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科沃·阿本斯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西班牙語：Jacobo Arbenz Guzmán；1913年9月14日—1971年1月27日）是危地馬拉政治人物，前任危地馬拉總統。
| 哈科沃·阿本斯 Jacobo Árben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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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任危地馬拉總統 | |
| 任期 1951年3月15日—1954年6月27日 | |
| 前任 |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
| 繼任 | 卡洛斯·恩里克·迪亞斯·德萊昂 |
| 危地馬拉國防部長 | |
| 任期 1945年3月15日—1950年2月20日 | |
| 總統 |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
| 前任 | 職務建立 |
| 繼任 | Rafael O'Meany |
| 危地馬拉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 | |
| 任期 1944年10月20日—1945年3月15日 與弗朗西斯科·賈維爾·阿納、 豪爾赫·托里埃略同時在任 | |
| 前任 | 費德里科·龐塞·維德斯 |
| 繼任 |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Jacobo Árbenz Guzmán 1913年9月14日  瓜地馬拉克察爾特南戈 |
| 逝世 | 1971年1月27日（57歲） 墨西哥墨西哥城 |
| 墓地 | 瓜地馬拉市綜合公墓 |
| 政黨 | 革命行動黨 |
| 配偶 | 瑪麗亞·克里斯緹那·維亞諾瓦（1939年結婚） |
| 兒女 | 3名，包括阿拉貝拉 |
| 母校 | 瓜地馬拉理工學院 |
| 專業 | 軍人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瓜地馬拉 |
| 服役 | 瓜地馬拉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32年－1954年 |
| 軍銜 | 上校 |
| 部隊 | 榮譽警衛隊 |
| 參戰 | 瓜地馬拉革命 1954年瓜地馬拉政變 |
概述
編輯阿本斯於1913年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德語瑞士人，母親是危地馬拉人。193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一所軍事學院，在軍隊服役至1944年，並迅速晉升。在此期間，他目睹了美國支持的獨裁者豪爾赫·烏維科對農業勞動者的暴力鎮壓，並親自被要求護送鎖鏈囚犯，這一經歷促成了他的進步觀點。1938年，他與瑪麗亞·比拉諾娃（María Vilanova）相識並結婚，瑪麗亞·比拉諾娃對他有着巨大的意識形態影響，危地馬拉共產主義者何塞·曼努埃爾·弗爾圖尼（José Manuel Fortuny）也對他產生影響。1944年10月，阿本斯和弗朗西斯科·阿拉納領導的幾個平民團體和進步軍事派別反抗烏維科的鎮壓政策。在隨後的選舉中，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當選總統，並開始了一項廣受歡迎的社會改革計劃。阿本斯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並在1949年鎮壓軍事政變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2][3][4]
阿拉納去世後，阿本斯參加了1950年舉行的總統選舉，在沒有重大反對的情況下，以50%以上的優勢擊敗了他最接近的挑戰者米格爾·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他於1951年3月15日就職，並繼續推行其前任的社會改革政策。這些改革包括擴大投票權、工人組織能力、政黨合法化以及允許公開辯論。[5]他的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改革法，根據該法，大片土地的未開墾部分被徵用以換取補償，並重新分配給貧困的農業勞動者。約有50萬人從該法令中受益。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土著人，他們的祖先在西班牙入侵後被剝奪了財產。
