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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一些的段落和語句尚無來源。 HeihaHeihaHa-麻瓜了……（留言） 2024年11月27日 (三) 17:39 (UTC)| 蘇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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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報刊 |
| 持有者 | 先後為胡璋、陳范 |
| 創辦者 | 胡璋 |
| 主編 | 先後為鄒弢、陳范、汪文博、章士釗 |
| 創刊日 | 1896年6月26日 |
| 停刊日 | 1903年7月7日 |
| 語言 | 中文（繁體） |
| 總部 | 上海公共租界三馬路（今黃浦區漢口路）二十號 |
《蘇報》是清末具有民主革命傾向的政論報刊，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896年6月26日）由中國人胡璋在上海創辦，初期以「日商」名義出版，後因經營不善由陳范收購接管，開始成為具有政論性質的報刊，宣揚維新改良，倡議保皇變法。自1902年冬始，逐漸由民主改良的政治立場轉向革命，與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團體聯繫密切。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一日（1903年5月27日），章士釗出任《蘇報》主筆，隨後開展「大改良」整頓，主張反滿革命，抨擊保皇立憲之說，言辭論說激烈。1903年6月下旬，清政府聯合上海租界對《蘇報》有關人員實施拘捕，7月，《蘇報》被正式查封停刊，史稱「蘇報案」。
報刊歷史
編輯辦報背景
編輯維新派辦報及上海民族報業發展
編輯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人自辦的報刊數量急劇增加，民族報業開始蓬勃發展，以「議論政治」為主要內容的政論性報刊則是知識分子鼓吹思想、開展活動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戊戌變法運動中，辦報更是成為了維新派人士的活動樞紐，而作為重要通商口岸及列強租界所在區，上海成為了這一時期全國出版事業最蓬勃的地方。[1]但彼時革命報刊的數量顯著不足，1899-1902年間，《中國日報》《國民報》《大陸報》等革命報刊才相繼問世，且戊戌變法前後的中國思想界一直受到康梁二人保皇立憲主張的影響[2]，革命思想的傳播十分困難。
陳范及其辦報思想
編輯陳范原為江西鉛山知縣，後因處理教案一事遭到罷官，在接辦《蘇報》時正是官場失意的官僚知識分子身份，其兄陳鼎因戊戌變法失敗被清廷判處永久監禁，他由是心懷對於官場時局的憤懣，以及救亡圖存的立場開始辦報。在《蘇報》由維新改良向革命派立場轉型的過程中，陳範本人也深受時局變動及思想潮流影響，產生了顯著的觀點轉變，他也被認作是推動《蘇報》實現政治思想轉型的關鍵人物之一[3]。
創刊
編輯1896年6月，《蘇報》在上海創刊，胡璋（鐵梅）擔任報館經營者，並以其日本妻子生駒悅之名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註冊[4][5]，館址最初位於上海四馬路外灘，後遷至棋盤街中市[6]。該報在內容發行、資金來源、人事管理等方面都同當時的日本政府人員關係密切，時任主筆的是鄒弢，刊登的多為不受關注的消息議論。後因刊登黃色新聞，以及生駒悅、鄒弢因索賄行騙一事發生訴訟而聲名狼藉，加之經營不善、資金虧空，遂於戊戌政變前後全部出讓。[來源請求]
陳范接辦初期
編輯1900年，《蘇報》由陳范收購[4]，並由他及其妹婿汪文博一併編撰經營，《蘇報》自此正式由一份「日商」報紙，變為中國人自辦的民族報刊。接辦初期，陳范主要秉持維新派「保皇變法」的立場，對於光緒帝廢立、清末新政施行等實事發表政治評論，彼時的《蘇報》規模較小，人員、資金也十分緊缺，在上海政界、言論界的影響力都相對較弱[7]，但其政論觀點卻受到了保皇派內部的重視，《清議報》《新民叢報》都曾轉載過其相關內容。雖然具有濃厚的改良派色彩，《蘇報》也曾對清廷官員腐敗、媚外行為做出揭露和評議[8]。
開設「學界風潮」專欄
編輯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學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退學事件，《蘇報》迅速報道此事並對學生表示同情，隨後便增設「學界風潮」一欄，專門報道各地退學潮事件，揭露各地學堂的腐敗，支持學生的新學思想。光緒二十八年九年二月初一（1903年2月27日）後的《蘇報》共分為「論說」、「時事要聞」、「世界要聞」、「時論擇要」、「專件擇要」、「學界風潮」、「新書介紹」、「來函」、「各省紀事」、「本埠紀事」及「新諧錄雅」各欄[9]。
上海南洋公學學潮事件發生後，蔡元培領導成立了由其退學生組成的愛國學社，並與《蘇報》簽訂協議，由學社教員撰文在報館發表，報館則給予學生資助[10]。這一時期，《蘇報》同愛國學社，以及同年4月成立的中國教育會來往密切，以學界為對象的教育報道及評論迅速增加，並一度成為鼓吹學潮思想、聲援學生愛國運動的言論陣地。這也是《蘇報》由改良派政治立場向民主革命傾斜的重要轉折點。
章士釗主筆時期
編輯1903年5月，愛國學社成員章士釗正式擔任《蘇報》主筆，並於同年6月1日對《蘇報》內容進行了「大改良」。此前，上海各界及留日學生群體間掀起了拒俄運動的浪潮，排滿思想在上海言論界迅速擴張，《蘇報》受其影響也曾刊登過多篇抵制清政府、倡議反滿革命的激烈政論。
