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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制片厂

中華民國國營電影製片廠

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厂或中制，中华民国国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1937年正式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1949年随中华民国国军迁至台湾，1995年停止电影拍摄。该厂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制片和抗日宣传机构，迁台后主要负责制作军事相关影片。

历史 编辑

初创时期 编辑

1933年9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成立，被视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1]1933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特别召见郑用之，授权由郑用之负责成立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南昌行营每月发给的经费是法币2800元，郑用之随即先建立了一个放映队和一个摄影队，郑用之任电影股股长，共12个人，负责拍摄有宣传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和照片。为配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政策，电影股以随部队到前线或到乡下放映电影为主。由于1930年代电影在中国仍非常罕见，进入闭塞落后的乡村和军队后便产生强烈的反响。此外，电影股还配合政治需要，拍摄了一些教育片、军事新闻片及剿共记录短片。[2][3][4]

1933年11月闽变爆发，电影股随军开赴福建工作。鉴于中华共和国政权有改换国旗、国号之举，电影股刻意在各电影院放映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遗像及蒋介石画像，同时播放中华民国国歌唱片。1934年，电影股以怒潮剧社演员为班底，完成反共剧情片《光明》的拍摄。随着国军在1934年取得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南昌行营于1935年2月撤销。电影股改由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管辖，随军迁往湖北汉口。到达武汉后，郑用之开始计划以电影股为基础，筹建武汉电影制片厂。该计划得到了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支持，经张学良批可，按月拨发5000元特别办公费用于电影制片厂筹建；20军军长杨森则将以每年只收一元的象征性租金，将自家位于汉口江岸的花园租给郑用之，用作电影厂筹建地。郑用之陆续向德国、美国订购全部有声电影的各项设备，汉口摄影场初具规模。[2][5][6]:78-79

电影股放映队在鄂、湘、赣等省城乡所放映的影片，以上海联华、明星两大电影公司由万氏兄弟所绘制的宣传抗日的卡通片为主，新闻纪录片则由电影股自行摄制。放映的作品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内容充满抗日意识和中国军民的民族义愤。为更好的为当地军民接受，影片解说词多采用鄂、赣等省口语。[2]

1937年，厂房建设完成；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郑用之亲率摄影师前往卢沟桥等战地，拍摄日军侵略行径和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的实况，编入新闻片中在各地上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后不久，很多原上海电影界的很多导演、演员均退到武汉，加入郑用之的团队，如联华电影公司首席导演孙瑜、艺华电影公司知名编导史东山、国立戏剧学校教务主任应云卫及明星电影公司名编导洪深、朱石灵等；知名演员高占非、魏鹤龄、何非光、中叔皇、郑君里、黎莉莉、舒绣文、王莹、吴茵等；摄影师王士珍与吴蔚云等；动画制作人万氏兄弟万籁声、万籁鸣等，作曲家刘雪庵，声乐家盛家伦等。为更好的承担中国抗日战争宣传工作，电影股正式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任厂长，罗静予为副厂长，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归郭沫若的第三厅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于1938年1月在武汉扩大改组而成，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人陈诚任部长，共产党人周恩来、第三党人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内负责文艺、宣传业务的是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下设三个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领导；第六处第二科主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郑用之兼领。同时，怒潮剧社改由中国电影制片厂管理。[2][3][4][6][7]:59

 
电影《八百壮士》剧照

郑用之组织了几支摄影队，分赴各主要战区，拍摄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平民区、人们扶老携幼逃难的情景，以及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大轰炸、忻口血战的镜头。这些短片被编成抗战特辑，在中国各地放映，对于促成全民抗战起到巨大的作用。[2]

从成立到撤出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3部抗战剧情片，包括3集《抗战特辑》、2集《抗战标语卡通》、4集《抗战歌辑》、5集《电影新闻》在内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片[7]:59。

