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Ghren/中國文學2

概念

• 「中國文學」（英語：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此地區的文學，包括中國大陸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亦包括不是用華文寫成的少數民族文學。部份人，如持台獨意識的論者，會認為台灣文學非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中國文學是中國各民族創造，以漢代為主幹的各族語文學的共同體」。
• 「華文文學」、「中文文學」（英語：Sinophone Literature / Chinese Literature）：以「華文」/「中文」為作表達工具的文學，當中「華文文學」的術語較為常用。《大英百科全書》認為，「以中文書寫的作品被稱為中文文學」（英語：Chinese literature, the body of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 「海外華文文學」：指中國以外的華文文學。陳賢茂認為：「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凡是用華文作為表達工具而創作的作品，都稱為海外華文文學。」
• 「中國古典文學」：
• 「中國現代文學」：
  • 「新文學」：「新文學」是第一個得到廣泛使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概念。該概念最早始於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並編訂《中國新文學研究網要》。以「新」命名，是受民國時期的文學運動命名影響，並因為「新文學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出現，「新文學」成為了文學史敘述的概念。此表述方式的問題在於排除了「新」文學以外的文學現象；而且「新」是不確定的，沒有合適的「新」、「舊」對比標准。
  • 「近代/現代/當代中國文學」：「近代」的概念於1929年由陳子展首次引入文學史；「現代」的概念於1933年由錢基博的《現念中國文學史》中首次引入文學史。其後，為了表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再出現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概念。
  •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該概念由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於1985年第五期的《文學評論》中提出。三人認為，應該「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並認為「世界文學

夏商文學

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

《蜡辭》
（《禮記·郊特牲》中引）

中國文學的產生可以回溯至文字產生之前，主要是當時的神話和傳說，並依靠口耳相傳流下來。但是時代久遠，流傳時出現了變異，因此後代流傳的版本很難稱得上是當時的原貌。夏、商時代的作品以歌謠、神話傳說、散文和較為原始的書面文學為主。

歌謠方面，當時的歌謠在古籍中已經有記述，如據說是神農時代出現的《蜡辭》便是當時的一首農事祭歌。在夏商時代，就已經出現了較為完整的歌謠，據《呂氏春秋》記述，南音起源於塗山氏的《候人歌》，而東音則起源於夏孔甲的《破斧歌》；據《楚辭》記述，夏啟時代有《九歌》。一般認為，夏朝的歌曲都是祭祀歌謠。商朝則是有《詩經·商頌》五篇，詩歌以頌讚祖先為用途。

神話方面，當時的神話主要保存在《山海經》、《淮南子》、《楚辭》、《莊子》之中，由戰國初年至漢代初年的師、方士記錄。當中有記錄了不同的神話故事，如夸欲逐日、大禹、帝俊、西母的傳說等。

散文方面，夏朝則已經有散文。《尚書》有收錄《禹貢》和《甘誓》兩編，一般認為是夏朝的遺文，但是有周人的補充內容。商朝則已經有較為完整的散文，以《商書》作代表，當中《盤庚》一篇記錄了盤庚遷都於殷時所發表的訓辭。遲於商代，就已經有專司記事的史官。甲骨卜辭中亦有較為完整的敘事文章。

書面文學則始於殷商時代的甲骨文。甲骨卜辭是刻在龜甲和獸甲上的占卜記錄。大多篇幅短小，多為片段的文字。甲骨文的卜辭文句簡樸，形式單一，有少量的記事文字，是和宗教、巫術相關的官方文件。《劍橋中國文學史》認為甲骨卜辭沒有文學美學可言；《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則認為當中已有記錄感情，有一定的文學因素。

周朝至戰國的文學

西周時期只有貴族才有教育的權利，他們壟斷了當時的文化。因此，西周、春秋時期的文學創作者都是貴族。在宗教方面，當時禮樂文化取代了夏商時代的巫術宗教文化，重視禮樂道德，當時的文學也受之影響，當時的文學更為關注於歷史、社會，而非巫術和宗教。

在先秦時期，「文史哲」尚不分家，文學尚未得到獨立的地位，尚未處於自覺的階段，《詩經》和楚辭中同樣都同樣存在「文學」和「非文學」的成份。先秦的散文內容繁雜，同時涉合了多個學科，文學之是其中之一。

《詩經》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詩經·關雎》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有305篇，另有六篇有目而無辭。《詩經》當時皆可「弦歌之」，其後古樂失傳，因此《詩經》為樂歌的總集。《詩經》的作者包括從貴族至平民，具體作者大多不可考。《詩經》中的詩一般認為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作品。地域上，《詩經》的範圍包括了當時中國的大部份，南至當時的湖北和四川。當中的內容被主流認為分作《國風》、《雅》、《頌》三部份。

