米的马赛克砖。 [2][6][15]许多提洛岛镶嵌画会混合使用这些材料，其中以碎石铺面是最为常见，在55间住宅发现此类镶嵌画，通常出现在一楼。[16]大多数提洛岛镶嵌画都是由嵌入水泥地板的大理石碎片组成，其馀地板底座则由夯土或片麻岩石板（英语：Flagstone）组成。[17]厨房和便坑（英语：Latrine）的铺面为了防水，皆以陶器、砖瓦碎片建造。[18]通常为了用来区分几何图案镶嵌画的轮廓，会在水泥中嵌入细铅条，但在复杂且饰有图像的镶嵌画中则未使用。 [19]

 
提洛岛一栋房子内的立方体地板镶嵌画

布置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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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镶嵌画出土自宗教圣所和公共建筑，但大多数镶嵌画都是在住宅建筑（英语：Oikos）中发现的。[20]这些住宅建筑大多采用不规则的平面布局，第二大类的住宅建筑则建有一个围廊式的列柱中庭。[21]普通的走道上经常会放置简单的镶嵌画，而专门用于接待客人的房间则采用更加富丽堂皇的镶嵌画。[22][23]然而，提洛岛仅有25栋房屋拥有棋盘形镶嵌工艺镶嵌画，8栋房屋拥有蠕虫状镶嵌工艺风格的纹样（motif）和图像场景（figured scene）。[6][15]，绝大多数装饰地板仅具有简单的几何图案（pattern）。[6]此外，在古代提洛岛人的住宅中，比起底层，楼上房间更常见到棋盘形镶嵌工艺和蠕虫状镶嵌工艺。[24]提洛岛的围廊式住宅仅以花卉和几何纹样装饰其庭院，但戴欧尼修斯之家和海豚之家除外。[23]

 
提洛岛镶嵌画，中央有玫瑰花结纹样，周围有单波边框图案[25]

图案和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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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洛岛镶嵌画中发现的各种图案（pattern）和纹样（motif）中，有一种三色菱形图案可为观者创造了三维的立方体错觉。[1][2]这种图案出现在十五个不同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图案。 [26]其他纹样包括波浪状和阶梯式三角形，主题包括航海、戏剧、自然或神话的物品和人物。[24]单波浪图案是希腊化艺术中常见的纹样，是提洛岛镶嵌画最主要的边框设计类型，在阿尔萨梅亚（英语：Arsameia）等其他遗址中也能找到（但排列方向相反）。[14][27]地中海周围的希腊化遗址的镶嵌画也能发现玫瑰花结（英语：Rosette (design)）纹样，这在提洛镶嵌画中通常与单波边框相结合。[28]提洛岛镶嵌画使用了典型的希腊化棕叶饰纹样，将其用于填充中央的玫瑰花结纹样周围的四个角落。[29]提洛岛镶嵌画的图像场景通常以彩色画（英语：Polychrome）来实现三维浮雕错觉，具有白、黑、黄、红、蓝、绿等色调。[14]

关于提洛岛镶嵌画的构图、技术、布局和风格，其起源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奥林索斯（英语：Olynthus）的卵石镶嵌画中找到，镶嵌画位于水泥地板的中心，并运用花环、回纹和波浪的图案围绕中心纹样或图像场景。[30]这种设计方案类似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佩拉的镶嵌画，不过佩拉的卵石镶嵌画是以更广的色彩范围来创造体积效果。[31]卵石镶嵌画之所以过渡到更复杂的密铺镶嵌画，可能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化西西里岛（英语：History of Greek and Hellenistic Sicily），并在默干提纳（英语：Morgantina）（Morgantina）和叙拉古等地发展起来。[31][32]与奥林索斯非常相似，默干提纳的镶嵌画也包含了花环、回纹和波浪图案，不过最终运用了透视法（perspective）。[31]

文化和种族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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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古罗马镶嵌画

除了布匿-腓尼基女神塔尼特的象征之外，所有铺面纹样都起源于典型的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一些与马赛克砖设计一起使用的铺面砂浆透露了一些来自义大利的影响。 [9]提洛岛的三个主要民族包括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以及义大利人/罗马人，但这些义大利人中很多可能是义大利奥特人（英语：Italiotes）（Italiotes），他们是说古希腊语的大希腊地区（今义大利南部）原住民。[33]提洛岛上希腊、义大利和叙利亚血统的居民在其私人住宅中装饰了镶嵌画，但文森特·布鲁诺（Vincent J. Bruno）声称，他们的镶嵌画艺术品的外观设计完全属于希腊艺术传统。[34]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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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岛镶嵌画的鸟和叶，公元前100年

