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華(1905年6月20日—1991年3月30日),原名蘇世傑程世傑山西運城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程子華
蘇世傑
程世傑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任期
1980年9月—1988年4月
主席鄧小平 鄧穎超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部長
任期
1978年2月—1982年3月
總理華國鋒 趙紫陽
前任新設
繼任崔乃夫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
任期
1958年9月11日—1960年2月18日
總理周恩來
前任陳雲
繼任姚依林
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書記
任期
1949年8月—1951年2月
前任新設
繼任賴若愚
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8月—1951年2月
前任新設
繼任裴麗生
個人資料
出生(1905-06-20)1905年6月20日
 大清山西省解州
逝世1991年3月30日(1991歲—03—30)(85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黨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張惠
兒女女兒:程海燕、林爽爽
母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軍事背景
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服役中國工農紅軍
八路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服役時間1926-1950
參戰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程子華畢業於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參與廣州起義。於1929年發動大冶兵暴,後任紅五軍團十四師師長、二十二師師長及粵贛軍區代參謀長。1934年,調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參與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冀中軍區政委及中共晉察冀分局代書記兼晉察冀軍區代政委。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冀察熱遼軍區司令員及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代主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國家建委副主任及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等職。「文化大革命」時期受迫害,此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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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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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生於山西解州(今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的蘇姓人家,為家中第三子。過繼給姨媽,改姓程,名世傑,又後改名為子華[1]。1912年讀私塾。1917年入模範國民小學(初小)1919年秋畢業後差點失學,自己到運城考入官費的第三貧民高小,學校補助每月一元貳角的伙食費,住宿課本紙張筆墨全是公費,每年還發一套單制服和鞋。1922年秋考入位於太原的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閻錫山1919年創辦的一所專門培養全省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1936年撤銷)。1925年考入閻錫山創辦的進山中學第二班,申請官費生資格不批准,沒有伙食錢,回到了國民師範四十一班,領導學潮驅逐了班主任,成為校學生會副會長。1926年6月經紀秀川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2月被山西省委派遣報考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從同學處借了幾十元旅費,坐火車從太原經石家莊到北京再到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坐江船到武漢,1927年1月考入黃埔軍校武漢第一分校,進入入伍生第二大隊第八隊。當時山西老鄉徐向前任軍校工兵大隊少校大隊長。1927年6月夏斗寅在宜昌叛亂時,軍校師生組建了中央獨立師隨葉挺第2師出征平叛,這是程子華第一次參加戰鬥,晚年回憶時說:「那時我們真年輕!」

1927年8月2日軍校師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教導團,以「東征討蔣」名義乘船南下,8月4日到九江時被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繳械,一批共產黨員陳毅、肖勁光、羅瑞卿、趙一曼(女)、程子華、王良脫隊南下追趕南昌起義部隊。程子華回武漢找不到黨組織,又乘船到上海在英租界遇到徐向前接上了組織關係,被派到廣東參加賀龍葉挺的南昌起義軍。經香港、廣州,到李濟深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特務營三連當傳令兵混飯吃,1927年10月初原來的張發奎的教導團(原武漢分校)也到了廣州,就又回到原來所在的第一營第一連,第二次接上了組織關係。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起義軍退出廣州以後,所部組建了紅四師共1200餘人,師長葉鏞(黃埔四期)、參謀長袁國平(黃埔四期),十團黨代表徐向前,程子華在十團。紅四師與保衛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紅二師(師長董朗黃埔一期、黨代表彭湃)合會[2]

至1928年6月,兩個師在軍閥圍剿下最後只剩下四、五十餘人,程子華戰鬥負傷,傷愈後到普、潮、惠三縣獨立團(只有百餘人)當會計,部隊被打散,躲到山裡挖紅薯充飢,因為是北方人無法就地隱蔽,被縣委組織送到揭陽縣炮台火車站,乘火車到汕頭,乘船到上海找不到熟人,無票混招商局輪船到南京,乘津蒲路貨車到徐州,沿隴海路徒步西行豫西會興鎮渡過黃河到山西省平陸縣越過中條山到運城老家,當地正在瘋狂抓捕黨員與進步群眾,只好去河南南陽去投奔在岳維峻南路軍當軍醫的大哥,原路經中條山渡黃河到豫西會興鎮,乘火車到駐馬店,走到了南陽,未遇上大哥,馮玉祥部進攻南陽,只好隨岳維峻部撤到了駐馬店。1928年10月坐在駐馬店車站長凳上坐困愁城,遇上了武漢軍校同學郭炳,接上組織關係,到岳維峻部確山縣獨立15旅做兵運工作,任營部副官、改名為程子華,第三次接上了組織關係。岳部不清黨,裡面隱蔽了很多被通緝的黨員。部隊退到阜陽時,程子華下到該營三連三排任排長。1928年冬被蔣介石安排到淮陰,縮編為新編第一師,程子華任第3旅(旅長劉鵬)第六團(團長方少海)二營五連(連長孟宗魯)三排長。