《詩經》的題材多樣，有史詩、怨刺詩、婚戀詩、頌詩、農事詩、徵役詩、愛國詩等。史詩方面，《生民》至《大明》的五篇作品，贊揚周室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功績。怨刺詩方面，《魏風·碩鼠》將統治者比作大老鼠，諷刺了統治者的惡行。婚戀詩方面，《周南·關雎》表達了貴族青年對淑女的追求。

《詩經》的表現手法可分為賦、比、興三種，歷來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說法，當中賦、比的說法較為一致。賦指的是陳鋪直敘，將思想感情直接陳述；比指的是以彼物比此物，將事物和情感以物件作比喻。興大致而言則是指烘托的手法。

《詩經》在古代文學中地位祟高，有深遠的影響，是儒家六經之一。《詩經》的「風雅」精神影響了的後世文人，「比興」方式在《楚辭》得到發展。此外，《詩經》的四言詩格式也影響了嵇康、陶淵明等人。

史家文學

史學在當時可見一定的初形，對應的散文也日漸成熟。《周書》中的「誥」、「誓」記錄了西周初年征服商人的歷史，周代鐘鼎彝器中則出現較為原始的歷史記錄，史家記事開始萌芽。春秋時期各國都有史書，而以孔子校定了魯《春秋》作為代表。春秋末年則有《左傳》、《國語》的作品繼承了《春秋》的表現手法。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當中記述了不少中國古代歷史和哲學的資料，時間上至夏朝，下至春秋前期。分為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一般認為古文《尚書》是偽書。《周書》中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前期的歷史文獻，主要是誥和誓兩種文體。《尚書》的語言技巧超過了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尚書》的文章已經有初步的藝術技巧，使用了記敘、描寫、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各有特點。

《春秋》是中國現存的首部編年斷代史，以年代為記載方式，記載了上至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481年）的歷史，由孔子所編定。其記事簡略嚴謹，語言凝練含蓄。因其簡略的性質（長的不過四十多字），非真正的敘事散文。《春秋》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在文學上，文學家因此理解遺詞應言簡而意深。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記事年代和《春秋》相近，舊題左丘明撰，今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早期。《左傳》在《春秋》之上，將《春秋》的簡短記事發展為完整的敘事散文。《左傳》的記事「文約而事豐，簡潔而生動」，其敘事方式得到後代的贊揚。在描寫人物方面，多用行動、對話的描寫手法，絕少使用外貌、心理等主觀描寫。在記事方面，《左傳》不完全從史學角度考慮，而是記述細致生動的情節，帶有文學的因素。

《國語》是中國首部國別史，記事年代由周穆王開始，止於魯悼公（約前1000年至前440年），內容包括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 整體而言，《國語》的文字質樸，文學價值較《左傳》為低。《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指，《左傳·莊公十年》和《國語·魯語·上》都有記錄「曹劌問戰」，《左傳》記錄精煉而傳神，但《國語》中只記錄戰前之問，但顯得冗長。章培恆主編之《中國文學史》認為，《國語》的部份章節有較《左傳》為精采，如《國語·晉語》中記「驪娜之難」的故事則較《左傳》為詳盡曲折。

《戰國策》計三十三卷，記錄了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國的軍政事務，屬縱橫家的著作。在人物描寫方面，《戰國策》所描述的人物階層廣泛，對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人都有生動的描寫。《戰國策》的辯辭「辯麗橫肆」，氣勢縱橫，並使用了大量寓言故事，如「畫蛇添足」、「狐假虎威」等，以說明道理。

諸子文學

春秋之前，官私合一，沒有私家的著作。春秋之後，王官之官散於民間，興起了私人之學，繼而出現私人著作。其後，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都因此著書立說。諸子散文是政治、哲學、倫理多方面的說理散文，不是單純的文學著作。

諸子文學發源於《論語》，標題取自於首章的兩個字，各篇間沒有時間順序，各章間沒有共同主題，較為散亂。其後，戰國時期的《孟子》開始有一些章節就一個中心論點反覆論述，由語錄體向專論體過渡。稍前的《墨子》和和《孟子》同期的《莊子》則由語錄體改為專論體。至戰國末期，《荀子》和《韓非子》大多都有點明主旨的標題，明確論點，可見論說散文的成熟。

《論語》是孔子弟子對孔子言語的記錄，是語錄散文。語言接近口語，明白易懂，文字簡括，一般只敘述自己的論點。當中含有很多言簡意賅，富於哲理和啟發性的語句。《論語》雖沒有追求文學上的效果，但當中的對話有一定的文學意義。《論語》的思想成為儒家思想的基礎。

《老子》傳說由老子所作，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其散文簡潔明暢，文句整齊，有些散韻相間，有些則全是韻語，字數不一，用韻亦不一。內容上，《老子》使用了具體形象以表達抽象的哲理。其文體形式影響了後世的駢文形式和賦體的韻散結合方式。