重庆时期 编辑

1938年，由于侵华日军迫近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其所属的怒潮剧社[8]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9月27日正式迁至重庆，并选址纯阳洞重新建厂。1938年10月，初到重庆的中制厂雇佣大量民工，开始建设新厂。1939年上半年，第一批建筑陆续完工，有第一摄影场、办公楼、剪接室、洗片室、宿舍等。到1940年底，又陆续建成了卡通室、片库、第二摄影场、第三摄影场。1940年建成至1946年搬走，中制的建筑未有大的变动。1941年，因“市声嘈杂，不利于拍摄电影”，第二摄影场改建为抗建堂，1941年4月1日正式落成；同年演出《国贼汪精卫》时，在抗建堂西侧增建化妆室。由于落成时抗建堂的净高只有8米，不能满足吊顶式布景片的要求，1942年底演出话剧《蜕变》时，应导演史东山要求，舞台屋顶加高4米。1946年初，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往南京，纯阳洞原厂址因而闲置：由于用地归属不明确，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纯阳洞原厂址被重庆市话剧团接管。1990年代后，原建筑物逐渐被拆毁；至20世纪末，除防空洞外的所有十七座建筑全部被拆除。其中，抗建堂曾于1992年3月19日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但1996年仍被拆除[10]。1998年，在原址仿原貌修建了抗建堂。[11]

1938年12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设立据点，成立大地影业公司进行国语电影拍摄，曾先后完成了《孤岛天堂》和《白云故乡》两部故事片[7]:62。

1939年至1940年初，中制厂先后完成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等故事片，以及多部《电影新闻》、2集《抗战标语卡通》、4集《抗战歌辑》和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电影界在努力创造、摄制抗战电影的同时，展开了中国电影路线的大讨论[7]:61。1940年10月5日，“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在中制厂花园茶座举行[11]。

到达重庆时，中制厂已具有大量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对怒潮剧社的演出均倾力以赴。怒潮剧社在渝的首次演出时集体创作的《为自由和平而战》，由王为一导演；第二次演出为《中国万岁》，也是集体创作，应云卫导演，在重庆国泰剧院首演十天场场满座，休息一周后重演仍是场场满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时任政治部部长陈诚观看该剧后决定大幅提高怒潮剧社的经费，怒潮剧社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简称“中万”。[12]:280-281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摩擦渐趋表面化，政治部改由张治中担任部长，第三厅改组，自郭沫若、阳翰笙以下众多左翼分子被转入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而中制厂厂长郑用之则被张治中安排到美国好莱坞考察，吴树勋接任厂长。中国电影制片厂改组后，史东山出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2]:282-284

南京/上海时期 编辑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国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奉命迁往南京，并赴上海接收华影摄影厂，成立分厂并整建。1946年始，因军事单位重整编制，中制厂经过六次改隶，最后隶属中华民国国防部政治部，厂长罗静予、副厂长王瑞麟。此时中制厂以南京总厂专摄16毫米军教科学片，上海分厂负责剧情片摄制及发行。[4]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派于伶、钟敬之为军代表，接管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上海的摄影场，以及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并以此为基础于1949年11月16日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13]。

迁台后 编辑

中国电影制片厂-A摄影棚、录音室
位置  中华民国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400号
类型登录等级：台北市历史建筑
登录种类：产业
评定时间2017年6月3日
详细登录资料

中国电影制片厂人员迁台可追溯到1948年。1948年冬，因国民政府在徐蚌会战的失利[14]，首批人员奉命迁台并于1948年尾抵台湾基隆，1949年1月迁高雄冈山。首批人员至冈山后居住在从高雄要塞司令部协调借来的原在冈山驻防的日本宪兵队营房，即后来的光复新村。[15]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中国电影制片厂内所有主管皆逃跑，演员王玨主张将中制厂所有器材搬运到台湾；在他的组织下，中制厂三百多箱电影物资被装上12部军用卡车，运到上海虬江码头登船后，与第二批迁台的一百多名中制厂人员一起于1949年5月5日运抵高雄港。由于人数骤增，中制厂再向南部地方与军区商借桥头国小、五里林国小部分教室，以及冈山农校及原冈山宪兵营区广场，并向高雄驻军借数十顶帐篷搭在营区草坪。即使如此，仍有分不到房子的员工露天住在走廊。由于逃难的混乱，中制厂员工最初完全领不到薪水，只能靠在冈山沿街摆设地摊出卖衣物渡日，直到9月粮饷问题才得到解决。[4][15]