1929年3月底新編一師調蕪湖。4月下旬,新編第1師北調蚌埠。6月初,因桂系在鄂部隊相繼歸順中央,為加強湖北防務,新編第1師奉調襄樊。7月13日,新編第1師與第11師(師長曹萬順)合編為第3軍(軍長曹萬順),岳維峻調任第3軍副軍長,所遺新編第1師師長由曹萬順兼任,曹萬順所遺第11師師長由陳誠接任。曹以大批黃埔畢業生代替岳部的舊軍官。到1929年夏,新編一師已有十四、五個連隊建立支部,有黨員七十多人。中央軍事部負責人周恩來通過石仲偉直接領導該部的黨組織。1929年夏,蔣介石派新編一師進攻沙市、宜昌的張發奎部,第一、第二、第三團被張發奎繳械,第四、第五團被王俊傑拖走,程子華所在第六團與新編一師餘部合編為獨立第十五旅,旅長唐雲山,第六團改稱第二團。程子華成為軍官中唯一的黨員。在第2團第2營的3個連中,通過拉關係、交朋友,同各連長、排長接觸,秘密爭取和團結士兵中的非黨員分子,慢慢積蓄力量;獨15旅中許多中共黨員都由程子華單線聯繫;和中央軍委通了氣,又設法與被迫離開該部的黨員趙品三、郭子明等人取得聯繫,為組織兵暴做準備。1929年夏紅五軍第5縱隊從湖南平江來到鄂東南,在大冶地區開展游擊戰。1929年10月初,獨15旅2團1營、2營被調大冶和陽新地區進攻紅軍。正好湖北省委軍委的石仲偉柯慶施鄧乾元三人在漢口找到程子華,了解了當時的情況和兵暴的計劃,隨後石仲偉赴中共中央作匯報,柯慶施鄧乾元趙品三、郭子明到紅五縱隊、鄂南特委取得聯繫。

1929年10月下旬,獨15旅2團到達大冶一帶,1營駐陽新,程子華所在的2營駐大冶,3營駐江北的團風。程子華和趙品三商議,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應該乘機把隊伍拖去當紅軍」。12月初,中央軍委派員劉振三化裝進入大冶城,到程子華,向他傳達了黨的決定:採用裡應外合的方案,由程子華帶人在裡面發動兵暴,紅五縱隊從外面攻城。程子華原本打算在12月11日發動兵暴,以紀念其曾參加過的廣州起義兩周年。但如果這天舉行兵暴,紅軍離城遠來不及,又怕動作太遲發生變故,最終兵暴發動時間定於12月14日晚12時。[3]劉振三出城回去聯絡。

12月14日當晚,大雨瓢潑,一片漆黑。紅五縱隊4000餘人按照既定部署,第1支隊由李燦何長工率領,在大冶城郊的七里界山上集結,等待拂曉攻城;第2支隊在大冶與石灰窯之間的牛角山一帶埋伏,阻敵增援。深夜23時半,程子華悄悄把所在5連的黨員和各班班長集合起來,宣布兵暴當紅軍去!晚24時,程子華帶領大家割斷電話線,切斷獨15旅與外界的聯繫,迅速拘押了反對兵暴的軍官,塞住他們的嘴巴,把他們捆在祠堂的露明柱上。程子華派兩個排去解決第6連、第7連,派兩個班去收拾營部,只留一個班看守反動軍官。6連本就有一些中共黨員,起義士兵拿下了連部,很快就掌控了全連。第7連是剛從第1團調入的,還沒有在連隊中開展工作。兵暴士兵向七連哨兵直截了當講明要進營院解決黃埔軍官,哨兵敞開大門讓他們入內,可不巧的是,院子太黑,有人不小心踢倒了汽油桶做成的小便桶,驚醒了7連的人。他們以為有人來進攻,急忙朝院子裡亂放槍。敵營部官兵聽到槍聲也警覺地戒備起來。因起義部隊兵暴後還不穩定,不便強攻,程子華當機立斷,率5連、6連起義士兵200餘人撤出城,在城郊的一個山溝隱蔽起來。黎明時分,紅五縱隊渡過城南的微源湖,奮力攻城,接應兵暴部隊。獨15旅2營朱營長本就被兵暴弄得慌了神,又見大批紅軍來攻,也知形勢不妙,急忙帶領營部與七連棄城逃跑,正好進入紅五縱隊第2支隊的埋伏圈,全部被繳械。紅五縱隊偵察得知城內還有國民黨地方兩個連城防,立即命令被俘的敵軍號兵吹響增援號。城內敵軍聽到號聲,果然上當,跑步出城,也被繳械。兵暴部隊同紅軍勝利會師後,攻克了大冶縣政府,活捉縣長,解救出被關押的我黨同志,俘敵千餘人,繳槍500多支,取得了完全勝利。

