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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GnolizX/古埃及文字的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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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弗朗索瓦·商博良，1823年

古埃及文字是在十九世紀早期由讓-弗朗索瓦·商博良和托馬斯·楊等歐洲學者所破譯的。古埃及的書寫形式，包括聖書體、僧侶體和世俗體文字，隨着科普特字母使用得越來越廣泛，從公元四五世紀起就不再為人理解。後人對早期文字的認識是在希臘和羅馬作家的作品上發展而來的，而他們的理解卻是錯誤的。人們普遍認為，古埃及象形文字完全是表意文字，不是用來記錄口頭語言的。到了中世紀和近代早期，伊斯蘭和歐洲學者曾試圖破譯古埃及文字，他們認為古埃及文字中可能有語音成分。18世紀末之前，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視為表意文字的觀點，一直阻礙着人們對古埃及文字的理解。

1799年埃及-敘利亞戰役期間，拿破崙·波拿巴軍隊中有人發現了羅塞塔石碑，上面有古埃及文字聖書體、世俗體和古希臘文的平行文本。因此，石碑上的古埃及文字可以通過希臘語翻譯來解讀，特別是結合埃及語演變的最後階段科普特語的證據。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和Johan David Åkerblad開始對石碑進行解讀，但這種方法着實困難，解讀工作停滯下來。楊氏在兩人的基礎上觀察到世俗體文字來源於聖書體象形文字，並辨識出了世俗體文字中的幾個表音符號。他還確定了許多象形文字的含義，包括象形繭中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名字的表音字形。然而，他確信表音的象形文字只用於書寫非埃及文字。19世紀20年代早期，商博良將托勒密的象形繭與其他象形繭進行對比後，發現象形文字兼有表音和表意。這一說法起初遭受懷疑，有人指責他竊取了楊氏的成果，但他的觀點逐漸為學界所認可。商博良接着粗略辨識了多數表音象形文字的含義，並構建出古埃及語的大部分語法和詞彙。同時，楊氏利用羅塞塔石碑，結合古希臘文和世俗體平行文本，基本破譯了世俗體。

1829年楊氏去世，1831年商博良去世，對古埃及文字的破譯工作便陷入停滯。1837年，Karl Richard Lepsius指出，許多象形文字代表了兩三個發音的組合，而不是僅僅一個，糾正了商博良研究成果中最根本的錯誤之一。Emmanuel de Rougé等學者對埃及語的理解已經足夠完善，到了19世紀50年代，完全翻譯古埃及文字便成為可能。

古埃及文字及其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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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聖書體（左）經由僧侶體的幾個階段演變為世俗體（右）的過程

古埃及大部分歷史中有着兩種主要的書寫體系。一種叫聖書體，是主要用於正式文本的象形文字系統，起源於約公元前3200年。 另一種叫僧侶體，是從聖書體衍生出的手寫體，主要用於在莎草紙上書寫，起源時間也很早。公元前7世紀，從僧侶體衍生出了一種新的體系叫世俗體，與聖書體相差甚遠，二者字符間的關係很難辨認。[2]世俗體成為書寫埃及語最常見的系統，聖書體和僧侶體此後大多局限於宗教用途。公元前4世紀，埃及由希臘托勒密王朝統治，埃及和羅馬帝國同時使用古希臘語和世俗體。聖書體越來越不為人所知，主要被埃及牧師使用。[3]

這三種文字系統都既有表音符號又有表意符號。表音符號包括單字母、雙字母和三字母符號，分別代表一種、兩種或三種發音；表意符號包括表示整個單詞（語素）的符號和用表音符號表示單詞含義的限定詞。[4]

許多希臘和羅馬作家都寫過關於這些文字的作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古埃及語有兩三個書寫系統，但現存作品中沒有一份完全理解了古埃及語的書寫體系。公元前一世紀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明確地將聖書體描述為一種表意文字，而大多數古典作家都認同這一假設。公元一世紀的普魯塔克提到了25個埃及字母，這表明他可能知道聖書體或世俗體語音方面的知識，但他的意思並不清楚。[5]約公元200年左右的克萊曼特曾暗示有些符號是表音的，但集中在符號的隱喻意義上。公元三世紀的普羅提諾聲稱，象形文字並不代表一個個單詞，而是一種受到神的啟發，對其所描述對象的本質的基本洞察。[6]公元四世紀的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在方尖碑上抄錄了另一位作家對聖書體的翻譯，但翻譯內容不甚嚴謹，不足以幫助理解書寫系統的原理。[5]唯一一個流傳到現代的關於聖書體的論述是《Hieroglyphica》，這是一部可能寫於公元四世紀的著作，作者名叫赫拉波羅。書中論述了個別聖書體象形文字的含義，但沒有說明這些文字是如何形成短語或句子的。書中所描述的某些文字的含義是正確的，但錯誤居多。例如，赫拉波羅說鵝的形象意為「兒子」，因為據說鵝比其他動物更愛自己的孩子，然而實際上這只是因為埃及語中「鵝」和「兒子」有相同的輔音。[6]

