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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阿根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阿根廷的歷史複雜，時間從1939年二戰在歐洲戰場爆發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於德國和義大利的移民人士眾多，導致這兩個國家對阿根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且長期與英國抗爭狀態，導致阿根廷政府開始同情德國。[1]雖然存在內部爭端及受到美國加入同盟國的壓力，但因為阿根廷和德國關係密切，所以在二戰中仍長期保持中立。[2]最終，阿根廷出於同盟國的壓力，屈服於同盟國，在1944年1月26日，斷了與軸心國的關係，[3]並於1945年3月27日開始向軸心國宣戰。[4]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阿根廷
一份報紙宣布阿根廷於1944年1月26日與軸心國分裂。
國家阿根廷
日期1939–1945
活動1939年12月13日的拉普拉塔河口海戰
1940年5月的玻利瓦爾行動（英語：Operation Bolivar）
1943年6月4日的阿根廷政變
1943年11月4日的海默斯事件（英語：Operation Bolivar#Hellmuth Incident）
1944年1月26日切斷關係
1945年3月27日發佈戰爭宣言
1945年7月10日的U-530 事件（英語：German submarine U-530#7th patrol and surrender）

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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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時任阿根廷總統羅貝托·瑪麗亞·奧爾蒂斯，與前總統拉蒙·卡斯蒂略和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一樣都是協議聯盟（英語：Concordancia (Argentina)）成員。協議聯盟執政期間，阿根廷政治保守、經濟危機嚴重，協議聯盟還被指犯有選舉欺詐罪和腐敗罪，所以被稱為「臭名昭著的十年（英語：Infamous Decade）」。協議聯盟之前的阿根廷執政黨激進公民聯盟此時分裂為阿根廷青年激進力量（西班牙語：Fuerza de Orientación Radical de la Joven Argentina，縮寫FORJA）和馬爾塞洛·托爾夸托·德·阿爾維亞爾領導的激進黨兩派。阿根廷青年激進力量支持政變下台的激進派總統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而馬爾塞洛·托爾夸托·德·阿爾維亞爾領導的激進黨則支持協議聯盟（英語：Concordancia (Argentina)），而社會黨和進步主義民主是保守的。儘管共產黨最初與工會關係密切，但是會把蘇聯的利益列為優先事項。[5]儘管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同情英國，但內閣中仍有親德部長，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德國船隻襲擊向英國運送食品的阿根廷船隻。儘管如此，面對阿根廷政府的沉默，兩艘懸掛阿根廷國旗的商船維多利亞號和Río Tercero號在北大西洋遭到德國潛艇的魚雷襲擊。[6]

奧爾蒂斯總統於1940年7月請病假並再也沒有上任，於1942年辭職。

阿根廷軍隊高度親近乃至崇拜德國，這種情緒從19世紀以來一直不斷發酵，並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這種情緒不涉及拒絕民主制度，而是表現在對德國的軍事歷史（英語：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的欽佩。這種情緒與阿根廷強烈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後，促成了軍隊對二戰保持中立的立場。支持這一立場的論點包括歷史先例（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硝石戰爭中都保持中立）、對英國的仇視、以及不願讓阿根廷被外國脅迫加入無關阿根廷利益的「別國間的戰爭」。只有少數軍事領導人衷心支持希特勒。[7]由於從英國的進口減少，二戰小幅提振阿根廷經濟。阿根廷減少從英國進口貨物，改以本地生產滿足需求。這種現象在大蕭條期間已經有過先例。這也使得居住在農村或小村莊的國內人口大舉搬到城市中心。[8]

