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賴伐爾
皮埃爾·讓·馬里·賴伐爾（法語：Pierre Jean Marie Laval，法語發音：[pjɛʁ ʒɑ̃ maʁi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法國第三共和國時期的政治人物，他於1931年1月27日至1932年2月20日擔任法國總理，1935年6月7日至1936年1月24日再次擔任總理。
| 皮埃爾·賴伐爾 Pierre Laval | |
|---|---|
 1931年的賴伐爾 | |
 法蘭西國第1任政府首腦 | |
| 任期 1942年4月18日—1944年8月20日 | |
| 國家元首 | 菲利普·貝當 |
| 前任 | 菲利普·貝當 （部長會議主席） |
| 繼任 | 夏爾·戴高樂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
| 部長會議副主席 代理政府首腦 | |
| 任期 1940年7月11日—1940年12月13日 | |
| 總理 | 菲利普·貝當 |
| 前任 | 菲利普·貝當 |
| 繼任 | 皮埃爾-埃蒂安·弗朗丹 |
| 第49任法國總理 | |
| 任期 1935年6月7日—1936年1月24日 | |
| 總統 | 阿爾貝·勒布倫 |
| 前任 | 費爾南·布伊松 |
| 繼任 | 阿爾貝特·薩羅 |
| 任期 1931年1月27日—1932年2月20日 | |
| 總統 | 加斯東·杜梅格 保羅·杜美 |
| 前任 | 特奧多爾·斯梯格 |
| 繼任 | 安德烈·塔爾迪厄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83年6月28日 法國沙泰爾東 |
| 逝世 | 1945年10月15日（62歲）  法蘭西共和國弗雷訥 |
| 死因 | 行刑隊槍決 |
| 墓地 | 蒙帕納斯公墓[1] |
| 政黨 |  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14－1923）無黨籍（1923－1945） |
賴伐爾早年是一名社會主義者，1909年成為一名律師，因為替罷工者、工會成員和左翼分子辯護，反對政府起訴而聞名。1914年，他以社會黨成員的身份進入下議院，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堅持自己的和平主義信念。在1919年的選舉中失敗後，賴伐爾退出社會黨，成為歐貝維利耶的市長。1924年，他以獨立身份回到參議院，三年後當選為參議員。他還擔任過一系列政府職務，包括公共工程部長、司法部長和勞工部長。1931年，賴伐爾成為法國總理，但一年後他的政府就垮台了。
1934年，賴伐爾加入了加斯東·杜梅格的右翼政府，先後擔任殖民地部長和外交部長。1935年，他再次成為總理。為了遏制德國，賴伐爾推行了有利於意大利和蘇聯的外交政策，但他對阿比西尼亞危機的處理——被廣泛譴責為對貝尼托·墨索里尼的綏靖政策——促使他在1936年辭職。1940年法國戰敗並與德國停戰後，賴伐爾在菲利普·貝當的維希政權中擔任重要角色，從1940年7月到1940年12月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後來從1942年4月到1944年8月擔任政府首腦。賣國政府為德國提供法國勞工，並組織驅逐沒有法國國籍的猶太人。[2]
1944年法國解放後，賴伐爾逃到西班牙，但很快被遣返回法國[3]，在那裡他被夏爾·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法國政府逮捕。賴伐爾被判犯有陰謀破壞國家安全和與敵人勾結罪，在一次未遂的自殺企圖後，他於1945年10月被行刑隊處決。賴伐爾的各種政治活動留下了一份複雜而有爭議的遺產，導致他的傳記中有十幾本相互衝突。
早年
編輯皮埃爾·讓·馬里·賴伐爾於1883年6月28日出生在奧弗涅北部鄰近維希的沙泰爾東，是吉爾貝·賴伐爾（Gilbert Laval）和克洛迪娜·圖內爾（Claudine Tournaire）的兒子。[4]他的父親是一名咖啡館老闆和郵遞員。與村子裡的其他家庭相比，這個家庭已經很富裕了:這個咖啡館同時也是旅店和肉鋪，吉爾貝·賴伐爾擁有一個葡萄園和幾匹馬。[5]當時，「賴伐爾」這個姓氏在該地區很普遍。大家都稱他為「賴伐爾-圖內爾」（Laval-Tournaire），他父親自己也叫他「巴蒂斯特·穆蘭」（Baptiste Moulin）。[4]
賴伐爾在沙泰爾東的一所鄉村學校接受教育。15歲時，他被送到巴黎的聖路易中學，在1901年7月他獲得了學士學位。然後他繼續在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和巴約訥學習，在那裡他學習了西班牙語，並遇到了皮埃爾·卡薩拉。[6]回到里昂後，他花了一年的時間攻讀動物學學位[7]，並在里昂、聖艾蒂安和歐坦的多所學院和中學擔任主管，以支付學費。[6]
賴伐爾於1903年加入社會主義中央革命委員會，當時他住在里昂西南55公里(34英里)的聖艾蒂安。[8]在此期間，賴伐爾開始熟悉喬治·索雷爾和休伯特·拉加爾德勒的左翼學說。[9]四十多年後的1945年，他宣稱:「我從來不是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者，我的意思是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內心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教條的社會主義。我更感興趣的是人，他們的工作，他們的不幸和他們的衝突而不是馬克思本身。」[10]
1903年，他應徵入伍，在服役後因靜脈曲張而退役。[11]1907年，24歲的賴伐爾回到巴黎。1913年4月，他曾說過:「兵營部隊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努力，因為他們缺乏良好的訓練，最重要的是，指揮不力。」賴伐爾贊成廢除軍隊，由一個公民民兵組織代替。[12]
律師生涯
編輯
賴伐爾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最終轉向法律，並在1909年成為一名「窮人的律師」，與法國總工會的聯合主義者隔絕。[13]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勞工騷亂是一大特點，賴伐爾為罷工者、工會成員和左翼煽動者辯護，反對政府起訴他們。在一次工會會議上，賴伐爾說:
我是同志中的同志，工人中的工人。我不是那種即使在試圖否認自己出身中產階級的律師。我不是那種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參與學術爭論的高雅律師。我為自己感到驕傲。一個為律師服務的體力勞動者是我的同志，一個像他們一樣的工人，我是他們的兄弟。同志們，我是一個體力勞動者的律師。[14]
第一個讓他出名的案子是古斯塔夫•曼希斯的無罪釋放。曼希斯是一名革命工會成員，被控擁有爆炸物和無政府主義手冊。[13]1909年，賴伐爾與社會主義政治家約瑟夫·克勞薩特博士的女兒珍妮·克勞薩特結婚。[13]他們唯一的孩子，一個名叫喬茜的女兒，生於1911年。喬茜嫁給了Rene de Chambrun，而後者的叔叔Nicholas Longworth III娶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女兒愛麗絲·羅斯福。儘管賴伐爾的妻子來自政治家庭，但她從未參與過政治。人們普遍認為賴伐爾是一個忠於家庭的人。[15]