聖書體和世俗體在公元三世紀開始消失。[4]以神廟為基礎的祭司制度逐漸消亡，埃及逐漸皈依基督教，並且由於埃及基督徒使用希臘語衍生出的科普特字母，世俗體逐漸被取代。最後的聖書體文字於公元394年在菲萊的伊西斯神廟寫下，最後的世俗體文字亦於公元452年刻在該處。[6]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大部分歷史都是用埃及文字或楔形文字（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寫系統）記錄的。由於缺少對這兩種文字的了解，人們只能通過有限而不甚正確的來源了解這段時期的歷史。[7]

科普特語是埃及語的最後一種形式，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後，大多數埃及人仍然使用科普特語，但逐漸被阿拉伯語取代。科普特語在十二世紀開始消亡，此後主要作為科普特教會的禮拜語言而存在。[8]

早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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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伊斯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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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n Wahshiyya對象形文字翻譯的嘗試

阿拉伯學者知道科普特語和古埃及語之間的聯繫。[9]7至14世紀有幾位阿拉伯學者，如賈比爾·伊本·哈揚和Ayub ibn Maslama，據稱已經理解了象形文字，[9]但由於他們在該領域的著作失傳，所以無法得到驗證。[10]9、10世紀的Dhul-Nun al-Misri和Ibn Wahshiyya曾撰寫了論文，記載伊斯蘭世界已知的數十種文字，包括象形文字，並用表格列出了它們的含義。13或14世紀，Abu al-Qasim al-Iraqi抄錄了一段古埃及文字，並給出了幾個象形文字的音值。埃及學家Okasha El-Daly認為，Ibn Wahshiyya和Abu al-Qasim作品中的象形文字表格正確地識別了許多符號的含義。[9]其他學者對Ibn Wahshiyya聲稱理解他所寫的文字表示懷疑，而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學者Tara Stephan說，El-Daly「過分強調Ibn Waḥshiyya的準確性」。[11]但Ibn Wahshiyya和Abu al-Qasim確實認識到，象形文字既可以表音，也可以表意，這一觀點在歐洲直到幾個世紀後才會得到承認。[10][9]

15至17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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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阿塔納奇歐斯·基爾學《 Opaliscus Pamphilius》一頁，對羅馬方尖碑上的人物和象形文字進行了異想天開的翻譯

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開始對象形文字產生興趣。大約在1422年左右，Cristoforo Buondelmonti在希臘發現了赫拉波羅的《Hieroglyphica》，引起了尼科利和波焦·布拉喬利尼等古文物研究者的注意。波焦認識到羅馬時代進口到歐洲的方尖碑和其他埃及文物上有象形文字，但他們並沒有試圖破譯這些文字。[12]受赫拉波羅和普羅提諾的影響，[6]他們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通用的、基於圖像的交流形式，而不是一種記錄口頭語言的手段。[12]

歐洲人也對科普特語一無所知。學者有時會獲得科普特語的手稿，但在16世紀，當他們開始認真研究該語言時，具備閱讀能力可能僅限於科普特修士，而當時的歐洲人沒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因為他們沒有出過埃及。[8][15]學者們也不確定科普特語是否起源於古埃及語。許多人認為科普特語與古代近東的其他語言有關。[8]

第一個理解科普特語的歐洲人是17世紀中葉的耶穌會博學家阿塔納奇歐斯·基爾學。[6]基爾學的工作以一位意大利旅行者Pietro Della Valle在埃及購得的阿拉伯語語法和詞典為基礎，在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提出了雖有缺陷但仍具開創性的科普特語翻譯和語法研究。他猜測科普特語起源於古埃及語，他在這一論題上的工作是為他的最終目標——破譯象形文字做準備。[8]

基爾學認為埃及人信奉一種先於基督教的古老神學傳統，並希望通過象形文字來理解這一傳統。[8]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前輩一樣，他相信象形文字代表的是一種抽象的交流形式，而不是一種語言。以一種自洽的方式翻譯這樣的交流形式是不可能的。[16]因此，在他關於象形文字的作品中，例如《俄狄浦斯埃及學》（1652-1655），基爾學基於對古埃及宗教信仰的理解，開始對他讀過的科普特文本和他認為的埃及傳統古文本進行猜想。[6]他把只有幾個象形文字的短文的譯成了思想深奧的長句。[16]與早期的歐洲學者不同，基爾學確實意識到象形文字可以在表音方面有一定功能， [9]儘管他認為這一功能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16]他還認識到象形文字𓈗代表水，因此在語音上代表科普特單詞「水」mu，以及m音。他成為第一個正確辨識象形文字音值的歐洲人。 [6]

