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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萨洛尼基之围 (1422年－1430年)

（重定向自塞薩洛尼卡之圍 (1422年－1430年)）

塞萨洛尼基之围（1422–1430年）为奥斯曼帝国苏丹进攻塞萨洛尼基之战役。该战役的成功使得该城市被奥斯曼帝国所控制，直到1912年被希腊王国占领为止。

塞萨洛尼基之围
奥斯曼帝国于欧洲的征战的拜占庭－奥斯曼战争与威尼斯－奥斯曼战争的一部分
Photo of a medieval stone wall with towers, with a modern city and the sea in the background
位于塞尔迈湾的塞萨洛尼基东部城墙（摄于2012年）
日期1422年6月－1430年3月29日
地点
塞萨洛尼基与周边地区，交战范围包括加里波利及爱琴海
结果 奥斯曼胜利并占领该城
参战方
奥斯曼帝国（英语：Ottoman Greece） 拜占庭帝国（1423年9月为止）
 威尼斯共和国（1423年9月开始）
指挥官与领导者
穆拉德二世
布拉克贝伊
哈姆扎贝伊（英语：Hamza Bey）
锡南帕夏		 安德洛尼卡·帕莱奥洛戈斯（英语：Andronikos Palaiologos (son of Manuel II)）
威尼斯共和国 彼得罗·洛丹（英语：Pietro Loredan）
威尼斯共和国 凡蒂诺·米歇尔
威尼斯共和国 安德里亚·莫塞尼戈（英语：Andrea Mocenigo）
塞萨洛尼基的西蒙（英语：Symeon of Thessalonica）
穆斯塔法·切莱比（英语：Mustafa Çelebi）

早在1387年之时，塞萨洛尼基便已经开始由奥斯曼帝国掌控，直到1403年安卡拉战役后回归拜占庭帝国控制。1422年，在拜占庭决定支持穆斯塔法·切莱比（英语：Mustafa Çelebi）作为对他的伪敌对者后，穆拉德决定发兵袭击塞萨洛尼基。由于拜占庭方无法为该城提供人力与资源，该城统治者安德洛尼卡·帕莱奥洛戈斯（英语：Andronikos Palaiologos (son of Manuel II)）便于1423年9月将该城主权移交威尼斯，后者曾试图说服苏丹穆拉德二世承认其在该城的主权，但苏丹认为他们才是该城的主权拥有者，威尼斯方面则是入侵者，尔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对塞萨洛尼基进行包围，并偶尔会对城市进行直接攻击。与此同时，相关冲突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对方的巴尔干与爱琴海诸岛之一系列袭击，其中威尼斯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透过封锁加里波利附近的达达尼尔海峡对奥斯曼施加压力，但是收效均不彰。

对封锁很快便导致该城居民因饥荒而被迫集体逃出城市。此外，围城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威尼斯无法适当地供应和保护城市、威尼斯侵犯他们的习惯权利以及当地威尼斯官员猖獗的暴利行为，导致城市内逐渐形成了一股赞成投降的势力，并获广大民众的支持。该城市的大主教西蒙（英语：Symeon of Thessalonica）曾鼓励他的信徒们抵抗，然而到了1426年，由于威尼斯显然无法靠自己来确保和平，他们大多数都开始倾向于投降，藉以避免日后伴随着强行征服而将遭受的掠夺。雪上加霜的是，威尼斯试图寻找盟友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他的国家或政权要码不予理会，要码敌视威尼斯自己，要码已被奥斯曼帝国击败了。

历经多年来没有定论的协商后，双方准备在1429年进行最后的进击。当年3月之时，威尼斯便与奥斯曼帝国宣战，但即便如此，统治该国的保守商业贵族也没有对组建一支足以保护塞萨洛尼基的军队产生兴趣，更不用说强迫苏丹寻求和解了。1430年初，苏丹穆拉德集结兵力进攻塞萨洛尼基，并在1430年3月29日攻进该城。长年围困再加上历经洗劫后的塞萨洛尼基已经今非昔比，当地居民从原本大约40000名减少到只剩大约两千名，日后还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来进行大规模安置。最后威尼斯方于同年7月与奥斯曼缔结和平条约，并承认了新现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对抗逐渐演变成争夺阿尔巴尼亚控制权之竞争。

背景 编辑

更多信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战争
 
1410年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之地图。其中奥斯曼帝国与其他侯国以棕色表示；拜占庭帝国以粉色表示；威尼斯与其领地以绿色表示。

14世纪，新生的奥斯曼帝国于近东崛起，在征服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后，于1354年占领了加里波利，使得奥斯曼得以在巴尔干半岛得到立足之地。该地区的基督教势力，尤其是已然衰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软弱、分裂，使奥斯曼有了在该地区迅速扩张的机会（由奥斯曼自己与半独立的加齐进行）。到了1369年，奥斯曼占领了阿德里安堡──该城市为仅次于君士坦丁堡与塞萨洛尼基的拜占庭第三大城市。[1]而塞萨洛尼基──由当时的拜占庭王子，未来的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帕莱奥洛戈斯统治──则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1383-87年），[2]最后连同周遭的卡瓦拉与克里索波利斯（英语：Eion）一同投降。[3]

