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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亨利·胡佛

1920年至1933年美国第一夫人

卢·亨利·胡佛（英语：Lou Henry Hoover，1874年3月29日—1944年1月7日），中文名为古鹿[注 1]，是美国慈善家、地质学家，1929年至1933年间担任美国第一夫人，是总统赫伯特·胡佛之妻。她一生活跃于社区组织和志愿团体，曾于1922年至1925年以及1935年至1937年领导美国女童军。她也支持妇女权利和妇女独立。同时，她精通多国语言，能流利地说汉语，曾与丈夫合作翻译由16世纪学者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以拉丁语撰写的采矿和冶金手册《论矿冶》。

卢·亨利·胡佛
Lou Henry Hoover
1925年
美国第一夫人
任期
1929年3月4日—1933年3月4日
总统赫伯特·胡佛
前任格雷丝·柯立芝
继任埃莉诺·罗斯福
个人资料
出生卢·亨利
(1874-03-29)1874年3月29日
美国艾奥瓦州滑铁卢
逝世1944年1月7日(1944岁—01—07)（69岁）
美国纽约州纽约
墓地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政党共和党
配偶赫伯特·胡佛（1899年结婚）
儿女
学历
宗教信仰
签名

胡佛在艾奥瓦州滑铁卢出生，幼时于当地长大，之后辗转于德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她先后就读洛杉矶师范学校、圣何塞师范学校、斯坦福大学。她更是首位取得斯坦福大学地质学学士学位的女性。在校期间，她认识了同样修读地质系的赫伯特·胡佛，很快地两人便堕入爱河。二人于1899年成婚，并于翌日乘船前往中国。然而，义和团运动在二人在华期间爆发，他们也被卷入1900年发生的天津之战。1901年，二人定居于英国伦敦。她时常宴请大批朋友，二人的家甚至成为侨民以及丈夫同行的聚脚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领导人道工作，援助战争难民。1917年，胡佛一家返回美国，并居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丈夫获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后，她也化身为助手，向民众推广保存粮食、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1929年，赫伯特就职美国总统，卢摇身一变成为第一夫人。在任期间，她履行着第一夫人的传统仪式义务，同时修改部分过时的社交习俗。有次，她按照惯例宴请所有众议员的妻子出席茶会；由于其中一名参加者为非裔美国人，因此她绞尽脑汁才令茶会得以顺利进行。事后，她的举动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人口诛笔伐。她在任内拒绝接受媒体正式采访，却定期上广播电台向公众演讲。此外，她还负责监督白宫的翻新工程，创造白宫家具史上首部完整的汇编，又为总统设计可供度假的瑞皮丹营地。她将自己白宫女主人的公众角色降到最低，并将身为第一夫人的时间投入到志愿工作中。

大萧条期间，胡佛政府在应对上备受批评，夫妇声誉因而受到负面影响。纵使她在期间做了大量慈善工作，但她认为无必要向民众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多以匿名方式提供援助，故此外界对此所知甚少。随着丈夫在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二人于1933年任期完结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她认为罗斯福在竞选时政治抹黑丈夫，导致他未能连任，因此对罗斯福政府持批判态度，甚至认为罗斯福推行的诸多政策违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与丈夫再度投身救援工作，共同向欧洲难民提供救助。1940年，夫妇二人一同搬到纽约居住。1944年1月，她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因急性心脏病发作而辞世。亲朋好友为她举行两场悼念仪式，及后遗体送返加利福尼亚州下葬。而在1964年赫伯特撒手人寰后，她的遗体改葬于艾奥瓦州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与丈夫合葬。

早年生活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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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29日，卢·亨利（Lou Henry）于艾奥瓦州滑铁卢出生[1]。她的父亲是银行家查尔斯·德拉诺·亨利（Charles Delano Henry），母亲是曾任教师的弗洛伦斯·艾达（Florence Ida Weed，旧姓韦德）[1]。她是家中长女，下有一位妹妹珍（Jean）[2][3]。她幼时于滑铁卢长大，之后辗转于德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定居[2][3]。她童年主要是在加州的惠蒂尔和蒙特雷度过[2][3]。小时候，父亲便培育她各类特长，教她应要热爱知识和户外运动，因缘际会下她学懂如何露营和骑马[1][3]。后来，她又学会了棒球、篮球、射箭[2]。除了运动，父母也教她诸如簿记和缝纫等实用技能[4]。虽然她的家庭名义上是圣公会教徒，但她有时会参与贵格会的礼拜仪式[4]。

1890年前，她一直在惠蒂尔的贝利街学校就读[1]。期间，她组织科学和文学社团，结交非裔美国人朋友，又因为热爱参加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而无视性别规范，以致她声名大噪[5]。在十岁时，她更成为校报编辑2024年12月。1891年毕业后，她入读洛杉矶师范学校（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专上教育[2][6]。在校期间，她成为狄更斯学会——以研究和收集动植物标本为主的社团——的成员[7]。后来她转学至圣何塞师范学校（现为圣何塞州立大学），并于1893年取得教师证书[2][6]。接受专上教育期间，她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她因为共和党的渐进主义纲领而决定加入，并大力支持妇女选举权[6]。

