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與中國

共產國際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曾產生重要影響。

共產國際是列寧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而建立的一個組織，總部在莫斯科，成立和解散的日期有待考證。該組織之目的是在世界範圍內顛覆資本主義國家。其東方支部是一個特別針對中國的部門，當時的東方支部還包括朝鮮和東南亞（例，越南）但不包括印度。

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1919年3月共產國際一大在莫斯科召開，中國旅俄華工聯合會負責人劉紹周和張永奎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義參加了大會。中國因此也成為共產國際的創始會員國。

中國共產黨

進入中國

1920年4月，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1920年5月維經斯基在上海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書記處全會選出三人臨時執行局，維經斯基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

維經斯基7月4日到北京，7月5日至7日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共（布）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聯繫上於上海的陳獨秀。吳廷康經陳獨秀介紹，會見了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等人。

通過一系列的會談，吳廷康認識到「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他立即「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於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舉行，這是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團體的聯合會議。吳廷康「不僅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親自「參加會議」。這次會議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會議後，吳廷康和陳獨秀、李漢俊、李震瀛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設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李漢俊負責出版部，刊印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謝爾蓋·米寧的《共產黨員是些什麼人》等小冊子。組織部則「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組織部稍後還組織了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工人委員會。吳廷康起草了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並成為在工會中進行宣傳的材料。

維經斯基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8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歸納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因此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內部準備

1920年7月27日俄共（布）西伯利亞中央局東方民族處在伊爾庫茨克成立，組成人員有岡察洛夫（俄共（布）中央全權代表，西伯利亞紅軍政委）、布爾特曼（東方民族處處長）、加篷（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駐西伯利亞使團副全權代表）。

1920年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注意力開始轉向東方，即「支持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在這些國家創建共產黨和建立廣泛的宣傳鼓動小組網」。設立了外交人民委員部代表機構(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俄共西伯利亞地區局和俄共遠東局等機構。

9月末俄共（布）遠東局書記兼外貝加爾省委主席布龍斯泰因擔任東方民族處主席團書記兼報道部主任。設中國科、朝鮮科、蒙藏科、日本科、總務科、宣傳出版科、聯絡科、情報科。中國科負責人為阿布拉姆松、霍赫洛夫金（荷荷諾夫金）。該處領導維經斯基和朴金樹對華工作，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機構改稱東方民族部國外科。並列存在的還有俄共中央中國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設在上烏金斯克)和以M·留金為首的隸屬於州黨委的外交人民委員部東方局(劃歸中東鐵路用的地帶)。遠東共和國政府可以干預東方民族處的工作。

1920年9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在設立於伊爾庫茨克的俄共（布）西伯利亞中央局東方民族處基礎上,成立「機動的和臨時性的機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幫助遠東太平洋國家的工人和勞動群眾尋找建立階級組織。1921年1月完成組建，東方民族處和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遂被取消。地區科(執行委員會)實際上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即由一位俄羅斯人和一位「當地」書記負責地區科工作，由他們組成領導委員會(沒有明確的固定的組織和主席)。

遠東書記處主要領導成員有: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鮑利斯·扎哈羅維奇·舒米亞茨基(筆名為扎哈羅夫，兼任俄共（布）遠東中央局委員、第五集團軍政委、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全權代表）、副代表明斯克爾（設在哈爾濱的俄共（布）濱海邊疆區委全權代表）、責任書記維經斯基和А·鮑得里茨基、情報科長С·И·斯列帕克、中國科俄方書記И·К·馬馬耶夫、中國科的中方書記先後張太雷、張國燾、共產國際青年工作全權代表塞奇·達林、辦公室主任布卡特等。派駐上海代表尼科爾斯基（瓦西里、別爾克、涅伊曼、瓦西里耶夫）。

中共成立

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中國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學生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13名黨員（共有57名黨員）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構。這也是中共通常認可的成立日期。1921年10月初,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的決定，В·利金作為「在華工作全權代表」被派往中國，取代了尼克爾斯基(瓦西里)，接管了他的一切聯繫。