儘管基爾學的基本假設被他同時代的人所接受，但大多數學者都拒絕甚至嘲笑他的翻譯。[16]儘管如此，他關於科普特語起源於古埃及語的論點仍被廣泛接受。[6]

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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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Anne Claude de Caylus《Recueil d'antiquités égyptiennes》一頁，將聖書體與其他埃及文字中的類似符號進行比較

在基爾學關於象形文字的最後一部著作出版之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沒有人試圖破譯象形文字。但這期間有些人對文字提出的觀點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6]William Warburton出版於1738年至1741年的宗教著作《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中有一段關於象形文字和文字演變的題外話，認爲象形文字並不是出於宗教秘密的保密而發明的，而是像其他書寫系統一樣，是為實際目的而誕生的，克萊曼特提到的埃及語音文字就是從這些文字中衍生出來的。[5]Warburton的看法雖然僅僅是理論上的，[6]但為理解象形文字創造了一個框架，在18世紀餘下的時間裡占據主導地位。[5]

在18世紀，歐洲人與埃及的接觸增加了。更多歐洲人到訪了埃及，並親眼看到了古老的文字，[10]隨着他們收集古物，可供研究的文字數量也增加了。[5]1704年，Jean-Pierre Rigord成為第一個識別出非象形文字的古埃及文字的歐洲人，而Bernard de Montfaucon則在1724年出版了收錄大量此類文字的書籍。1752年到1767年，Anne Claude de Caylus在Jean-Jacques Barthélemy的協助下，收集並出版了大量埃及碑文。他們的研究指出，非象形文字的埃及文字似乎包含了來自象形文字的符號。Barthélemy還指出，許多象形文字中都用橢圓符號圈了起來。這些橢圓符號後來被稱為「象形繭」。他在1762年提出，象形繭中寫的是國王或諸神的名字。Carsten Niebuhr於60年代訪問了埃及，提出了第一份系統但不完整的象形文字符號列表。他還指出了象形文字及附帶的插圖之間的區別，早期的學者混淆了兩者。[5]德金是當時推測中國與古埃及有某種歷史聯繫的學者之一，他認為中國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分支。1785年，他重提了Barthélemy關於象形繭的觀點，對比中國將專有名詞與其他文字區分開來的做法。[6]

Georg Zoëga是18世紀後期科普特語知識最淵博的學者，他在古埃及知識匯編書籍《De origine et usu obeliscorum》（1797年）中對象形文字提出了幾點見解。他對象形文字符號進行了分類，並得出結論，如果每個符號代表一個單詞的話，符號的數量就太少，因此如果要構建完整的詞彙表，每個符號必須有多種含義，或通過相互組合來改變含義。他看到符號的朝向會標示文本的閱讀方向，因此認為有些符號是表音符號。Zoëga並未試圖破譯這段文字，他認為歐洲當時掌握的資料太少。[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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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塔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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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塔石碑可能的quan'mao

1798年，拿破崙·波拿巴統治下的法國軍隊入侵埃及，拿破侖帶來了一批科學家和學者來研究這塊土地和古代遺蹟。[10]1799年7月，法國士兵正在羅塞塔附近重建一座馬穆魯克要塞，這時Pierre-François Bouchard中尉注意到，這座要塞被拆毀的牆壁上有一塊石頭上面覆蓋着文字。這是一塊古埃及石碑，分為三塊，右下角和上半部被折斷。石頭上刻有三種文字：頂部刻著象形文字，底部刻著希臘文，中間刻著不明文字。[17][18]這是托勒密五世在公元前197年頒布的一項法令，授予埃及祭司特權。文字結尾要求將法令的副本「被神聖地用本地語和希臘語雕刻」，並立於神廟中。[18]在閱讀了希臘銘文後，法國人意識到這塊石頭上寫的是平行文本，可以根據希臘文翻譯來解讀埃及文。[17]學者們急切地尋找石碑的其他碎片，以及希臘文和埃及文的其他文本。然而，石碑的碎片再也沒能找到，學者們發現的其他雙語文本也基本上都難以辨認，無法破譯。[18][17]學者們對石碑本身進行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Jean-Joseph Marcel說，中間的文字是「古埃及語的草書字符」，與他在紙莎草捲軸上看到的其他字符相同。他和Louis Rémi Raig開始將這種文字與希臘文字進行比較，認為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缺失了，中間的文字可能比象形文字更能看到成果。他們根據希臘文中專有名詞的位置猜測中間文字中專有名詞的位置，並根據托勒密的名字Ptolemaíos確定了p和t ，但未能取得進一步的進展。[17]