他的政策與聯合果品公司相衝突，後者遊說美國政府推翻他。美國還對危地馬拉政府中共產黨的存在感到擔憂，阿本斯在1954年由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政府通過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策劃的危地馬拉政變中被推翻。阿本斯流亡到幾個國家，在那裡他的家庭逐漸分崩離析，他的女兒自殺了。他於1971年在墨西哥去世。2011年10月，危地馬拉政府就阿本斯被推翻一事道歉。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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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於1913年出生在危地馬拉第二大城市克察爾特南戈。他是德語瑞士裔藥劑師漢斯·雅各布·阿本斯-格羅布里的兒子，[6][7]1901年移民到危地馬拉。他的母親奧克塔維婭·古斯曼·卡瓦萊羅斯是一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拉迪諾婦女，曾是一名小學教師。[7]他的家庭相對富裕，屬於上層階級；他的童年被描述為「舒適」。[8]在他童年的某個時候，他的父親對嗎啡上癮，開始忽視家族企業。他最終破產，迫使全家搬到了一個富有的朋友「出於慈善」為他們留出的農村莊園。哈科沃原本想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或工程師，但由於家中現在很貧困，他上不起大學。他最初不想參軍，但危地馬拉理工學院為軍校學員提供獎學金。他申請並通過所有的入學考試，並於1932年成為一名學員。阿本斯進入學院兩年後，他的父親自殺了。[8]
軍事生涯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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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在學院表現出色，被認為是「傑出的學生」。他成為了「第一中士」，這是授予學員的最高榮譽；從1924年到1944年，只有六個人獲得了這一榮譽。他的能力為他贏得了學校軍官們不同尋常的尊重，包括學校的美國主任約翰·康西丁少校和在學校服役的其他美國軍官。一位軍官後來說，「他的能力如此之強，以至於軍官們非常尊重他，這對學員來說是非常罕見的。」[8]:134-137阿本斯於1935年畢業。[8]:134-137
畢業後，他曾在危地馬拉城的聖何塞堡擔任青年軍官，後來又在聖胡安薩卡特佩克斯村的一個小駐軍中「文盲上校」手下任職。在聖何塞堡期間，阿本斯不得不帶領一隊士兵護送囚犯（包括政治犯）進行強迫勞動。這段經歷給阿本斯帶來了創傷，他說自己感覺自己像個「工頭」（capataz）。[8]:134-137在此期間，他第一次見到弗朗西斯科·阿拉納。[8]:134-137
1937年，阿本斯被要求填補理工學院的一個空缺教學職位。阿本斯教授了多門科目，包括軍事、歷史和物理。六年後，他被提升為上尉，並負責整個學員團。他的職位在學院中排名第三，被認為是年輕軍官能擔任的最有聲望的職位之一。[8]:134-137
1938年，他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瑪麗亞·比拉諾瓦，她是一位富有的薩爾瓦多地主的女兒，她母親也來自危地馬拉的富裕家庭。幾個月後，他們結婚了，沒有得到瑪麗亞父母的批准，他們認為瑪麗亞不應該嫁給一個不富有的陸軍中尉。[8]:134-137 婚禮時瑪麗亞24歲，哈科沃26歲。瑪麗亞後來寫道，雖然兩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不同，但他們對政治變革的渴望將他們聯繫在了一起。阿本斯說，他的妻子對他影響很大。[8]:134-137正是通過她，阿本斯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瑪麗亞在一次婦女大會上收到了一本《共產黨宣言》，並在她度假時把書放在哈科沃的床頭柜上。哈科沃被宣言「感動」了，他和瑪麗亞互相討論了這個問題。兩人都覺得宣言解釋了他們的許多感受。後來，哈科沃開始閱讀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更多作品，到20世紀40年代末，他經常與一群危地馬拉共產主義者互動。[8]:141
十月革命和任職國防部長
編輯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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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胡斯托·魯菲諾·巴里奧斯政府通過法律，沒收當地瑪雅人的土地，並強迫他們在咖啡種植園工作，以獲得最低補償。[1]:842包括聯合果品公司在內的幾家美國公司獲得了這片公共土地，並免徵稅款。[9]:8-10[8]:10-111929年，大蕭條導致經濟崩潰和失業率上升，導致工人和勞動者之間動盪。由於擔心革命的可能性，土地精英們支持豪爾赫·烏維科，他在1931年的選舉中獲勝，他是唯一的候選人。[8]:10-11[3]:12-15在美國的支持下，烏維科很快成為拉丁美洲最殘暴的獨裁者之一。[9]:11烏比科廢除了巴里奧斯引入的債務勞役制度，代之以流浪法，該法要求所有沒有土地的勞動年齡男性至少進行100天的艱苦勞動。[1]:842[3]:29此外，該州還利用印第安無償勞動力在公路和鐵路等公共基礎設施上工作。烏維科還將工資凍結在非常低的水平，並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土地所有者完全免於起訴他們為保護財產而採取的任何行動，[3]:29包括允許他們作為「紀律」措施處決工人。[9]:11-12 [10]:34-37[11]:9-10[12]:43這些法律的結果是，農業勞動者對他非常不滿。[3]:29-32烏維科非常蔑視該國的土著人民，曾表示他們像驢。[8]:15他將20萬公頃（49萬英畝）的公共土地贈送給聯合果品公司，並允許美軍在危地馬拉建立基地。[9]:11-12[10]:34-37[11]:9-10[12]:43[13]:316-317[8]:22