起初，投降后的城市只要上缴哈拉奇（英语：Haraç）人头税，就可换取完全自治权。然而1391年约翰五世·巴列奥略戈斯驾崩后，曼努埃尔二世躲过奥斯曼帝国的羁押并逃往君士坦丁堡，尔后，他被加冕为拜占庭皇帝，此行为激怒了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于是他将剩余的拜占庭领土尽数夷为平地，然后转而攻击克里索波利斯，后者曾受风暴袭击导致有大部分都被摧毁。[4]塞萨洛尼基此时再次屈服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他可能在历经短暂的抵抗之后，却被给予更加宽容的待遇：[注 1]尽管这座城市彻底被奥斯曼帝国控制，但基督徒居民和教会仍被保留了大部分财产，同时相关机构得以被保留。[8][9]

一直到1403年，塞萨洛尼基一直都在奥斯曼帝国手中，而在前一年，奥斯曼帝国遭遇了惨败：突厥化蒙古征服者帖木儿于安卡拉战役战胜奥斯曼军队并俘虏了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促使奥斯曼进入大空位期后，当时的曼努埃尔二世决定站在巴耶济德一世的长子苏莱曼·切莱比（英语：Süleyman Çelebi）这边。后者为了换取他的支持，与拜占庭签订加里波利条约，拜占庭皇帝得以重新收复塞萨洛尼基，包括其腹地的一部分、查尔西迪斯半岛以及斯特鲁马河与皮尼奥斯河之间的沿海地区。[10][11]

尽管该城再次由拜占庭统治，但塞萨洛尼基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题，塞萨洛尼基的当地贵族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广泛的特权（这在现代学者来看是相当于实际上的自治）：这是上个世纪拜占庭历史上几个城市所证实的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即中央权威的减弱和地方的离心倾向之显现，而就塞萨洛尼基来看，至少从14世纪中叶的狂热运动（英语：Zealots of Thessalonica）后，该城寻求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趋势就很明显，并在1382-1387年，曼努埃尔二世统治期间的自治政权中得到了加强。[12]是以，当该城回归拜占庭掌控之时，塞萨洛尼基和周边地区成为曼努埃尔二世的侄子约翰七世·巴列奥略戈斯的自治领地，在他于1408年死后，便由曼努埃尔二世的第三位儿子：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帕莱奥洛戈斯（英语：Andronikos Palaiologos (son of Manuel II)）即位，其中在1415年前，都有由德米特里奥斯·拉斯卡里斯·莱昂塔雷斯（英语：Demetrios Laskaris Leontares）在旁监督。在此期间，塞萨洛尼基出现一段相对和平的繁盛时期，而此时的奥斯曼内部正全神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内战，唯二的两场例外是1412（由穆萨·切莱比（英语：Musa Çelebi）进攻[13]）年与1416年（在穆斯塔法·切莱比（英语：Mustafa Çelebi）反穆罕默德起义期间[14]）的时候曾遭奥斯曼攻击。[15][16]当奥斯曼内战结束之后，该国对塞萨洛尼基的压力再次增加，就如1383-1387年的围城战一样：这导致了城内支持抵抗的派系（必要时在西欧（“拉丁人”）的帮助下），以及呼吁向奥斯曼帝国投降的派系间之意见发生分歧。[17]

第一次袭击与主权的更动 编辑

 
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与皇后海伦娜·德拉加什（右）及三位皇子：长子、共治皇帝约翰八世，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帕莱奥洛戈斯（英语：Andronikos Palaiologos (son of Manuel II)）与狄奥多尔

奥斯曼内战的最终胜利者穆罕默德一世与支持他的拜占庭帝国保持着良好关系，[注 2]然穆拉德二世的继任改变了局势，因为生病的曼努埃尔二世的继承人兼事实上的摄政王约翰八世·帕莱奥洛戈斯 将穆斯塔法·切莱比（英语：Mustafa Çelebi）设为穆拉德的竞争对手。在击败对手后，穆拉德决定要摧毁残存的拜占庭帝国，是以他于1422年6月10日围攻君士坦丁堡（英语：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22)）至9月6日，最终未能成功。[19][20]1422年6月，埃夫雷诺斯（英语：Evrenos）之子布拉克贝伊在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奥斯曼行军领主之协助下同时围攻塞萨洛尼基，并蹂躏了该城郊区和西哈尔西迪斯。[21][22]

据该城的大主教西蒙（英语：Symeon of Thessalonica）（于1416/17-1429年任职）称，他和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一直向君士坦丁堡求援，然而帝国的资源先然不足，并全神专注地解决自身问题，最终后者派出一个不知名之指挥官前来，但他既没有带兵，也没有带钱，他提议设立一个公民共同基金来支持军防，但是很快便遭到了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必然会首当其冲的富有贵族，平民百姓同样也不愿意出钱；而当奥斯曼帝国提出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时，这些平民只要在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离开了这座城市后，甚至会为了与奥斯曼帝国和解而不惜制造骚乱。[23]