在章士釗負責筆政後，章太炎、鄒容等人擔任撰稿人，《蘇報》革命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刊登多篇包括《敬告守舊諸君》《讀革命軍》《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等立場鮮明的革命文章，在「排滿」和「排康」兩大主張下，嚴辭打擊保皇派思想，並鼓吹針對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而自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1903年6月7日）起，《蘇報》直接取消了「論說」欄目，將言辭激烈的文章歸入「來稿」這一新欄目，以避免清政府直接追責[11]。
停刊
編輯1903年6月中旬，隨着上海革命團體的日趨活躍，清政府正式針對《蘇報》向上海租界提出控訴，6月30日，上海租界工商部對陳范、章太炎、鄒容等報館人員發出拘票，章、鄒二人被捕入獄，上海租界會審公廨也針對這一由清政府作為起訴方的案件展開會審，最終章太炎被判處監禁3年，鄒容被判處監禁2年。同年7月，迫於清政府與上海租界的雙重壓力，《蘇報》永久停刊[12]，這一案件也被稱作「蘇報案」。
截止被迫停刊之時，《蘇報》出版共7年零11日，發行2513號[13]。在《蘇報》停刊後，又出現了幾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報刊作為其延續，其中包括由章士釗主編的《國民日日報》、蔡元培參與編輯的《警鐘日報》等，它們相比於《蘇報》更加注重革命宣傳的策略，以作為其革命鬥爭的繼續。
主要內容及思想
編輯自1896年創刊，至1903年被查封停刊，《蘇報》在報刊性質、政治立場、人事情況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先後經手兩位館主，並曾有四位主編，因此，在不同時期，《蘇報》的主要內容及思想也有着較大的差異。而論及對當時政治局勢和影響以及對於後世的思想遺產價值，1902年及之後內容的意義則顯得尤為重大，在這一時期，《蘇報》與上海學界的聯合使其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並與改良派劃分出明顯的界限，一度成為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公開的言論機關[14]，對辛亥革命的產生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鼓吹學潮
編輯「學界風潮」一欄開設初期，其記載內容還十分簡略，以各地學生運動的報道紀要為主，而1903年6月的「大改良」開始後，「學界風潮」的內容編輯受到了重視，開始採取更大的字體印刷，言辭也愈發激烈，其刊登學潮內容之多、言論之強烈，使得《蘇報》逐漸成為了鼓吹學潮的理論基地。其中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學潮運動「欲由破壞而趨於建設，雖博囂張傈薄之名於守舊口中、官場眼裏，然中國前途之希望遂系之矣」（《論江西學堂學生無再留學之理》（來稿），《蘇報》「學界風潮」），直接指出了舊學堂制度的弊病，並對學生作為革命原動力的力量及其新文化觀念予以肯定。
主張反滿革命
編輯拒俄運動後，《蘇報》就呈現出一定的排滿革命情緒，其論說內容逐漸由聯合學界宣揚學潮與新式教育向政治運動轉變。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1903年5月13日），《蘇報》刊登《敬告守舊諸君》一文，文章宣稱：「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敬告守舊諸君》，《蘇報》「來稿」），可以看作是該報宣揚革命救國的開端。此後，《蘇報》頻繁利用各類社會新聞宣傳反滿革命，1903年5月，《蘇報》編者在明知消息不實的情況下，刊登了「北京大學堂學生因秘密結社被殺害」一事，目的便是鼓吹「中央革命」的革命理論。
1903年6月，鄒容的《革命軍》出版，引起巨大反響。《蘇報》不僅對其進行「新書推介」，還刊登了《讀革命軍》《序革命軍》等文章，將其作為「當今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章太炎更是在《序革命軍》中指出：「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序革命軍》，《蘇報》「來稿」），主張一種包含強烈種族情緒的「革命」概念，這一時期，《蘇報》對於清政府的統治呈現出極端的不滿，發覺「保皇」之策無法救亡圖存，並由此轉向針對清廷的暴力革命。儘管此時也存在「排滿是政治的、並非種族的」，以及「排滿並非革命的最終目標」等言論，但《蘇報》主流的革命理論大多表現為對於反滿民族情緒和暴力革命手段的鼓吹。
宣揚俄國虛無黨及其革命運動
編輯自1903年起，《蘇報》多次對俄國虛無黨人及其國內進行的虛無主義運動進行報道、評議，藉此鼓勵中國學生的學生運動，傳播反清政府統治的革命思想。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1903年6月19日）《蘇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虛無黨》的論說，指出「舊俄國之壽命殆將為所斬絕，而造出燦爛莊嚴之新政府無疑矣」（《虛無黨》，《蘇報》「論說」），提出中國和俄國的國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主張學習虛無黨的革命理論及實踐。
駁擊保皇立憲派