大冶兵暴消息很快傳遍了鄂東南,受此影響獨15旅餘部也相繼起義。駐紮在陽新的獨15旅2團1營1連、2連約80名士兵在太平塘參加了紅五縱隊。27日獨15旅旅長唐雲山親自率領旅部及1團和2團3營開進大冶縣城,不料,二團三營九連中的共產黨員於29日晚趁其他連隊湧上城頭備戰之際,拖出八九十人參加了紅軍。眼見連續發生3次兵暴,唐雲山部恐再生變數,倉皇撤回武漢。兵暴中傷亡很小,參加紅軍後無一人開小差,因而被中央軍委稱為「模範的大冶兵暴」,黨中央的刊物還讚譽這次兵暴為「模範兵變第一聲」。大冶兵暴的幕後功臣程子華也因此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大冶兵暴的勝利,使紅五縱隊由挺進鄂東南時的1000多人擴充到6000多人;紅五縱隊擴編為三個支隊。大冶兵暴的5個連合編為紅五縱隊第2支隊,程子華任支隊長,陳奇為政委。[4]。1930年5月在「立三路線」下攻打瑞昌城時負重傷。1930年6月16日在大冶縣,紅五軍第五縱隊擴編為紅八軍,與紅五軍會編為紅三軍團。1930年7月,中央交通局長吳德峰安排程子華到上海養傷。1931年初從上海出發,經汕頭、潮州、大埔縣、閩西蘇區,於4月初到江西省東固的紅軍總部,分到紅三十五軍任307團團長。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幹部在陝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後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後紅三十五軍改編為獨立三師,師長劉鐵超犧牲後繼任師長。第四次反圍剿前,獨立三師主力第七團留下(很快又從地方上擴軍充實起來),第八、九團編給了紅一軍團紅五軍四十師師長、四十一師師長兼政委。1932年初,擔任紅五軍團第41師(小師)政委和第42師(小師)師長、後任團長(大團)和第十四師(新成立的大師)師長、入紅軍大學上干隊學習(同班有龔楚孔荷寵),未及畢業分配到鄂豫皖工作,一時走不成任粵贛軍區第二十二師師長(轄3個團八千人)、粵贛軍區代參謀長,參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

1934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宣傳部部長成仿吾瑞金周恩來匯報根據地局勢,周恩來便準備派程子華到鄂豫皖蘇區,1934年6月周恩來與程子華談話,交待中央指示精神。由交通員帶路,經閩西、粵東,從汕頭坐船到上海,再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帶路乘船到漢口,在大智門火車站乘車到柳林站,1934年8月底到了鄂東北道委書記鄭位三那裡,等了四十多天鄂豫皖省委紅二十五軍從皖西回鄂東北。程子華與鄭位三見面後,談到紅二十五軍轉移問題,鄭位三回憶:「子華再談了一下陝南的情況,蔣楊如何矛盾,地形如何如何好。他初到,不敢急於主張這樣做。我和他同住40多天,認為他說得好。」[5]1934年11月11日在光山縣花山寨舉行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委會議,程子華傳達中央指示精神,還講了周恩來和朱德的意見:「紅二十五軍可去陝西,與川陝蘇區連接起來」,會議一致同意程子華帶來的周恩來指示,打出去創建新根據地,並決定程子華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則改任副軍長[6]:140吳煥先為政委,戴季英為參謀長,鄭位三為政治部主任,撤銷師級建制,軍部直轄第223、224、225團與手槍團,共計2980餘人。鄭位三在28年後評議:「長征這着,一是子華起了作用,二是省委醞釀得好。」