《墨子》是墨翟和其弟子的作品。墨家主張語言表達應該樸實無華，反對修飾。因此《墨子》的文風樸實，邏輯緊密，以具體事例說理。章培恆認為，「中國古代嚴格意義上的論說文，就是從《墨子》開始的」。

《莊子》是莊周和其門徒共同完成的作品。《莊子》中記述了很多寓言故事，當中表現了作者的想像力。而因其屬散文的性質，故其寓言故事後依然有其哲理。《莊子》的語言具有詩歌的特點，清人方東樹指：「大約太白詩與莊子文同妙，意接而詞不接」。《莊子》的文章結構奇特，形式變化較大，押韻不規則。《莊子》在思想上、文學風格、文章體制、寫作技巧上對於後代有很大的影響。

《孟子》是孟軻和其門徒共同完成的作品，記述了孟軻的言行，和《論語》同為語錄體。其文學性質在諸子文學中較重，行文在邏輯上說明道理，並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文字通俗而流暢，多用排比句式。此外，《孟子》亦多用比喻說理。隨韓愈提倡「古文」，《孟子》被經典化，至明代列為「十三經」之一。

《荀子》討論了社會政治、倫理、教育方面的問題，由荀況所著。當中的論點明確，文章一般先有總論，後有分論，層層深入，成為後世論說文的典範。內容上經常以日常常見的說話作比喻，但不多以寓言故事說明抽象的道理。

《韓非子》由韓非所作，為法家集大成的著作。《韓非子》的寓言故事為先秦散文之首，約有三百多則，並有寓言專篇。寓言故事主要來自於歷史事蹟和現實，和《莊子》不同。《韓非子》中大多為政論文章，文體多樣，多用駁論，較《荀子》駁論方式更深一層。

秦國亦有一些散文，包括《呂氏春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呂氏春秋》是由秦相呂不韋主持，門下食客集體編成的著作，為雜家著作，書中反映了先秦各家的思想。書中保留了大量的先秦文獻，部份學者認為它是後代類書的起源。書中記述了先秦寓言計二百餘則，大多以說明事理為目的。

《楚辭》

《楚辭》是《詩經》之後的出現在楚國的一種詩體，約產生於戰國晚期，當中以屈原和宋玉的作品為代表。屈原有《離騷》、《九章》等作品傳世。宋玉則有名篇《九辯》。

屈原方面，《漢書·藝文志》記屈原有賦25篇，一般認為只有23篇確是屈原所作。其名作《離騷》全詩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餘字，主流認為是屈原離開郢都，其第二次流放時的作品。該作一般被學者認為反映了對楚國政治了憤慨，表達了忠於楚室的思想。《離騷》中使用了「香草」和「美人」的兩種象徵方式，其「香草美人」的傳統得到後代所繼承。在形式上，《離騷》吸收了民間文學和先秦散文，打破了《詩經》的四言詩的格式，創立了「騷體」。

《九歌》本是流傳在江南楚地的民間祭歌，後經屈原改定而流傳，共11篇。《九歌》的篇章都有其祭神。內容上，《九歌》以描寫愛情為主，亦贊揚了神靈，其愛情描寫的方式被王世貞推許為「千古情語之祖」。

屈原和《楚辭》對後代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如宋玉《九辯》，其內容上要抒發了他因讒見而被流放的悲哀，多用寫景抒情的手法，創作上多效法屈原。

漢代文學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因其時間短暫，加上文化專制，除了秦朝的刻石銘文之外，幾乎沒有文學作品流傳下來。在先秦，除了《詩經》和《楚辭》是嚴格的文學作品外，其他都不是單一的文學作品，而至漢代，文學的地位雖然不及哲學、政治，但文學的價值已經開始受到重視，如出現了漢賦這種單以文學創作為目的文體，並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的文人。但在當時，文人的地位尚不甚高。

漢代文學隨文學中心由地方轉移至中央，出現了普及於全國的文學樣式。先秦文學受當時的政治局面影響，文學以地方文學為主，各有聯繫而同時亦互相獨立。但至漢代，早期的辭賦雖還帶有楚辭的地方文學色彩。但至漢武帝時期，因漢武帝喜好文學，文學中心隨之轉移至中央， 辭賦吸收了南北文學的成份，形式全國的文學樣式。

漢賦

漢代的文學以漢賦的創作為中心。賦新興於漢代，由《詩經》、《楚辭》、先秦散文等發展而來，又專稱為漢賦，可分為騷體賦、漢大賦、散體賦三種。在西漢初期，上層社會祟尚楚國文化，亦影響了當時的文人。於漢初，有賈誼、嚴忌、枚乘等人作漢賦。賈誼的漢賦是傳世中最早的，其有作品《弔屈原賦》、《鵬鳥賦》等，都為騷體賦。《鵬鳥賦》繼承了《楚辭》，屬楚辭體和漢賦之間的過度性作品。其後，有淮南小山《招隱士》、嚴忌《哀時命》、司馬相如《大人賦》等騷體賦作品。