編輯自「大改良」後，抨擊康有為等改良派的保皇立憲之說，成為了《蘇報》宣傳民主革命的又一宣傳手段，《康有為》一文就公開指出：「戊戌之保皇，不能行於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於今後之革命」「康有為必欲為革命之反動力」（《康有為》，《蘇報》「論說」），攻擊直指康有為本人的政治立場以及改良道路的不可行性。這一時期，《蘇報》還刊登了《反面之反面說》《嗚呼保皇黨》《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等鮮明反對改良派立場的文章，並推介章太炎的著作《駁康有為書》，其與保皇立憲派的敵對可見一斑。
而在此時的上海報刊業，《蘇報》與改良派、保守派報刊的對立也十分明顯，1903年6月，《蘇報》與改良派報刊《中外日報》針對「革命的可行性」一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蘇報》多篇駁論的文章指出，將推行立憲制度寄希望於滿族皇室不僅是不合理的，還無法改變滿漢不平等的格局，只有通過革命完全推翻專制制度才能實現國民的自由、國家的大義[15]。
影響
編輯《蘇報》在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程中有着巨大的意義，是宣揚革命理論的重要開端。其影響隨着發展階段的轉變而呈現出一定的變化，總體而言，在轉向革命立場後，由於鮮明的政治觀點，以及具有強烈煽動性的論說，其社會影響力是空前的，從當時的時局來看，《蘇報》不僅着重凸顯了學生群體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積極動員愛國學生參與民主革命，還通過啟蒙民智、傳播新思想，為辛亥革命中一系列革命的發生創造了輿論條件，同時也是後續一系列革命報刊創辦的思想源頭[16]。而其前後內容的巨大差異也彰顯出中國清末思想界現實情況的複雜性，以及迫切要求反帝反封建的時代背景，具有重大的史學意義。
但同時，《蘇報》也顯示出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尤其是其在鼓吹「排滿革命」時採取的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方式，具有誇大種族矛盾之嫌，此外，《蘇報》宣揚「中央革命」的策略，將革命寄希望於暗殺、暴力主義等簡單的手段，在密切關注學生群體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即革命的群眾基礎問題，這彰顯了《蘇報》作為民主革命初期的政論報刊，對待「革命」的不成熟性和不實幻想。
相關詞條
編輯參考資料
編輯- ^ 周佳榮. 《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1–5.
- ^ 李劍農.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9: 208.
- ^ 田夢龍. 《“学界风潮”的革命化：陈范与《苏报》的政治转型历程》.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 (05): 105-107. doi:10.16822/j.cnki.hitskb.
- ^ 4.0 4.1 湯志鈞. 一百年前的“苏报案”. 史林. 2003年, (第02期): 第90-97,40頁 [2024-11-27] （中文（中國大陸））.
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主辦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悅的名義註冊，報刊內容多載市井瑣事。1900年，由陳范接辦，傾向改良。
-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 143.
- ^ 方漢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31.
- ^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北京: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61: 86.
- ^ 周佳榮. 《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14–15.
- ^ 周佳榮. 《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26.
- ^ 中國史學會. 《辛亥革命（第1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68.
- ^ 周佳榮. 《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50.
- ^ 黃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89.
- ^ 《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新闻志》.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0: 111.
- ^ 方漢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232–233.
- ^ 周佳榮. 《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59–65.
- ^ 柳怡瑋, 李慶基. 《《苏报》革命化与“苏报案”对清末革命舆论的建构作用》. 《科技新聞傳播》. 2021, (06): 75-76. doi:10.16607/j.cn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