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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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危地馬拉城的一座大學（聖卡洛斯大學）爆發了一系列針對烏維科的抗議活動。1944年6月22日，烏維科以暫停憲法作為回應。[10]:36-37抗議活動愈演愈烈，除了學生和工人外，還包括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和低級軍官，最終迫使烏維科在6月底辭職。[3]:86烏維科任命了一個由費德里科·龐塞·維德斯將軍領導的三人軍政府接替他。儘管龐塞·維德斯最初承諾舉行自由選舉，但當國會於7月3日舉行會議時，士兵們用槍口威脅每個人，強迫他們任命龐塞·維德斯為臨時總統。[10]:39-40烏維科政府的鎮壓政策仍在繼續。[9]:11-12反對派團體再次開始組織起來，這次有許多著名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加入，他們認為龐塞政權違憲。阿本斯是軍隊中為數不多的抗議龐塞·維德斯行為的軍官之一。[8]:140烏維科解僱了阿本斯在政治學院的教職，從那以後阿本斯一直住在薩爾瓦多，組織了一群革命流亡者。[10]:41-43阿本斯和阿爾達納·桑多瓦爾少校是軍隊內部陰謀的領導者之一。阿本斯堅持認為，儘管有其他涉謀軍人的抗議，但這次政變也應包括平民參與。桑多瓦爾後來說，政變期間與平民的所有接觸都是通過阿本斯進行的。[8]:140
1944年10月19日，阿本斯和弗朗西斯科·哈維爾·阿拉納率領的一小群士兵和學生襲擊了國家宮，這後來被稱為「十月革命」。[10]:41-43阿拉納最初不是政變的一方，但他在軍隊中的權威地位意味着他是政變成功的關鍵。[8]:48-51第二天，軍隊的其他派別和平民加入了他們。起初，這場戰鬥是針對革命者的，但在呼籲社會支持後，他們的隊伍由於工會會員和學生加入壯大，他們最終制服了忠於龐塞·維德斯的警察和軍隊派系。10月20日，第二天，龐塞·維德斯無條件投降。[3]:89-91阿本斯和阿拉納在起義期間都表現出色，[8]:48-51儘管革命的言辭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們也都獲得了物質獎勵：阿本斯從上尉晉升為中校，阿拉納從少校晉升為上校。[14]軍政府承諾舉行自由公開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以及制憲議會選舉。[8]:28-29學者們認為龐塞·維德斯的辭職和軍政府的成立是危地馬拉革命的開始。[8]:28-29然而，革命軍政府並沒有立即威脅到土地精英的利益。龐塞·維德斯辭職兩天後，印第安小村莊帕齊西亞爆發了暴力抗議活動。軍政府迅速採取殘暴行動平息了抗議活動。死亡的平民包括婦女和兒童。[8]:30-31
1944年12月舉行了選舉。雖然只有識字的男性才被允許投票，但選舉被廣泛認為是自由和公平的。[8]:36 與類似的歷史情況不同，軍政府成員都沒有參加選舉。[10]:451944年選舉的獲勝者是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他在被稱為「革命行動黨」（Partido Acción Revolucionaria）的左翼政黨聯盟下競選，贏得85%的選票。[9]:14阿拉納不希望將權力移交給文職政府。[8]:48-51他最初試圖說服阿本斯和托里埃略推遲選舉，在阿雷瓦洛當選後，他要求他們宣布選舉結果無效。[8]:48-51阿本斯和托里埃略堅持允許阿雷瓦洛掌權，阿拉納不情願地同意了這一點，條件是阿拉納作為軍隊指揮官的地位不受挑戰。阿雷瓦洛別無選擇，只能同意這一點，因此1945年通過的危地馬拉新憲法設立了一個新的職位「武裝部隊司令」，這個職位比國防部長更有權力。他只能被國會罷免，即便如此，也只有在他被發現違法才能行使罷免。[8]:48-54當阿雷瓦洛就任總統時，阿拉納接任這一新職位，阿本斯宣誓就任國防部長。[8]:48-51
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
編輯阿雷瓦洛將他的意識形態描述為「精神社會主義」。他是反共的，並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監管，以確保其利益惠及全體人民。[10]:46-49阿雷瓦洛的意識形態反映在危地馬拉議會就職後不久批准的新憲法中，該憲法是拉丁美洲最進步的憲法之一。它規定除了文盲婦女之外，所有人都享有選舉權，權力下放，並規定實行多黨制。共產黨被禁止。[10]:46-49上任後，阿雷瓦洛實施了這些改革和其他改革，包括最低工資法、增加教育經費和勞工改革。這些改革的好處在很大程度上僅限於中上層階級，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業勞動者幾乎沒有什麼作用。[9]:15-16儘管他的改革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但美國政府對他持懷疑態度，後來美國政府將他描繪成共產主義者。[10]:48