西漢中葉，騷體賦因受漢代的集權政治影響，而走向規範化。此時候取而代之的是散體賦，有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等。枚乘的《七發》是梁園文學的典型。《七發》在借鑒先秦文學的同時，建立了自己的特色，象徵漢大賦的形成。《七發》使用了問答的方式編寫，音律上韻散結合。其脫離了楚辭抒情的編寫方式，開拓了文學上的新的描寫題材。其所創立的「七」體得到後代人的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漢代最優秀、影響最深遠的漢賦作品。此兩賦使用了誇張和比喻的手法，具有濃厚的浪漫意識，標示散體賦的成熟。

西漢後期至東漢初期，漢賦的創作由鼎盛期轉為模擬期，此時候的作品以揚雄四賦、班固《幽通賦》、馮衍《顯志賦》等為代表。揚雄在漢賦的地位只次於司馬相如，以善於模仿見稱，有作品《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楊雄四賦）等，皆模仿司馬相如而作。其《甘泉賦》雖使用了騷體，但是他沒有和前人一樣以言志抒情為主旨，而是用之表達漢代盛世和天子的聲威，擴大了騷體的題材。

兩漢之間開始出現一些紀實性的述行賦，是記錄筆者游歷地點以成的一種賦體，以劉歆《遂初賦》為濫觴。其後有班彪的《北征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此外，還有以抒情為目的的抒情小賦，其始於張衡的《歸田賦》。其後有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

樂府詩

樂府詩指的是漢代樂府官署搜集的民歌俗曲和歌辭。樂府是朝廷常設的音樂管理部門，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所用的歌詩之外，還搜集了各地的歌謠。在漢武帝時，樂府得到擴充，樂府詩則因此而興。

漢武帝時設立樂府，搜集民間詩歌，並令詞臣製作詩歌，協以音律，即為樂府詩。樂府的句府雖然參差，但以五言最為突出，它促進五言詩的產生。樂府歌辭本來配題、配樂，各有其特定用途，其後，襲舊題舊樂而改歌辭；或僅借舊題，樂辭均改；乃至題、樂、辭均改之例日益孳多，辭與樂的關係乃漸漸疏離，最後完全無關，成為徒詩—僅供閱讀的作品。其特色是詩人以極昏混亂的景、極沉重的口吻描寫戰爭之頻繁、慘烈、以及陣亡者的忠勇與悲哀，完全呈現現實世界的不堪，給人極為強烈的震撼。樂府詩為中國古典詩注入寫實的精神，建構寫實傳統堅實的基礎。代表作品為《陌上桑》與《孔雀東南飛》。

古詩與樂府詩同起源於漢代，主流形式是五言，五言之外，也有七言的形式。大抵由樂府詩演變而成。兩漢時代處於發展階段，到東漢末年才趨於極盛。其特色為：章法上，句數不定，可自由伸縮，不受限制，但通常為雙數句；韻法上，以連句韻及隔句韻為常見，可自由換韻，用韻較寬。代表作品為：東漢班固的《詠史詩》，象徵五言詩的正式成立、《古詩十九首》，樸實自然，感傷抒情，為五言詩最早成熟的作品，後來在魏晉南北朝更為篷勃發展，曹魏曹丕的《燕歌行》，象徵七言詩的正式成立，南朝宋鮑照以後才逐漸發展。

散文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長太息者六。

賈誼《陳政事疏》

西漢初期，學尚黃老，文化思想自由。當時的散文大多繼承了先秦縱橫家的風韻，但同時不如先秦策士一樣多有詭辯，他們的論證較為充份。此時候的散文大多為奏疏，奏疏有賈山的《至言》、陸賈的《新語》、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晁錯有《論貴栗疏》、枚乘有《諫吳王書》、鄒陽有《獄中上樑王書》等。《新語》在文體上有詩的特性，當中除了四言句外，多有三言、五言，多使用排比、對照、句型變換的手法。漢文帝時，有賈誼的《過秦論》，總結了秦朝敗亡的原因。創作風格上，《過秦論》的文筆犀利，言辭激切，有戰國策士的遺風。他的另一部作品《陳政事疏》先是討論了秦朝敗亡的原因，再提升至批評時弊，並探討當世治國之策。

此外，除了奏疏之外，還有其他的文體，如劉安《淮南子》等。《淮南子》由淮南王劉安和其門客所作，多有先秦策士的遺風，此書的許多篇章都使用了辭賦的文體，以描寫和敘述的方式，結合神話故事和寓言故事以表達事理。書中多使用排比句式，句式靈活多變。《史記》是中國首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古代首部個人獨力完成而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全書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份組成。魯迅指，《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西漢中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的散文的內容依然以奏疏為主，但大多已無先縱橫家的風格。此時候，部份的散文「依經立義」，散文出現了經學的文風，有董仲舒《春秋繁露》、谷永《黑龍見東萊對》、劉向《條災異封事》等。另一方面，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難蜀父老》、桓寬《鹽鐵論》等散文開始追求對偶工整，後成為東漢散文的特色。

