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话
明清官话[1][2]是中国明清时期的通用语，因在官场通用而得名。明初继承元代，即“一以中原雅音为正”，结合音韵传统，在元代音系的基础上有所增益，且并非以某个地方的话为准，形成了以南方官话为基础的南京官话作为国家标准语音。后来北方官话形成，影响力逐渐扩大，清中期之后，北方官话中的北京官话开始逐渐替代南京官话成为通语。与此同时，南京官话保有一定威望，清末卢戆章创制中国切音新字，仍然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可见南京官话在清末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到了民国，复经京国之争，北京官话被确定为国语，以后在中国大陆改称普通话。
| 明清官话 | |
|---|---|
 1742年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官话》 | |
| 母语国家和地区 | 中国 |
| 语系 | |
| 早期形式 | |
| 文字 | 汉字 |
| 语言代码 | |
| ISO 639-3 | – |
明清时期，官话使用范围广泛。据明朝来华传教士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3]
名称：与“官话方言”的区别
编辑作为历史上标准语的官话（即本条目所指的“官话”），与作为现代汉语分支的官话，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前者是（古代）汉语的一个语种，它在同一个时期内的语言学特征（语音、语法、词汇等）是同质、稳定的，每个词都有其固定的发音；后者是（现代）汉语的包含众多语种的一个分支（基于立场的不同可称这个分支为方言或独立语言），它因地域的区别有着许多语言学特征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不同语种，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地域往往不同。
官话的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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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朝廷的官方语言早期以中原雅音为正音，即上古汉语时期（主要是周朝至汉朝）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又称通语[4]。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中原政权中心迁移到南方，迁都金陵，侨置州郡，并以中原雅音为基础正音，加上大量北方士族与民众涌入南京城和江淮地区，形成流行于上层社会、知识阶层，以金陵雅音为代表的南方“士音”。隋朝统一后，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正音基础，形成以《切韵》、《广韵》为标准的中古汉语体系，在唐宋时期成为全国通用的正音。
后来元军征服南宋，位于北方的燕京首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元代官话仍然以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汴洛音为共通语，元代的语音资料有八思巴文注释的《蒙古字韵》及戏曲曲韵所用的《中原音韵》等[5][6]。
明朝灭元，定都南京，“一以中原雅音为正”，釐定通行语规范。关于明代官话的性质，早期学界有陕西话说、山西话说、南京话说等多种假论，尤其南京话说影响较大，但仍有争议[7][8]。也有学者认为明代官话只是名字叫做"南京官话"，但并非仅有"南京方言"，在南京方言之上揉杂了士子对中原音韵的理解[9]。
待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南京移民到北京四十万人，超过了北京原有人口，南方官话受到北京语音和北方话腔调的影响，含有北京声调的官话也逐渐产生，即后来的北方官话，但此时通行范围不广也非主流。南方官话的强势与盛行，一直持续到入清。清初仍使用南方官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的消长，以北方腔调为主的北方官话的影响逐渐扩大。清中叶以后，北方官话才开始逐渐取代南方官话，取得主流的地位[10]。明清官话南北的消长兴替，尚有许多未知，有待学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民国时期，又有京国之争，以北京官话为标准的北方官话取代老国音，遂成为今日之国语（普通话）。
《汉语方言大词典》称：“明初由于南京的政治地位较高，南京话也一度成为官话的基础方言，直到清代中叶北京官话才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还以南京音为标准，足见南京音的影响。”[10]万济国《官话文典》(又名《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 年)，称官话母语者是生于南京的人。马礼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 Vol. I, 1815年)，称汉字要用南京字音读。[11]
概而言之，南方官话与北方官话都是由“西晋以前的中原官话”演化而来，两者有差异，也有联系。比如明朝迁都北京时，北京城中南京移民超北京本地人口，此后的北京话也大量融入了南京话。相比较而言，以北京腔调为标准的北方官话语音发展变化比较快，以南京腔调为标准的南方官话则融入了一些吴语方言。
音韵
编辑明朝的北方官话相对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有如下的变化：
- 韵母：见系开口二等腭化韵与相应三、四等韵混同；闭口韵[-m]并入[-n]；入声派入三声之重，[-p、-t、-k]合为[-ʔ]，入声韵改配阴声韵。
- 声调：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全浊上声字并入去声，入声逐渐消失，相应的字派入其他三声之中。
据15世纪中叶朝鲜学者申叔舟在《东国正韵》中记载的标准语，其声母与晚期中古汉语相比，混淆了两组卷舌音：[12]:4
| 唇音 | 齿音 | 咝音 | 卷舌音 | 牙音 | 喉音 | ||
|---|---|---|---|---|---|---|---|
| 塞音或 塞擦音 |
全清 | p | t | ts | tʂ | k | ʔ |
| 次清 | pʰ | tʰ | tsʰ | tʂʰ | kʰ | ||
| 全浊 | b | d | dz | dʐ | ɡ | ||
| 鼻音 | m | n | ŋ | ||||
| 擦音 | 清 | f | s | ʂ | x | ||
| 浊 | v | z | ʐ | ɣ | |||
| 近音 | ʋ | l | r | ∅ | |||
-p、-t、-k三种塞音韵尾混合为声门塞音韵尾，和今日江淮官话一样：[12]:20
| əj | əw | əm | ən | əjŋ | əʔ | əjʔ | ||
| z̩、r̩ | r̩ʔ | |||||||
| i | iw | im | in | iŋ | iʔ | |||
| u | uj | un | uŋ | ujŋ | uʔ | ujʔ | ||
| y | yn | yŋ | yjŋ | yʔ | yjʔ | |||
| ɔ | ɔn | ɔʔ | ||||||
| je | jej | jew | jem | jen | jeʔ | |||
| wɔ | wɔn | wɔʔ | ||||||
| ɥe | ɥen | ɥeʔ | ||||||
| a | aj | aw | am | an | aŋ | aʔ | awʔ | |
| ja | jaj | jaw | jam | jan | jaŋ | jaʔ | jawʔ | |
| wa | waj | wan | waŋ | waʔ | wawʔ |
现代标准汉语中中元音[e]和[ɔ]与开元音[a]合流。例如，“官”“关”普通话同音，而在当时则分别是[kwɔn]和[kwan]。[13]:538 中古平调依声母清浊分裂为阴阳两域，这一区分保留在大多数官话方言中。[13]:538
申叔舟的音系和晚明欧洲传教士的记音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浊声母清化和[-m][-n]合流。[13]:539近音声母[ʋ-]和[r-]分别变为浊擦音[v-]和[ʐ-]。[14]:275, 283[ʔ-]在中低元音前变为[ŋ-]，两个声母均在高元音前消失。[14]:288–293到18世纪早期，中元音[e]/[ɔ]与[a]合流。[13]:540 19世纪初官话仍区分颚化牙塞擦音和齿塞擦音，北京话的尖团合流可能晚至20世纪初才彻底完成。[15]:52
词汇
编辑19世纪中叶前的官话大部分词汇都保留在现代标准汉语中。少数几个广泛出现在清朝书面白话文的词，在早期官话中并不存在，例如“喝”“很”“所有的”和“咱们”。[13]:544–545, 547 其他情况下，一般是一个词的白读在19世纪下半叶替换了文读，如“都”和“还”的语法化用法，其读音是白读。[13]:544