幸存的希腊化镶嵌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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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詹米内（英语：François Chamoux）（François Chamoux）认为，提洛岛镶嵌画是古希腊镶嵌艺术的“高峰”，使用马赛克砖创造了丰富、细致、色彩缤纷的场景[8]。这种希腊化风格的镶嵌画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结束，可能影响了中世纪西方世界，使其普遍使用镶嵌画[8]。在比尔吉特·唐（Birgit Tang）对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家庭居所和艺术品进行研究时，她分析了三个考古遗址：爱琴海的提洛岛，今为突尼斯的迦太基，以及今位于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且曾是希腊殖民地的恩波里翁（英语：Empúries）（Empúries）[35]。她之所以特别选择这些遗址进行调查和比较，是因为它们皆为主要的海上贸易枢纽，且城市民居遗迹相对保存完好。[36]

露丝·韦斯特盖特（Ruth Westgate）指出，提洛岛上保存了一半左右的所有现存希腊在希腊化时期的密铺镶嵌画[37]。据她估计，提洛岛、西西里岛的默干提纳和索伦托姆（Soluntum）含有最多的希腊化希腊的镶嵌画的现存证据[38]。哈里克利亚·布雷库拉基（Hariclia Brecoulaki）也声称，提洛岛镶嵌画代表了希腊镶嵌画的最大收藏[2]，她还表示，只有马其顿的首都佩拉能与之相比，因为佩拉有许多私人住宅（而非王室居所）饰有精致壁画、签名镶嵌画和自立式大理石雕塑。[39]凯萨琳·邓巴宾（Katherine M. D. Dunbabin）指出，虽然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和东北非（即昔兰尼）也发现了许多希腊化时期的镶嵌画，但只有提洛岛遗址的镶嵌画数量够多，足以对其用途和性质做出一般性的结论。[6]

与罗马庞贝古城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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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戴歐尼修斯]]的面部細節，出自戴歐尼修斯之家的 镶嵌画，提洛岛，希腊，公元前2世纪末
右图：亚历山大大帝的细节，出自“亚历山大马赛克”，农牧神之家，庞贝，义大利，公元前2世纪末或公元1世纪初

海蒂·乔伊斯（Hetty Joyce）在比较分析希腊-罗马世界的镶嵌画艺术时，选择了提洛岛和罗马庞贝城的镶嵌画作为主要的代表样本，用来确定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的镶嵌画在形式、功能和制作技法上的差别。[40]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遗址，原因在于，铺面保存完好，样本的年代可确定为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初，加上由于布鲁诺对提洛岛镶嵌画的大量记录，使得这两个遗址有足够的学术文献进行比较。[41]露丝·韦斯特盖特在对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庞贝的镶嵌画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古罗马镶嵌画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初的庞贝第一风格壁画，是源自于希腊传统。[42]不过，她强调庞贝镶嵌画与希腊镶嵌画有所不同，庞贝镶嵌画几乎完全是图像场景，而非以抽象设计为特色，很可能是由当地工匠布置在平坦的铺面，与图像面板分开制作，而希腊镶嵌画则可能是希腊工匠为罗马顾客制作的。[43]

由于提洛岛的希腊化风格壁画与庞贝第一风格壁画有著相似之处，乔伊斯认为，提洛岛镶嵌画和庞贝镶嵌画的差异是因艺术偏好而有意为之的产物，而非对彼此传统无知的结果。[44]这些差异包括：庞贝广泛使用尼希亚式工艺（英语：opus signinum）（opus signinum），而提洛岛仅有四个已知的例子；庞贝也使用碎块形工艺（英语：Opus sectile）（Opus sectile），而提洛岛则完全未使用；提洛岛镶嵌画普遍使用彩色图案和复杂的三维图像设计，而庞贝镶嵌画则使用二维图案，最多使用两种颜色。[45]庞贝直到庞贝第二风格壁画时期（公元前80年-公元前20年）才开始使用彩色设计来实现光影错觉，制作复杂的三维图像镶嵌画，这被认为是接收了希腊化艺术潮流。[46]提洛岛、雅典和佩拉（希腊）、别迦摩（土耳其）、卡拉蒂斯（罗马尼亚）、亚历山卓（埃及）和克森尼索（克里米亚半岛）的希腊化镶嵌画中有使用铅条，但马耳他、西西里岛和义大利半岛的西地中海地区镶嵌画中却未使用。[19]韦斯特盖特断言，根据不同的风格和制作技法，希腊化镶嵌画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类。[43]

与古希腊艺术其他媒材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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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的碎片，出自提洛岛，约公元前100年