石碑銘文的第一批副本於1800年送往法國。1801年，法國在埃及的部隊被奧斯曼帝國和英軍圍困，後在亞歷山大港投降。按照條約，羅塞塔石碑轉交給英國。石碑運到英國，倫敦古董協會將文字拓印後送到歐洲各地的學術機構。[18]

拿破崙遠征的報道激起了歐洲對古埃及的狂熱。埃及在法國和英國撤軍後陷入混亂，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805年控制埃及後，歐洲收藏家紛至沓來，帶走了許多古物。[10]沒有人知道這些文物的歷史背景，[19]但它們在學者破譯古埃及文字時可以提供文本語料庫。[10]

De Sacy，Åkerblad和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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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國語言學家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曾於1787年破譯了波斯巴列維文。他是最早研究這塊石碑的人之一。像Marcel和Raige一樣，他專注於將希臘文與中間的世俗體文字聯繫起來。基於普魯塔克的觀點，他認為世俗體包含25個表音符號。[5]De Sacy在世俗體文字中尋找希臘語專有名詞，並試圖識別其中的表音符號，但除了辨認托勒密、亞歷山大和阿爾西諾伊的名字外進展甚微。他意識到，世俗體中的字符遠遠超過25種，世俗體碑文可能與希臘文碑文的內容並不相近，因此這項工作更加困難。1802年發表研究結果後，他便停止了對這塊石碑的研究。[17]

同年，de Sacy把碑文的副本送給他原來的學生，瑞典外交官，同時也是一位業餘語言學家Johan David Åkerblad。Åkerblad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他分析了與de Sacy一樣的字符組，但正確識別了更多的字符。[17]在他給de Sacy的信中，他提出了由29個世俗體字符組成的字母表，其中一半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並根據他對科普特語的了解，在文本中識別出了幾個世俗體單詞。[10]De Sacy對他的結論表示懷疑，Åkerblad後來也放棄了。[17]也有其他學者進行了嘗試，但一直進展甚微。直到十多年後，托馬斯·揚開始研究，才改變了現狀。[10]

 
托馬斯·楊，1822年

托馬斯·楊是英國博學家，專業領域包括物理、醫學和語言學。在當他把注意力轉向埃及之前，他便被認為是當時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10]1814年，他開始與de Sacy就羅塞塔石碑通信，幾個月後，他給出了他所說的聖書體和世俗體的譯文。實際上，楊氏只是把文本分成幾組，找到各組埃及文最有可能對應的希臘文而已。這一方法的用途有限，因為這三種文本不是彼此的確切翻譯。[20][5]楊氏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抄寫其他埃及文字，這使他得以看到其他人忽略的東西。[21]他和Zoëga一樣，認識到如果代表單詞的話數量就太少。他認為每個單詞由兩三個象形文字組成。[5]

楊氏注意到聖書體和世俗體之間的相似之處，並得出結論，聖書體象形文字已經演變成世俗體。楊氏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世俗體不可能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必須有源自聖書體的表意文字。他在1815年把這一見解寫信告訴de Sacy。[5]雖然他希望能在聖書體中找到表音字符，但文字中使用的語音拼寫種類實在太多。他得出結論，不存在表音聖書體文字——但有一個例外。[6] De Sacy在他1802年的著作中曾說過，聖書體在書寫外來詞時可能起表音作用。[10]1811年，他在了解了中文中類似的寫法後提出[5]，象形繭中托勒密等非埃及統治者的名字應該是音譯的。[21] 楊氏將這一想法應用到羅塞塔石碑上。碑文象形繭中的文本有的很短，由八個字符組成，而有的則在這八個字符後面還有更多字符。楊氏猜想，長的文本應該有托勒密頭銜「永生的普塔[神]的愛子」的埃及語。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前八個符號上，這些符號應該對應於托勒密的希臘語名字Ptolemaíos。楊氏採納了Åkerblad提出的一些音值，將這8個聖書體符號與其對應的世俗體相匹配，並提出有的符號代表好幾種音值，而其他符號則只代表一種音值。[21]然後，他把結果應用到托勒密女王貝勒尼基的名字的象形繭上，發現了一對表示女性人名結尾的聖書體文字，但但收效甚微。[20]他得到了13個聖書體和世俗體符號的音值，其中六個正確，三個部分正確，四個錯誤。[21]

楊氏在他的文章《埃及》中總結了他的工作，這篇文章匿名發表在1819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的一份增刊中。它對218個世俗體和200個聖書體單詞進行了猜想性的翻譯，並將約80個聖書體符號與等價的世俗體正確地對應了起來。[21]然而，楊氏對古埃及文本不如其書寫系統感興趣，而又專注於多個學科，因此他難以集中精力去破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的成就不大。[22]