1934年11月16日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從羅山縣何家沖開始長征。在與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轉戰900多公里進入陝南,創建鄂豫陝根據地。期間,程子華在庾家河戰鬥中帶頭衝鋒被重機槍子彈擊穿雙手[6]:334,傷了動脈血管,流血過多、當時有10個傷口,只能用鹽水煮了布條往傷口裡來回擦、排膿消毒的劇痛,使他時常昏迷持續了兩個多月[7]。此戰中程子華、徐海東均重傷,省委書記徐寶珊肺病病重,三人都用擔架抬着,總有約一個營保護,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任務壓在吳煥先身上。程子華看到大批紅軍戰士輪流抬着他、保護他翻山越嶺行軍,幾次要求截肢能傷愈得快一些,是錢信忠保住了他的雙手。但是雙手終身殘廢了,像雞爪子一樣。晚年時程子華對家人回憶[8]:在受重傷前脾氣很不好,但是看到那麼多的紅軍戰士為了他出生入死,他看待事務和人的觀念起了很大的變化,脾氣也小了很多。程子華向身邊的同志講解紅一方面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紅二十五軍政治部宣傳幹事程坦劉華清譜曲成為傳唱幾十年的軍歌。1935年7月16日,為配合紅一方面軍北上,紅二十五軍主力跨過終南山,到達西安附近,7月30日北上,此時軍部轄第223、第225團、手槍團,近4000人,西征甘肅,配合中央紅軍北上。8月21日政委吳煥先陣亡,程子華擔任鄂豫陝省委代理書記、紅二十五軍政委,徐海東任軍長,戴季英任參謀長,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9月18日,三千七百多人的紅二十五軍在國軍十萬餘部隊的重重包圍下,突圍到達陝北永平鎮,與劉志丹率領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改編為紅十五軍團,程子華任軍團政治委員。隨後參與指揮參與勞山戰役,全殲張學良部國軍第110師。10月發動榆林橋戰鬥,殲滅東北軍四個營,活捉團長高福源[9]。這時程子華已瘦得皮包骨,身上的褥瘡讓他的腳脫下了整整一個殼。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蘇區。1981年3月程子華回憶:[10]「在消滅榆林橋東北軍以後,我仍在道佐鋪陝北蘇區洛河川特委書記李景林來說,有『馬回回』到了吳起鎮,穿的衣服什麼都有。他給了我一張布告,我看落款是陝甘支隊,有彭德懷楊尚昆的簽名。這樣,我就清楚了,這是中央紅軍來了,趕快歡迎,慰勞他們。我給彭德懷、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說了陝北敵人的形勢,紅軍的作戰方針,勞山榆林橋戰鬥。」11月3日在下寺灣邊區特委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並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於戰鬥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中央紅軍同紅十五軍團會合後,紅十五軍團應保存,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因歷史關係也不要合併,陝甘支隊可編成紅一軍團,並成立紅一方面軍。程任紅一方面軍第十五軍團政治委員。隨後取得了直羅鎮戰役勝利[2]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組成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舉行東征。程子華和徐海東率領紅十五軍團,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直取晉西北。5月,東征軍回師河西。紅十五軍團回到陝北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軍,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並於10月8日在甘肅靜寧會寧地區會師。隨後,其率紅十五軍團一部與紅一軍團奪取山城堡戰役勝利。同年底,西安事變爆發,程子華參加防衛西安南部地區[9]

 
1945年2月,美軍觀察組回國前和晉察冀軍區領導程子華(前排左三)、唐延傑耿飈等在軍區駐地河北阜平廟台村西溝窯洞前合影。

抗日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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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程子華到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工作,任黨團書記兼人民武裝部長、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做了手術[11]。毛澤東於1938年11月24日指示程子華帶領周彪帥榮曠伏兆李天煥譚冠三等一批紅軍老幹部來到冀中開展抗日部隊的正規化工作。 1939年1月,程子華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政委,後兼冀中區黨委書記,與呂正操領導冀中區軍民堅持平原游擊戰爭[12]。和呂正操、黃敬孫志遠等合作得很好,親密無間。也有過不同意見,但都能擺到桌面上,暢所欲言,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個人之間毫無芥蒂。在冀中,程子華當時提出的整軍口號是:繼承和發揚八路軍的光榮傳統,為創造主力兵團而鬥爭!他提出戰練結合,用打勝仗的辦法向中央總部匯報整訓成果。程子華總結了在平原地區建設根據地和進行游擊戰爭的經驗,1942年夏編寫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鬥爭》,倡導了地道戰[13]

1939年12月,程子華與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孫志遠發電報給八路軍總部,匯報日軍在冀中實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據點為鎖」的「囚籠政策」的情報。這個情報受到八路軍總部重視,因而有了之後的百團大戰[14][15]。百團大戰中,程子華與呂正操指揮冀中部隊16個團參戰[2]