當阿本斯在阿雷瓦洛總統的領導下宣誓就任國防部長時，他成為第一個擔任該職務的人，因為它以前被稱為戰爭部。1947年秋天，作為國防部長的阿本斯反對將幾名被指控為共產主義者的工人驅逐出境。著名的共產主義者何塞·曼努埃爾·弗爾圖尼（José Manuel Fortuny）對這一行動感到好奇，並決定拜訪他，並發現阿本斯與刻板印象中的中美洲軍官不同。在第一次會議之後，其他人也參加了會議，直到阿本斯邀請弗爾圖尼到他家進行持續數小時的討論。像阿本斯一樣，弗爾圖尼受到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改善危地馬拉人民狀況的強烈願望的啟發，並且像阿本斯一樣，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尋求答案，這種關係將對阿本斯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15]:9-24
1945年12月16日，阿雷瓦洛在一場車禍後暫時喪失了行動能力。[8]:51-57支持政府的革命行動黨（PAR）的領導人擔心阿拉納會藉此機會發動政變，因此與他達成協議，後來被稱為峽谷協議（Pacto del Barranco）。[8]:51-57根據協議的條款，阿拉納同意不與軍方一起奪取政權；作為回報，革命行動黨同意在定於1950 年11月舉行的下一次總統選舉中支持阿拉納的候選人資格。[8]:51-57阿雷瓦洛本人迅速康復，但被迫支持該協議。[8]:51-57然而，到1949年，由於阿拉納缺乏對勞工權利的支持，國家革新黨和革命行動黨都公開敵視阿拉納。左翼政黨決定支持阿本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軍官才能擊敗阿拉納。[8]:58-601947年，阿拉納要求將某些勞工領袖驅逐出境；阿本斯公開表示不同意阿拉納的觀點，他的干預限制了被驅逐者的數量。[8]:58-60
阿雷瓦洛政府帶來的土地改革威脅到土地精英的利益，他們尋求一個更符合他們條件的候選人。他們開始支持阿拉納，作為抵抗阿雷瓦洛改革的人物。[8]:59-631949年夏天，危地馬拉軍方委員在阿拉納的支持者和阿本斯的支持者之間就阿拉納繼任者的選擇上發生了激烈的政治衝突。[註 1]1949 年 7 月 16 日，阿拉納向阿雷瓦洛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阿本斯的所有支持者驅逐出內閣和軍隊；他威脅說，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會發動政變。阿雷瓦洛將最後通牒通知了阿本斯和其他進步領導人；所有人都同意阿拉納應該被流放。[8]:59-69兩天後，阿雷瓦洛和阿拉納再次會面。在返回途中，阿拉納的車隊被阿本斯率領的一小股部隊攔截。隨後發生槍戰，造成包括阿拉納在內的三人死亡。歷史學家皮耶羅·格萊耶塞斯表示，阿本斯可能接到了抓捕而非殺害阿拉納的命令。[8]:59-69阿拉納在軍隊中的支持者試圖反抗，但他們沒有領袖，第二天叛軍要求談判。政變企圖造成約150人死亡，200人受傷。[8]:59-69阿本斯和其他幾位部長建議將全部真相公之於眾；然而，他們的意見被內閣大多數成員推翻，阿雷瓦洛發表演講，暗示阿拉納因拒絕領導反政府政變而被殺害。[8]:59-69阿本斯對阿拉納之死保持沉默直到1968年，未經阿雷瓦洛同意，他拒絕發表意見。20世紀50年代，當兩人流亡蒙得維的亞時，他試圖說服阿雷瓦洛澄清整個故事：然而，阿雷瓦洛不願意，阿本斯也沒有堅持自己的觀點。[8]:70
1950年選舉
編輯阿本斯擔任國防部長的角色已經使他成為總統職位的有力候選人，他在1949年起義期間對政府的堅定支持進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8]:73-841950年，經濟溫和的民族完整黨（PIN）宣布，阿本斯將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成為其總統候選人。在宣布這一消息之後，大多數左翼政黨以及工會都表達了支持，包括有影響力的革命行動黨。[8]:73-84阿本斯小心翼翼地選擇了民族完整黨作為提名他的一方。根據他的朋友和同事的建議，他認為這將使他的候選人資格看起來更加溫和。[8]:73-84阿本斯本人於2月20日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並宣布參選總統。阿雷瓦洛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私人信件作為回應，但公開場合只是不情願地支持他，人們認為他更支持他的朋友維克多·曼努埃爾·希奧爾達尼，他當時是衛生部長。正因阿本斯擁有的支持，以及希奧爾達尼不可能當選，才導致阿雷瓦洛決定支持阿本斯。[8]:74