1893年大学毕业后，她在父亲的银行担任助理出纳员，同时担任代课老师[8][9]。翌年，她参与地质学家约翰·卡斯佩·布兰纳（英语：John Casper Branner）的讲座[10]。她对此学科深深着迷，于是报名参加布兰纳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课程，攻读地质学学位[10]。正是于此地，布兰纳向她介绍当时就读大四的赫伯特·胡佛[10]。两人均出身于艾奥瓦州，又对科学和户外运动有浓厚兴趣，很快便结下不解之缘[11][9]。他们的友谊不久后便发展成情爱[10]。她学习地质学的初衷是从事野外工作，但她和布兰纳都找不到愿意聘请女地质学家的雇主[12]。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她依然热爱体育，甚至在最后一年担任学校女子体育俱乐部主席[13]。1898年，她成为首位取得斯坦福大学地质学学士学位的女性，也是美国首批拥有此学位的女性[14][15]。完成学位后，她继续与布兰纳合作，以后者名义进行一些研究，又联络各地政府或学校请求他们把当地地质样本发送至斯坦福大学[15]。布兰纳赞扬她的举动令大学拥有世上最为完整的地质样本收藏[15]。另一方面，她在毕业后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义工，并在美西战争期间为美国士兵提供支援[16]。

结婚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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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和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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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于天津家门前的胡佛，摄于1899年至1900年间

1897年，赫伯特在澳洲觅得一份与采矿相关的工程工作[17][18]。临行前，他与亨利夫妇共进晚餐，后者非正式地同意他与卢之间的婚约[17]。二人一直维持着远距离恋爱关系[18]。次年，赫伯特获中国开平矿务局聘为总工程师；接受任命后，他以电报向卢求婚，上面写道：“经旧金山去中国。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17][19][20]卢答应了赫伯特的求婚[20]。1899年2月10日，两人在女方双亲的家中完婚[4][20]。与此同时，她还宣布改信贵格会，与其夫的宗教信仰一致[4]。由于附近没有贵格会聚会所，他们未能找到相关人士证婚[4]。于是，在一位与亨利夫妇私交甚笃的年轻西班牙裔罗马天主教牧师见证下，两人缔结世俗婚姻[4]。

婚后第二日，卢·胡佛与丈夫于旧金山登上汽船科普特号（英语：SS Coptic），前往中国[17][20]。途中，两人在檀香山的夏威夷皇家酒店（英语：Royal Hawaiian Hotel）度过短暂的蜜月[17]。二人也在航行途中把握时间，阅读大量与中国及其历史相关的书刊[21]。1899年3月8日，二人抵达上海，在浦江饭店住了四天[22]。丈夫在外工作时，她与一对传教士夫妇居于天津租界内；翌年9月，胡佛夫妇搬迁至属于自己的新居[23]。这座新居是她在探索租界时找到的，是栋附有游廊和瓦顶的西式砖房[4]。她大刀阔斧地改造房子，雇用家丁、车夫、园丁，安排室内装潢和购置家居用品[4]。夫妇二人也时常邀请朋友到访宅第[4]。她在中国定居期间开始学习打字，还购入一台打字机，与丈夫一同撰写有关中国矿业的科学文章[24]。她通过写作与实地工作的丈夫密切合作，例如：帮助丈夫撰写报告，翻译与中国矿业相关的欧洲出版物，协助编制世界各地《矿业法》目录、好让丈夫交予中国官员[25]。另外，她曾在当地商店看到明代瓷器，并甚为欣赏，从而引发她在空闲时间收集古代中国瓷器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更伴随她一生[4][14][25]。

义和团运动在二人在华期间爆发[18]。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演变成针对居住在华外国公民的敌对行动[18]。鉴于义和团仇外，赫伯特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一再恳求妻子离开，但卢坚持留下[18]。1900年天津之战期间，她协助把当地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转变为临时医院，自告奋勇照顾伤员，又负责粮食配给等[26]。丈夫则号令其他人在街上堆砌街垒，又组织守备部队来守卫路障[26]。在坚守期间，她每日下午都会骑着脚踏车向哨兵运送补给，并佩带手枪作为自卫武器[26][27]。某日，她在骑行期间，一颗子弹击中脚踏车的轮胎[26]。另一次则发生在她家中；当时她正在家玩着接龙，突然发生炮击，一枚炮弹击中她家后院，另有一枚则落于大门前，但她却在炮击结束后平静地回到游戏桌，甚至神态自若地建议来探望她仍否安好的记者们一同去品茶[26]。危机结束后，她在北京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死讯”，远在美国加州蒙特雷的报章也有类似报导[26][28]。1900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告一段落后，二人动身前往英国伦敦，就控制中国矿场一事预备谈判[27]。1901年，二人与卢的妹妹回到中国，并在当地逗留数月[29]。

定居伦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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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胡佛