逐漸成長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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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衝突的發展，對戰爭的反應和立場變得更加複雜。主要政黨、報紙和知識分子支持盟軍，但副總統拉蒙·卡斯蒂略保持中立。患有糖尿病的奧爾蒂斯無法擔任總統，但沒有辭職。阿根廷對戰爭的立場引發了他們之間的爭端，其中卡斯蒂略比較佔優勢。[9]FORJA支持中立，並將其視為擺脫英國干預阿根廷經濟的機會。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將對抗第三帝國視為國際階級鬥爭的一大步。軍隊和部分民族主義者支持工業化，並提倡維持中立來反對聯合王國。甚至已經制定了入侵福克蘭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的計劃，但從未投入使用。[10]另一方面，由德國大使館資助的《埃爾潘佩羅報（英語：El Pampero）》支持希特勒。[11]

對卡斯蒂略保持中立的原因有多種解釋。其中一個觀點側重於阿根廷的中立傳統。有些人將卡斯蒂略視為民族主義者，因為他來自卡塔馬卡省，所以不受布宜諾斯艾利斯權力結構的影響，因此在軍隊的支持下，他可以簡單地挑戰加入盟軍的壓力。相反，類似的解釋認為卡斯蒂略根本沒有權力違背軍隊的意願，如果他宣戰，他將在軍事政變中被廢。第三種觀點認為，美國是阿根廷參戰的唯一推動者，而英國則受益於阿根廷的中立，因為它是牲畜的主要供應國。然而，這無法解釋親英派不斷要求宣戰的理由。[12]最有可能的是，這是英國外交和阿根廷軍隊願望的結合，而後者戰勝了親戰派。[13]

主要的親軸領袖是外交部長恩里克·魯伊斯·吉尼亞蘇（西班牙語：Enrique Ruiz Guiñazú），他在阿道夫·希特勒崛起期間與阿根廷駐柏林領事豪爾赫·阿穆查斯特吉（Jorge Amuchástegui）保持著密切聯繫，後者否認通過拒絕甚至吊銷猶太裔阿根廷公民的護照而引起爭議。[14]

社會主義眾議員恩里克·迪克曼（西班牙語：Enrique Dickmann）在阿根廷國會中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用以調查德國試圖奪取巴塔哥尼亞，再征服該國其他地區的傳言是否屬實。保守派眾議員維德拉·多爾納（Videla Dorna）聲稱，真正的風險是共產主義者的類似舉動，而FORJA認為德國入侵只是潛在風險，英國在阿根廷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則為既有問題。[15]

英國威靈頓候爵的外交使團締結了商業條約，這個條目中阿根廷免費向英國運送數千頭牛，上面裝飾著阿根廷顏色和寫著「好運」一詞。阿爾韋亞爾、報紙潘佩羅和FORJA批評了這一決定，因為阿圖羅·若雷切（英語：Arturo Jauretche）稱阿根廷的一些省份無法承受這樣的情況。[16]

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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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商船烏拉圭號於1940年5月27日被德國潛艇U-37攔截並鑿沉。[17]
 
維多利亞號於4月18日被德國潛艇 U-201給擊中。[18]

在日本攻打珍珠港和隨後美國向日本宣戰（英語：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希望每個拉丁美洲國家加入盟國，以產生全大陸的抵抗。[19]阿根廷拒絕遵守，這激發了對阿根廷的經濟制裁和封鎖。[20]然而，卡斯蒂略在珍珠港襲擊後確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21]

軍事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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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蒂略的任期將於1944年結束。最初，他安排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競選第二次總統，但胡斯托在1943年意外去世，迫使卡斯蒂略尋找另一位候選人上任，結果他決定由羅伯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英語：Robustiano Patrón Costas）參選。[21]軍隊不願意支持確保科斯塔斯獲勝所必需的選舉舞弊，也不願意繼續維持舊有保守政策和冒著打破中立的風險。一些將軍的反應是創建一個名為聯合軍官小組（英語：United Officers' Group）的秘密組織，以將卡斯蒂略趕下台。未來的總統胡安·裴隆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但不支持早期政變，而是建議推遲推翻政府，直到策劃者制定進行必要改革的計劃。如果證實了選舉中確有舞弊，那麼政變將在選舉臨近時發生。不過有關計劃因戰爭部長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可能被免職而提早執行。[22]