阿拉納生前曾計劃參加1950年的總統選舉。他的死使阿本斯在選舉中沒有任何強勁的反對派別（導致包括中央情報局和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在內的一些人猜測，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阿本斯親自將他解決掉）。[9]:15-17阿本斯在選舉的十名候選人中只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挑戰者，[8]:73-84其中一位是豪爾赫·加西亞·格拉納多斯（Jorge García Granados），他得到了一些中上層階級成員的支持，他們認為革命走得太遠了。另一位是米格爾·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Miguel Ydígoras Fuentes），他曾是烏維科手下的將軍，並得到了革命強硬派反對者的支持。在競選期間，阿本斯承諾繼續並擴大在阿雷瓦洛領導下開始的改革。[10]:60-61預計阿本斯將輕鬆贏得選舉，因為他得到了該國兩個主要政黨以及工會的支持，工會代表他進行了大量競選活動。[8]:83除了政治支持外，阿本斯還具有很大的個人魅力。他被描述為具有「引人入勝的個性和充滿活力的聲音」。[10]:62阿本斯的妻子瑪麗亞也與他一起競選；儘管她出身富裕，但她還是努力為瑪雅農民的利益發聲，並憑藉自己的能力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阿本斯的兩個女兒偶爾也會和他一起公開露面。[10]:62-63
選舉於1950年11月15日舉行，阿本斯贏得了超過60%的選票，這次選舉基本上是自由和公平的，但文盲女性選民被剝奪了選舉權。[8]:73-84阿本斯獲得的選票是第二位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的三倍多。富恩特斯聲稱選舉舞弊使阿本斯受益，但學者們指出，雖然舞弊可能使阿本斯獲得了一些選票，但這並不是他贏得選舉的主要原因。[9]:16阿本斯對土地改革的承諾在確保他的勝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3]:2阿本斯的當選使美國國務院官員感到震驚，他們表示阿拉納「一直代表阿雷瓦洛政府中唯一積極的保守派」，他的死將「實質性地加強左派[原文如此]」，並且「事態發展預示着政府內部的左翼趨勢」。[8]:124阿本斯於1951年3月15日就任總統。[8]:73-84
擔任總統
編輯
就職典禮和執政理念
編輯在就職演說中，阿本斯承諾將危地馬拉從「一個以封建經濟為主的落後國家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9]:18他宣稱，他打算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並削弱外國公司對危地馬拉政治的影響。[16]他說，他將在沒有外國資本幫助的情況下實現危地馬拉基礎設施的現代化。[8]:149根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建議，他開始建造更多的房屋，港口和道路。[9]:18阿本斯還着手改革危地馬拉的經濟制度；他計劃建造工廠，增加採礦業，擴大交通基礎設施，並擴大銀行系統。[10]:64土地改革是阿本斯競選活動的核心。[17]:84幫助阿本斯掌權的革命組織不斷向他施加壓力，要求他履行關於土地改革的競選承諾。[17]:85土地改革是阿雷瓦洛政府尚未涉足的政策領域之一。[10]:64當阿本斯上任時，全國2%的人口擁有70%的土地。[18]:304
歷史學家吉姆·漢迪（Jim Handy）將阿本斯的經濟和政治理想描述為「絕對務實和資本主義的脾氣」。[17]:36根據歷史學家斯蒂芬·施萊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的說法，雖然阿本斯在他的政府中確實有一些共產黨人擔任較低級別的職位，但他「不是獨裁者，他不是秘密共產主義者」。施萊辛格將他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19]儘管如此，他的一些政策，特別是那些涉及土地改革的政策，被危地馬拉上層階級和聯合水果公司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20]歷史學家皮耶羅·格萊耶塞斯（Piero Gleijeses）認為，儘管阿本斯的政策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但他的個人觀點逐漸轉向共產主義。[8]:77，134他的目標是提高危地馬拉的經濟和政治獨立性，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危地馬拉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內經濟。[10]:62-63他努力接觸土著瑪雅人，並派出政府代表與他們協商。從這一努力中，他了解到瑪雅人堅定地堅持他們的尊嚴和自決權理想；在某種程度上，受此啟發，他在1951年表示：「如果我們人民的獨立和繁榮是不相容的，而現在肯定不是，我敢肯定，絕大多數危地馬拉人寧願成為一個貧窮但自由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富裕而被奴役的殖民地。」[10]:63