東漢初期，對策秦疏等文章大多都依然承襲西漢後期的風氣，在文學史上價值不大。

《史記》

司馬遷史記

魏晉南北朝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的急劇變化結束了漢代的政治大一統和思想大一統。士族和門閥制度的產生，削弱了秦漢時的專制統治；儒家學說的權威地位受玄學、佛教的挑戰。在這個風氣之下，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得到了較為自由的發展，走進了文學自覺的年代。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發展繁榮。在此時候，文學從廣義的學術分出來，形成獨立的一門。如

建安文學

建安（196-220年）時代，「三曹」「七子」的詩歌為

兩晉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內容寫實，重視技巧。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駢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牘，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駢文帶來聲韻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小說方面，如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著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註 6][29]。

魏晉交替時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為膚淺[34]。嵇康擅長四言詩，亦著有《養生論》。他詩風清峻，反對政治黑暗，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妥協，代表作有《與山濤絕交書》、《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與《幽憤詩》。阮籍以《首陽山賦》及《詠懷詩》表現出權勢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厭惡[29]。

西晉時期，社會繁榮豪奢，文學走向雕琢美化。此時期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適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賦》，描寫三國都城，內容雄渾閎博，完成後轟動京城。他的詩歌在藝術及風格十分高超，由於出身並非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擠，在詩歌中顯現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詩》內容細膩，情感寫實。陸機的《文賦》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敘述思想與藝術主從關係。他的散文也廣為人知，但過於重視辭藻及對偶。西晉的詩受曹魏「建安體」的影響，但漸漸講究對偶及聲韻。有名詩人有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29]。

永嘉之禍後，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東晉時期，簡牘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里。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隨的感嘆，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內容有關，例如孫綽的《遊天台賦》、郭璞的《江賦》。郭璞尚註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他的《遊仙詩》更是魏晉遊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該詩內容敘述脫離塵世的悠遊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東晉後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

小說

魏晉南北朝的小說開始成熟，當時的小說主要可以分為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兩種類型。志怪小說方面，有題為班固所作的《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題為郭憲作的《洞冥記》，都記述了舊多認為實為六朝人作品，但也多有研究者有異議。

唐朝文學

唐朝文學成就以詩歌最為發達。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的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這還不是全部。唐初詩人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10]:712。盛唐時期詩人可分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邊塞派。其中集大成者為「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最為出名[10]:715。李白的詩，飄逸灑脫，感情澎湃，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杜甫的詩則更多體現現實主義之情懷。中唐時期最卓越的詩人是白居易，他的詩通俗易懂。此外還有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10]:724。晚唐詩人以李商隱和杜牧最為出眾，被稱為「小李杜」。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總體水準都不如唐朝詩人，唐詩成為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10]:730。

散文方面，六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這種文體形式，駢文講究聲韻、對偶、典故，辭藻華麗，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1]:293。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但這種文體到唐朝時顯得形式僵化，內容空洞，故到了天寶年間，古文逐漸興起[10]:727。古文運動在名義上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實際上是要文章更有內容，也就是「文以載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氣勢磅礴又思想深刻，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不過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去世後就逐漸衰退，唐末駢文又再度興起[10]:736。

小說

傳奇是中國的一種古典小說形式，出現在隋朝，興盛於唐朝[10]:746。著名的傳奇包括《柳毅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長恨傳》等。有的傳奇在後代還被改編為戲劇和白話小說。唐朝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謂變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侶宣傳佛教講唱佛經的底本。最初變文僅限於佛教經典，後來則開始講唱其他故事，講唱的人也不限於僧侶。變文對傳奇和後世的說唱文學都有很大影響[10]:749。

五代十國

五代的文人飽經滄桑，詩文也透露着沉痛的氣息。其中以吳越國詩人羅隱的五七言詩比較優秀，著有《羅隱甲乙集》，收其詩作，今已不傳。五代前期時期流亡四方的文人學士頗多，司空圖、韋莊、杜光庭等，都是非常有文學成就的人物[參67]。

然而五代十國的文學是詞的重要發展時期。其詞風的前期繼承晚唐風格，主要描寫皇室貴族的享樂生活。其題材庸俗，境界狹窄，風格柔靡，以花間派的作品為代表。到後期出現清晰深沉的描述，情感生動，使人回味無窮，對宋詞的影響極大。花間派起源於晚唐溫庭筠、晚唐前蜀的韋莊，其中溫庭筠被後人稱為「花間鼻祖」，有名的有〈菩薩蠻〉、〈夢江南〉等，而韋莊有〈女冠子〉、〈菩薩蠻〉等，其風格較為清新。而後繁榮於五代，以蜀地和南唐詞人較多，水平也較高，從而成為兩個中心。蜀地有晚唐前蜀的韋莊與後蜀的歐陽炯等人，他們的作品後來由趙崇祚收入《花間集》。歐陽炯詞作風極委婉之致，有名的有〈南鄉子〉[參67]。