尚不清楚科斯塔斯是否會保持中立。一些軟弱但支持英國及其與結盟派關係的聲明可能暗示了以下立場：如果他成為總統，即宣戰之時。[23]

1943年6月4日發生了推翻卡斯蒂略的軍事政變。它被認為是臭名昭著的十年的結束和1943年阿根廷政變的起點。阿圖羅·羅森（英語：Arturo Rawson）作為事實上的總統掌權。政變的最初幾天令人困惑，德國大使館官員因擔心這是同盟軍的政變，而燒毀大使館內的文件，而美國大使館則認為這是得到軸心國支持的政變。[24][25]

羅森於6月5日會見了英國大使館的一名代表，並承諾他將中斷與軸心國的關係，並在72小時內宣戰。這一轉變激怒了共和黨，羅森對他的內閣的選擇也是如此。導致發生了新的政變，最終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取代了羅森。[26]因此，羅森成為阿根廷歷史上任期最短的非臨時總統。[27]

1943年的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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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宣布1943年的政變開始的報紙。
主條目：1943年阿根廷政變

卡斯蒂略在同年6月4日的一場政變被推翻，他的倒台象徵著臭名昭著的十年的終結，而新上台的則是阿圖羅·羅森（英語：Arturo Rawson）。新政府採取了漸進和反動政策。為熱門產品規定了最高價格，降低了租金，取消了查多比夫工廠的特權，並取消了住院費。[28]另一方面，當局干預工會，關閉共產黨報紙《拉霍拉》，並在學校實行宗教教育。胡安·裴隆和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受到戰爭部的歡迎，並促進了國家與工會之間更好的關係。[29]

共產黨贊同蘇聯的外交政策。因此，它支持中立，並根據德國和蘇聯之間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反對英國在戰爭初期對阿根廷的影響。巴巴羅薩行動的開始和隨後蘇聯參戰改變了這種態度。共產黨人開始支持戰爭，並停止支持當地英國的工廠再次罷工。這一轉變使得工人不再支持共產黨，改向支持庇隆和新政府。[30]

結果，共產黨轉而反對政府，認為政府支持納粹。裴隆反駁了共產黨的抱怨，聲稱「他們尋找的藉口是眾所周知的。他們說我們是納粹分子，我宣布我們遠離納粹主義和任何其他外國意識形態。我們只是阿根廷人，首先想要阿根廷人的共同利益。我們不再想要欺詐，也不想再要謊言。我們不希望那些不工作的人與那些工作的人生活在一起」。[31]

政府與美國進行了外交討論，阿根廷請求飛機、燃料、船隻和軍事硬體。阿根廷外交部長塞昆多·史托尼（英語：Segundo Storni）認為，雖然阿根廷沒有參加戰爭，但它仍然更接近同盟軍，向他們送去食物，直到那時軸心國還沒有對該國採取行動，為宣戰辯護。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回答說，阿根廷是唯一一個沒有破壞與軸心國關係的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的食品以有利可圖的回報出售，美國軍事硬體是針對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的，其中一些國家正面臨比阿根廷更嚴重的燃料短缺。史托尼在這次拒絕後辭職了。[32]美國採取了進一步措施來增加對阿根廷的壓力。所有涉嫌與軸心國有聯繫的阿根廷公司都被列入黑名單抵制，新聞紙的供應僅限於親盟國報紙。美國的電器、化學物質和石油生產基礎設施的出口停止了。他們沒收了四十四家阿根廷公司的財產，停止定期貸款。赫爾想削弱阿根廷政府或迫使其辭職。在外交和經濟壓力之間，而不是公開宣布對阿根廷的戰爭，他選擇了前者，以避免擾亂對英國的糧食供應。儘管如此，他也認為這種情況是美國比英國對阿根廷施加更大影響的機會。[33]