1911年，他參加了塞納河畔訥伊-布洛涅選區的議會選舉，並在第二輪選舉中擊敗了激進黨候選人亞歷山大·佩金，使保守黨候選人愛德華·諾蒂爾獲勝。[16]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編輯塞納河社會黨代表
編輯1914年4月，當對戰爭的恐懼席捲全國時，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加快了他們的競選活動，以維護和平。他們的領袖是讓·饒勒斯和約瑟夫·卡約。左派聯盟譴責1913年7月通過的將義務兵役從兩年延長到三年的法律。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三個月舉行的立法選舉中，工會尋求賴伐爾作為塞納河地區的社會主義候選人，塞納河地區包括巴黎及其郊區。賴伐爾當選為聖德尼第二選區的眾議院議員。年近31歲的他是議會最年輕的成員。[17]
激進派在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下，在法國眾議院占多數。他們希望一起避免戰爭。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1914年7月31日饒勒斯遇刺，粉碎了這一希望。賴伐爾的哥哥吉恩在戰爭的頭幾個月就去世了。
賴伐爾被列入了Carnet B[18]，一份可能阻礙動員的潛在顛覆分子的匯編。內政部長讓-路易·馬爾維以國家統一的名義，不顧參謀長們的壓力，拒絕逮捕任何人。賴伐爾在戰爭中忠於他的和平主義信念。1915年12月，卡爾·馬克思的外孫讓·龍格向社會主義國會議員提議，他們應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進行溝通，希望能迫使各國政府通過談判達成和平。賴伐爾簽字了，但動議被否決了。
由於法國的資源用於戰爭，商品稀缺或價格過高。1917年1月30日，賴伐爾在國民議會要求供應部長愛德華·赫里歐解決巴黎煤炭供應不足的問題。當赫里歐說:「如果可以，我願意親自卸載駁船」時，賴伐爾反駁道:「不要對這種無能加以嘲笑。」[19]這句話使議會成員感到高興，引起了喬治·克列孟梭的注意，但卻使賴伐爾和赫里歐之間的關係永遠處於緊張狀態。
斯德哥爾摩，「北極星」
編輯賴伐爾對戰爭的指揮和戰場上部隊的供應不足表示蔑視。1917年4月羅貝爾·尼韋勒將軍在貴婦小徑發動進攻後爆發了兵變，賴伐爾為叛變者辯護。1917年6月，馬賽爾·加香和馬里烏斯·木特從聖彼得堡回國，並受邀參加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社會主義大會。賴伐爾看到了和平的機會。在向大會發表的講話中，他敦促分庭允許代表團前往:「是的，斯德哥爾摩，應俄羅斯革命的號召……是的，斯德哥爾摩，為了和平……是的，是極地之星斯德哥爾摩。」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1917年春天，和平的希望被叛國者的發現所淹沒，這些叛國者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想象出來的，就像馬爾維一樣，他之所以成為嫌疑犯，是因為人們沒有忘記他在賴伐爾的「斯德哥爾摩，波蘭之島」演講中拒絕逮捕法國人。賴伐爾的許多熟人，無政府主義者龐奈·魯迪的出版商，以及其他和平主義者都被逮捕或審訊。儘管賴伐爾經常出入和平主義者圈子——據說他與列夫·托洛茨基相識——但當局並沒有追究他。他的副手身份，他的謹慎和他的友誼保護了他。1917年11月，克列孟梭成為總理，並在他的政府中提供了一個職位給賴伐爾。正如社會黨拒絕進入任何政府一樣，賴伐爾拒絕了，但他在議會社會黨成員的一次會議上質疑這樣的政策是否明智。
戰後初期的職業
編輯從社會主義者到獨立議員
編輯在1919年的選舉中，社會黨人的和平主義記錄，他們對克列孟梭的反對，以及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過度行為引起的焦慮，都導致了他們被保守的國家集團擊敗。賴伐爾失去了他在眾議院的席位。
1920年，擁有240萬成員的總工會發起了一場大罷工，數千名工人下崗，罷工逐漸平息。作為回應，政府試圖解散總工會。賴伐爾以約瑟夫·保羅-邦庫爾為工會領導人辯護，他向內政部長西奧多·斯蒂格和工商部長奧古斯特·艾薩克求助，挽救了工會。
賴伐爾與社會黨的關係結束了。過去幾年在議院的社會主義黨團，加上該黨的紀律政策，削弱了賴伐爾對事業的依戀。隨着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勝利，政黨也發生了變化;在1920年12月的圖爾大會上，社會黨分裂成兩個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受莫斯科啟發的法國共產黨，以及較為溫和的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賴伐爾任其成員，在兩大派系爭奪讓·饒勒斯的遺產時沒有站隊。
歐貝維利耶市長
編輯1923年，巴黎北部的歐貝維利耶需要一位市長。作為該選區的前代表，賴伐爾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候選人。為了獲得選舉資格，賴伐爾買下了一片農田。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叛了社會黨人。當地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共產黨還請賴伐爾擔任他們的頭號人物。賴伐爾選擇在自己的名單下參加競選，他說服那些前社會主義者離開社會黨並為他工作。這是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只存在於歐貝維利耶。在四人角逐中，賴伐爾在第二輪中獲勝。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擔任歐貝維利耶的市長。
賴伐爾被視為智者;有個笑話說，他很聰明，他的名字從左到右拼寫都是一樣的。[18]賴伐爾通過建立私人關係，爭取到了那些被他打敗的人。他在歐貝維利耶的窮人和富人以及鄰近城鎮的市長之間建立了關係網。他是這個郊區唯一的獨立政治家。他避免捲入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
塞納河獨立代表
編輯在1924年的立法選舉中，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激進黨組成了一個名為「左翼卡特爾」的全國聯盟。賴伐爾在塞納河的獨立社會主義者名單上名列前茅。左翼卡特爾最終獲勝，賴伐爾重新獲得了國民議會的席位。他的第一個行動是讓約瑟夫·卡約回國，他曾是前總理、內閣成員、國民議會成員，也曾是激進黨的明星人物。戰爭快結束時，克列孟梭以與敵人勾結為由逮捕了卡約。他坐了兩年牢，失去了公民權。賴伐爾代表卡約的赦免而獲勝。卡約成為了一位有影響力的贊助人。
作為政府的成員
編輯部長和議員