另一個中心的南唐有馮延巳、中主李璟、後主李煜等人。馮延巳的作品有〈採桑子〉、〈謁金門〉等，詞風細膩深沉，影響北宋詞人晏殊、歐陽修等，遺有《陽春集》。李璟的作品以〈攤破浣溪紗〉最具代表，內容深動，沒有艷麗虛浮感，李璟父子的作品被後人集刻為《南唐二主詞》。李煜是五代十國中最重要的詞人。其前期的作品也是如同花間派，以〈玉樓春〉、〈菩薩蠻〉等宮廷艷麗生活為主。但在國亡被俘後所寫的詞，或慨嘆身世，或懷戀往昔，形像鮮明，語言生動，把傷感之情寫得很深摯，以〈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等最具代表。突破了晚唐以來專寫風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內容和意境兩方面都有創新，為北宋詞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參67]。

現代文學

近代文學

「五四」運動之前

中國現代文學可以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又或者是「五四」文學革命算起。相較於古典文學，文學觀念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數方面：

• 「言文合一」（書面語與口頭語一致）：早於1887年，黃遵憲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已經提出要言文合一。
• 文體觀念的改革：
  • 「詩界革命」：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主張「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詩」。
  • 「小說界革命」：

中國現代文學 五四時期 1911/12 年清朝推翻和民國成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向文學傳統的改革，從語言本身開始。1917 年 1 月的一篇文章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生胡適題為「《文學改梁初一》（《文學改革試行》）發表於新慶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的激進月刊。胡在文中呼籲建立一種新的民族文學，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白話文，活生生的「國語」。《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在自己的《文學格名論》一文中支持胡的觀點，這使胡在第二篇文章（1918）中進一步磨練了他的論點，「建設的文學格明」（「建設性文學革命」），他在其中闡明了「文學復興」的公式。

以這些和其他「武裝號召」開始的文學改革運動是更大的文化和社會政治改革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19 年 5 月 4 日學生抗議活動極大地加強了這一運動，反對知識分子的表現。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正式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文學改革派遭到了著名翻譯家林殊等古典文人的激烈反對，但大多是徒勞的，他們在幾年內基本上放棄了戰鬥。

這一運動的第一個成果是在 1918 年和 1919 年看到的，在《新青年》中出現了諸如「Kuangren riji 」（「狂人日記」），一部受果戈理啟發的作品，講述了一個「瘋子」懷疑他一個人是理智的，世界其他地方都瘋了，還有「藥」（「藥」），兩者都是周樹仁. 以化名為人所知魯迅曾留學日本，與弟弟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回國後不久成為文革領袖。魯迅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尖刻、有點西化和經常諷刺的攻擊使他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評論家和作家。他的《AQ正傳》（1921；「《阿Q正傳》是對20世紀初中國保守主義的嚴厲批判，是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已成為國際經典。

郭沫若 郭沫若 這些早期的著作為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提供了動力，通過組建文學協會來匯集他們的資源，促進共同的理想。1920年沈彥斌（即後來的茅盾）等人創辦了文學研九會（「文學研究會」），通常被稱為「現實主義」或「為生活而藝術」的學派，擔任了著名文學雜誌《小說月報》的編輯。短篇小說月刊）。也許是 1920 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文學雜誌，小說月報被協會用來宣傳所謂的「新文學」，在整個 1920 年代，大多數主要小說作家都在其中發表作品，直到雜誌總部被日本人摧毀1932 年的炸彈襲擊。以這個群體為特徵的社會反思、批判現實主義寫作在中國一直佔據主導地位，直到 1940 年代，當它逐漸被更具說教性和宣傳性的文學作品所取代時。較小的創造社成員（「另一方面，Creation Society是「浪漫主義」傳統的追隨者，他們迴避作家對社會責任的任何表達，將他們的作品稱為「為藝術而藝術」。然而，在 1924 年，社會的領軍人物，郭沫若皈依馬克思主義，創世社演變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社。兩個協會成員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翻譯其他文化的文學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國傳統文學，成為「新文學」的基礎。在戲劇和詩歌領域尤其如此，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和孟加拉詩人泰戈爾等人物分別與本土劇作家和詩人一樣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在戲劇中，南國社（「華南學會」），由前神創論者創辦田漢，創作並表演了幾部混合了批判現實主義和情節劇的短劇，而新月社的詩人（「Crescent Moon Society 」），例如受過英國教育的徐志摩與受過美國教育的人聞一多，在西方模式的基礎上創造新的形式，將音樂和色彩的美引入他們極受歡迎的抒情詩中。