美國還威脅要指責阿根廷參與玻利維亞的政變，以及密謀從德國接收武器，以面對美國本身或代理人巴西的潛在入侵威脅。然而，鑑於德國在1944年的形勢不佳，它不太可能提供此類武器。拉米雷斯召開了一次新的政府會議，並同意於1944年1月26日中斷與軸心國的外交關係，但是並未宣戰。[3]

關係的破裂在軍隊內部引發了動亂，拉米雷斯考慮將有影響力的法雷爾和庇隆都從政府中除名。然而，他們的派系發現了拉米雷斯的計劃。他們打破了GOU，以避免讓忠於拉米雷斯的軍隊知道他的陰謀，然後對他發動了政變。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於2月24日成為當時的阿根廷新總統。[34]

只要法雷爾堅持3月2日批准的中立政策，美國就拒絕承認他，兩天後美國與阿根廷斷絕了關係。溫斯頓·邱吉爾抱怨美國對阿根廷的嚴厲政策，指出阿根廷的供應對英國的戰爭努力至關重要，取消他們的駐外存在甚至會迫使阿根廷尋求軸心國的保護。英國外交試圖通過簽署一項涵蓋阿根廷的條約來保障阿根廷的糧食供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則試圖阻止這樣一項條約。赫爾下令沒收阿根廷在美國的貨物，暫停與她的對外貿易，禁止美國船隻在阿根廷港口停泊，並譴責阿根廷是「西半球的納粹總部」。[35]

此時，華盛頓正在考慮支持巴西對阿根廷的襲擊，而不是攻擊阿根廷本身。巴西駐華盛頓大使指出，布宜諾斯艾利斯可能被巴西空軍完全摧毀。這將允許阿根廷在沒有美國公開干預的情況下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將通過提供船隻和炸彈來支持巴西。[36]

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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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潛艇U-977在1945年8月向阿根廷海軍投降後停泊在馬德普拉塔

1944年8月的解放巴黎給阿根廷的親盟軍派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將這視為阿根廷政府可能垮台的預兆，並呼籲舉行新的選舉。支持巴黎的示威活動很快演變為反對政府的抗議活動，導致與警方發生衝突。[37]有傳言稱，一些阿根廷政客將在烏拉圭建立一個流亡政府，但該項目從未實現。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以類似聲明支持赫爾對阿根廷的主張。他還引用了邱吉爾的話，他說歷史將評判所有國家在戰爭中的作用，無論是交戰方還是中立國。[38]

到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紅軍占領了維斯瓦河-奧得河，逼近東普魯士，柏林本身也受到了攻擊。盟軍即將獲勝。阿根廷政府的強人庇隆預見到盟軍將主宰國際政治幾十年，並得出結論認為，儘管阿根廷成功地抵制了迫使其加入戰爭的壓力，但直到戰爭結束，保持中立將充其量迫使該國陷入孤立主義，或受到即將獲勝的大國發動的軍事攻擊。

赫爾辭去國務卿職務，由小愛德華·斯特蒂紐斯取代，要求阿根廷舉行自由選舉，對軸心國宣戰，消除納粹在該國的所有餘力，並與國際組織充分合作。裴隆同意了，德國組織也受到限制，親納粹的表現被禁止，德國商品被沒收。阿根廷商船隊奉命無視德國的封鎖。[39]這些措施緩解了與美國的關係。當盟軍進入法蘭克福時，阿根廷最終正式化了談判。3月27日，根據第6945號法令，阿根廷向日本宣戰，進而向日本的盟友德國宣戰。然後，FORJA與政府保持距離，但阿圖羅·若雷切一年後會理解原因。尤雷切認為，美國之所以反對阿根廷，是因為它認為納粹主義，拒絕宣戰，儘管中立是基於阿根廷的利益；當阿根廷實際上不會加入衝突時，宣戰不再事關阿根廷的利益。豪雷切承認，庇隆的實用主義對國家來說比他自己在戰爭結束前保持中立立場的理想主義觀點要好。[4]