儘管阿本斯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溫和的資本主義形式之上的，[9]:18-19但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共產主義運動確實變得更加強大，部分原因是阿雷瓦洛在1944年釋放了被監禁的領導人，並且還通過其教師工會的力量。[3]:98-99儘管共產黨在危地馬拉革命的大部分時間裡被禁止，[8]:73-84但危地馬拉政府歡迎大量逃離鄰國獨裁政府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難民入境，這種湧入加強了國內運動。[3]:98-99此外，阿本斯與危地馬拉勞動黨的一些成員有私人聯繫，勞動黨在他的政府期間被合法化。[8]:73-84其中最突出的是何塞·曼努埃爾·弗爾圖尼。從1951年到1954年，弗爾圖尼在阿本斯執政的三年中擔任了朋友和顧問的角色。[8]:50-60弗爾圖尼為阿本斯寫了幾篇演講稿，並在擔任農業部長[21]期間幫助起草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土地改革法案。然而，儘管弗爾圖尼在阿本斯政府中擔任職務，但他從未成為危地馬拉的熱門人物，也沒有像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那樣擁有大量的追隨者。[22]:55-59共產黨在數量上仍然薄弱，在阿本斯的內閣中沒有任何代表。[22]:55-59少數共產黨人被任命為政府中的較低級別職位。[19]阿本斯閱讀並欽佩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在赫魯曉夫報告之前）；他的政府官員稱讚斯大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領導人......所有進步人士都哀悼他的逝世」。[8]:141-181當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時，危地馬拉國會以「一分鐘的沉默」向約瑟夫·斯大林致敬，這一事實被後來的觀察家評論。[8]:181-379阿本斯在立法機關的共產黨成員中有幾個支持者，但他們只是政府聯盟的一小部分。[19]
土地改革
編輯
阿本斯現代化項目的最大組成部分是他的土地改革法案。[10]:64-67阿本斯在包括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和非共產黨經濟學家在內的顧問團幫助下親自起草了該法案。[8]:144-146他還向來自拉丁美洲各地的眾多經濟學家尋求建議。[10]:64-67該法案於1952年6月17日由國民議會通過，該計劃立即生效。它將未開墾的土地從大地主手中轉移給貧困的勞動者，然後他們就能開始耕作自己的農場。[10]:64-67[23]。阿本斯也有動力通過該法案，因為他需要為國內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籌集資金。在美國的要求下，世界銀行於1951年拒絕向危地馬拉提供貸款，這使資本短缺更加嚴重。[8]:149-164
土地改革法案的正式名稱是第900號法令。它從大於673英畝（272公頃）的土地中徵用了所有未開墾的土地。如果莊園的面積在672英畝（272公頃）至224英畝（91公頃）之間，那麼使用中的土地如果少於總面積三分之二，未開墾的土地會被徵用。[8]:149-164地主可獲得政府債券的補償，其價值等於被徵用土地的價值。土地本身的價值是地主在1952年的納稅申報表中申報的價值。[8]:149-164重新分配是由地方委員會組織的，其中包括來自土地所有者，工人和政府的代表。[8]:149-164在近350,000塊私人土地中，只有1,710塊受到徵用的影響。法律本身是在一個溫和的資本主義框架下制定的；但它的實施速度非常快，導致偶爾發生任意徵地事件。還有一些針對地主和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的暴力行為。[8]:149-164阿本斯本人通過他的妻子成為地主，在這次土地改革計劃中放棄了1,700英畝（7平方公里）的土地。[24]:135
到1954年6月，已有140萬英畝土地被徵用和分配。到那時，大約有500,000人，即總人口的六分之一，獲得了土地。[8]:149-164法令還包括向獲得土地的人民提供金融信貸。國家農業銀行（Banco Nacional Agrario，簡稱BNA）成立於1953年7月7日，到1951年6月，它已經支付超過900萬美元的小額貸款。53,829名申請人平均獲得225美元，是危地馬拉人均收入的兩倍。[8]:149-164BNA以高效的政府官僚機構而聞名，即便是阿本斯最大的批評者美國政府對此也沒有任何負面評論。[8]:149-164這些貸款的償還率很高，在1953年3月至11月期間發放的3,371,185美元中，有3,049,092美元已於1954年6月償還。[8]:149-164該法令還包括對經過重新分配的土地的道路進行國有化的規定，這大大增加了農村社區的連通性。[8]:149-164
與政府批評者的預測相反，該法律導致危地馬拉農業生產力略有提高，耕地面積也有所增加。農業機械的購買量也有所增加。[8]:149-164總體而言，該法律大大提高了數千個農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其中大多數是土著人民。[8]:149-164格萊耶塞斯指出，法律糾正的不公正遠遠大於較少出現任意徵用土地的不公正。[8]:149-164歷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指出，該法令在許多方面都存在缺陷；諸如，它對種植園主過于謹慎和恭敬，並在農民之間造成了社區分裂。儘管如此，它代表了一種根本性的權力轉移，有利於那些在此之前被邊緣化的人。[25]:200-2011953年，最高法院裁定這項改革違憲，但危地馬拉國會後來彈劾了與該裁決有關的四名法官。[8]:155，163