制作提洛岛镶嵌画时，红绘式陶器已不再生产，但红绘式陶器的黑底技法仍受到公元前4世纪佩拉的马其顿卵石镶嵌画和提洛岛镶嵌画的青睐，例如带有马赛克砖的白绘式特里顿镶嵌画。[47]黑底技法后来被用于玻璃艺术（英语：Glass art），如宝石玻璃（英语：Cameo glass）（Cameo glass），尤其是罗马玻璃（如波特兰花瓶、奥古斯都宝石浮雕（英语：Gemma Augustea）、法国大宝石浮雕（英语：Great Cameo of France）等）。[47]

提洛岛砖石风格壁画中以黑色为背景的波状花环纹样，早先出现在希腊作品中，时间从古希腊陶器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佩拉的镶嵌画，尤其是《狩鹿镶嵌画（英语：Stag Hunt Mosaic）》。[48]然而，可以说提洛岛的画家将这些古老的元素与全新的写实著色相结合，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装饰流派。[48]除了黑色背景之外，像《狩鹿镶嵌画》这样的镶嵌画也受到了希腊绘画的视错觉、立体效果特质的启发。[49]在提洛岛，绘画和镶嵌画继承了与古典希腊相同的技艺、光影和著色标准。[34]雕塑家、画家和镶嵌画艺术家可能同属提洛岛同一供养体系，这一体系有时可能需要引进外国艺术家。[50]

住宅和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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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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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岛北区的珠宝区（Jewelry Quarter）发现了一些如工作坊和其他考古遗迹的古老建筑，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初。[51] 这些建筑到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私人住宅所取代，私人住宅是以提洛岛最具特色的方式建造：狭窄的矩形平面图，带有中央庭院，前面有一个前庭（英语：Vestibule (architecture)）（vestibule）服务室，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主房间。面具之家所在区域是提洛岛唯一没有采用这种典型房屋布局的地区。[52]北区有些房屋以具有神话场景的马赛克装饰为特色，包括上方楼层的镶嵌画中有色雷斯的莱克格斯（英语：Lycurgus of Thrace）和安布罗西娅，以及主房间的镶嵌画中有雅典娜和荷米斯以及坐著的女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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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出自提洛岛珠宝区的镶嵌画中心装饰之细节，描绘了荷米斯和雅典娜，公元前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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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洛岛珠宝区镶嵌画的细节，描绘了有树叶的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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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洛岛珠宝区镶嵌画的细节，描绘了古希腊戏剧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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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洛岛珠宝区镶嵌画的细节，描绘了古希腊戏剧面具

剧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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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洛岛剧院区十分拥挤，大多数房屋的平面布局都不规则（如梯形设计），而不是采用正方形或矩形设计。[53]街道网格（英语：street grid）狭窄且不规则，与其他区不同，其他区的街道通常以近似直角相交。[54]与提洛岛出土的大多数房屋相似，剧院区的房屋也以没有门廊的开放式庭院为特色，而不是带圆柱的围廊式的列柱中庭布局。[55]剧院区的一些房屋完全没有室内装饰，既没有壁画也没有镶嵌画，与大多数提洛岛家庭不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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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海豚和锚设计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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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镶嵌画地板的房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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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波浪状图案边框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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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遗址中的立方体几何图案的地板镶嵌画

戴欧尼修斯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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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巴宾的说法，提洛岛戴欧尼修斯之家的《戴欧尼修斯骑虎镶嵌画》是蠕虫状镶嵌工艺（英语：opus vermiculatum）作品中的佼佼者，面具之家中的《戴欧尼修斯骑豹镶嵌画》能与之相媲美（马其顿首都佩拉的戴欧尼修斯之家也有一幅较早的骑豹主题作品，但该画为较简单的卵石镶嵌画）。[1]不过，《戴欧尼修斯骑虎镶嵌画》在主题上有个关键差异，戴欧尼修斯被画上了翅膀，这表明祂化身为代蒙而不是神。[2][56]马赛克砖的材料由玻璃、彩陶（faience）、赤陶和天然石块制成，做成一平方毫米左右的碎块，细节清晰，配色精致。[2][56]

面具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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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之家的名称源于其镶嵌画纹样“戏剧面具”，面具纹样饰有以条状排列的常春藤涡卷形装饰，围绕著以立方体图案装饰的中心表面区域。[57]列柱中庭是以大理石碎片铺成，走廊上的镶嵌画图案使用了双耳瓶碎片，从列柱中庭分出的四个房间装饰了更为复杂的镶嵌画图案。[58]其中一块镶嵌画的中央是戴欧尼修斯骑豹的形象，其黑色背景与戴欧尼修斯之家的镶嵌画相似。[57]另一块镶嵌画中央是一个吹笛者和一个舞者，后者可能代表森林之神西勒努斯。[57]只有戴欧尼修斯像采用了蠕虫状镶嵌工艺。房子里的其他镶嵌画无法达到更精细图像场景和纹样的写实效果，但它们还是展示了以密铺技术模仿其错觉性质的尝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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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欧尼修斯骑豹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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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丝绸的人随长笛吹奏者的曲调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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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面具的镶嵌画

