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前,中國共產黨在各地建立的地方組織[1]。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推動下,於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在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各建立共產黨小組[a],另有旅法、旅日小組[2]。1921年7月,除旅法小組外的7個小組成員代表[a],在中共一大上正式組建中國共產黨。
歷史
編輯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勢力陸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從發生改變,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工人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蘇俄成立,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產國際致全世界無產者宣言》,鼓勵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3]。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4]。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5]。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6]。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7]。到了隔年,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19年,俄共(布)決定在東亞發動民眾鬥爭。[8]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有關於建立共產黨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庫茲涅佐娃、楊明齋(翻譯)五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畫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7月,在華俄共黨員開會,認為應盡快成立中國共產黨。[9]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夏,李漢俊寫信給董必武、張國恩,要他們在武漢籌建共產黨的組織。除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商談建立黨組織外,陳獨秀亦委派劉伯垂從上海抵達武漢。他與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張國恩、鄭凱卿等人多次商議,取得共識[10]。1920年8月,在武昌董必武、張國恩的寓所,劉伯垂、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7人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包惠僧為支部書記[10]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11]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12],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2]。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13],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14]。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成員
編輯根據《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早期黨組織共有58名成員,分別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爲14人、北京黨的早期組織成員爲16人、長沙成員爲6人、武漢成員爲8人、濟南爲3人、廣州爲4人、旅法爲5人、旅日爲2人。[15][16]
姓名 | 黨組織 | 籍貫 | 教育情況 | 去世 | 結果 |
---|---|---|---|---|---|
陳獨秀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安徽懷寧 | 日本東京弘文學院 | 1942年5月27日 | 被開除黨籍 |
李漢俊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湖北潛江 |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 1927年12月17日 | 犧牲 |
李達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零陵 |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預科 | 1966年8月24日 | 脫黨、文革而死 |
陳望道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義烏 | 日本中央大學法律 | 1977年10月29日 | 脫黨、全國人大常委 |
沈玄廬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蕭山 | 日本留學 | 1928年8月 | 叛黨 |
邵力子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紹興 | 上海復旦公學 | 1967年12月25日 | 脫黨、全國政協常委 |
袁振英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廣東東莞 | 北京大學畢業 | 1979年1月18日 | 脫黨 |
林伯渠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臨澧 | 日本東京弘文學院肄業 | 1960年5月29日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沈雁冰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桐鄉 | 北京大學預科畢業 | 1981年3月27日 | 脫黨、文化部長 |
沈澤民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桐鄉 | 日本留學 | 1933年11月20日 | 因病去世 |
楊明齋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山東平度 | 莫斯科共產大學 | 1938年5月26日 | 蘇聯處決 |
俞秀鬆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諸暨 | 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生 | 1939年2月21日 | 蘇聯大清洗 |
李啟漢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江華 | 湖南長沙岳雲中學 | 1927年4月 | 犧牲 |
李聲澥 |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湘鄉 |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 1951年7月9日 | 脫黨 |
李大釗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河北樂亭 | 日本早稻田大學 | 1927年4月28日 | 犧牲 |
張國燾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江西萍鄉 | 北京大學 | 1979年12月3日 | 叛黨 |
鄧中夏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宜章 | 北京大學 | 1933年9月21日 | 犧牲 |
高君宇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山西靜樂 | 北京大學 | 1925年3月5日 | 因病去世 |
何孟雄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酃縣 | 北京大學 | 1931年2月7日 | 犧牲 |
羅章龍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瀏陽 | 北京大學 | 1995年2月3日 | 被開除黨籍、全國政協委員 |
劉仁靜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北應城 | 北京大學 | 1987年8月5日 | 被開除黨籍、國務院參事 |
范鴻劼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北鄂城 | 北京大學 | 1927年4月28日 | 犧牲 |
繆伯英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酃縣 |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 1929年10月 | 因病去世 |
張太雷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江蘇常州 | 天津北洋大學 | 1927年12月12日 | 犧牲 |
李梅羹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瀏陽 | 北京大學 | 1934年8月12日 | 因病去世 |
朱務善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津市 | 北京大學 | 1971年6月 | 脫黨 |
宋介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山東兗州 | 北京中國大學 | 1959年 | 被開除黨籍、投日 |
江浩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河北玉田 | 日本留學 | 1931年 | 因病去世 |