加入共產國際

1922年2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完成了幫助建黨任務而撤銷。舒米亞茨基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報告中說：「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是一個輔助機構，通過這個機構共產國際在遠東國家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國成立了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工會組織，為遠東各民族代表大會物色了參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務之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作為輔助機構已不復存在」。舒米亞茨基在1922年2月奉命到赤塔工作。布卡特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伊爾庫茨克聯絡站(國際聯絡部)主任。到1922年年中，國際聯絡部聯絡站在遠東的數量縮減到3個(赤塔—哈爾濱—上海)。1922年夏秋間縮減共產國際編制的行動，使維經斯基、斯列帕克和政治顧問Л·Г·考夫曼這三位不得不負責整個遠東的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第三國際成了中共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也從第三國際獲取盧布、鴉片（方便在中國南方兌現）等援助及形勢指導。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陳獨秀率代表赴莫斯科參加。結束後，1922年12月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薩法羅夫、拉狄克、拉斯科爾尼科夫先後任東方部主任，維經斯基任副主任。東方部分為近東部、中東部、遠東部。遠東部部長維經斯基，副部長斯列帕克，中國問題顧問考夫曼。12月12日，維經斯基提出關於遠東部機構的組織、義務的劃分、支出的概算等方面的措施。維經斯基指出，應當直接在東方國家開展工作，以便更詳細地了解這些國家的現狀、政治經濟狀況的特點和年輕的共產黨的組成。 1923年1月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局批准了維經斯基的建議，在海參崴成立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局，維經斯基、馬林 、片山潛、И·И·法因貝格、考夫曼 (馬林和片山潛未到任)被指派參加該局工作。正值遠東共和國領導改組：馬特維耶夫成為政府主席，阿諾欣和庫比亞科負責俄共（布）中央遠東局，布留赫爾負責軍事委員會，科肖爾被任命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書記。維經斯基認為，遠東部和海參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是「使人數不多的中國共產黨(300人) 接近工人群眾，建立全國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統一戰線」。因此，中國共產黨「特別需要共產國際的領導，因為它實際上只是從這一年起才開始以真正的政治組織而不是宗派主義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姿態出現在國家政治生活舞台上」。儘管海參崴局成立了情報機構 ，創辦了印刷廠等，但遠東局還是沒有保持生命力，不能夠與各國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建立固定的聯繫。1923年7月，海參崴遠東局撤銷，它的功能轉到了與北滿建立聯絡的正式的代表機構，而中共的影響沒有滲透到北滿。作為東方部的組成部分的遠東部又存在了兩年。

遠東書記處

1926年3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改組共產國際機構的決定,把所屬各支部所在國家按地理位置劃分為11個地區,每個地區設立一個書記處，由共產國際派一位主管書記和該地區支部的代表組成。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地區）書記處於莫斯科成立。遠東書記處成員有：維經斯基、別達赫特、謝馬溫、蔡和森、羅易、片山潛、金成樹、楊諾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巴羅娃、福京、太洪、袁慶雲和多比索夫等。後來，彼得羅夫（拉斯科爾尼科夫）任遠東書記處主席（又稱主任）。1927年1月18日華格納為遠東書記處書記。

1926年4月遠東書記處最初的一系列會議上，討論了兩個重要問題：為中國共產黨撥款和建立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的問題。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就近指導東亞、東南亞工作。由維經斯基(化名為謝爾蓋、謝爾金)、拉菲斯負責出版工作、格列爾(教授)負責工會問題、福京(年輕人)負責青年工作，以及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組成遠東局，以維經斯基為主席。還有曼達良(切爾尼亞克)。