編輯賴伐爾對卡特爾支持的回報是在1925年4月被任命為保羅·班勒衛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長。六個月後，政府崩潰了。從那時起，賴伐爾就加入了由前部長組成的俱樂部，並從中選出了新的部長。1925年至1926年期間，賴伐爾又三次參加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政府，一次擔任總理副秘書，兩次擔任司法部長。當他第一次成為司法部長時，賴伐爾放棄了他的律師行業以避免利益衝突。
1926年之後，里昂市長兼副市長愛德華·赫里歐策劃了對卡特爾多數的重組，賴伐爾的勢頭就此停滯。赫里歐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成立於1901年的激進黨成為了第三共和國的樞紐派系，而激進黨的支持或反對往往意味着政府的生存或垮台。在最近的一次變動中，賴伐爾被排除在法國政府之外長達四年。作家加斯頓·傑奎敏暗示，賴伐爾選擇不參與赫里奧政府，因為他認為赫里歐政府無法應對金融危機。1926年，賴伐爾與左派徹底決裂，但他仍與左派保持着朋友關係。
1927年，賴伐爾當選為塞納河參議員，他退出了將自己置於爭取下議院多數席位的政治鬥爭之上的議會。他渴望進行憲法改革，以加強行政部門，消除政治不穩定，這是第三共和國的缺陷。
1930年3月2日，賴伐爾回到安德烈·塔爾迪厄的第二屆政府擔任勞工部長。塔爾迪厄和賴伐爾在克列孟梭的時代就認識了，並開始欣賞彼此的品質。塔爾迪厄需要他可以信任的人:他的前任政府在一個多星期前就因為勞工部長路易斯·盧徹的叛變而垮台了。但是，由於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卡米耶·肖當未能組建一個可行的政府，塔爾迪厄被召回。
個人投資
編輯從1927年到1930年，賴伐爾開始積累了可觀的個人財富;戰後他的財富導致了他利用政治地位中飽私囊的指控。1945年9月11日，他在給預審法官的信中寫道:「我一直認為，如果不是必不可少的，建立在堅實基礎上的物質獨立，會使擁有這種獨立的政治家在政治上獲得更大的獨立。」直到1927年，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他的律師費，根據他的所得稅申報表，那一年他的收入總額為113,350法郎。1927年8月至1930年6月，他對各種企業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共投資5100萬法郎。這些錢並不都是他自己的;它來自一群金融家，他們得到了一個投資信託基金、聯合辛迪加和兩家銀行——里昂阿勒芒公司和國家信貸銀行的支持。[20]
賴伐爾和他的支持者進行的兩項投資是地方報紙《圓頂通報》及其在克萊蒙費朗的相關印刷廠，以及《里昂共和報》。1926年，在賴伐爾接管之前，《通報》的發行量為27,000份。到1933年，這一數字翻了一番還多，達到了58,250人的峰值，但此後開始下降。雖然利潤各不相同，但在他執政的17年裡，賴伐爾從印鈔廠和印刷廠總共賺了3900萬法郎。翻新後的工廠價值5000萬法郎，這使得高等法院專家在1945年不無理由地說，「對他來說，這是一筆極好的交易」。[21]
勞動和社會保險部長
編輯超過15萬紡織工人罷工，擔心會發生暴力事件。1925年，作為公共工程部長，賴伐爾結束了煤礦工人的罷工。塔爾迪厄希望他作為勞工部長也能這樣做。這場衝突沒有流血就解決了。社會黨政治家萊昂·布魯姆從來都不是賴伐爾的盟友，但是他承認賴伐爾的干預是「巧妙的、及時的和果斷的。」[22]
十年來，社會保險一直被提上議程。1928年，該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沒有在參議院獲得通過。塔爾迪厄讓賴伐爾在五一節之前完成這個項目。選擇這個日期是為了抑制勞動節的騷動。賴伐爾的第一個努力是澄清混亂的文本內容·。然後，他諮詢了雇主和勞工組織。賴伐爾不得不調和參眾兩院的不同意見。賴伐爾的助手蒂西爾寫道:「如果不是賴伐爾不屈不撓的耐心，就不會達成協議。」[23]兩個月後，賴伐爾向大會提交了一份克服了最初失敗的案文。它滿足了財政限制，減少了對政府的控制，並保留了醫生的選擇和收費自由。議院和參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這項法律。
當法案通過最後階段時，塔爾迪厄形容他的勞工部長「在討論的每一個時刻都表現出堅韌、克制和獨創性。」[24]
第一次賴伐爾政府
編輯
事實證明，塔爾迪厄政府最終無法安然度過此次罷黜事件。在被驅逐的銀行破產後，政府的成員似乎與之有不正當的聯繫。這起醜聞涉及司法部長拉烏爾·佩雷特、副部長亨利·法爾克斯和尤金·勞蒂爾。雖然塔迪厄沒有參與，但1930年12月4日，他失去了在參議院的多數席位。加斯東·杜梅格總統呼籲路易·巴爾都組建政府，但巴爾都失敗了。杜梅格轉向賴伐爾，他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接下來的一個月，由西奧多·斯泰格組建的政府陷入了困境。杜梅格再次向賴伐爾提出了請求。1931年1月27日，賴伐爾成功地組建了他的第一個政府。
用萊昂·布魯姆的話來說，塔爾迪厄政府的幽靈在被賴伐爾為首的政府擊敗後，在幾周內又出現了，這讓反對黨社會黨感到既驚訝又失望，「就像夜鳥被光嚇到了一樣。」賴伐爾被提名為總理後，人們猜測新的農業部長塔迪厄在賴伐爾政府中掌握實權。雖然賴伐爾高度評價塔爾迪厄和布里蘭德，並採取與他們一致的政策，但賴伐爾並不是塔爾迪厄的喉舌。組成賴伐爾政府的部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組成塔爾迪厄政府的人，但這是賴伐爾在國民議會可以找到的組成多數的功能。雷蒙·普恩加萊、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塔爾迪厄都曾向赫里歐的激進分子提供部長職位，但均無功而歸。
除了白里安、安德烈·馬奇諾、皮埃爾-埃蒂安·弗朗丹和保羅·雷諾之外，賴伐爾還請了一些朋友來做他的顧問，如歐貝維利耶的莫里斯·富倫和皮埃爾·卡薩拉，他們是他在巴約訥時認識的，在賴伐爾的勞動部工作過。卡薩拉開始擔任內政部副部長，1932年1月被任命為內政部部長。塞內加爾的第一名非洲代表伊勢•迪亞涅在1914年與賴伐爾同時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賴伐爾邀請迪亞涅加入他的內閣，擔任負責殖民地事務的副部長;他是第一位被任命為法國政府內閣成員的非洲黑人。賴伐爾還邀請了呂夫(Jacques Rueff)、瑞斯特(Charles Rist)和博薩德(Adeodat Boissard)等金融專家。安德烈·弗朗索瓦-龐賽特被任命為總理的副部長和駐德國大使。賴伐爾的政府中有一位經濟學家，克勞德-約瑟夫·吉諾克斯，當時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濟學家還很少見。
1931年的法國沒有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賴伐爾在1931年10月16日啟程前往美國時宣布，「法國的健康得益於工作和儲蓄。」農業、小工業和保護主義是法國經濟的基礎。由於保守的工資政策和有限的社會服務，法國積累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在普恩加萊的精心安排下，法國收穫了法郎貶值的好處，使法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在整個法國，有1.2萬人失業。