1901年11月，在赫伯特成为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 Co.）合伙人后，夫妇二人便定居于英国伦敦[26][30]。他们的工作足迹遍及多个国家，包括西欧诸国、澳洲、缅甸、锡兰、埃及、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14][26]。由于丈夫的工作需要，二人时常要到访不同国家；而在诸多交通工具之中，胡佛花了大部分时间在乘坐汽船方面[26][31]。由于他们乘坐的是汽船头等舱，因此旅途相对舒适[31]。在长达数月的航行中，她主要依赖两项活动来打发时间，一是阅读各种书刊，另一则是以便携式茶具和桌子与其他旅客交流[31]。值得一提的是，儿子小赫伯特·胡佛（英语：Herbert Hoover Jr.）（1903年出生）和艾伦·胡佛（英语：Allan Hoover）（1907年出生）亦有陪同父母周游列国[28][30]。

1908年，在赫伯特出任公司的独立顾问后，胡佛夫妇变得非常富有[30][32]。胡佛在地质学方面拥有的专业知识，使得她能够参与丈夫及同事之间的商务交流，而她非常享受这一过程[33]。他们在规范现代采矿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商业伦理方面：除了确保矿场管理层有当地人才参与，还改善工人处境[28]。当他们停留在伦敦时，胡佛时常宴请大批朋友，二人的家甚至成为侨民以及赫伯特同行的聚脚点[34][35]。定居伦敦期间，胡佛夫妇乐善好施，她更会留意家中佣人，在他们困难时伸出援手[36]。她在1908年加入妇女社团总联合会（英语：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在伦敦的分支机构——美国妇女会（Society of American Women），甚至于1910年至1914年出任该会的副主席[32][36]。而在1912年，她也加入组织“穷人之友”（Friends of the Poor），直接与穷人打交道，并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32][36]。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胡佛夫妇已回流美国一段时间，甚至已经在加州购入物业，准备长居当地，好让儿子接受美式教育[37]。1914年秋季，当他们打算预约卢西塔尼亚号的船票返美时，却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转而参与伦敦的救援工作[38]。二人分工合作，赫伯特大洒金钱来协助滞留欧洲的美国游客乘船返国，卢则负责安抚女性和小孩，并负责他们的饮食和住宿[37][38]。她还重组美国妇女会，把它转变为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以便运送滞留在英国的美国人返国[37][39]。尽管战争期间横渡北大西洋十分危险，但她依然定期往返美国发表演说，并为救援工作筹集捐款[32][37]。她在难民援助方面的参与备受肯定，使她能够加入美国救济委员会（American Relief Committee），成为唯一一名女性成员[40]。她同时担任美国妇女救济委员会（American Women's Relief Committee）的主席[40]。当赫伯特获委任为比利时救济委员会（英语：Commission for Relief in Belgium）主席、领导比利时难民的救援工作时，卢也积极参与其中，包括游说加州居民支持丈夫的粮食援助计划，以及利用丈夫的办公室收集粮食运往比利时[38][41]。战争期间，她曾在佩恩顿建立一所红十字会医院，照顾受伤的英国士兵；在伦敦铁路车站设立免费食堂，供士兵填饱肚子；建立针织缝纫厂，为流离失所的妇女提供就业机会；向比利时捐款并在当地建立医院[37][42][43][44]。随着人道主义工作日渐增多，她发觉自己负责的项目过多，不得不把部分委派给其他妇女[45]。1919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向她授予利奥波德勋章，以表彰她的努力和贡献[14][46]。

1917年1月，胡佛一家返回美国[37][47]。同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赫伯特为食品管理局局长，在战争期间确保粮食储备充足[43][47]。5月，胡佛一家搬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居住，夫妇将工作重心由伦敦转移至华盛顿[37][43][47]。二人同样合作无间：他们一同向民众推广保存粮食、节约粮食，前往各地发表演说，并指此举能协助国家把足够粮食运往身处前线的美军和盟军部队[43][48]。胡佛曾经安排斯坦福大学在加州帕罗奥图为她和丈夫建造住宅，但公众认为此举与人道主义工作不相关，有自私自利之嫌，最终她将该项目延迟至战后[49]。战争促使成千上万的妇女来到华盛顿担任公务员[49][50]。这些妇女经济拮据，职场危机意识不足，促使胡佛成立食品管理俱乐部，向在食品管理局工作的她们提供居所和食物[43][50]。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她甚至在俱乐部提供医疗服务[51]。她动用自己的资金来买单，虽然说成是贷款，但拒绝妇女们偿还，反而要求她们还钱给其他有需要的人[52]。战后，她在美国继续募款工作，丈夫则在欧洲管理救助工作[53]。

内阁阁僚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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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胡佛

1921年3月，赫伯特受命商务部长（英语：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Commerce），胡佛一家重返华盛顿[53]。胡佛凭借著作为女主人的经验，她把新居从老房子改造成华丽的社交地，藉以款待丈夫的同事以及议员，好让丈夫能够在这座城市建立人际关系[53]。根据传统，内阁成员的妻子会在社交季节互相拜访，或是留下名片；胡佛对此不屑一顾，拒绝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活动上，并说服其他夫人放弃老旧习俗[44][54]。身为内阁成员之妻，胡佛并没有活跃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倒是把精力投入在不同的新兴妇女组织，例如美国女童军、营火女孩（英语：Camp Fire (organization)）、妇女社团总联合会、美国女性选民联盟[54]。另一方面，她强调自己和丈夫的工作并不相同，认为媒体在采访时应聚焦在她有份参与的公共活动上，并拒绝回答与丈夫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55]。在卡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后，胡佛与新任第一夫人格雷丝·柯立芝便成为密友[56]。两人开始了在复活节交换鲜花的传统，其后胡佛更邀请柯立芝参加女童军活动[56]。