1942年5月,日軍對冀中發動「五一大掃蕩」,冀中軍區機關轉移至北嶽區。1943年實行黨政一元化領導,聶榮臻任晉察冀中央分局書記、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程子華和劉瀾濤任副書記兼副政委,肖克任副司令員。1943年8月,聶榮臻劉瀾濤奉命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後,程子華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代理書記、晉察冀軍區代政治委員[16]:133,與代司令員蕭克領導晉察冀部隊鞏固並擴大了晉察冀根據地。1944年,蕭克去延安看病,程子華又代理軍區司令員[14]。還兼任了工商局長與第一任經委主任,全面主持了黨、軍、經濟工作。晉察冀軍區轉入了反攻階段。發展到100個團11萬人,人口2500多萬。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8月,指揮晉察冀軍區的反攻作戰[2]。抗戰勝利前夕,派胡錫奎王國權段蘇權等開赴籌建熱河省委和軍區,命令李運昌率領冀熱遼部隊挺進東北。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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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程子華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書記、冀察熱遼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結束後,程子華奉命到東北。1945年9月被任命為中共東北中央局委員。1945年10月,程子華任東北軍區(臨時性機構)司令員[16]:339。11月,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副政治委員。1946年1月,程子華任冀熱遼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6]:420,指揮古北口保衛戰[17],司令員蕭克。1947年5月,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書記、冀察熱遼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6]:434,率部參與東北夏季攻勢。1947年起任冀察熱遼前線指揮所司令員,曾兼任前線指揮所政治委員,參與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中共著名的戰鬥英雄董存瑞即出自程子華麾下。

1948年5月,程子華任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由冀察熱遼軍區前指改編)司令員兼政委,率領東野第八、九、十一縱隊和冀察熱遼軍區三個獨立師大兵團作戰。9月,率部參加遼瀋戰役,並參與指揮了塔山阻擊戰。塔山阻擊戰激戰過程中,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向程子華命令「我不要傷亡數字,我只要塔山!」東北野戰軍在塔山的阻擊,使國軍東進兵團無法增援被圍攻的錦州廖耀湘兵團,為中共取得遼瀋戰役的勝利奠定基礎[2]

1948年11月,東北第二兵團組成先遣兵團,參加平津戰役東北野戰軍機關入關前,中央軍委授權程子華統一指揮華北第二、第三兵團及地方部隊進行平綏線作戰。1949年1月,程子華率部擔負對北平西面和北面包圍[7]。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後,程子華任北平警備司令員兼政委,協助軍管會主任、市長葉劍英和市委書記彭真維護首都的治安。1949年4月,程子華任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司令員,率部南下,占領安陽新鄉襄陽沙市宜昌等城市[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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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15日,賀龍、程子華視察攀枝花鋼鐵廠工地。

1949年8月,程子華出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軍區司令員兼第一政委[16]:497黨委書記。1950年11月,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幹部學校(現北京工商大學最早前身之一)校長。1952年10月,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代主任、黨組書記兼總社幹部學校校長。1954年9月,程子華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6年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1960年任國家建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61年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65年,程子華調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2]

文化大革命中,程子華與西南局領導一起受迫害,被關押。在此期間,程子華寫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的情況總結》。1972年,程子華被解除關押,但又遭迫害。1973年被「解放」回家。1975年,到中央讀書班學習,寫出了《我對〈資本論〉第二卷關於再生產理論的認識》。1978年起,程子華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部長兼黨委書記,進行整頓工作,平反大量冤假錯案、推動扶貧工作[7]。把董存瑞烈士的妹妹董存梅調到了民政部工作。程子華還主持了《選舉法》的修改工作,並組織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次全國縣、鄉選舉。1980年9月12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增選程子華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2年,程子華卸任民政部部長,並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擔任中國足球協會名譽主席。籌建黃埔軍校同學會[14],參與三峽建設調研工作,關心體育事業。

程子華是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18]。1991年3月30日,程子華在北京逝世。官方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軍卓越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我國經濟戰線傑出的領導者」[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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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張建群; 杜磊. 程子华:从运城走出的开国功臣. 運城新聞網,來源:黃河晨報. 2011-01-08 [2012-03-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2-22) (簡體中文).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81卷.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1–73. ISBN 7-5073-1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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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職務
前任:
首任
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員會書記
1949年8月—1951年2月
繼任:
賴若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前任:
首任
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951年2月
繼任:
裴麗生
前任:
陳雲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
1958年9月-1960年2月
繼任:
姚依林
前任:
首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部長
1978年2月—1982年3月
繼任:
崔乃夫
  中國人民解放軍職務  
前任:
首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軍區司令員
1949年8月-1950年9月
繼任:
蕭文玖
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軍區政治委員
1949年8月-1950年9月
繼任:
賴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