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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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本名周福海,湖南沅陵人,是近代中国重要政治人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建党时中共一大代表(首任代理书记),后成为国民党官员,抗日战争时期是汪精卫政权的领导人之一。
周佛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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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 |
任期 1945年1月15日—1945年9月12日 | |
前任 | 陈公博(正任) 吴颂皋(代理) |
继任 | 钱大钧 上海市市长 |
汪精卫国民政府 第2任行政院副院长 | |
任期 1940年12月—1945年8月 | |
前任 | 褚民谊 |
继任 | 无 |
个人资料 | |
出生 | 大清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 | 1897年5月29日
逝世 | 1948年2月28日 中国南京市 | (50岁)
死因 | 心脏病 |
国籍 | 中国 |
政党 | 无党籍 |
其他政党 | 中国共产党(1921年-1924年退党) 中国国民党(1924年-1940年被开除党籍) 中国国民党(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溃散) |
宗教信仰 | 一贯道 |
生平
编辑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为其成员。同年,施存统抵达日本后,通过陈独秀、李达介绍与他取得联系。1921年4月,周佛海向施存统去信,传达陈独秀的指示。陈指派周、施“两人为驻日本代表,联系日本同志”,推广中国共产党。学者将之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日本小组此时正式成立。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施存统和周佛海互相推荐对方代表出席会议,使周佛海最终以日本留学生代表身份出席[1];之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系。1924年,周佛海回国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周佛海在宁汉分裂时,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1926年,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清党后,周佛海改投靠蒋介石。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周佛海曾在1927年先后出版《苦学记》、《扶桑笈影溯当年》和《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扶桑笈影溯当年》就是回忆其以留日学生参与中共一大的经过,不光提到会议内情,而且也提到一大期间上海发生的大东旅社命案,日后成了中共党史的重要参考依据和考证中共成立准确时间的关键。1965年,《春秋》杂志社搜集到周佛海所著前述三文以及1942年写的《盛衰阅尽话沧桑!》等原文,经金雄白检阅后,《春秋》杂志社将其和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集结成为《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一书出版,金雄白并以朱子家名义作序。[2]
1929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这段期间,周佛海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周佛海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于是与汪精卫夫妇于1938年9月投向日本。[3]
1940年,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两次与日本签约。
周佛海虽然在南京国民政府屡次出任要职,但是周佛海于其自述中都表示他本人其实是在傀儡政权的位子上,全力争取占领区人民的利益,而且他也于1943年透过戴笠、杜月笙等人连络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戴罪立功”。不过,后来史学家从过去沦陷区的市民回忆及从他的日记、财产记录发现,他在成立中央储备银行之后,强行要求沦陷区的人民以二兑一的价钱从市民手上强行兑换重庆发行的法币,再利用得来的法币出外购买,从中获利。
周佛海从1940年底起,即暗中向重庆方面靠拢,并在同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承认自己“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周佛海还同章正范一起商定今后如何同陈宝骅联系接洽事宜。不久(1942年)周佛海就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投诚自首“戴罪立功”。 周佛海秘密接受并实施重庆中央政府交付的任务包括:设立秘密电台向重庆中央供给有关日军军事情报;掩护及营救重庆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相机诛除汪精卫、李士群等。
2011年10月8日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证实了周佛海在1943年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精卫政权中的卧底。另引1959年朱子家(金雄白)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940年5月13日周佛海于汉口演讲提到“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为汉奸,余等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故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战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鞠时的抗辩,他说:“我的参加(汪)政权,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各自设法与周佛海联系,希望周能让它们从伪军手里接管上海。据周本人说他在共产党那里有亲戚,对方已写私信要求周让共产党接管。汪精卫政权瓦解后,周佛海曾被戴笠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认为是降日汉奸而被捕并于1946年11月7日被判处死刑。周在牢狱里有私人厨师。1948年,蒋介石签署《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无法获得保外就医,因心脏病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享年50岁。
朱子家(金雄白)于所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四九,感慨“但当和平以后,佛海瘐死监房,其由渝复员之故人中,如陈布雷、陈方、许孝炎、雷啸岑、易君左等,或亲往狱中探问,或代为经纪其丧,不避怨谤,不以生死易交。独受恩深重之吴开先,竟吝于赴灵前一奠!……”
家庭
编辑- 他有两位妻子,以及多位情人。两位妻子和一位日本情人为他生下了二子三女[4]。
- 第一位妻子:郑妹[来源请求],生一子一女,儿子周少海,女儿周淑海[4]。
- 周佛海在1921年与杨淑慧私奔至日本后,是否与她离婚不详。
- 第二位妻子:杨淑慧,生一子一女,儿子周幼海,女儿周慧海[4]。
- 原籍湖南湘潭,杨父时为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淑慧与李达妻子王会悟为同学,因此在1920年,与从日本回国探亲的周佛海相识、相恋。当时,周佛海已婚。1921年,周佛海回国至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期间,并向杨淑慧求婚。因杨父母反对,两人私奔至日本。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人员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经她辨认后确定会址所在。1962年逝世,享年61岁[5]。
- 其子周幼海于1922年出生于日本,1946年在上海与交际花施丹萍结婚,同年去苏北加入中国共产党[5]。上海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受潘汉年、扬帆反革命案牵连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出狱时已经瘫痪。1983年平反。1985年7月24日逝世,享年63岁。周幼海逝世后,姐姐周淑海曾由四川赶到上海告别。组织决定,由姐姐周淑海与移民美国的妹妹周慧海平分周幼海遗产。前妻施丹萍,无子女[4]。
- 金田幸子,周在日本治病时结识的护士,为其生有一女白石和子[4]。
- 周幼海前妻施丹萍曾依周幼海遗愿至日本拜访金田母女。金田母女亦至上海祭奠周幼海[4]。
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编辑- ^ 旅日学子创"二人党小组". 腾讯网. [2020-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9) (简体中文).
- ^ 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 (PDF).[失效链接]
- ^ “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地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地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为什么战必大败?只要是稍有常识,而不绝顶糊涂,稍为理性,而不纯粹感情用事的人,没有不明白的,用不着多说。主张最后胜利的人,也明知道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但是他们总觉得国际形势是会变化的,日本内部是会崩溃的,于是把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比天还大的问题,寄托在这两个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他们强调只要继续抗战半年,俄国一定实际参战,英、美一定对日制裁,日本财政一定崩溃。这些主张,我们且暂缓以理论来反驳,只要先看看过去的事实,就可证明其荒谬。”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见《中华日报》1939年7月22—24日
- ^ 4.0 4.1 4.2 4.3 4.4 4.5 沈立行. 大汉奸周佛海之子 上海滩交际场名花——周幼海与施丹苹的婚恋. 世纪 (上海市: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 1994, (1994年第05期) [2019-05-09]. ISSN 1005-47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16).
- ^ 5.0 5.1 王长流. 寻踪觅影:中共一大会址寻访记. 上海党史网. 2014-08-12 [2019-05-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9).
来源
编辑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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