胡佛在1917年开始参加女童军，希望延续她在战争期间开始的儿童救助工作[57]。在1917年1918年间，她出任女童军的署理总监[58]。而在1922年至1925年间，她更成为女童军会长[59]。她在女童军套用“从后领导”的管理哲学，并建议团长“不要忘记欢乐”[60]。因应胡佛所推行的改革，以及她本人的受欢迎程度，导致女童军会员人数和可用资金均显著上升[61]。她说服第一夫人伊迪丝·威尔逊接受女童军名誉会长的职位；自此，所有第一夫人都会遵循这项传统，出任名誉会长一职，她本人在成为第一夫人后也不例外[58]。为了协助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孩，她创办“独立童军”（Lone Scout）计划，让这些女孩可以在没有童军团的情况下参加所在地区的活动[62]。此外，她还在华盛顿和帕罗奥图成立童军团，打着种族融合的名号，招收白人和非裔美国人[14]。

胡佛一直对户外活动感兴趣，又关注年轻女性的身体健康[30]。1922年，她开始与美国业余运动基金会（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oundation）合作，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直到其丈夫在1928年当选总统为止[63]。而在1923年，她当选基金会副会长，更是该组织中唯一一位女副会长[30][64]。由于男子运动过度强调竞争而缺乏气节，又没有优先考虑运动员的福祉，加上其他因素，促使她在在任期间创立了女子分部，以研究、促进、改善女性体育训练问题[65][66]。她认为运动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并希望看到所有年轻女孩都能参与运动[67]。她套用参与女童军时的做法，运用筹款技巧，扩大增加组织的资源[68]。在她的领导下，女子分部的存在时间比男子分部更长久，甚至对女子运动带来广泛影响[66]。

当赫伯特成为192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候选人时，卢并不赞成他积极竞选，而赫伯特在妻子在场时也会避免谈论政治[69]。尽管她会陪同丈夫参加竞选活动，但她拒绝评论大选，也拒绝说任何可能会被认为带有政治含义的话[70]。与前几次相比，1928年大选候选人的配偶备受大众关注[71]。当赫伯特获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她发现自己时常被拿来与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之妻凯瑟琳·史密斯（Catherine Smith）比较[71]。凯瑟琳·史密斯是都市人，信奉天主教，而且据称是个酒鬼，这些因素均令部分不能容忍这类习惯和信仰的选民讨厌其夫[71]。与史密斯相比，胡佛性格沉着，学历高，运动能力强，且游历丰富，因而更受选民欢迎[71][72]。在赫伯特坐上总统宝座后，卢陪同他前往拉丁美洲进行友好访问[73]。

美国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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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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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理查德·马斯登·布朗绘制的肖像油画

胡佛在担任白宫女主人时，未有如同她在参与非政府组织时如鱼得水[74]。她并不热衷参与华盛顿的社交活动，除非按照她自己的条件来举办[74]。挑剔的公众和华盛顿的社交名流因而认为第一夫人没有吸引力，也不时髦[75]。另一方面，随着胡佛家族的声誉在大萧条期间下降，她的社会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74]。身为第一夫人的她未有把公开展示放在首位，也未有像昔日的第一夫人一样，在快将上任时添置新衣服或学习新语言[76]。她对人民抱有严格的责任感，并喜欢参与或至少阅读许多白宫正式事务[77]。另一边厢，她尽忠职守地履行传统仪式义务，同时也希望修改部分社交习俗[78]。在1930年的白宫新年招待会（英语：White House New Year's Reception）上，总统夫妇向大约9000名前来造访的公众握手致意；根据赫伯特的回忆，他当时曾劝告妻子稍作休息，但她依然坚持继续[79]。之后，二人决定取消新年招待会，以免为总统带来太大压力，惟卢反对一并取消其他正式招待会，因她认为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78][79]。按照白宫规矩，孕妇禁止参与餐后庆祝活动；胡佛认为这种做法没有必要，于是终结了这项规定，并邀请孕妇参加相关活动[75][78]。

胡佛夫妇极为好客，时常在午餐和晚餐期间邀来客人用餐[80][81]。在某些时候，白宫工作人员还得准备额外茶水，以招呼不断涌入白宫的客人：例如在某次宴会上，按照原定计划只有约200人出席，但由于总统夫妇在最后一刻仍然邀请他人，导致客人大增至500人，工作人员须赶忙外出采购才能提供足够餐点予所有宾客[81]。昔日，白宫女主人在宴请宾客时，甚少会基于政治原因；不过，胡佛会出于政治原因而邀请客人，为未来的第一夫人树立先例[82]。上任伊始，胡佛便大洒金钱（先动用国会分配的资金，再以其夫的个人资金加以补充），以确保白宫拥有“最好的一切”[81]。她邀请多位著名音乐家到白宫演奏，以表达对音乐的热爱[83]。此外，她还创先河地邀请客座音乐家为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演奏，而这一传统至今仍然持续：在1931年4月，她让朋友米尔德雷德·迪灵（英语：Mildred Dilling）在国宴后，为暹罗国王拉玛七世演奏[84]。大萧条期间，她停办奢侈的白宫社交活动，穿着朴素，又向美国女性发话，希望她们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与他人合作，甚至在自己的社区内进行以物易物[85][86]。

