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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一边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策[1]，这并非单单与苏联建立盟友关系，而是意指坚定地支持共产国家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2]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1]；视资本主义阵营为敌人[3]，并联合共产阵营对抗他们[4]。此政策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5]，日后社会主义体制的选用、苏联支援打下两弹一星基础、引发朝鲜战争的胶着等，对中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不过也因为中苏两国之间利益的对抗与特殊性，关系在1950年代后期破裂而告结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后，对当时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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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外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对“一边倒”政策形成的原因的看法并不一致[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分为两极，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惟恐中国会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建交，破坏苏联的外交战略，因此向中国表示善意[9]；而且，苏联在中共建国前已有提供支援和协助，更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0]；中国经过数年的内战后，国力也非常虚弱，需要外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11]，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12]，也没可能与两极的其中任何一个阵营抗衡[8]，更不能置身局外[13]。再者，美国实行扶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拒绝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14]，又向中共实行经济制裁[15]，毛泽东想尽快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重振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并向列强采取强硬的姿态[16]。

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公布“一边倒”的方针[17]，和“另起炉灶”及“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18]。他指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胜利离不开苏联的援助，所以中国应站在苏联一方，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19]，倒向苏联实现国家富强的发展模式[12]，联合全球所有民主的势力[3]；他又指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12]，中国要一边倒才能打倒旧世界[3]，防范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3]。

及后因为毛泽东推行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国带到比苏联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超越苏联[16]，中国意识形态逐渐与苏联相左，对于国际战略的基础目标亦起分歧[20]；而且，中国人本来就对俄国人没有好感[11]，斯大林亦对毛泽东及中共有怀疑[21]。最后，中苏交恶[20]，中国因此放弃“一边倒”的方针，改为采取“两条线”方针，同时反美及反苏，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改为与美国联合反苏[22]。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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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到1957年间苏联援助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纪念邮票

实施“一边倒”方针后，毛泽东决定一切均要仿效苏联的模式，例如仿效苏联的教育政策（如外语教育只教授俄语）[23]、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制度[16]、采取苏联的城市建设理念[24]等。“一边倒”方针又令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乐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断绝与当时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的关系[21]，亦与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6]，但也令中国被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孤立[21]。中国一边倒支持共产国家阵营，也是后来在朝鲜战争中援助朝鲜劳动党的原因之一[10]。

实施“一边倒”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更紧密，此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重要的力量来源[16]。于1949年12月，毛泽东实施“一边倒”后不久，便到苏联外访，祝贺斯大林的七十周岁寿辰，并寻求苏联签署一项友好同盟条约[16]；斯大林原本对毛泽东不予理睬，但毛泽东威胁要回国，斯大林于是答应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关系，又给予毛泽东三亿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及军事现代化[16]；在1953年，苏联把在中东铁路的联合所有归权予给中国，1955年又宣布废除苏联在旅顺港的权利及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1957年更表示同意援助中国开发核技术，一年后赠送一个重水反应堆予中国[16]；于1952年，毛泽东指中苏关系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刘少奇又指中苏同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压迫和掠夺”[16]。实施“一边倒”也令当时的美国放弃左右中共的政策[25]。

“一边倒”方针的影响并不只是与政治有关。此方针亦大大影响当时中国的文化，例如“列宁装”和“布拉吉”等的俄式服装愈益流行、人们见面时称呼对方为“达瓦力士”（意为“同志”）、采用一些音译的俄文名字（英语：Russian names）、青年转为崇尚俄国的历史人物和文学[9]、报章和杂志上频频出现“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宣传口号[26]。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国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全国下半旗致哀，北京天安门临时改为悬挂斯大林像，所有人同时为斯大林默哀[9]。

然而，“一边倒”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例如仿效苏联管理高等院校的政策令院校失去办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只教授俄语令外语教学失去了多语种的传统[23]；采取苏联的城市建设理念，沿用苏联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的排水设施设计（特别是在气候湿润的南方地区），被指[来源请求]是近年一些雨灾发生的原因之一[27][24]。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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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众多学者对“一边倒”政策的利弊作出一定的论述[28]。

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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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观点学者认为“一边倒”方针在当时是合理的选择[10][13]，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29]，又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得到苏联的保障[30]。而且，“一边倒”方针不是盲从或心血来潮，是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而作的决定[21]。又认为，“一边倒”方针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经济封锁，而不是机械地投向苏联，又成功地建立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28]，立足于国际社会[31]。而且，美国孤立及经济封锁中共政权，中共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经济，除了“一边倒”以外别无选择[15]。“一边倒”方针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经济恢复及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为中国于打击美国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更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3]。

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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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观点学者则从“一边倒”对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的角度分析，指出此政策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他们指“一边倒”方针造成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了解的很少，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无穷无尽地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使国家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13]；“一边倒”方针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展[13]；一些学者认为“一边倒”方针令中国过分依赖苏联[13][10]；当苏联领导赫鲁晓夫宣布撤回对华援助后，中国便无力发展经济[10]。其实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期待避免完全依附于苏联[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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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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