賴伐爾和他的內閣認為經濟和黃金儲備是實現外交目的的手段。賴伐爾前往倫敦、柏林和華盛頓訪問。他參加了有關世界危機、戰爭賠款和債務、裁軍和金本位的會議。
1931年奧地利金融危機中的角色
編輯1931年，奧地利經歷了一場銀行危機，當時該國最大的銀行聯合信貸被發現幾近破產，威脅到一場全球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領導人開始就向奧地利中央政府提供國際貸款以維持其金融體系的條款進行談判;然而，賴伐爾以民族主義的理由阻止了提議的一攬子方案。他要求法國獲得一系列的外交讓步以換取其支持，包括放棄未來的德奧關稅同盟。這對最終以失敗告終的談判來說是致命的。[25][26]結果，聯合信貸於1931年5月11日宣布破產，引發了迅速蔓延到其他國家的危機。四天之內，布達佩斯的銀行開始擠兌，銀行倒閉開始蔓延到德國和英國等國。[27]
延債宣言（1931年6月20日）
編輯1931年由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提出的「胡佛暫停償還」計劃，將所有政府間債務凍結一年。據作家兼政治顧問麥克喬治·邦迪說，「這是自伍德羅·威爾遜執政以來，美國總統為歐洲採取的最重大行動。」美國在德國有着巨大的利害關係:長期以來，德國借款人欠美國私營部門超過12.5億美元;短期債務接近10億美元。相比之下，1931年美國的國民收入只有540億美元。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和威廉·O·斯克羅格斯在描述美國外交關係的《美國在世界事務》一書中指出，「美國在德國政府和私人債務中所占的份額，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總和的一半。」
擬議中的暫停償付還將有利於英國對德國私營部門的投資，使英國更有可能在公共債務被凍結的情況下償還這些貸款。考慮到英國欠美國的債務，對境況不佳的英國經濟提供援助符合胡佛的利益。另一方面，法國在德國的私人債務中所占的份額相對較小，但對德國的賠款卻有着巨大的興趣，而且對法國的賠款會在胡佛的延期償付下打折扣。
這個計劃由於時機不佳而更加複雜;他們察覺到美國、英國和德國之間的勾結，並認為這構成了對揚計劃的破壞。這種破壞只能在法國得到國民議會的批准;賴伐爾政府的生存取決於立法機構是否批准這項暫停。從提出提案到法國立法委員的信任投票之間經過了十七天。這種延遲被認為是胡佛禁令未能成功的原因。美國國會直到1931年12月才批准該法案。
賴伐爾支持胡佛暫停法令，進行了一年的個人和直接外交活動，他訪問了倫敦、柏林和美國。雖然他在國內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他在國際上的努力卻收效甚微。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和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忙於國內政治分歧和英鎊崩潰，對此無能為力。德國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和外交部長庫爾提斯都渴望法德和解，但他們受到了各方的圍攻。他們面臨着非常疲軟的經濟，這使得每周開一次工資單成了一個奇蹟。私人破產和不斷的裁員使共產黨人勃然大怒。在政治譜系的另一端，德國軍隊監視着布呂寧內閣，並向鋼盔前線士兵聯盟和納粹黨提供情報，有效地凍結了對法國的任何示好。
美國胡佛和賴伐爾之間的會議是一種相互挫折的結果。胡佛削減軍隊的計劃遭到了拒絕——儘管是溫和的。但澤走廊問題的解決辦法已經撤回。在賴伐爾和弗朗索瓦·艾伯特·比松看來，為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引入銀本位制是一項輕浮的提議。胡佛認為它可能會幫助「墨西哥、印度、中國和南美」，但賴伐爾駁斥了銀本位解決方案，認為它是一種通脹主張，並補充說「用紙張更便宜。」[28]
賴伐爾沒有得到安全協議，沒有安全協議，法國永遠不會考慮解除武裝，他也沒有得到政治暫停的支持。公報中沒有提到德國賠款的任何減少都與法國債務的減少相匹配的承諾。聯合聲明宣布法國和美國實行金本位制。兩國政府還同意，法國央行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將在轉移黃金之前相互磋商。在前幾周對美國黃金的搶購之後，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消息。鑑於此次金融危機，各國領導人同意在胡佛禁令結束之前重新審視德國的經濟形勢。
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政治成果。然而，胡佛-賴伐爾的遭遇還有其他影響:它使賴伐爾在美國和法國更加廣為人知，並提高了他的地位。美國和法國的媒體都為之傾倒。他的樂觀主義與他那聽起來冷酷的國際同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於《時代》雜誌將他評為1931年的年度人物，[29]這一榮譽以前從未授予過法國人。他在聖雄甘地之後，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前接受了這項榮譽。
1934－1936年
編輯第二次左翼卡特爾內閣在1934年2月6日的危機後辭職，此事涉及到反國會主義團體，該團體由極右翼聯盟、退伍軍人組織和法國共產黨組成。賴伐爾和貝當元帥與相關組織中的一些保守派政客有聯繫。賴伐爾在加斯東·杜梅格的右翼新政府中擔任殖民地部長。10月，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被暗殺;賴伐爾繼承了他的職位，一直擔任到1936年。
在這個時候，賴伐爾反對法國的世仇德國，他追求反德聯盟。他在羅馬會見了墨索里尼，並於1935年1月4日簽署了法意協定。該協議將部分法屬索馬里割讓給意大利，並允許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自由行動，以換取意大利對德國侵略的反對。[30]賴伐爾否認他在埃塞俄比亞給了墨索里尼自由支配的權力;他甚至就這個問題寫信給墨索里尼。[31]1935年4月，賴伐爾說服意大利和英國加入法國的斯特雷薩陣線陣線，以對抗德國對奧地利的野心。1935年5月2日，他同樣簽署了蘇法互助條約。[32]
在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亞戰爭期間，賴伐爾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意大利的反德勢力，而不是通過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採取敵對態度，將意大利推入德國的手中。[33]英國歷史學家科雷利·巴尼特認為，在賴伐爾看來，「真正重要的敵人是納粹德國。」他的眼睛盯着萊茵蘭的非軍事區;他對洛迦諾公約的看法。讓洛迦諾列強之一的意大利感到奇怪的是，在埃塞俄比亞這樣一個問題上並沒有訴諸賴伐爾的奧弗涅農民思想。[34][35]1935年6月，他也成為了總理。1935年10月，賴伐爾和英國外交部長塞繆爾·霍爾提出了一項解決埃塞俄比亞危機的現實政治方案。當去年12月被泄露給媒體時，霍爾-賴伐爾協定被廣泛譴責為對墨索里尼的綏靖。1936年1月22日，賴伐爾被迫辭職，並被完全排除在部長政治之外。1936年，人民陣線的勝利意味着賴伐爾擁有了一個左翼政府，成為他的媒體攻擊的目標。