1929年，非裔美国人奥斯卡·斯坦顿·德·普里斯特（英语：Oscar Stanton De Priest）当选众议院议员；按照惯例，第一夫人会在白宫举行茶会，邀请所有众议员的妻子出席，当然包括德·普里斯特的夫人——同样是非裔美国人的杰西·德·普里斯特（英语：Jessie De Priest）[87][88][89]。胡佛负责策划活动以确保成功：她把茶会分开数天举行，安排德·普里斯特夫人与其他不带偏见的议员夫人在一起，又提醒白宫保安人员德·普里斯特夫人将会出席活动，而非禁止进入白宫[87][90][91][92]。在她的精心策划下，加上活动事前未有大肆宣传，使得茶会顺利进行[89][87]。然而事件曝光后，胡佛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政客和报章编辑口诛笔伐：有报章社论宣称她“傲慢地侮辱”了南方和整个国家，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的州议会更通过决议谴责她在这宗事件中判断不当[75][93]。虽然备受批评，但她依然坚信自己没有做错决定，因为她的行动只是为了公平对待议员妻子，并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和礼貌[87][94]。后来，总统夫妇邀请其他非白人音乐家在白宫演奏，其中包括成员全为黑人的塔斯基吉大学合唱团，从而巩固这一先例[94][95]。

管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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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伉俪，摄于1929年

担任白宫女主人时，胡佛也负责监督白宫的翻新工程，并为总统官邸引入世界各地的艺术品，以及历史家具[96]。她与上一届政府成立的委员会合作装饰白宫，但有时她会拒绝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而是自行修改[97][98]。她又自费聘请助理，并在专家的帮助下，为白宫内的家具编目，创造了白宫家具史上首部完整的汇编[96][99][100]。另一方面，她在白宫内重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詹姆斯·门罗的书房[14]。她命人到处搜罗相应时期的家具，收集两位总统使用过的家具和物品（包括林肯的工作桌），还命人制作了几件门罗时期的家具复制品，各自摆放在两间书房内[14][54][80][99]。后来，这两间书房分别改建为林肯卧室（英语：Lincoln Bedroom）和门罗室（后称条约室（英语：Treaty Room））[14]。她又在白宫安装电影放映机[97]。由于总统和她需要主持很多项目，经常在白宫举行会议，因此二人决定把白宫二楼大约一半的卧室改为客厅[101]。

为了让劳累过度的丈夫可以短暂逃离工作压力，又能躲避华盛顿的炎夏，胡佛开始物色理想的度假胜地[96][102]。最终，她决定选址于弗吉尼亚州麦迪逊郡，并负责设计后来被称为瑞皮丹营地（英语：Rapidan Camp）的地方[103]。后来，二人发现当地贫困不堪，儿童无法接受教育，于是他们在当地建立一所学校，并为孩子们聘请老师[96][103]。营地建成后便摇身一变，成为胡佛的“第二个家”，她几乎在此渡过每个周末[104]。值得一提的是，她在物色地点时是是骑马前往，其速度远超负责护卫的军方骑兵[104]。1930年，胡佛夫妇开展另一项慈善建设项目：在华盛顿建造贵格会聚会所（英语：Meeting House of the Friends Meeting of Washington）[105]。

胡佛夫妇与白宫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争论点。一些前白宫雇员曾撰写回忆录，批评总统夫人的某些做法[106]。胡佛要求工作人员不要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在夫妇穿过私人生活区的大厅时会响铃，示意工作人员离开该区域[80][107]。在管理白宫社交活动时，她坚持使用自己制定的手势来与员工交流，例如：她会把手放在头发上，意味着员工要宣布晚餐开始，又或者她会触摸眼镜，指示员工要清理桌子[81][103]。她还要求管家在用餐时保持肃静，不要对餐桌上的谈话表现出任何兴趣[108]。即使是稍微偏离预期的行为，例如在用餐时刮擦盘子或站立时失态，都有可能遭到责备[108]。尽管她很严格，但她也慷慨地对待员工，经常支付他们的食物和其他个人费用[109]。除了白宫的工作人员外，第一夫人还有专属的私人幕僚；胡佛有四名直接为她工作的女性，数量比任何一位前任第一夫人都多[110]。

政治和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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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左三）与五位内阁阁僚配偶的留影，摄于1932年