吳雨銘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湖南長沙 | 北京大學 | 1959年 | 被開除黨籍、叛黨 |
陳德榮 | 北京共產黨小組 | 海南文昌 | 北京大學旁聽生 | 1969年 | 叛黨 |
董必武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黃安 | 日本大學 | 1975年4月2日 | 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陳潭秋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黃岡 | 湖北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 1943年9月27日 | 犧牲 |
包惠僧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黃岡 | 北京大學中文系肄業 | 1979年7月2日 | 脫黨、國務院參事 |
劉伯垂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鄂州 | 日本留學 | 1936年9月 | 因病去世 |
張國恩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黃安 | 湖北兩湖書院[17]:42 | 1940年8月17日 | 脫黨、投日 |
趙子健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黃安 | 1950年 | 脫黨 | |
鄭凱卿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江夏 | 1966年11月15日 | 脫黨 | |
趙子俊 | 共產黨武漢支部 | 湖北鄂州 | 黃埔軍校一期[18] | 1926年9月24日 | 犧牲 |
毛澤東 | 長沙小組 | 湖南湘潭 |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 1976年9月9日 | 1945年七大上當選中共中央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 |
何叔衡 | 長沙小組 | 湖南寧鄉 |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 1935年2月24日 | 犧牲 |
彭璜 | 長沙小組 | 湖南湘鄉 | 因病去世 | ||
賀民范 | 長沙小組 | 湖南寶慶 | 日本富士法政大學 | 1950年8月 | 脫黨 |
易禮容 | 長沙小組 | 湖南湘潭 | 湖北武漢明德大學 | 1997年3月28日 | 脫黨、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
陳子博 | 長沙小組 | 湖南湘鄉 | 湖南省長郡中學 | 1924年1月23日 | 因病去世 |
譚平山 | 廣州共產黨 | 廣東高明 | 北京大學 | 1956年4月2日 | 被開除黨籍、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
陳公博 | 廣州共產黨 | 廣東南海 | 北京大學 | 1946年6月3日 | 被開除黨籍、投日 |
譚植棠 | 廣州共產黨 | 廣東高明 | 北京大學 | 1952年6月26日 | 脫黨 |
李季 | 廣州共產黨 | 湖南平江 | 北京大學 | 1967年 | 脫黨 |
王盡美 | 濟南黨小組 | 山東諸城 | 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 1925年8月19日 | 因病去世 |
鄧恩銘 | 濟南黨小組 | 貴州荔波 | 山東省一中 | 1931年4月5日 | 犧牲 |
王翔千 | 濟南黨小組 | 山東諸城 | 1956年5月29日 | 脫黨、山東省政協委員 | |
周恩來 |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紹興 | 南開大學肄業 | 1976年1月8日 |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
趙世炎 |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 四川酋陽 |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 1927年7月19日 | 犧牲 |
劉清揚 |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 天津 | 天津北洋女師範學堂 | 1977年7月19日 | 脫黨、全國婦聯副主席 |
張申府 |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 河北獻縣 | 北京大學預科 | 1986年6月20日 | 退黨、全國政協委員 |
陳公培 | 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長沙 | 南京金陵大學肄業 | 1968年3月7日 | 脫黨、國務院參事 |
施存統 | 旅日共產主義小組 | 浙江金華 |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 1970年11月29日 | 脫黨、勞動部副部長 |
周佛海 | 旅日共產主義小組 | 湖南沅陵 | 日本京都大學 | 1948年2月28日 | 脫黨、投日 |
「共產主義小組」之名
編輯這個八個小組的名稱並不統一,有多種稱謂[2],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正式使用共產黨的名稱,北京稱共產黨小組,後改稱北京共產黨支部,湖北稱共產黨武漢支部,廣州最初名為共產黨,當時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後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更名為廣州共產黨[19][1]。1926年,蘇聯人葛薩廖夫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一書中,第一次使用「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2]。1936年6月7日[1],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在中文版[2]《共產國際》雜誌發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文章中使用了這一名稱。或認為因陳潭秋的使用,使這一名稱在此後得到傳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相關組織則使用「共產黨小組織」的稱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共產主義小組」一稱被廣泛傳播[1]。同時,某些小組的組織性並不完備。如日本小組,僅施存統、周佛海二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亦僅毛澤東、何叔衡二人。毛澤東逝世後的1980年代開始[20],中國學界對長沙小組是否存在有對立觀點[21]。
備註
編輯注釋
編輯- ^ 1.0 1.1 1.2 1.3 曹仲彬. 《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 近代史研究 (北京市: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1984年第2期): 300–305. ISSN 1001-6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4) (簡體中文).
二、「共產主義小組」是個名不副實的名稱……這些組織,當時是按照共產黨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大家參加時就認為是加入了共產黨,自己已是共產黨員了。羅章龍說:參加北京共產黨小組後,「自認自己就是共產黨員」……雖然,這些組織的建立,並不標誌着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但是,它畢竟應該屬於共產黨性質的組織。確切地說,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地方組織,而絕不是革命團體,也不屬於共產主義小組性質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統一了這些黨的早期地方組織之後,而最終成立的。
- ^ 2.0 2.1 2.2 2.3 2.4 周子信.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知多少》. 黨史文匯 (山西省太原市: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2006, (2006年第7期): 43. ISSN 1005-6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4) (簡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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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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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 第1卷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39–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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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黨史學界對「一大」前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是否已經建立的(原文缺一字)題,有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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