維希法國政府
編輯維希政府的形成
編輯在假戰期間，賴伐爾對這場衝突持謹慎的矛盾態度。他在1940年3月曾公開表示，雖然戰爭本可以通過外交手段避免，但現在要由政府來全力進行。[36]
1940年6月9日，德軍在一條橫跨整個法國的長達250公里（160英里）的戰線上向前推進。就馬克西姆·魏剛將軍而言，「如果德國人渡過塞納河和馬恩河，那就完了。」[37]與此同時，菲利普·貝當元帥向總理保羅·雷諾施加壓力，要求停戰。在此期間，賴伐爾在沙泰爾東。6月10日，鑑於德軍的攻勢，政府撤出巴黎，遷往圖爾。魏剛通知雷諾:「我們的戰線的最後決裂隨時都可能發生。」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的部隊將繼續戰鬥，直到他們的力量和資源被消滅。」但它們的解體只是一個時間問題。」[38]魏剛避免使用停戰這個詞，但所有相關的人都在考慮這個詞。雷諾反對停戰。
在此期間，賴伐爾離開了沙泰爾東去了波爾多，在那裡，他的女兒幾乎使他確信必須去美國。但是恰恰相反，據報道，他向貝當派了「一個又一個的信使」。[39]
當德國人占領巴黎時，貝當被要求組建新政府。令大家驚訝的是，他拿出了一份部長名單，這是他一直期待並準備迎接總統召見的有力證據。[40]當被告知他將被任命為司法部長時，賴伐爾的脾氣和野心變得明顯起來，他不顧其他政府官員的反對，殘暴地要求貝當任命他出任外交部長。賴伐爾意識到，只有在這樣的位置上，他才能扭轉聯盟關係，讓自己與納粹德國站在一起，他認為這個軍事強國是必然的勝利者。然而，常務副秘書長查里斯-魯斯拒絕在賴伐爾手下任職。[41]這些事件的一個後果是，賴伐爾後來能夠聲稱他不屬於要求停戰的政府的一部分。直到6月，他的名字才出現在事件編年史上，那時他開始在批評政府離開法國前往北非的決定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雖然停戰的最後條款很苛刻，但法蘭西殖民帝國沒有受到影響，法國政府被允許名義上管理被占領和未被占領的地區，只要它服從德國的指示。在賴伐爾加入政府之前，「合作」的概念就被寫進了停戰協定。在案文上簽了字的法國代表接受了這一用語。
第三條：在法國的占領區，德意志帝國將行使占領國的一切權利。法國政府承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促進與行使這項權利有關的條例，並在法國行政當局的參與下執行這些條例。法國政府將立即命令占領區的所有法國當局和行政部門遵守德國軍事當局的規定，並以正確的方式與德國軍事當局合作。
賴伐爾在維希政府（1940－1941年）
編輯到那時，賴伐爾已經轉向，公開同情國家社會主義。他確信德國會贏得這場戰爭，並認為法國需要儘可能地效仿它的極權主義政權。為此目的，當他以國務部長的身份被列入內閣時，賴伐爾開始了他為人們所銘記的工作：解散第三共和國及其民主，並從事法西斯事業。[42]
1940年10月，賴伐爾對「合作」的理解與貝當差不多。對雙方來說，合作意味着放棄最不可能的東西以獲得最大的回報。[43]作為中間人，賴伐爾被迫與德國當局保持經常聯繫，改變立場，行事狡猾，未卜先知。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切使他比貝當元帥更引人注意，使許多法國人把他看作是「通敵的代理人」;對其他人來說，他是「德國人」。[44]
貝當與阿道夫·希特勒、賴伐爾與希特勒的會晤，經常被用作維希與納粹勾結的證據。事實上，蒙圖瓦爾的會晤(1940年10月24-26日)結果讓雙方都感到失望。希特勒希望法國向英國宣戰，而法國則希望改善與征服者的關係。然而兩者都沒有發生。實際上，法國獲得的唯一讓步是1940年11月16日的《柏林協議》，該協議允許釋放某些類別的法國戰俘。
1940年11月，賴伐爾在沒有與同事商量的情況下，自己做出了一些親德的決定。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將博爾銅礦和比利時黃金儲備移交給納粹控制。戰爭結束後，賴伐爾除了否認自己是單方面行動外，還辯解說維希法國無力阻止德國人獲得他們顯然渴望得到的東西。[45]
賴伐爾的行動是他於1940年12月13日被解職的一個因素。貝當要求所有的部長在一次全體內閣會議上簽署集體辭職信。賴伐爾這麼做，以為這是一種除掉勞工部長貝林的手段。因此，當元帥宣布「接受賴伐爾和里佩爾的辭職」時，他大為震驚。[46]當天晚上，賴伐爾被捕，被警察押送到他在沙泰爾東的家中。第二天，貝當宣布他決定將賴伐爾從政府中除名。賴伐爾被解僱的原因是與貝當根本不相容。在貝當精確的軍事頭腦看來，賴伐爾的工作方法顯得很邋遢，而且他表現出明顯的缺乏尊重，比如他有向貝當臉上噴香煙的習慣，這種行為激起貝當的憤怒和整個內閣的憤怒。[47]
1941年8月27日，包括賴伐爾在內的幾名維希高級官員參加了法國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志願軍團的檢閱。在一次部隊演出中，火十字團的成員保羅·科勒特槍擊了賴伐爾(還有另一位著名的通敵主義者馬塞爾·戴特)，使他受了輕傷。賴伐爾很快就從傷病中恢復了過來。
重新掌權（1942年）
編輯
賴伐爾於1942年4月重新掌權。1942年6月22日，他在廣播講話中概述了他的政策目標，表達了他「希望與德國和意大利重新建立正常和信任的關係」。他補充說，他「希望德國取得勝利」，因為否則「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在各地確立自己的地位」。[48]賴伐爾執政僅兩個月，就面臨向德國提供強迫工人的決定。由於需要在俄國前線替換部隊，納粹德國缺乏熟練工人。與其他被占領國家不同，法國在技術上受到停戰協定的保護，它的工人不能被簡單地圍捕運輸。在占領區，德國人利用恐嚇和控制原材料製造失業，從而為法國勞工自願到德國工作創造了理由。納粹官員要求賴伐爾立即將30多萬技術工人送往德國的工廠。賴伐爾拖延了，提議用一名工人來交換一名法國戰俘。這個提議被送到希特勒那裡，達成了妥協：每三個到達德國的工人就遣送一名戰俘回國。[49]
賴伐爾在驅逐猶太人過程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一直被他的原告和辯護人激烈地爭論着。德國人從未把集中營的事告訴法國維希政府；法國人被告知猶太人被驅逐出境是為軸心國的戰爭而被迫勞動。當賴伐爾被命令圍捕法國境內的所有猶太人，將他們送往被德國占領的波蘭時，他達成了妥協。但他只允許非法國公民的猶太人被德國人控制。據估計，到戰爭結束時，德國人在其他被占領國家殺死了90%的猶太人，但在法國，戰前50%的法國人和外國猶太人，其中可能有90%的純法國猶太人仍然活着。[50]賴伐爾不僅僅是完成德國人給他下達的命令，他還把16歲以下的猶太兒童包括在驅逐行動中，德國人允許他把這些兒童釋放出來。帕爾迪埃爾在他的著作《教堂與大屠殺》中，聲稱，當新教領袖馬克·博格納拜訪賴伐爾提出抗議時，賴伐爾聲稱，他下令將兒童和他們的父母一起驅逐出境，因為家庭不應該分開，「兒童應該和他們的父母待在一起」。[51]當博格納認為孩子們幾乎肯定會死時，賴伐爾對他說：「沒有一個（猶太孩子）必須留在法國。」薩拉·菲什曼（在一本來源可靠但沒有引用的書中）寫道，賴伐爾還試圖阻止猶太兒童獲得美國簽證，這是由美國朋友服務委員會安排的，而且賴伐爾承諾的不是將猶太兒童驅逐出法國，而是確保他們進入納粹集中營。[52]