尽管受限于冈山营舍狭小、无法展开制片业务，中制厂于1949年6月以摄影、灯光器材及技术人员，支援万象影片公司拍摄了台湾首部国语影片《阿里山风云》。《阿里山风云》原本为上海国泰影业公司正取景拍摄的影片，由于上海易手，两岸断航，国泰影业负责影片发行和筹备台湾子公司的徐欣夫另组万象公司继续摄制[16][17]。1950年4月，中制厂改隶国防部政治部，经洽借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农教）台中制片厂厂房及器材，与农教合作摄制反共影片《恶梦初醒》，为台湾拍摄的首部反共剧情长片，也是中国公营片厂在台摄制的第一部作品[18]。[4]

1951年9月，中制厂奉国防部政治部命令迁厂至台北市北投原日军赛马场，即后来的复兴岗。1954年始搭建B摄影棚，1958年动工兴建技术馆，1961年片料库落成。1967年底，A摄影棚、行政大楼及员工宿舍相继竣工。其间1965年，梅长龄担任厂长，邀请李翰祥执导拍摄《扬子江风云》《缇萦》等片，为巅峰时期。1976年拍摄三台联播电视剧《寒流》[15]。1978年，片料库扩建为影片资料馆。1980年，因旧有设施陈旧、无法容纳彩色印刷设备，遂重建大型技术馆。1981年，技术馆与C摄影棚相继落成。自1963年至1967年，中制厂先后完成《春到人间》《故乡劫》《生死斗》《刘庄浴血记》《荒烟》5部黑白片。1968年起，摄制了如《扬子江风云》《成功岭上》《中国女兵》等彩色宽银幕影片。[4]

1995年，中制厂整编为国防部艺术工作总队编导技术组，停止电影拍摄，正式走入历史。1998年，中制厂胶卷全数转交国家电影资料馆。经国家电影资料馆馆员清点，共300多部剧情片、2400多部新闻片、400多部纪录片及近200部军教康乐片，于1999年1月5日运至新北市树林区忠爱片库。国家电影资料馆自2009年开始数位修复中制厂影片。[4]

2017年6月3日，“中国电影制片厂-A摄影棚、录音室”被认定为台北市历史建筑[19]。

主要作品 编辑

迁台前 编辑

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其前身政训处电影股、香港分厂大地公司在1949年迁台之前拍摄的剧情片[6]:88-89
年份 片名 编导 主要演员 制作机构
1934年 光明 王绍清 怒潮剧社演员群 政训处电影股
未详 巨棒 怒潮剧社演员群 政训处电影股
未详 瑞金 怒潮剧社演员群 政训处电影股
1938年 保卫我们的土地 史东山 舒绣文、魏鹤龄、何非光、戴浩 中制（武汉）
1938年 热血忠魂 袁丛美 黎莉莉、高占非、何非光、陈依萍、杜雷、任克、洪虹、凌风 中制（武汉）
1938年 八百壮士 阳翰笙、应云卫 袁牧之、陈波儿、张树藩、洪虹 中制（武汉）
1939年 保家乡 何非光 英茵、于飞、罗军、王珏 中制（重庆）
1939年 好丈夫 史东山 舒绣文、陈天国、刘梨、王珏、井森、沈若男 中制（重庆）
1939年 孤岛天堂 蔡楚生 黎莉莉、李清、蓝马、李景波、洪虹、姜明 大地（香港）
1940年 白云故乡 夏衍、司徒慧敏 卢敦、风子、江村、黎灼灼 大地（香港）
1940年 东亚之光 何非光 日本反战士兵29人、何非光、郑君里、张瑞芳、王珏、虞静子、杨薇、江村、孙坚白 中制（重庆）
1940年 胜利进行曲 田汉、史东山 陶金、田琛、郭寿定、张立德、罗军、孙坚白、杨薇 中制（重庆）
1940年 火的洗礼 孙瑜 张瑞芳、魏鹤龄、钱千里、项堃、黄田 中制（重庆）
1940年 青年中国 阳翰笙、苏怡 白杨、陶金、魏鹤龄、钱千里 中制（重庆）
1940年 塞上风云 阳翰笙、应云卫 黎莉莉、舒绣文、周伯勋、陈天国、王斑、周峰、吴茵、韩涛、李农、井森 中制（重庆）
1943年 日本间谍 阳翰笙、袁丛美 罗军、陶金、刘梨、王斑、王豪、何非光、江村、秦怡、虞静子、李青来 中制（重庆）
1944年 气壮山河 何非光 黎莉莉、王豪、王珏、宗由、王斑、田琛、钱千里 中制（重庆）
1944年 血溅樱花 何非光 黎莉莉、舒绣文、白云、陈天国、李健 中制（重庆）
1945年 还我故乡 史东山 陶金、钱千里、张翼、赵抒音、宗由、井森 中制（重庆）
1945年 警魂歌 寇嘉弼、汤晓丹 王豪、宗由、康健、王珏、田琛 中制（重庆）
1948年 万象回春 周彦、汤晓丹 穆宏、抒音、苏芸、寇嘉弼、田琛、房勉 中制（上海）
1949年 挤 周彦 东夷、宗由、田琛、寇嘉弼 中制（上海）