與聯合果品公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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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斯與聯合果品公司之間的關係被歷史學家描述為「美國在西半球主導地位的關鍵轉折點」。[3]:118成立於1899年的聯合果品公司[10]:68-70在中美洲擁有大量的土地和鐵路，用於支持其香蕉出口業務。[22]:65-68到1930年，它已成為危地馬拉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雇主。[22]:67-71作為對公司支持的回報，烏維科與其簽署了一份合同，其中包括對大片土地的99年租約，以及幾乎所有稅收的豁免。[10]:68-72烏維科甚至要求公司每天只向工人支付50美分，以防止其他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22]:67-71該公司實際上還擁有危地馬拉通往大西洋的唯一港口巴里奧斯港。[22]:67-71到1950年，公司的年利潤高達6500萬美元，是危地馬拉政府收入的兩倍。[10]:73-76
因此，聯合果品公司被視為1944 年後革命運動進步的障礙。[22]:71由於其作為該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雇主的地位，阿雷瓦洛政府的改革對UFC的影響比其他公司更大，這導致該公司認為它是改革的特別目標。[10]:75-821952年，當阿本斯通過第900號法令，即土地改革法時，該公司的勞資糾紛變得更加複雜。公司擁有的550,000英畝（220,000公頃）中，只有15%處於使用中；其餘閒置的土地屬於《土地改革法》的管轄範圍。[10]:75-82此外，阿本斯在1951年支持UFC工人罷工，最終迫使公司重新雇用了一些被解僱的工人。[3]:136-137
作為回應，聯合果品公司在美國對阿本斯進行了密集的遊說活動。[22]:72-77危地馬拉政府回應說，該公司是本國進步的主要障礙。美國歷史學家指出，「對危地馬拉人來說，他們的國家似乎正在被外國利益集團無情地剝削，這些利益集團攫取了巨額利潤，卻沒有為國家的福祉做出任何貢獻。[22]:72-771953年，根據阿本斯的土地改革法，200,000英畝（81,000公頃）的未開墾土地被徵用，該公司以每英畝2.99美元的比率獲得補償，是購買土地時支付的兩倍。[22]:72-77這導致了對華盛頓的進一步遊說，特別是通過與公司關係密切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22]:72-77聯合果品公司已經開始一場公關活動，以詆毀危地馬拉政府；總體而言，該公司花費了超過五十萬美元來影響美國的立法機關和公眾，即危地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必須被推翻。[22]:90-97
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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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機
編輯除了聯合果品公司的遊說活動外，還有幾個因素導致美國發動政變，並於1954年推翻了阿本斯。隨着冷戰的發展，美國政府對危地馬拉革命的疑慮越來越多，危地馬拉政府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與美國公司發生衝突。[10]:82-100美國擔心它已被共產黨人滲透[26]:177，儘管歷史學家理查德·H·英默曼（Richard H. Immerman）認為，在冷戰初期，美國和中央情報局傾向於將革命政府視為共產主義政府，儘管阿雷瓦洛在1945-1951年總統任期內禁止共產黨。[10]:82-100此外，美國政府擔心阿本斯改革的成功會引發其他地方的類似運動。[9]:4直到任期結束，杜魯門政府一直依靠純粹的外交和經濟手段來試圖減少共產主義的影響。[10]:109-110
1953年8月，艾森豪威爾授權中情局進行推翻阿本斯政府的行動。反對阿本斯的軍人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支持。政變行動前，美國在國際上運用影響力孤立危地馬拉。1954年6月18日，阿馬斯的軍隊推翻阿本斯政府，阿本斯本人流亡國外。阿馬斯從此接任總統[27]
備註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1.2 Martínez Peláez, Severo. La Patria del Criollo. Mexico: Ediciones En Marcha. 1990: 858 （西班牙語）.