賴伐爾和他的幕僚長讓·賈爾丹面臨着越來越難以解決的合作困境。賴伐爾必須維持維希的權威，以防止德國建立一個由雅克·多里奧等法國納粹組成的賣國政府。[53]
民兵的首領（1943－1945年）
編輯1943年，賴伐爾成為新成立的法蘭西民兵的名義領袖，儘管其行動領袖是秘書長約瑟夫·達南德。[54]
當盟軍在法屬北非登陸(火炬行動)開始時，德軍占領了自由區。希特勒繼續詢問法國政府是否準備與之並肩作戰，並要求維希對英國宣戰。賴伐爾和貝當堅決拒絕。在這段時間以及1944年諾曼底登陸期間，賴伐爾一直在與極端賣國主義的部長們進行鬥爭。
在諾曼底登陸日的廣播演講中，他向全國呼籲：
你不是在打仗。你不能參加戰鬥。如果你不遵守這條規則，如果你表現出不守紀律的證據，你將會招致嚴厲的報復，而政府將無力緩和。會遭受肉體和物質上的痛苦，你會給你的國家帶來更多的不幸。你將拒絕聽從那些陰險的呼籲，這些呼籲將會被寄給你。那些要求你們停止工作或邀請你們起義的人是我們國家的敵人。你們將拒絕用恐怖的內戰來加劇我們國土上的對外戰爭…在這個充滿戲劇性的時刻，當戰爭在我們的領土上進行的時候，用你那高尚而有紀律的態度來表明你是在想念法國，只想念她。」[55]
大約兩個月後，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德國人逮捕，並被送到貝爾福。[56]考慮到盟軍的推進速度，1944年9月7日，維希政府的剩餘部分從貝爾福轉移到了德國的錫格馬林根飛地。貝當住在錫格馬林根的霍亨索倫城堡。起初賴伐爾也住在這個城堡里。1945年1月，賴伐爾被派往錫格馬林根飛地外12公里外的威林根的施托芬貝格城堡。[57]1945年4月，美國將軍喬治·巴頓的軍隊逼近錫格馬林根，於是維希政府的部長們被迫尋求避難。賴伐爾獲准進入西班牙，並由一架德國空軍飛機運往巴塞羅那。然而，90天後，戴高樂向西班牙施壓，要求驅逐賴伐爾。送他去西班牙的那架德國空軍飛機也送他去了奧地利的美國占領區。美國當局立即逮捕了賴伐爾和他的妻子，並將他們移交給自由法國。他們被空運到巴黎，關押在弗雷斯監獄。賴伐爾夫人後來獲釋；皮埃爾·賴伐爾仍在監獄裡接受叛國罪的審判。[58]
審判和處決
編輯此章節翻譯品質不佳。 |
總共分為兩場。雖然貝當審判有其缺點，但它允許提出和審查大量有關材料。羅伯特·帕克斯頓和傑弗里·華納等學者認為，對賴伐爾的審判表明了那個清洗審判時代司法系統的不足和有毒的政治氛圍。[61][62] 在他的叛國罪審判判決之前，賴伐爾在獄中寫下了他唯一的一本書——他死後出版的日記（1948年）。他的女兒一頁一頁地把它帶出了監獄。[63]
賴伐爾堅信，他將能夠使他的同胞相信，他一直以來都是在為他們的最大利益行事。他的女婿勒內·德·尚布倫對賴伐爾的律師們說：「如果他有時間準備辯護，如果允許他發言，傳喚證人，並從國外獲得他所需要的訊息和文件，他就會讓原告大惑不解。」[64] 「你想讓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嗎?」賴伐爾於8月4日問他的一名律師。「不會有審前聽證和審判。在選舉之前，我將被譴責，並被除掉。」[65]
對賴伐爾的審判於1945年10月4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開始。他被指控陰謀破壞國家安全及與敵人勾結。他有三個辯護律師(巴拉達克, 諾德和賈夫爾)。他的律師之前都沒有見過他。他見到了和他坐在一起的賈夫爾，他們交談，傾聽，並記下他想要口述的筆記。阿杜克很快就相信賴伐爾是無辜的，他和昌布倫夫婦保持着聯繫，起初和他們一樣相信賴伐爾將被無罪釋放，或者至多被判處暫時流放。諾德是抵抗運動的一員，他相信賴伐爾有罪，並敦促他辯護說他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在受到約束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賴伐爾不聽他的；他確信自己是無辜的，並能證明這一點。「他的行為，」諾德說，「好像是他的事業，而不是他在受到威脅時不得不做的事情。」[66]
他的三名律師都拒絕在法庭上聽取宣讀正式指控，稱「我們擔心，倉促召開聽證會不是出於司法考慮，而是出於政治考慮。」他們沒有出席聽證會，而是寫信說明缺點，要求解除律師的職務。[67] 但是庭審照樣進行。法院法官皮埃爾·蒙吉博宣布，審判必須在定於10月21日舉行的大選之前完成。[68]蒙吉博和檢察官莫內無法控制陪審團不斷爆發的敵對情緒。這些都發生在蒙吉博和賴伐爾之間越來越激烈的交流越來越響亮的時候。第三天，賴伐爾的三名律師和他在一起，因為律師協會的主席建議他們恢復工作。[69]
在休會之後，蒙吉博宣布，關於陰謀破壞國家安全的指控的審訊部分已經結束。對於串通指控，賴伐爾回答說：「法官先生，您早些時候以侮辱的方式詢問我，陪審團一些成員縱容的示威，讓我知道，我可能是司法罪行的受害者。我不想做幫凶；我寧願保持沉默。」蒙吉博召集了第一批控方證人，但他們沒想到會這麼快作證，沒有人在場。蒙吉布斯第二次休會，以便找到他們。半個小時後法院重新開庭時，賴伐爾已經不在他的位置上了。[70]
儘管夏爾•戴高樂內閣的司法部長皮埃爾-亨利•泰根曾親自請求賴伐爾的律師讓他出席聽證會，但他拒絕了。泰根毫不掩飾地證實了蒙吉博和莫內的行為，聲稱他無法阻止他們。在賴伐爾缺席的情況下，判決宣布了死刑。他的律師被拒絕重審。[71]
死刑定於10月15日上午在弗雷斯監獄執行。賴伐爾試圖從縫在他夾克襯裡里的小瓶中取出毒藥來欺騙行刑隊。他在自殺遺書中解釋說，他無意讓法國士兵成為「司法罪行」的共犯。然而，這種毒藥太老了，已經不起作用了，反覆洗胃使賴伐爾沒有被毒死。[72]賴伐爾要求他的律師見證他的處決。他高呼「法蘭西萬歲」時被擊斃。監獄裡明顯地傳來了「殺人犯!」和「賴伐爾萬歲!」的喊聲。[73] 賴伐爾的遺孀在接受一家英國報紙採訪時表示：「這不是法國人不讓一個男人說話就能對付他的方式，那是他一直反對的方式——德國方式。」[74]
他的屍體最初被埋在蒂艾公墓的一個沒有標記的墳墓里，直到1945年11月被埋在蒙帕納斯公墓的昌布倫家族陵墓里。[1][75]1948年，她的女兒喬西•賴伐爾給丘吉爾寫了一封信，稱殺害她父親的行刑隊「穿着英國制服」。[76][77][78]這封信發表在美國保守派報紙《人事》1949年6月號上。[76][77][78]
高等法院一直運作到1949年，審判了108個案件；法院宣布了八項死刑判決，其中一項針對的是上訴案失敗的老貝當。只有三個死刑執行了：皮埃爾·賴伐爾；維希駐巴黎的駐德國大使弗爾南多·德·布里農，還有法蘭西民兵的首領約瑟夫·達南德。[79]
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Laval's Body Taken To Family Mausoleum
. Lubbock Morning Avalanche (Lubbock, Texas). 1945-11-16: 3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2-05） –透過Newspapers.com. The bullet-pierced body of Pierre Laval was moved today to the mausoleum of the Chambrun family in Montparnasse cemetery from an unmarked grave in Thiais cemetery, where it had lain since the former premier was executed as a traitor a month ago.