商博良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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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弗朗索瓦·商博良青年時期約在1803年至1805年間對埃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de Sacy等人的指導下學習了科普特語等近東語言。[19]他的兄弟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Figeac 是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長Bon-Joseph Dacier的助手，能夠幫助商博良跟上學界對埃及的最新研究成果。[19]在楊氏從事象形文字研究時，商博良已經出版了一本關於古埃及的既定知識的概要，並編寫了一部科普特語詞典。儘管他就尚未破譯的古埃及文字寫了很多書，但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然而，在19世紀20年代初，他便迅速取得不少成績。由於缺少相關證據和當時各種敘述中的矛盾，箇中細節無法得知。[10]

商博良最初只看到了楊氏聖書體和世俗體詞彙的摘錄，對楊氏的結論不屑一顧。1821年中，商博良從格勒諾布爾移居巴黎，這時他可以獲得一份完整副本，但不知道他是否這樣做了。大約同時，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對象形繭中語音的辨識。[19]

此時出現一個重要的線索：菲萊方尖碑上刻有希臘文和埃及文。英國文物收藏家威廉·約翰·班克斯（William John Bankes）將方尖碑從埃及運到英國，並將銘文抄寫下來。這些銘文並不是像班克斯所想的那樣和羅塞塔石碑類似的雙語文本。兩份銘文都有「托勒密」和「克婁巴特拉」的名字，用象形繭包圍着。[18]托勒密是根據羅塞塔石碑辨認出來的；但是班克斯只能根據希臘文本猜測第二個人名代表克婁巴特拉。商博良於1822年1月看到後，把象形繭內人名視為克婁巴特拉，但未說明他是如何辨識出來的的。班克斯認為商博良利用了他的結論但未給他署名，拒絕給他進一步的幫助。[19]

商博良將托勒密Ptolemaíos的象形文字進行分解，但方法與楊氏有所不同。商博良猜想的表音符號p、l和o都與之吻合。但字母e在克婁巴特拉Kleopátra的象形繭中由一個符號表示，托勒密的則把這個符號寫了兩遍。字母t的寫法則完全不同，但商博良認為這兩個符號是同音字。他通過在其他人名測試這些結果，確定了埃及的許多希臘和羅馬統治者的名字，並推斷出更多字母的音值。[20]

7月，商博良駁斥了讓-巴蒂斯特·畢奧對埃及寺廟浮雕丹達臘黃道帶周圍文字的分析。他指出，文本中星形文字似乎表明附近的單詞是指與星星有關的事物，例如星座。他稱這種符號是「表示類型的符號」，後來他又稱為「限定符號」。[20]

「拉美西斯[23]」
聖書體寫法：
ramsss
「圖特摩斯[23]」
聖書體寫法：
G26mss

根據商博良的侄子Aimé Champollion-Figeac所述，商博良在1822年9月14日查看了Jean-Nicolas Huyot繪製的埃及銘文後，又有了一個新發現。阿布辛貝的一個象形繭有四個聖書體符號。商博良猜想或借鑑了楊氏《大英百科全書》文章中相同的猜測，即圓形詞首符號代表太陽。科普特語中的「太陽」是re 。象形繭結尾處出現兩次同樣的符號，在托勒密的象形繭中代表s。如果象形繭中的名字以Re開頭，以ss結尾，那麼它就可能是拉美西斯（英語Ramesses），即曼涅托作品中記載的幾個國王的名字，於是中間的符號代表m。羅塞塔石碑碑文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m和s符號一起出現在與「出生」一詞的希臘語文本相對應的位置，而科普特語中「出生」一詞是mise。另一個象形繭有三個符號，其中兩個與拉美西斯中的相同。第一個符號是朱鷺，是托特神的標誌。如果後兩個符號代表的字母與拉美西斯的相同，那麼這個象形繭的人名就是Thothmes，與曼涅托提到的王名圖特摩斯相對應。此人是埃及本地國王，早在希臘統治埃及之前就已存在，但名字的書寫卻是表音的。現在，商博良轉向托勒密的頭銜，也就是羅塞塔石碑上發現的較長的象形繭。商博良知道哪些科普特語單詞可以用來翻譯對應的希臘文，並且知道哪些象形文字符號表示p和t等讀音。於是他得以猜出其他幾個符號表示的讀音。根據他侄子的記述，商博良做出這些發現後便奔向他兄弟在文學院的辦公室，扔下一批抄寫的碑文，大喊「 Je tiens mon affaire!」（我做完了），之後便昏倒數日。[20][19]

商博良在1822年9月22日完成的《Lettre à M. Dacier》中宣布了他對希羅象形繭的譯讀。他於9月27日將這封信在文學院向楊氏等人宣讀。[20]這封信通常被視為埃及學的奠基文獻，但它只體現了楊氏研究結果的一個小小的進步。[10]信中提到在埃及遙遠的過去可能使用過表音符號，但沒有提及商博良關於拉美西斯和圖特摩斯象形繭的發現。商博良可能對過早宣布結果保持警惕。 [20]

