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弈史
博弈即賭博,是人類最容易上癮的行為之一。賭博的工具可以是動物,有鬥雞、鬥鵪鶉、鬥畫眉、鬥鷦鷯、鬥蟋蟀以及鬥鴨、鬥鵝,還有賽馬、走狗等。也可以是棋牌類,如:六博、樗蒲、塞戲、彈棋、圍棋、馬吊、麻將、押寶、花會、字寶等。
许慎《说文》载:“古者乌曹作博。”乌曹是夏桀的臣子。最早在夏桀時,即發展出六博的遊戲,《说文》稱:“(六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簙。”
《史記·殷本紀》上說,武帝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1]
春秋戰國
编辑《列子·说符》载,大梁虞姓富戶好博戏,每日开设博局招赌,四方赌徒闻风而来。
《史記·蘇秦列傳》殷本紀载齐国临淄“臨淄之中七萬戶……其民無不吹笙、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踏鞠者。”。[2]
《穆天子傳》上說穆王「北入於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史記·宋微子世家》记载渭公與大夫南宫万在外狩猎时作六博戏,雙方發生衝突,渭公說南宫万曾作过俘虏,南宫万大怒,用六博盘砸死渭公。[3]
《左傳》載季氏鬥雞。
漢朝
编辑晉朝
编辑東晉謝安在淝水之戰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謝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不勝。安顧謂其甥云:‘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
唐朝
编辑唐朝流行葉子戲,是骨牌戲的一種。唐玄宗跟杨贵妃常玩“葉子戲”。《咸定錄》載“咸通以来, 天下尚之”。至明朝時成為「馬吊」,最終演化為「麻將牌」。
宋朝
编辑北宋初年禁賭甚嚴,在京城赌博者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蘇軾在《奏議十四·乞降度牒修定禁軍營房狀》中指出:京城有「櫃坊百余戶」、「招軍民賭博」。宋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錄》載「中作夜場」,以「賭賽輸贏」。
《宋史·賈似道傳》:“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 ”元兵南下,宋宋岌岌可危,“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
遼、金
编辑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
明朝
编辑明朝盛行馬吊,王崇簡《冬夜箋記》說:「士大夫好之(馬吊),窮日累夜,若痴若狂。」文人士子多熱衷此道,馮夢龍還寫有《馬吊牌經》。吴伟业的《绥冠纪略》认为明朝亡于马吊。
清朝
编辑《大清律例》中规定:“反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月”:凡民人“开场诱引赌博,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康熙“莅位之初,即用为大禁。”“由是斗狠酗博之羌民,屏息而不敢出,内则五城衙巷市井之贼日稀,外则商旅恬安,宵行夜宿,少遭劫盗,田畴益治,并里宴眠”。
雍正時对赌博一再严禁,“日夜严缉”,史載“道路少响马及老瓜贼而商旅以宁,赌博及造赌具者渐已改业而家室以安”。
清人吴文晖曾写有《赌徒》一诗:“相唤相互日征逐,野狐迷人无此酷,一场纵赌几家贫,后车推鉴前车覆。”
咸丰時,孝钦皇后嗜赌,经常與诸王福晋聚賭。沈梓稱江浙一帶“咸豐年賭風大盛”。《寇難瑣記》亦稱「賭博之風,遍地盛行」。赵菁衫“嗜博成癖”,“一日不博,若荷重负”,赌技颇佳,“常胜不负,人至莫敢与角”[4]。
洪秀全定都天京,颁布《太平刑律》,规定赌博者处以极刑,当街绞死。
汪兆镛形容澳门的赌风:“赌馆林立,皆层楼崇敞,光怪陆离”。
同治、光绪年间,京师“遍九城皆有赌坊”。龔自珍嗜博,尤喜搖攤,“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5]。
蒲松龄曾说:“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一位賭徒名马书新,将家资赌尽。其妻之兄送她絮被,马又要以絮被作赌资。其妻不肯,被馬用铡刀砍死。
吳熾昌《續客窗閒話》卷七《鬥鶉》中說:「禽之善鬥者,有雞、有畫眉、有鵪鶉。鬥雞,古法也,而今亡矣。南人好鬥畫眉,北人好鬥鵪鶉,惟山右為甚。富室貴胄,遇有俊物,不惜重價購之。……示日開圈,鶉客麇集,挾資千萬。」
光緒年間有無名氏的《早回頭·勸戒賭博》道:「……見幾個為賭博家產敗盡,見幾個為賭博滅了人倫,見幾個為賭博與人拼命,見幾個為賭博昧了良心,見幾個為賭博提刀弄棍,見幾個為賭博黑夜撬門。世上人聽我勸回頭速醒,自古道久賭餓神仙難贏。」
中華民國
编辑魯迅在《偽自由書·觀鬥》裏說:「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閒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
1930年胡适写《漫游的感想》感叹道:“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閑,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