在丈夫担任总统期间，胡佛经常担任他的顾问[111]。在任期间，她遵循第一夫人的传统策略，拒绝接受媒体正式采访，不过仍会回答记者提出的即兴问题[14][112]。随着时间推移，她觉得记者时常歪曲报导，未能为公众带来真相；她甚至会把报导内的不准确之处摘下，并写下她看到时的反应，然后发送给撰文的记者[14][75][112]。她时常透过电台向公众演讲，她也是首位使用这种媒介的第一夫人[112][113]。她对自己的广播感到自豪，甚至在白宫内设立专用房，在内排练和练习演讲技巧[114]。这些广播措辞朴素平实，却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115]。除了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她也兼任义工和社会活动家，但参与次数明显减少[116]。话虽如此，她依然积极参与女童军活动，继续监督组织和其财务资源，甚至把它吹捧为在大萧条期间有助国家减轻痛苦的志愿运动之一[117][118]。另外，身为第一夫人的她同时成为艺术赞助人，尤其支持有抱负的音乐家[119]。她也会运用影响力，鼓励丈夫在政府中雇用更多女性，又支持一项在聘任公务员时不考虑申请人性别的行政命令[75]。她通常避免发表任何强烈的政治言论，或加入任何可能干扰丈夫施政的团体[14]。

大萧条期间，胡佛经常收到陷入困境的市民请求援助[120]。她会把每个有需要的人，转介予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当地的慈善组织、甚至是全国性组织的分会，以便他们都能得到适切的援助[120]。每当她无法找到可以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或善长仁翁时，她便会以匿名形式提供援助[120][121]。她不会刻意对外大肆宣扬自己所作的慈善工作，因此公众对她的善举所知甚少[103][122]。她经常透过代理人匿名汇款，这样受助人就不会联想到她的名字[121]。她十多个年迈的叔叔阿姨，以及丈夫的堂兄弟姐妹和亲戚，也只能在大萧条期间勉强维持生计，因此两人会定期向他们提供现金[14][123]。作为总统与贫穷人口之间的联系点，她展示出富有同情心的形象，与总统的冷漠形象形成鲜明对比[124]。她也与著名波兰钢琴家伊格纳齐·扬·帕德雷夫斯基合作举办音乐会，为美国红十字会筹款[14]。总统在这段时间的施政备受外界非难；胡佛对此感到愤慨，认为一位有爱心和乐善好施的男人不应受到如此批评[125]。她坚信丈夫是以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国家经济问题，为此她多番演说，呼吁公众关注志愿服务，又鼓励妇女投身志愿工作[126]。例如在1931年，她曾代表总统就业紧急委员会内的女性分部，透过电台向公众演讲，说明女童军的志愿活动能帮助大众渡过难关[126]。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她陪同丈夫竞逐连任，惟败于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96][127]。

晚年生活和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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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夫妇相继离世，二人遗体后获安葬于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1933年春天，胡佛一家离开白宫，然后穿越美国西部，回到加州帕罗奥图的家[14][128]。与此同时，胡佛仍然收到不少市民请求援助的信件，但数量相比她在任时少[128]。虽然她未有如丈夫一样希望重返政坛[129]，但她仍积极参与共和党妇女团体的活动[130]。1935年，她购买了丈夫在艾奥瓦州的祖屋，并开展修复计划[131]。同年，她重返女童军，再担任一年会长[132]。1937年，她参加救世军，筹备各式筹款活动[133]。她又于同年回到斯坦福大学，开展“音乐之友”计划，以吸引音乐表演者和教师加入学术界，鼓励和支持举办音乐会、讲课、音乐指导，长远目标是在校内成立音乐系[14][134]。1938至1939年间，她也支持大学针对女性而推出的物理治疗和复康培训课程，认为假若美国再度参与世界大战，这些女性便能派上用场，治疗受伤和残疾的美国士兵[14]。她在卸任后依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方式，六十多岁的时候更相约数位朋友，在喀斯喀特山脉进行为期数周的骑马之旅[13]。

胡佛不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施政方针，后来她更加入反罗斯福新政的亲美运动（Pro-America），甚至接受名誉副主席的头衔[14][13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与丈夫再度投身救援工作，共同向欧洲难民提供救助，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129]。她对中国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得悉日本侵略中国后感到愤怒[136]。尽管如此，她仍倾向孤立主义立场，希望美国能够置身事外，不要再被卷入世界大战[137]。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胡佛夫妇协助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竞选[137]。由于丈夫经常到纽约出差，因此二人决定搬到纽约，居住于纽约华尔道夫酒店[137]。1941年美国参战，胡佛先后协助红十字会和救世军筹集衣服[14][129]。另一方面，她请求女童军的年轻成员尽己所能，收集可用于制造军火的物资，并挨家挨户销售国防债券[14]。