- ^ Cole, Hubert, Laval,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3, pp. 210–11.
- ^ 存档副本. [2020-1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16）.
- ^ 4.0 4.1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1–2.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Meltz, Renaud. Pierre Laval. Place des éditeurs. 2018-10-18: 42. ISBN 9782262079055 （法語）.
- ^ 6.0 6.1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7.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Warner, Geoffrey. 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Eyre & Spottiswoode. 1968: 3 [2020-11-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3） （英語）.
- ^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22.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Croubois, Claude. Pierre Laval. Geste Editions. 2010: 17. ISBN 9782845616851 （法語）.
- ^ Jaffré, Yves-Frédéric, Les: Derniers Propos de Pierre Laval, Paris: Andre Bonne, 1953, p. 55.
- ^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13.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Privat, Maurice, Pierre Laval, Paris: Editions Les Documents secrets, 1931, pp. 67–8.
- ^ 13.0 13.1 13.2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5.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Torrés, Henry, Pierre Laval (Translated by Norbert Gut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7–20. Torrés was a close associate of Laval. "His entire physique, his filthy hands, his unkempt mustache, his disheveled hair, one lock of which was always falling down over his forehead, his powerful shoulders and careless dress, strikingly supported this profession. Even his white tie inspired confidence", pp. 18–19.
- ^ Warner, Geoffrey. 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Eyre & Spottiswoode. 1968: 4 [2020-11-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13） （英語）.
- ^ Saint-Bonnet, Georges. Pierre Laval, homme d'état.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31: 141 [2020-11-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9） （法語）.
- ^ Kupferman, Fred. Pierre Laval. Tallandier. 2015-09-24: 22–23. ISBN 9791021014107 （法語）.
- ^ 18.0 18.1 Gunther, John. Inside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0: 184–185.
- ^ "Herriot gémit: 'Si je pouvais, j'irais décharger moi-même les péniches.' La voix rauque du jeune député de la Seine s'élève, implacable: 'N'ajoutez pas le ridicule à l'incapacité!' Mallet, Pierre Laval des Années obscures, 18–19.
- ^ Warner, Geoffrey, 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p. 19–20.
- ^ Warner, p. 20.
- ^ Léon Blum, L'Œuvre de Léon Blum, Réparations et Désarmement, Les Problèmes de la Paix, La Montée des Fascismes, 1918–1934 (Paris: Albin Michel, 1972), 263.
- ^ Tissier, Pierre, I worked with Laval, London: Harrap, 1942, p. 48.
- ^ Bonnefous, Georges; Bonnefous, Edouard.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Troisiéme République V.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28–29.
- ^ Archived copy. [2012-06-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2-06）.