 
Caylus花瓶上薛西斯一世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拼寫。抄錄自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商博良將他對象形文字的結論應用到許多埃及銘文上，確定了數十個王室名稱和頭銜。在此期間，商博良和東方學家Antoine-Jean Saint-Martin仔細檢查了Caylus花瓶，花瓶上刻有象形文字和波斯楔形文字。Saint-Martin認為楔形文字刻的是薛西斯一世的名字。薛西斯一世是公元前5世紀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國王，埃及屬於其領土。商博良證實了象形繭中可辨認的符號與薛西斯的名字相符，進一步證明了埃及在被希臘統治之前就使用了表音象形文字，並支持了Saint-Martin對楔形文字的解讀。這是楔形文字破譯的重要一步。[5]

大約在這段時間，商博良又取得了突破。[19][25]儘管他統計了大約860個象形文字符號，但這些符號中有少數在所有文本中都占很大比例。他還偶然發現了雷暮沙最近對中文進行的一項研究，研究表明即使是中文書寫也廣泛使用了表音字符，表意字符也必須組合成許多連字才能形成完整的詞彙。很少有象形文字是連字。商博良已經辨認出安提諾烏斯的名字，他是一個非皇室的羅馬人，沒有象形繭，周圍的字符似乎是表意的。因此，表音字符不僅僅限於象形繭。為了驗證他的懷疑，商博良比較了象形文字中看上去包含相同內容的文本，並指出拼寫上的差異，表明了同音詞的存在。他將得到的同音詞列表與他通過象形繭得到的語音符號表進行比較後發現二者並無差異。[5]

商博良在1823年4月向文學院宣布了這些發現。從那時起，他在識別新的符號和詞語方面步很快。[19]他得出結論，語音符號組成了輔音字母表，元音只是有時才被書寫。[5]1824年發表的《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記載關於他的發現的摘要，文中說：「象形文字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在一段相同的文本中，在一個相同的句子中，我甚至敢說，在一個相同的詞語中，一個文字能同時具有象形性、表意性和表音性。」《Précis》識別了數百個象形文字，描述了象形文字與其他文字之間的差異，分析了專有名詞和象形繭的用法，並描述了語言的某些語法。商博良正在從破譯文字轉向翻譯基礎語言。[10][20]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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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re à M. Dacier》提到楊氏曾研究世俗體，並提到楊氏試圖破譯貝勒尼基的名字，[20]但沒有提及楊氏對托勒密名字的分解，也沒有提到菲萊方尖碑上克婁巴特拉女性名字的結尾其實也是楊氏的發現。[21]楊氏相信這些發現使商博良的研究成為可能，希望商博良無論獲得什麼成果都能給他署名。商博良在文學院讀信後不久，楊氏給商博良的私人信件中，他引用了一句法國話，說「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他還說，「如果[商博良]真的借了一把英國鑰匙，那把鎖就生鏽得太可怕了，任何一條常人的胳膊都沒有力氣轉動它。」[22][20]

1823年，楊氏出版了一本有關他的埃及著作的書，《對象形文字和埃及文物的一些最新發現的描述》（An Account of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in Hieroglyphical Literature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 ，副標題為「包括作者的原始象形文字字母表，由商博良先生擴充」（Including the Author's Original Hieroglyphic Alphabet, As Extended by Mr Champollion）。商博良憤怒地回道：「我決不同意承認除我自己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原始字母表，這與象形文字字母表的正確稱呼有關」。[21]次年的《Précis》承認了楊氏的研究，但商博良說，他是在沒有看到楊的《大英百科全書》文章的情況下獨立得出結論的。從那以後，學術界對商博良是否說了實話存在分歧。[19]楊氏仍繼續努力爭取更多的承認，對商博良的工作表示讚賞，同時對他的一些結論表示懷疑。[22]在1829年楊氏去世之前，兩人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20][19]

商博良繼續從事象形文字的研究，他犯了很多錯誤，同時也取得了許多成功。商博良被捲入爭論之中，學者們拒絕承認他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其中就有拿破崙遠征隊的Edme Jomard和德國東方學家朱利斯·克拉普羅特。同時也有人擁護楊氏。[10]Gustav Seyffarth是反對商博良時間最長的學者，[26]1826年甚至與商博良公開辯論， [20]後繼續推崇自己的象形文字破譯方法，直到1885年去世。[26]

隨着象形文字的性質變得越來越清晰，這類批評者逐漸消失，但是有關商博良虧欠楊氏多少的爭論仍在繼續。英法之間的民族主義對抗加劇了這一問題。埃及學者通常不願批評商博良，商博良被認為是該學科的奠基人，因此他們也不願讚揚楊氏。[10]