1944年1月7日，在出席一场音乐会后，胡佛返回酒店并打算在晚饭前稍作休息，但在傍晚因急性心脏病发作而辞世[138][139]。大约在晚上6时多，赫伯特发现妻子倒卧在房内的更衣室，随即向她施行急救，又通知酒店和家庭医生[140]。惟于7时左右，赫伯特向在场人士宣布妻子已经返魂乏术[140]。亲朋好友为胡佛举行了两场悼念仪式[138]。首场设于纽约市的圣公会圣巴多罗买堂，以圣公会和贵格会仪式举行，超过1,500人到场致意，当中包括约两百名女童军[138][140]。另一场则于加州帕罗奥图举行，遗体也于当地的阿尔塔梅萨纪念公园下葬[14][138]。家人在她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许多未有兑​​现的支票，这才得知她在虽然大萧条期间向不少人民提供经济援助，但甚少把还款者的支票存入[14][141]。1964年赫伯特撒手人寰后，卢的遗体改葬于艾奥瓦州西布兰奇赫伯特·胡佛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与丈夫为邻[14][142]。

原则和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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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一名女童军交流的胡佛

在早年生活和和职业生涯中，胡佛未有在政治议题上发声[143]。她倾向于谈论超越党派的问题，而且她希望避免发表任何可能对她丈夫造成政治影响的言论[143]。为了与丈夫保持一致的立场，她除了妇女问题之外，鲜少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44]。虽然她支持民权并反对种族主义，但有时仍会受到普遍存在的种族成见影响（例如书信中会包含着一些瞧不起其他族裔员工的言论），而且她也不了解非裔美国人社区面临的问题[92]。在少数议题上她与丈夫意见相左，例子之一便是禁酒[111]。虽然她偶尔会喝葡萄酒和香槟，但她遵守禁酒令，不会在公共或私人场合向白宫客人提供酒精饮料，亦拒绝参加任何非法提供酒精饮料的活动[14][111]。

胡佛毕生致力于妇女事业；她提倡妇女就业，也鼓励家庭主妇在打理家务的同时，开创自己的事业[115]。她在豆蔻年华时便支持妇女事业，更在在校时期撰写了与该主题相关的论文[14]。她是多个妇女团体的成员，当中不少致力于支持妇女的慈善事业[36]。1920年，当“第十九修正案”实施、确保妇女选举权后，她宣称“妇女的责任延伸至公民义务”[145]。她斥责那些全职操持家务的妇女是“懒惰”，认为现代家居面积小，无需处理太多家务，完全不妨碍她们开展职业生涯[54]。她也批评那些有政治头脑的妇女只聚焦在儿童权利议题上，认为她们应更广泛地参与治理工作[143]。

胡佛是慈善事业和商业伦理的拥护者。从商时期，赫伯特公司有经理卷款潜逃，夫妇为了确保公司财政稳定，不惜动用二人的财富来填补空缺[28]。更甚的是，她会向逃犯的家人提供经济援助[28]。另一方面，她认为相比起公共援助计划，市民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的做法更为可取，甚至呼吁大众成为慈善组织的“非正式会员”[146]。她倾向淡化自己的成就，认为无必要向民众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多以匿名方式提供援助；直至在她离世后，人们发现相关记录，才得知她的善举[103][144]。她对宗教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实践比宗派认同更重要[105]。

当赫伯特出任食品管理局局长时，胡佛便开始推行节约粮食。为了铭记那些因战争而挨饿的欧洲难民儿童，每当胡佛夫妇主持筹款晚宴时，他们都习惯地留下一张空椅子予这些“看不见的客人”[53][147]。作为家庭主妇，她更身体力行；1918年，她邀请记者到家中进行特别采访——“与胡佛一家用餐”，并在记者面前展示她如何在不超出政府的建议下，在喂饱全家的同时又能做到减少粮食消耗[148]。另一方面，她鼓励美国人每周有一天不吃小麦，另一天不吃肉，向大众提供遵循这些准则的食谱，又呼吁他们自行种植、培育、收获农产品[14]。由于胡佛夫妇非常热衷于粮食管理，二人甚至被民众视为粮食节约运动的象征，世人更称他们的管理方式为“胡佛化”（Hooverize）[30]。

针对在总统沃伦·盖玛利尔·哈定任内爆发的茶壶山丑闻案，胡佛大胆呼吁政治问责[75]。她也因而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公共服务领域[75]。随着哈定政府丑闻迭出，她在1924年透过妇女社团总联合会，召开并主持全国妇女执法会议，呼吁女性加入执法机构[14][149]。身为第一夫人，她在酬恤金进军事件中向退伍军人匿名地提供食物饮料和毯子，但她反对向身体健全的退伍军人提前发放薪饷，理由是其他年纪太轻而无法参加战争、但同样需要经济补助的少年人更值得援助[14]。另一方面，她对政治批评高度敏感，反对丈夫担任总统的言论为她带来很大影响[14]。她在在任期间政治取向越发保守[88]。罗斯福在1932年击败丈夫成为总统一直是胡佛的心结，她认为罗斯福在竞选时政治抹黑丈夫，导致他未能连任[14]。因此，她对罗斯福政府持批判态度，还认为罗斯福推行的诸多政策违宪[14][88]。她在1935年发表政治演讲，提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和扩散为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带来威胁[14][135]。

外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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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中文签名