- ^ Eichengreen, Barry and Harold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 P268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 Eichengreen and James, p. 270.
- ^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Laval", Stimson, Diary, 23 October 1931.
- ^ Pierre Laval, Man of the Year. Time Magazine. 1932-01-04 [2017-02-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9）.
- ^ André Larané, 4 janvier 1935: Laval rencontre Mussolini à Rom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Hérodote .
- ^ For the only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aval and Mussolini regarding this affair consult Benito Mussolini,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XXVII, Dall'Inaugurazione Della Provincia Di Littoria Alla Proclamazione Dell'Impero (19 Dicembre 1934-9 Maggio 1936), eds. Edoardo and Duilio Susmel (Florence: La Fenice, 1951), 287.
- ^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67, pp. 396–406.
- ^ D. W. Brog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1870-1939)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5), pp. 692–693.
- ^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Methuen, 1972), p. 353.
- ^ "Laval... was very reluctant to lose the fruits of his diplomacy, the separation of Italy and Germany, for such trivial reasons... He believed that to risk the loss of so important a stabilizing force in Europe as Italy, merely because of formal obligations to Abyssinia, was absurd". Brogan, p. 693.
- ^ Warner, p. 149.
- ^ Weygand, General Maxime, Mémoirs, Vol. III, Paris: Flammarion, 1950, pp. 168–88.
- ^ Warner, pp. 189–90.
- ^ Baudouin, Paul, Neuf Mois au Gouvernement, Paris: La Table Ronde, 1948, p. 166.
- ^ Lebrun, Albert, Témoignages, Paris: Plon, 1945. p. 85.
- ^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216.
- ^ Darkness in Paris: The Allies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1940, Scribe Publications, Melbourne, Australia 2005, p. 277.
- ^ * Chambrun, René de, Pierre Laval, Traitor or Patriot? (Translated by Elly Stei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p. 50.
- ^ Chambrun, pp. 49–50.
- ^ Warner, p. 246.
- ^ Warner, p. 255.
- ^ Jaffré, Yves-Frédéric, Les Derniers Propos de Pierre Laval, Paris: Andre Bonne, 1953, p. 164.
- ^ Lachaise, Bernard, Documents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Le XXe sièc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2000, 278 p., ISBN 9782867812576, p. 122.
- ^ Warner, pp. 307–10, 364.
- ^ Cole, Hubert, Laval,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3, pp. 210–11.
- ^ Paldiel, Mordecai. Churches and the Holocaust: Unholy Teaching, Good Samaritans, and Reconciliation, p. 82.
- ^ Fishman, Sarah. The Battle for Children: World War II, Youth Crime, and Juvenile Jus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3.
- ^ Warner, p. 303.
- ^ Warner, p. 387.
- ^ Warner, pp. 396–7.
- ^ they arrived there on 19 August 1944 (Fred Kupferman (2016): Pierre Laval, onlin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ISBN 979-1021019089).
- ^ then owned by Franz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 ^ Warner, pp. 404–407.
- ^ Heinzen, Ralph. Quislings Between Two Fires As France Falls. Laval May Head for Portugal--Fate of Petain Uncertain . The Republic (Columbus, Indiana). 1944-08-17: 9 [2020-1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6） –透過Newspapers.com.
A law partner of his son-in-law, Count Rene de Chambrun, had gone to Portugal and leased an estate in Laval's name for three years. It is north of Lisbon near Cintra, on the sea and surrounded by high walls.
- ^ Heinzen, Ralph. Laval Ready to Flee When Nazis Leave France; Petain May Stick . The Coshocton Tribune (Coshocton, Ohio). 1944-08-16: 1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9） –透過Newspapers.com.
A law partner of his son-in-law, Count Rene de Chambrun, had gone to Portugal and leased an estate in Laval's name for three years. It is north of Lisbon near Cintra, on the sea and surrounded by high walls.
- ^ Paxton, Robert O.,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82), p. 425.
- ^ Warner, p. 408.
- ^ Laval, Pierre, The Diary of Pierre Laval (With a Preface by his daughter, Josée Laval),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48.
- ^ Naud, Albert. Pourquoi je n'ai pas défendu Pierre Laval, Paris: Fayard, 1948.
- ^ Baraduc, Jaques, Dans la Cellule de Pierre Laval, Paris: Editions Self, 1948, p. 31.
- ^ Cole, Hubert, Laval,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3, pp. 280–1.
- ^ Naud, p. 249; Baraduc, p. 143; Jaffré, p. 263.
- ^ Laval Parle, Notes et Mémoires Rediges par Pierre Laval dans sa cellule, avec une préface de sa fille et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édits, Constant Bourquin (Editor), pp. 13–15.
- ^ Le Procès Laval: Compte-rendu sténographique, Maurice Garçon (Editor), Paris: Albin Michel, 1946, p. 91.
- ^ Le Proces Laval, pp. 207–209.
- ^ Naud, pp. 249–57; Baraduc, pp. 143–6; Jaffré, pp. 263–7.
- ^ Warner. pp. 415–6. For detailed accounts of Laval's execution, see Naud, pp. 276–84; Baraduc, pp. 188–200; Jaffré, pp. 308–18.
- ^ Chambrun, René de, Mission and Betrayal 1949-1945, London: André Deutch, 1993, p. 134.
- ^ Evening Standard, 16 October 1945 (cover page).
- ^ Laval's Body Moved To Chambrun Crypt . Harrisburgh Telegraph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1945-11-15: 10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1-15） –透過Newspapers.com.
- ^ 76.0 76.1 Pegler, Westbrook. Of 'Human Events' . The Monroe News-Star (Monroe, Louisiana). 1954-07-23: 4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1） –透過Newspapers.com.
- ^ 77.0 77.1 Pegler, Westbrook. Pegler Tells France's Case Against Britain, U. S. . El Paso Herald-Post (El Paso, Texas). 1954-06-23: 16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1） –透過Newspapers.com.
- ^ 78.0 78.1 Pegler, Westbrook. As Pegler Sees It . The Kingston Daily Freeman (Kingston, New York). 1954-07-23: 4 [2016-08-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1） –透過Newspapers.com.
- ^ Curtis, Michael, Verdict on Vichy,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2, pp. 346–7.
傳記
編輯- Cointet, Jean-Paul, Pierre Laval, Paris: Fayard, 1993
- Cole, Hubert, Laval,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3
- Kupferman, Fred, Laval 1883–1945, Paris: Flammarion, 1988
- Pourcher, Yves, Pierre Laval vu par sa fille, Paris: Le Grande Livre du Mois, 2002
- Warner, Geoffrey, 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