1926年6月18日，維經斯基、拉菲斯、格列爾、福京組成遠東局蘇聯代表團，在上海聚集並立即開展工作。遠東局吸收了青年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工作1年的納索諾夫。中共派出陳獨秀化名老頭子為駐遠東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學家為常任副代表。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參加中共執委會工作。其間，中共許多重大決策是在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執委會的聯席會議上討論和決定的。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書記處受中央政治局委託，批准了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新的人員組成：鮑羅廷(化名銀行家）、羅易(化名約翰遜）和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及日本共產黨各一名代表，並擬由當時並未在中國的列普賽任遠東局書記。年3月17日，遠東局原成員福京和曼達良離開中國。4月9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解散了遠東局。4月27日至5月9日參加完中共五大後，維經斯基很快被召回莫斯科。6月，為協調政治代表和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工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增補布留赫爾 (化名加倫、烏拉爾斯基)。6、7月間，羅易和鮑羅廷被召回莫斯科，在他們的繼任者牛曼和羅米納茲 (化名伯納)到達中國之前，只剩下了布留赫爾。7月8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決定 ，成立共產國際執委會常設中國委員會，其組成人員有：布哈林、拉斯科爾尼科夫、布朗，以及候補委員馬吉。

與國民黨決裂

1927年8月7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在漢口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是為八七會議。1927年11月，羅米納茲返回蘇聯。

1927年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立東方書記處，負責人庫西寧。1928年3月，東方書記處成立軍事委員會，主席別爾津，成員有米夫、布柳赫爾、赫梅廖夫、馬馬耶夫、蘇兆征、向忠發等。1928年春，赤色工會國際派駐太平洋職工書記處書記米特克維奇(亞歷山德羅維奇、佐治·哈迪)在中國履行共產國際代表的職責。第二位代表牛曼繼續在廣州工作。阿布拉莫維奇(化名阿爾諾、阿爾布列赫特)和駐中共中央軍事部顧問謝苗諾夫(化名安德烈)在上海。1928年4月米特克維奇返回莫斯科後，由阿布拉莫維奇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的職責，直到1929年初。1928年6月12日，東方書記處決定成立常設中國委員會。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產國際在蘇聯莫斯科操縱秘密召開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不再派遣駐華代表，改由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通過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

1928年7月17日-9月1日的共產國際六大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由原來的11個書記處減為8個，其中之一是東方書記處，其領導人是庫西寧。受東方書記處委託，10月29日起，米夫着手組建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常設中國委員會，11月1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在不同時期參加該委員會工作的人員有：米夫(負責人)、阿爾諾特、瞿秋白、張國燾(晚些時候黃平)、庫丘莫夫、加藤、舒賓、納索諾夫、阿布克夫、別爾津、格列爾、弗賴耶爾、沃林、馬季亞爾、瓦西里耶夫、馬祖特 、鄧中夏、羅登賢、王若飛、余飛。為了高效地解決組織和技術性問題，從1928年底工作到1929年成立了小中國委員會(庫丘莫夫、米夫、瞿秋白、張國燾)和在必要情況下邀請其他機構人員參加的專門的中國問題會議制度。

遠東局

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新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遠東局負責人И·А·雷利斯基(化名奧斯藤、保爾)，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中共中央代表格哈德·埃斯勒（化名羅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兼赤色職工國際太平洋書記處書記佐治·哈迪（1930年6月返回莫斯科，由赤色工會國際的另一位代表с·斯托雅爾替代)、青年共產國際代表Г·別斯帕洛夫（馬西）。在恢復黨、工會、共青團組織中給中共中央很多幫助。1930年2月到8月雷利斯基在莫斯科，由埃斯勒代理負責遠東局，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和肯定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為共產國際領導層充分肯定、信任毛澤東奠定了基礎。

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批准了遠東局的新班子：米夫為遠東局書記（1930 年10月到1931年4月在中國），成員有И·А·雷利斯基(化名奧斯藤，1930年8月至1931年8月在上海）、埃斯勒（羅拔，1931年1月返回莫斯科）、斯托利亞爾（在中國工作到1931年6月）、別斯帕洛夫(在上海工作到1931年4月)和米林（即蓋利斯，蘇聯紅軍總部第四局人員，只有一隻胳膊，1930年9月任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三人軍事小組組長，1931年4月回國）。