胡佛在上任第一夫人以前，便能够流利地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汉语五门外语[14][76]。她在婚后乘船前往中国时才开始学习汉语[4]。抵埗后，她接受一位中国基督徒学者的指导，最终所能掌握运用的汉字更远超过其导师[150]。她有时也会充当丈夫的汉语翻译，也会跟他练习中文，好让他能保有丁点中文水平[150]。当她希望在白宫公共场合与丈夫私下交谈时，她会用汉语与他对话[14][18]。她的中文名为“古鹿”[注 1]，英语拼写为“Hoo Lu”或“Hoo Loo”，取自她英文名字的发音[14][150][153]。她解释指，“Hoo”意指非凡、不顾后果，“Lu / Loo”则指鹿[150]。她也是迄今唯一会操流利汉语的第一夫人[152]。

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并精通拉丁语[14]。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期间，她发现了由16世纪德国学者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撰写的采矿和冶金手册《论矿冶》[154]。由于该书以拉丁语撰写，当中的技术词汇很难恰当地翻译，加上作者喜爱为新事物发明新的拉丁语单词，因此此书在当时几乎无法使用[154][155]。翻译此书须在语言学和科学上具备广泛知识，因此夫妇二人分工合作，卢负责拉丁语—英语翻译，赫伯特则运用他对矿物学的知识，根据他们从文本中辨别出来的内容，在实验室验证原作者的研究发现[38][154][155]。他们花了5年完成翻译工作[30]。1912年，夫妇自费出版了3,000册翻译本，其中一半赠予矿业学生和专家[154]。为了表彰他们的工作，美国采矿与冶金学会（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在1914年授予他们金牌[30][155]。胡佛夫妇将这本书献给布兰纳博士（即卢的启蒙老师），宣称“他教学所带来的启发不亚于他对科学的贡献”[156]。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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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21日，胡佛登上《时代》杂志并成为封面人物

胡佛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被视为家庭主妇（这对第一夫人来说很常见）和活动家[157]。由于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备受批评，她和丈夫的声誉都有受到影响[157]。她承担了二人在白宫内外工作的社会责任，她的个人魅力和策略也弥补了丈夫害羞但有时傲慢的名声，因而外界认为她对丈夫起了平衡作用[158]。锡耶纳学院研究所（英语：Siena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不时就第一夫人的表现向历史学家发起调查，而根据结果，胡佛在排行榜一直处于中上游位置[159][160]。

胡佛对于妇女议题感到兴趣，并会透过自己有份参与的组织来支持丈夫的政纲，为20世纪第一夫人的政治角色树立先例[161]。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她可能影响了丈夫就第5984号行政命令（即在聘任公务员时不考虑申请人性别）的决策[14]。虽然没有文件证明她有份参与游说，但这项命令的意图完全符合她对于性别平等的看法[14]。自1920年代开始，她便获多家大专院校颁授荣誉学位，例如密尔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伍斯特学院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多位前任第一夫人[14]。尽管胡佛和下任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外界经常把两人在政治参与和妇女议题上的共同做法相提并论[162]。事实证明，不论是胡佛的电台广播，抑或是罗斯福应用各类媒体的手法，两者表达自己看法的方式都十分相似[163]。

首本关于胡佛的传记由朋友海伦·B·普赖尔（Helen B. Pryor）撰写，并于1969年面世，题为《卢·亨利·胡佛：英勇的第一夫人》（Lou Henry Hoover: Gallant First Lady）[164]。由于赫伯特要求把妻子的著作文件密封，防止他人研究，因此学术界根本无法分析她的生平甚至在任时留下的历史名声[165]。虽则赫伯特于1964年离世，但直至1985年，这批尘封已久的文件才得以重见天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更多资料[157][165]。相比起其他著名美国人物，关于胡佛的文件极为全面，数量超过22万份，涵盖了她生命中每个重要时期[166]。由于她极为注重隐私，拒绝媒体关注，又会烧毁私人信件，令历史学家的研究变得复杂[158]。

胡佛夫妇的故居（英语：Lou Henry Hoover House）位于加州斯坦福，由二人设计；在卢辞世后，赫伯特把房子转让予斯坦福大学，供大学教授居住，后用作校长官邸[167][168]。另外，大学董事会为了纪念赫伯特·胡佛，而在校内兴建大楼，该栋建筑于1967年投入使用，后应当事人要求改以妻子的名字来命名[168]。两所学校以她为名，分别是建于1938年、位于加州惠蒂尔的卢·亨利·胡佛小学，以及建于2005年、位于艾奥瓦州滑铁卢的卢·亨利小学[14]。惠蒂尔学院也为了纪念她，而修建卢·亨利·胡佛纪念馆，并于1948年完工[169]。圣何塞州立大学在1960年建成六栋以红砖砌成的学生宿舍，其中一栋以她为名，但于2016年拆除[170]。女童军辖下的数座设施也以胡佛为名，例如位于新泽西州米德尔维尔（英语：Middleville, New Jersey）的卢·亨利·胡佛营地[171]，以及位于加州帕罗奥图的卢·亨利·胡佛女童军之家[172]。2017年5月，卢·亨利·胡佛雕塑公园在艾奥瓦州滑铁卢落成[173]。公园伫立了两座雕塑，其一刻画她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模样，另一则展现她在第一夫人时期的仪容[173][17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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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中文音译为“胡璐”[151][152]。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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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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