閱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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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和世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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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在19世紀20年代中期逐漸減少了對聖書體的研究，但他對世俗體的研究仍在繼續，這得益於一個偶然的發現。1822年11月，他的一個熟人喬治·弗朗西斯·格雷（George Francis Grey）借給他一盒在埃及發現的希臘莎草紙。楊氏查看後發現其中有兩份是他已經擁有並試圖破譯的世俗體文本的譯文。長期以來，他一直想拿到另一份雙語文本作為羅塞塔石碑的補充。有了這些文本，他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取得了重大進展。在19世紀20年代中期中期，他把注意力轉到其他方面，但在1827年，意大利科普特學者 Amedeo Peyron的一封信激勵了他，信中說，楊氏喜歡從一個學科轉向另一個學科的習慣對於他是個阻礙，如果他專注於研究古埃及，可以取得更大地成就。楊氏在生命中的最後兩年裡，一直研究着世俗體。有一次，他向已經當上盧浮宮館長的商博良諮詢問題。商博良對楊氏很友好，讓他查閱有關世俗體文字的筆記，並花了幾個小時向他展示盧浮宮收藏的世俗體文本。[21]楊氏著作《Rudiments of an Egyptian Dictionary in the Ancient Enchorial Character》於1831年他死後出版，其中收錄羅塞塔石碑碑文的完整翻譯和大部分文字。根據埃及學家約翰·雷（John Ray）的說法，楊氏「應該被稱為世俗體的破譯者」。[22]

商博良的最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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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羅塞塔石碑已無助於象形文字的進一步研究。[20]商博良需要更多的文本，而法國卻很少有他想要的資料。1824年到1826年，他兩次訪問意大利，研究那裡發現的埃及古物，特別是不久前從埃及運到都靈埃及博物館的古物。[10]通過閱讀幾十座雕像和石碑上的碑文，商博良成為了幾個世紀以來第一個弄清建造這些雕像的君王的人，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他的答案是錯誤的。他還看了博物館的莎草紙，能夠辨別出它們所寫的主題。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都靈王表，這張莎草紙列出了公元前13世紀前埃及的統治者及其統治時期。在意大利期間，商博良還結識了一位比薩語言學家Ippolito Rosellini ，他被商博良對古埃及的熱愛所感染，開始與他一起研究。[19]商博良還致力於在盧浮宮收集埃及古物，包括他後來向楊氏展示的文本。1827年，他出版了《Précis》的修訂版，收錄了他近期的一些發現。[10]

居住在埃及的古文物研究者，尤其是約翰·加德納·威爾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已經在把商博良的發現應用到各自手中的文本中。商博良和Rosellini自己也想這樣做，他們和其他一些學者和藝術家一起組成了弗朗哥-托斯卡納赴埃及考察隊。[10]在去埃及的路上，商博良停下來看了一個法國古董商手裡的莎草紙。這是一份《阿蒙涅姆赫特的指示》的複製品，是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寫給他的兒子和繼承者的忠告。儘管商博良讀得不夠透徹，無法完全理解寫的是什麼，但它成為古埃及文學第一部被人閱讀的著作。[19]1828年和1829年，考察隊沿着埃及的尼羅河行進，抄錄並收集古物。[10]在研究了無數的文本之後，商博良確信他的結論適用於埃及歷史上每個時期的象形文字。[19]

從埃及回來後，商博良花了很多時間來對埃及語言進行完整的描述，但是沒有時間完成。從1831年下半年開始，他經受一次又一次的中風，身體日漸衰弱，1832年3月去世。[19]

商博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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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埃及語法》
 
Karl Richard Lepsius，約1850年

商博良的哥哥於1836年至1843年間分期出版了商博良的《埃及語法》和一本隨附的詞典。這兩本書都不完整，尤其是詞典，編排方式混亂，還有許多臆測的翻譯。[19]這些作品的不足反映了商博良對埃及的理解並不完善。[10]商博良經常因為高估古埃及語和科普特語之間的相似性而犯下錯誤。此外，商博良還不知道古埃及文字符可以同時表示兩三個輔音。與此相反，他認為每個表音符號都只代表一種發音，每種發音都有很多同音字。因此，拉美西斯和圖特摩斯名字的中間部分由兩個字母組成，代表輔音ms ，但是商博良將其讀為m。[19]

商博良的大多數合作者都缺乏破譯所需的語言能力；許多人很早就去世了。[10]Edward Hincks是一位愛爾蘭神職人員，主要興趣是楔形文字的破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做出了重要貢獻。 商博良翻譯文本時通過猜測填補了他的知識空白，而Hincks則試圖更系統地進行研究。[10]他指出了埃及語中的語法成分，例如助詞和助動詞，而這些語言在科普特語中是不存在的，[10]並且他認為埃及語的發音類似於閃米特語的發音。[19]欣克斯還促進了對僧侶體的理解，這一點在埃及學研究中一直被忽視。[10]