明清官话对后世的影响
编辑尽管明清官府并没有对官话正式命名（“官话”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没有将官话进行推广，但它对中国普通百姓语音的影响是巨大的。
明清时期各地汉语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话的影响。越是官话使用频率高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剧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镇，长期作为官方瓷器供应地，官话在城区盛行，导致当地的方言往官话靠拢，最终只有三个声调，这在赣语区乃至整个东南都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官话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带方音的官话（下文简称为“方音官话”）。古代非官话所在地的人要学习官话常会受母语的极大影响，从而说出母语特征极浓的官话来，如蓝青官话。方音官话与（标准）官话之间，只是口音之间的区别，而非语言之间的区别。
今日的江淮官话绝大多数方言、西南官话云南片、北京官话京师片、天津话和中原官话东片是明代南京官话的直接“后代”。1913年决议之老国音亦是兼通南北。
在现代戏剧中仍保留了某些特定时期的官话特征。如京剧的语音，仍保留了清末以前官话中的区分尖团的特点；越剧的语音则继承了绍兴的方音官话的音系。
注释
编辑^ 注解1：其中，支持“南京说”的可参看张卫东 《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国音韵学会会长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另外，有民间人士[失效链接]从北京话“文白异读”的现象出发，与中原音韵加以比较，认为明代官话是自中原至江淮某地的语言。
有学者将1626年传教士金尼阁所著《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在韵类分合和主要元音音值等方面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儒耳目资》入声韵是以明代南京话为基础的。 [16]
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编辑- ^ 叶宝奎（2001），《明清官话音系》，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 ^ 丁锋（2008），《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中华书局。
- ^ 鲁国尧.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 语言科学: 3-22. ISSN 1671-9484.
- ^ 竺家宁, 声韵学－声韵之旅,五南图书:9-12,2019
- ^ 周德清 《中原音韵》1324年初版
- ^ 胡安顺. 音韻學通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ISBN 9787101032970.
- ^ 麦耘，朱晓农〈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收入《语言科学》，徐州师范大学编，2012年4期
- ^ 曾晓渝《<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 《语言科学》2014年第4期。
- ^ 曾晓渝《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语言科学》2016年第2期
- ^ 10.0 10.1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7: 150. ISBN 9787554816332.
- ^ 盐山正纯. 明清时期西洋人“官话”描述演变史. 国际汉学.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1.02.020.
- ^ 12.0 12.1 Coblin (2001).
-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Coblin (2000a).
- ^ 14.0 14.1 Coblin (2000b).
- ^ Kaske (2008).
- ^ 石绍浪. 《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比较. 语言科学. 2021, 20 (5): 538–553. ISSN 1671-9484. doi:10.7509/j.linsci.201807.032058. CNKI YYKE202105008. NSSD YYKX20210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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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编辑- 叶宝奎（2001）：《明清官话音系》，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 丁锋（2008）：《日汉琉汉对音与明清官话音研究》，中华书局。
- ^ 辛世彪：《东南方言声调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ISBN 7-5320-9135-X
- 鲁国尧（1985）：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 Coblin, W. South, A brief history of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a, 120 (4): 537–552, JSTOR 606615, doi:10.2307/606615.
- ———, A diachronic study of Míng Guānhuá phonology, Monumenta Serica, 2000b, 48: 267–335, JSTOR 40727264, S2CID 192485681, doi:10.1080/02549948.2000.117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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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Post-Medieval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PDF), Ho, Dah-an (编),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3–50, 2002 [2022-07-02], ISBN 978-957-671-937-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2-27）.
- ———,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honology of Mid-Qīng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2003, 13 (3): 339–355, S2CID 162258379, doi:10.1017/S1356186303003134.
- Fourmont, Étienne,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latinè, et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with Arcadio Huang, Hippolyte-Louis Guerin, 1742.
- Kaske, Elisabeth,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BRILL, 2008, ISBN 978-90-04-16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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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n, Jerry,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SBN 978-0-521-29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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