迁台后 编辑

年份 片名 导演 编剧 主要演员 备注
1951年 恶梦初醒 宗由 原著：铁吾
编剧：邓禹平 		 卢碧云、蓝天虹、威莉、黄宗迅、黄曼、王玨、傅碧辉、常枫、陈曼夫、李影 农教公司联合制作
1963年 春到人间 戴彭龄 丁衣 曹建、陈淑芳
1966年 故乡劫 张曾泽 尼洛 江绣云、欧威、张小燕、葛香亭、林玑、何玉华、孙越 该片获1967年第5届金马奖揭发共匪暴政特别奖，欧威获最佳男主角奖[20]
1980年 古宁头大战 张曾泽 贡敏 王羽、王道、梁修身、徐枫、陈星、陈秋霞
1982年 苦恋 王童 赵琦杉、小野、吴念真、谢定华 慕思成、徐中菲、古军、胡冠珍、归亚蕾、傅碧辉 根据白桦剧本《苦恋》改编
1982年 血战大二胆 金鳌勋 小野 秦祥林、王道、李小飞、唐威、戚冠军、柯受良、张翼
1984年 最长的一夜 金鳌勋 小野 秦祥林、王道、张翼、唐威、柯受良、金汉 《血战大二胆》续集
1987年 日内瓦的黄昏 白景瑞 刘玉瑾、兰观生 秦祥林、周丹薇、刘延方 根据张奕小说《破晓时分》改编

纪录片 编辑

中制厂曾入围或者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
年代 片名 导演 备注
1961年 今日金门 戴彭龄 1962年第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1][22]
1962年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国庆 熊光 1963年第2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3]
1964年 中华民国五十三年国庆 1965年第3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4]
1965年 武昌演习 1965年第3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4]
1966年 成功岭之歌 贡敏 1966年第4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5]
重庆演习 1966年第4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5]
高山仰止 1967年第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
1966年 国军运动会 贡敏 1967年第5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0]
大哉中华 1968年第6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6]
仁者寿 1968年第6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6]
1968年[27] 张大千的画 1969年第7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8]
光华演习 1969年第7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8]
河山并寿 1970年第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9]
人工脊椎体 1970年第8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29]
光辉的双十 1971年第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30]
万寿无疆 1971年第9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0]
中国海军蛙人部队 1972年第10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1]
风雨生信心 1972年第10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1]
陆军导弹部队 1973年第11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2]
敦睦演习   1973年第11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2]
烽火慈航 1974年第1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33]
1976年 庆祝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国庆 1976年第14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4]
武岭与慈湖 1977年第15届金马奖优等纪录片[35]
一代伟人   1977年第1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35]
飞向白日青天 1977年第1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35]
1978年 庆祝中华民国六十七年国庆 1978年第16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36]
枕戈待旦 1983年第21届金马奖入围最佳纪录片[37]
寻根   1983年第21届金马奖入围最佳纪录片[37]

参考资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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