糾正了商博良研究中最根本錯誤的學者是普魯士語言學家Karl Richard Lepsius，他使用商博良的語法開始研究埃及語言。他與Rosellini建立了友誼，兩人在埃及語言話題上保持著聯係。[10]Lepsius的《Lettre à M. le Professeur H. Rosellini sur l'Alphabet hiéroglyphique》（就象形文字給H. Rosellini教授的信）於1837年出版，解釋了雙字母符號、三字母符號和音補的功能，雖然這些術語在當時尚未被創造出來。信中列出了30個單字母符號，而現代觀點認爲應有24個，商博良構建的系統中則有200多個。[19]Lepsius的信極大地鞏固了商博良在處理象形文字時採用方法的正確性，同時糾正了它的不足之處，並最終將埃及學的重點從破譯轉移到了翻譯。[10]商博良、Rosellini和Lepsius通常被認為是埃及學的奠基人；楊氏有時也包括在內。[19]

Lepsius是19世紀中葉湧現的新一代埃及學家之一。 [10]Emmanuel de Rougé從1839年開始研究埃及語，是第一位完整翻譯古埃及文本的人。他於1856年出版了埃及文學文本的第一部譯本。用de Rougé的學生加斯東·馬伯樂的話來說，「de Rougé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方法，使我們能夠運用並完善商博良的方法」。[27]其他學者則專注於鮮為人知的文字。Charles Wycliffe Goodwin和François Chabas的研究重點是紙莎草上的象形文字，主要負責破譯僧侶體。[10]Heinrich Brugsch是自楊逝世以來第一個推進世俗體研究的人，於1855年發表了世俗體的語法。[10]

1866年，Lepsius發現了Canopus Decree，有着類似羅塞塔石碑的平行文本，且銘文基本上完好無損。聖書體象形文字現在可以直接與希臘語翻譯進行對比，結果證明了商博良方法的有效性。[18]Samuel Birch是19世紀中葉英國埃及學最重要的人物，他於1867年出版了第一部埃及語大詞典，同年，Brugsch出版了他的聖書體和世俗體詞典的第一卷。[10]Brugsch的字典建立了對埃及語發音的現代理解，正如Hincks所推測的那樣，埃及語借鑑了閃米特語的發音。[19]到目前為止，埃及學家一直在不斷完善對這種語言的理解，[4][3]但相比以前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10]同一世紀內古埃及文和楔形文字的破譯，為研究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開闢了道路。[7]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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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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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1. ^ Robinson 2006，第151頁.
  2. ^ The scholars who deciphered Egyptian differed on what to call this script. Thomas Young termed it "enchorial", based on the phrase referring to the script in the Greek text of the Rosetta Stone: enchoria grammata, or "letters of the country".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called it "demotic", a Greek word meaning "in common use", and his term eventually became the conventional name.[1]
  3. ^ 3.0 3.1 Allen 2014.
  4. ^ 4.0 4.1 4.2 Loprieno 1995.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Pop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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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9.0 9.1 9.2 9.3 9.4 El-Daly 2005.
  10.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Thompson 2015a.
  11. ^ Stephan 2017.
  12. ^ 12.0 12.1 Curran 2003.
  13. ^ Hamilton 2006，第27–29頁.
  14. ^ Iversen 1993，第90頁.
  15. ^ Written Coptic was not used to compose new texts after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reas copying of texts by monks continued down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13] Use of Coptic outside church ritual may have lasted in some Upper Egyptian communities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14]
  16. ^ 16.0 16.1 16.2 16.3 Stolzenberg 2013.
  17. ^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Solé & Valbell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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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Adkins & Adkins 2000.
  21. ^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Robinson 2006.
  22. ^ 22.0 22.1 22.2 22.3 Ray 2007.
  23. ^ 23.0 23.1 Adkins & Adkins 2000，第180–181頁.
  24. ^ Robinson 2012，第148–149頁.
  25. ^ Hermine Hartleben, author of the most extensive biography of Champollion, said in 1906 that according to an established "tradition" Champollion came to this realisation on his birthday, 23 December 1821. Andrew Robinson, author of a more recent biography, argues that this date is too early, given that the Lettre à M. Dacier, written the following September, gives no indication that hieroglyphs were used phonetically outside the cartouches. Robinson suggests Champollion might instead have realised the extent of phoneticism in December 1822, when his work was more advanced.[24]
  26. ^ 26.0 26.1 Thompson 2015b.
  27. ^ Bierbrier 2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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