- ^ LaFeber, Walt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77-79. ISBN 978-0-393-30964-5.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Forster, Cindy. The time of freedom: campesino workers in Guatemala's October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ISBN 978-0-8229-4162-0.
- ^ Friedman, Max Paul. Nazis and good neighbors: the United States campaign against the Germans of Latin America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2-83 [2024-07-12]. ISBN 978-0-521-82246-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7-12）.
- ^ Hunt, Michael. The World Transform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5. ISBN 978-0-19-937234-8.
- ^ Garcia Ferreira, Roberto. The CIA and Jacobo Arbenz: The story of 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United State). 2008, 22 (2): 59.
- ^ 7.0 7.1 Castellanos Cambranes, Julio. Jacobo Arbenz Guzmán: Por la Patria y la Revolución en Guatemala, 1951–1954 (PDF). : 90 [2024-07-12]. ISBN 978-9929-8119-3-5.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0-09-28） （西班牙語）.
- ^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Gleijeses, Piero. Shat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5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24-07-12]. ISBN 978-0-691-02556-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7-12）.
- ^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Streeter, Stephen M. Manag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uatemala, 1954–1961.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89680-215-5.
-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Immerman, Richard H. The CIA in Guatemala: The Foreign Policy of Interven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ISBN 978-0-292-71083-2.
- ^ 11.0 11.1 Cullather, Nicholas. 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54 (2nd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24-07-15]. ISBN 978-0-8047-5468-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7-15）.
- ^ 12.0 12.1 Rabe, Stephen G.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ISBN 978-0-8078-4204-1.
- ^ McCreery, David. Rural Guatemala, 1760–194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ISBN 978-0-8047-2318-3.
- ^ Loveman, Brian; Davies, Thomas M.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the military in Latin America (3rd, revised e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ISBN 978-0-8420-2611-6.
- ^ Sabino, Carlos. Guatemala, la historia silenciada (1944–1989) 1. Guatemala: Fond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Económica. 2007 （西班牙語）.
- ^ Fried, Jonathan L. Guatemala in rebellion: unfinished history. Grove Press. 1983: 52.
- ^ 17.0 17.1 17.2 Handy, Jim.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rural conflict and agrarian reform in Guatemala, 1944–1954.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ISBN 978-0-8078-4438-0.
- ^ Paterson, Thomas G.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y, Volume 2: Since 1895. Cengage Learning. 2009. ISBN 978-0-547-22569-2.
- ^ 19.0 19.1 19.2 Schlesinger, Stephen. Ghosts of Guatemala's Past. New York Times. 2011-06-03 [2024-07-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0）.
- ^ Malkin, Elizabeth. An Apology for a Guatemalan Coup, 57 Years Later. The New York Times. 2011-10-20 [2024-07-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1-02）.
- ^ Ibarra, Carlos Figueroa. The culture of terror and Cold War in Guatemala.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2006-06, 8 (2): 191–208. S2CID 72555904. doi:10.1080/14623520600703081.
- ^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Schlesinger, Stephen; Kinzer, Stephen.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David Rockefeller Center series 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ISBN 978-0-674-01930-0.
- ^ 邱醒國. 危地马拉社会性质浅析. 《拉丁美洲叢刊》. 1981年, (2): 27 [2023-1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15）.
- ^ Smith, Peter H. Talons of the Eagle: Dynamics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0-19-512997-0.
- ^ Grandin, Greg. The blood of Guatemala: a history of race and n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8223-2495-9.
- ^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19-878070-2.
- ^ 徐斌. 危地马拉共和国. 《世界知識》 (北京市: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 (8): 12-13 [2023-09-21].[失效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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