1927–37 1920 年代中期，國民黨、共產主義和軍閥勢力頻繁發生衝突的政治事件引發了中國文字向左的轉變，最終在 1930 年創立了左義左家聯盟（「左翼作家聯盟」），其成員包括許多有影響力的作家。魯迅是聯盟五年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名義上的負責人，他在 1925 年末停止了小說創作，並在 1927 年從北京搬到上海後，將他的大部分創作精力用於翻譯俄羅斯文學和寫辛辣的諷刺作品。隨筆（zawen ) 這成了他的商標。在眾多活躍的戰前小說家中，最成功的是茅盾、老舍、巴金。

茅盾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他模仿社會的畫面的主題包括五四前的城市知識分子圈、破產的農村，以及也許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子野》 （1933；午夜），大蕭條時期的上海金融和社會混亂。

老舍，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幽默家，他的早期小說是在他在倫敦教中文時寫的，深受中國傳統說書人和查爾斯狄更斯小說的影響。他的作品以情節結構、生動的北方方言、生動的人物形象和豐富的幽默而著稱。卻留給他寫現代中國的經典小說，一個看似清廉的中國「下層」居民逐漸墮落的動人故事——駱駝祥子（1936 年；《駱駝祥子》，英文版以人力車男孩的名義出版，1945 年）。

巴金，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是那個時期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主要以自傳體小說《賈》 （1931；The Family），它追溯了一個富有而強大的家庭的三個兒子的生活和不同的命運。這本書揭示了中國壓抑的父權社會，以及中國青年對社會革命迫切需要的覺醒。

1930 年代也見證了一批來自東北（滿洲）的小說家的迅速崛起，他們在 1932 年被日本吞併祖國驅趕南下。肖軍和小紅與強者的短篇小說端木紅梁成為抗日青年的集會口號，戰爭迫在眉睫。

1930年代的詩歌也經歷了類似的政治化，越來越多的學生從海外歸來，為「人民反封建反帝」服務。早期新月詩人的抒情詩被艾青、田健、臧克嘉等人的更具社會意識的詩歌所取代，以喚起​​讀者的愛國熱情。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最初被新月社吸引的人，開始向各個方向發起衝擊：這些作者的著名作品包括沉思的十四行詩風致，北京的文雅歌曲卞之琳的浪漫詩句何其芳。不太受歡迎但更大膽的是戴望舒和李金發，詩人發表於《當代》，上海文學雜誌。後者以法國象徵主義者的方式寫了非常複雜的詩歌，如果經常令人費解的話。

雖然小說在 1930 年代佔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隨着越來越多的五四作家掌握了短篇小說的藝術，小說也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可能最引人注目的進步是在戲劇方面取得的，主要是通過一位劇作家的努力. 雖然白話寫實的社會劇早在 1930 年代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主要是對西方作品的翻譯或改編，但直到曹禺，其第一部作品《雷雨》（1934；雷暴），一個富有的實業家家庭成員之間的宿命論、報應和亂倫關係的故事，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其他廣受好評的戲劇也接踵而至，包括《日初》 （1936； 《日出》 ）和《元野》 （1937； 《荒野》）)，所有這些都以扣人心弦的張力和創新的戲劇手法審視了緊迫的社會問題和普遍的人類弱點。未來幾十年的政治現實將迫使戲劇藝術穩步下降，以至於曹禺的六部主要作品仍然是現代中國戲劇的高水位標誌。然而，儘管電影、電視和其他大眾娛樂會削弱這種文學形式的彈性，但它仍將作為一種有效的宣傳媒介為國家服務，尤其是在抗戰期間。 年），大部分作家逃往內地，打着中華全國文義界康帝協會（「中華全國抗日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成立於1938年，由老舍主持。所有體裁都有代表，包括報告文學（報高文學），這是一種影響巨大的寫作類型，是聯合會號召作家下鄉、上前線的自然產物。文學雜誌上充斥着簡短、易於製作和適應性強的戲劇、時事愛國詩歌和戰區快訊。在此期間繼續創作高質量作品的主要作家有巴金、曹禺和茅盾。沙丁在1930年代後期和1940年代中期創作的短篇小說和小說也受到了同行的好評。丁玲對女性心理和女性社會狀況的虛構探索在 戰爭年代：1937–49 抗日戰爭時期（1937-45 1920 年代引起了公眾的想像，並在 1930 年代後期確立了自己在共產主義大本營延安的主要文學人物地位。當時另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是張愛玲（張愛玲飾）的作家生涯始於被佔領的上海，其小說以精緻的敘事和即將到來的毀滅感為特色。

知識分子對重慶國民黨政府日益增長的不滿在日本投降後在中國肆虐的內戰中急劇浮出水面，以國民黨撤退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 10 月成立而告終。大多數作家感到無比自豪並歡迎挑戰，選擇留在大陸為新政府服務。