1930年，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國際代表團成員己全部回國，又由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白區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沒有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在國際工作。1931年1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撤銷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由王明（陳紹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實為主持中央工作，總書記向忠發為傀儡。1931年4月，發生顧順章事件。1931年4月下旬，遠東局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因安全原因陸續撤離上海，米夫和蓋利斯、別斯帕洛夫一起離華，1931年6月魯德尼克（牛蘭）及其妻子被捕，接下來遠東局的其他成員也相繼離開(9名成員中的7位)，代表機構（遠東局）事實上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只有青年共產國際代表茨維伊奇留在上海至1932年夏。

1931年，王明提出辭去代理總書記職務，改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要求，經米夫同意後，便於1931年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並於11月10日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1933年7月，康生到達莫斯科，王明任命其為代表團副團長。

1931年10月3日與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兩次開會討論東方書記處領導班子，決定由東方書記處三位副主任米夫、馬季亞爾、薩法羅夫組成東方書記處領導委員會，集體決定一切重大問題，米夫負責總的領導，薩法羅夫負責中東與非洲黑人國家，馬季亞爾負責近東與所有阿拉伯國家。1932年2月，增補弗賴耶爾為東方書記處領導委員會成員。

1932年春，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代表格伯特到上海，工作到1935年5月。1932年3月4日，東方書記處副主任阿圖爾·埃韋特（德國共產黨員）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1932年9月到上海。1932年11月遠東局在上海恢復工作。

1932年11月第三國際派遣德國人李德由滿洲抵達上海，協助營救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1933年自願申請去蘇區，1933年10月化裝成外國傳教士進入蘇區，並立即成為中共軍事委員會核心之一。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嚴重脫離中國革命現實情況」為由強行剝奪權力，第三國際逐漸失去了對中共直接控制。

1933年4月下旬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美國共產黨員，化名弗雷德）到上海。1933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派遣美國共產黨員賴安到中國，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中央局組織工會與反帝工作。1933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派遣美國共產黨員貝克到「到上海從事工會工作」，於1934年5月抵達。

關係中斷

1934年3月下旬，曼弗雷德·施特恩被召回，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負責軍事工作。1934年8月初埃韋特被召回，遠東局成員剩下賴安、赤色職工國際駐華代表貝克、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盛岳）被捕叛變。1934年10月賴安被召回，遠東局實際上停止工作。格伯特和威廉於1935年5月和6月相繼返回莫斯科，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上海工作站同共產國際電訊恢復的努力無結果。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召回。

1937年，抗戰爆發，王明回國，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是第三國際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很快在大清洗時期的1938年被處決，毛澤東成了國際的新寵。王明在後來的延安整風中遭到批判，在黨內失去勢力。1940年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佈結束使命。

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於大量中共黨員的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於1926年和1927年兩次申請加入共產國際，但共產國際拒絕了申請，只是決議通過承認國民黨為準共產黨。蔣介石列名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名譽常委，是中國人在共產國際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胡漢民請求共產國際接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

1926年2月1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在會議中討論議決「關於接納國民黨（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第17條）作為同情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提交政治局討論」。

1926年2月1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進行討論表決。最終會議決定：「鑒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國際環境和中國革命運動的未來發展前景，認為有必要提前同國民黨代表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上說服國民黨代表不要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

1926年2月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寫道：「國民黨作為同情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然不會遇到甚麼反對意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決議通過了吸收中國國民黨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並選舉蔣介石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名譽委員。國民黨代表胡漢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擴大全會。

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蔣介石於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指出蘇聯解散共產國際是為了切斷與各國共產黨的正式、附屬關係，從而減低蘇聯的政治責任。但蘇聯仍對各國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有很大影響力。

非基督教運動

主條目：非基督教運動

陶飛亞根據近年俄羅斯解密的歷史檔案記載指出，共產國際曾在幕後策劃和推動非基督教運動。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會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通過反對基督教教會實現反帝目標的策略在實踐中獲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畢竟與東正教在俄國的情況有很多差別，共產國際代表以俄國革命反宗教鬥爭的經驗，來影響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不免有過左的傾向。而這種傾向直到紅軍長征結束之際才開始被糾正。

參見

•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