幾天後（4月10日），英國、法國、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恢復了與阿根廷的外交關係。儘管如此，在羅斯福意外去世後，來自美國的對阿根廷的外交敵意重新浮出水面。羅斯福逝世後，哈里·S·杜魯門接任了總統的職務。斯普魯伊爾·布雷登（英語：Spruille Braden）大使組織了法雷爾和裴隆政府的反對派。[40]

軸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最後一場失利發生一個月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受到熱烈歡呼遊行。[41]在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結束日本投降的8月也發生了類似的遊行活動。[42]法雷爾宣布解除卡斯蒂略在1941年珍珠港襲擊後宣布的緊急狀態。[43]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阿根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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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阿根廷在戰爭期間是一個中立國，但有4,000名阿根廷人在三個英國軍隊服役。[44][45]將近750名阿根廷志願者在英國皇家空軍和加拿大皇家空軍服役，大部分在英國皇家空軍第164中隊（英語：No. 164 Squadron RAF）（外號阿根廷-英國中隊），[46]其盾徽承載著五月太陽和座右銘「Determined We Fly（Firmes Volamos）」。[44][47]

莫琳·鄧洛普（英語：Maureen Dunlop de Popp）出生於基爾梅斯，她離開了父母，加入了航空運輸輔助公司（ATA）（英語：Air Transport Auxiliary）。它記錄了超過800小時的服務，包括噴火戰鬥機、蚊式轟炸機、P-51戰鬥機、霍克颱風（英語：Hawker Typhoon）和包括威靈頓轟炸機和蘭開斯特轟炸機在內的轟炸機運送到前線英國皇家空軍車站。在離開梭魚式魚雷轟炸機後，她於1942年9月16日出現在圖片郵報（英語：Picture Post）的封面上，並成為戰時的替身。鄧洛普戰後返回阿根廷，並繼續擔任商業飛行員，他也為阿根廷空軍擔任飛行員並接受過培訓。她後來和丈夫一起在他們的種馬場「米拉·勞肯馬場」飼養純血阿拉伯馬。[48][49][50]

從北大西洋到南太平洋，有近500名阿根廷人在皇家海軍服役。[51]許多人是特種部隊的一部分，如約翰·戈德溫（英語：John Godwin (Royal Navy officer)）。

盎格魯-阿根廷社區的許多成員也自願擔任非戰鬥角色，或努力為英國軍隊籌集資金和用品。阿根廷的盎格魯-阿根廷人聯誼會籌集資金為英國皇家空軍購買飛機。2005年4月，英國皇家空軍在倫敦丹麥聖克萊蒙教堂舉行了特別的紀念儀式。[45]

2015年5月9日，阿根廷志願隊隊長肯尼斯·蘭利·查尼DFC（西班牙語：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United Kingdom)） & Bar（Kenneth Langley Charney DFC & Bar）的遺體被送回並埋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英國公墓。查尼於1920年出生在阿根廷基爾梅斯，1982年在安道爾去世。[52]

納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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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有一個龐大的德裔阿根廷人社區，這是19世紀移民的結果。在二戰爆發前阿根廷亦存在著一個由德國大使掌控的、組織嚴密的親納粹力量。20世紀40年代末，裴隆政府默許一些在納粹德國崩潰後逃離歐洲的戰犯入境。逃往阿根廷的納粹逃犯人數超過300人。1960年5月，「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策劃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摩薩德綁架，並在以色列受審，於1962年被處決。[53]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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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1年巴斯大道的盛大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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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6月22日由 U-202 在紐約附近沉沒的阿根廷輪船里奧特爾塞羅號（Rio Terc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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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科爾多瓦的埃米利奧奧爾莫斯大道。
  •  
    1945 年，美國駐阿根廷大使斯普魯伊·布雷登等人。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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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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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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