當代中國文學

1949–76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文學大致可以分為解放區文學和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綱領，，他在其中闡明了他的立場，即為政治而存在的文學要大眾化，而人民的水平文學鑑賞力逐漸提升。毛澤東號召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由工農兵寫並為工農兵寫——引發了一系列整風運動，進一步明確和鞏固了黨對文學活動的控制。1949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全國文聯，郭沫若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毛澤東的文學理想最早是在 1940 年代實現的趙樹禮，其早期的故事，如「《李有才半華》（《李有才韻》），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典範。內戰接近尾聲，丁玲獲獎的《太陽趙在桑乾河上》（1949；周立波的《陽光照過桑幹江》和《暴風周雨》（1949；《狂飆》）大受歡迎。1949 年後，很少有老牌的五四作家繼續創作小說，因為他們作為社會批評家的經歷並沒有讓他們做好準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種從蘇聯借來的構圖方法，根據這種方法，社會被描述為應該的樣子，而不一定是它的樣子。然而，許多年長的詩人在解放初期取得了成功，他們創作了讚美土地改革、現代化和朝鮮戰爭中的中國英雄的詩歌。劇作家也很活躍，在他們的作品中引入了更多的無產階級主題，其中一些融入了音樂。這時候老舍已經開始寫劇本了，比如《龍鬚溝》 （1951；龍鬚溝），為他贏得了享有盛譽的人民藝術家稱號。另一部非常受歡迎的戲劇《白毛女》（1953；白髮少女) by何敬之，取自當代民間傳說。它是所有作家都應該遵循的模式。

1950 年代中期的自由化實驗——百花爭鳴——因對黨的批評出人意料而戛然而止。緊隨其後的是一場反右運動，清洗了大多數前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文化行列，剝奪了劉賓雁、王蒙等許多年輕作家的寫作自由。然而，文學的最低點，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76 年），當時唯一可用的文獻是一些經過仔細篩選的作品魯迅，少數革命樣板戲，被譽為羊板戲，革命言情小說浩然。在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倒台之後，文學捲土重來，大多數倖存的作家都得到了平反，儘管進展與中國文學繼續反映的政治場景一樣崎嶇不平。

文化大革命後 高行健 高行健 指責性的「傷痕文學」，一種緊隨 10 年「大屠殺」之後的民族宣洩，讓位於更專業、更大膽的寫作，例如王蒙，他們在意識流中的文體實驗，以及白華，他們對過去20年的尖銳政治批評；象徵性的「晦澀」詩歌北島等；高行健等幾位劇作家在舞台和銀幕上比較大膽的戲劇，高行健在1994年成為法國公民後，於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劉賓雁的創新調查報導。除了來自西方的翻譯文學外，沉從文、張愛玲等現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在離開大陸書店和文學史近30年之後，在1980年代中期被重新發現。

莫言 莫言 與1980年代初活躍的文壇相比，幾乎所有重要文學雜誌的出版量都超過100萬冊，1980年代後期文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開始下降。儘管如此，文學活動的總體規模仍然很大。汪曾祺等老作家高小生——後者關於淳樸農民陳煥生的短篇小說獲得成功——繼續寫作，同時出現了年輕作家：王安憶；莫言以奇幻小說《投命的紅蘿蔔》 （1984；《透明的紅蘿蔔》 ）獲得文學聲譽，並於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張晨志；賈平凹；韓少功；阿陳的故事，尤其是《棋王》 （1984；《棋王》），被視為文學瑰寶；以及石鐵生、王朔和余華，他們的小說在 1990 年代中期及以後獲得了國際關注。

文學在1949年後的台灣 1949年以後台灣文學活動的第一個十年，以陳舊的反共小說和感性的散文和詩歌為特徵，除了《秧歌》（1954；《稻芽歌》）等小說之外，幾乎沒有產生令人難忘的文學作品。張愛玲，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民生活故事，和玄峰（1959；旋風），蔣貴的山東權力鬥爭小說。然而在1960年代，一群台大學生通過發表自己的手工藝故事，開啟了現代主義時代，這些故事對弗朗茨·卡夫卡、詹姆斯·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等西方大師產生了沉重的影響。其中許多作家，例如《玉淵清夢》 （1982；遊園，夢醒）的作者白先勇在 21 世紀仍然具有影響力。台灣的白話詩歌圍繞着現代主義甚至超現實主義詩歌流行的幾個社會發展起來。這些詩人雖然沒有被閱讀大眾廣泛接受，但對後來更容易接近的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影響。1960 年代後期見證了區域性（hsiang-t'u ) 寫作，其中台灣農村作為小說和詩歌的背景，有效地捕捉了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過渡的戲劇性社會和心理影響。黃春明的《逆子一志老毛》（1980；《老貓溺亡》是這種本土主義學派的代表，後來逐漸讓位於反映台灣當前政治形勢的更加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品。大陸文學偶爾會出現在台灣期刊上，而大陸移民和海外華人的親身體驗和觀察，如故事集尹顯昌（1976；尹市長的處決陳若熹，被廣泛曝光。

參考文獻

帶點「. 」者，前方為冊數，後方為頁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