海豚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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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之家在列柱中庭铺设的地板镶嵌画的设计在提洛岛并不多见，它是被一个正方形轮廓围绕的圆形。[59]正方形的每个角上都有一对海豚，海豚上骑著长著翅膀的小人，这些小人身上有希腊各种神祇的标志，即酒神杖（英语：Thyrsus）、双蛇杖、三叉戟，还有一件因损坏而丢失的物品。[59]圆圈中央有一个玫瑰花饰设计，周围环绕著花环和狮鹫。[59]镶嵌画上的署名者是艾尔瓦德岛（古腓尼基，今叙利亚西部）的阿斯克莱皮亚德斯（Asclepiades of Arados），是提洛岛仅有的两件带有原作者署名的镶嵌画之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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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波图案纹样条纹旁的海豚和骑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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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柱中庭围绕著镶嵌画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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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方中圆”设计的地板镶嵌画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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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布匿-腓尼基女神塔尼特象征的镶嵌画

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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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之家的设计与大多数的提洛岛房屋类似，[53] 是一栋不规则的房屋（非矩形或方形布局）, 位于一个神圣的湖泊（英语：Sacred waters）附近，大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100年曾有人居住。列柱中庭的蓄水池（impluvium）中间饰以玫瑰花结，并以几何图案纹样围绕 ，四面又环绕著爱奥尼亚柱式风格的巨大圆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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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波图案边框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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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单波边框的立方体图案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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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柱中庭蓄水池的爱奥尼柱及地板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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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角度观看的蓄水池及地板镶嵌画

三叉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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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之家的列柱中庭面板以白色为背景，上面有一个黑色海豚的纹样，旁边围有红色的锚和的黑色三叉戟。这一主题表明，屋主与航海事业有著某种关联。[61]这些简单的二维镶嵌画与希腊化风格那种五彩斑斓、精细、三维的图像和纹样的镶嵌画形成鲜明对比。[57]它们也许可以与几十年后出现在罗马义大利的黑白铺面镶嵌画相媲美，甚至有某种关联。[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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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豚缠绕在锚周围的的镶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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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镶嵌画地板的庭院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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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角度观看庭院和镶嵌画地板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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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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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Dunbabin (1999)，第32页.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Brecoulaki (2016)，第678页.
  3. ^ 3.0 3.1 Tang (2005)，第14页.
  4. ^ UNESCO.
  5. ^ Lebègue (1876)，第130-131, 133, 134-135, 140页.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Dunbabin (1999)，第30页.
  7. ^ Joyce (1979)，第253, footnote #1页.
  8. ^ 8.0 8.1 8.2 Chamoux (2002)，第375页.
  9. ^ 9.0 9.1 9.2 Tang (2005)，第48页.
  10. ^ Joyce (1979)，第253, footnote #2; 255页.
  11. ^ Tang (2005)，第14, 32页.
  12. ^ Joyce (1979)，第253, footnote #2页.
  13. ^ Tang (2005)，第45, 47页.
  14. ^ 14.0 14.1 14.2 Joyce (1979)，第256页.
  15. ^ 15.0 15.1 Tang (2005)，第45页.
  16. ^ Tang (2005)，第47页.
  17. ^ Joyce (1979)，第255页.
  18. ^ Joyce (1979)，第255–256页.
  19. ^ 19.0 19.1 Joyce (1979)，第258页.
  20. ^ Dunbabin (1999)，第30–32页.
  21. ^ Tang (2005)，第40页.
  22. ^ Dunbabin (1999)，第30–32, 306页.
  23. ^ 23.0 23.1 Tang (2005)，第46–47页.
  24. ^ 24.0 24.1 24.2 Tang (2005)，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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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Hachlili (2009)，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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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Joyce (1979)，第259–260页.
  31. ^ 31.0 31.1 31.2 Joyce (1979)，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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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Joyce (1979)，第253–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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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Joyce (1979)，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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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Joyce (1979)，第257页.
  47. ^ 47.0 47.1 Bruno (1985)，第31页.
  48. ^ 48.0 48.1 Bruno (1985)，第21页.
  49. ^ Hardiman (2010)，第518页.
  50. ^ Bruno (1985)，第12–13页.
  51. ^ Tang (2005)，第32页.
  52. ^ Tang (2005)，第40–41页.
  53. ^ 53.0 53.1 Tang (2005)，第33页.
  54. ^ Tang (2005)，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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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Dunbabin (1999)，第33–35页.
  59. ^ 59.0 59.1 59.2 59.3 Dunbabin (1999)，第33页.
  60. ^ Crane &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61. ^ Dunbabin (1999)，第35, 30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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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提洛島鑲嵌畫&oldid=8308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