那时，一群贵族可能在没有与君士坦丁堡咨询的情况下，说服专制君主请求威尼斯的协助：[24]1423年春天，他们透过威尼斯的尼格罗蓬特领地（英语：Stato da Màr），并告诉威尼斯方，他打算将这座城市交给他们，当威尼斯听闻之后感到相当吃惊。安德洛尼卡对威尼斯的提议所附加的唯一条件，是保障城市居民的财产、习俗和特权，允许他们进行贸易和自由进出口的权力，该城东正教教堂的地位必须得到尊重，并发誓将保卫这座城市免受奥斯曼帝国的侵扰。[25][26]16世纪的编年史家马卡里奥斯·梅利塞诺斯（英语：Makarios Melissenos）称安德洛尼卡以五万达克特之价格卖掉这个城市，这个说法直到20世纪中叶都一直被学者们接受，而正如康斯坦丁诺斯·梅尔齐奥斯和保罗·勒默尔（英语：Paul Lemerle）所示，其他的来源都未曾提及该事件，也没有任何与该事件有关的原始资料出土。[27][28]另一方面，如果安德洛尼卡有提出要求的话，被任命监督移交的威尼斯特使将被授权提出从该市的收入中的两万至四万阿斯庞（英语：Aspron）[注 3]作为每年补贴。[30]

尔后，该报价在适当的时机传到威尼斯那边。1423年4月15日，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当选威尼斯总督，这使其支持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义，采取更加激进且不屈不挠的立场，[31][32]但是威尼斯大议会的众多成员们仍被该国内部的商人贵族的谨慎倾向支配：这些商人担心与奥斯曼的公开战争会影响到贸易层面。[31]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有计划的采取从当时已然崩溃的拜占庭帝国中，逐步获得前哨站、堡垒和岛屿之政策，继而确保威尼斯与东方宝贵的贸易联系，[33]而自一段时间以来，威尼斯一直将塞萨洛尼基当成可能的扩张目标，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似乎即将落入突厥人手中的时候，因此在1419年，威尼斯重新建立了在该城的领事馆，并由当地的希腊人乔治·菲洛马蒂任职，并在他于1422年去世后，由其兄德米特里奥斯继任。[34]

最后在7月7日的大议会会中，安德洛尼卡的要求被接受了。之后，大议会向爱琴海的威尼斯领地──尼格罗蓬特、诺普利亚、蒂诺斯和米科诺斯，以及纳克索斯公国（英语：Duchy of the Archipelago）的附庸──发出通知，要他们准备船只准备占领该城，而该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拜洛（英语：Bailo of Constantinople）则被指示获得曼努埃尔皇帝的同意。[35][36]一周后，桑托·维尼尔和尼科洛·乔治被任命为大特使（英语：Provveditore），他们的任务是前往希腊，如果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同意的话，他们将接管这座城市并透过雇佣军队来安排其防御。随后乔治前去觐见奥斯曼苏丹并告诉他，威尼斯已经收购了该城市，并澄清这是防止对苏丹怀有敌意的其他基督徒所实施的权宜之计。此外，特使们还要安排苏丹与威尼斯之间，及苏丹与曼努埃尔皇帝之间的和平会议。[37][38]曼努埃尔皇帝显然同意了这一提议：在1423年9月14日，六艘威尼斯帆船与一艘拜占庭帆船一起进入了塞萨洛尼基港，当地的居民将入城的威尼斯人视为救世主。对于塞萨洛尼基居民来说，威尼斯的统治不仅意味着突厥人的安全（大约五千名奥斯曼军队正在围攻这座城市），而且更直接地意味着供应补给的安全流动。[24][30][39]

然而尽管如此，该城居民仍然继续支持与奥斯曼的和解方案，大主教西蒙的著作纪录了，当时许多居民此时均纷纷逃往奥斯曼帝国；[40]此等情绪甚至也包括了部分贵族：当代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英语：Doukas (historian)）纪录道，威尼斯在占领这座城市后不久，就把与奥斯曼帝国有些联系的四位主要贵族监禁起来，随后他们先是被流放到克里特，随后是威尼斯，最后到帕多瓦，其中余下幸存的两位幸存者一直到1430年塞萨洛尼基沦陷为止。[41]当代威尼斯莫罗西尼手抄本记录了一个阴谋──那个被唐纳德·尼科尔斥为“诽谤”的阴谋[42]──即专制君主安德洛尼卡打算将这座城市交给突厥人。据表示该阴谋最后于于1423年11月被发现，安德罗尼卡和他的拥护者尽皆遭到流放，专制君主本人则被送往摩里亚的纳普利亚。[注 4][45]

围城期间之军事与外交行动 编辑

最初之威尼斯－奥斯曼军事与外交事件 编辑

 
苏丹穆拉德二世，由19世纪宫廷画家康斯坦丁·卡皮达格勒（英语：Konstantin Kapıdağlı）所绘

威尼斯希望能在获得奥斯曼同意下占领塞萨洛尼基，然而大约在1424年2月，大使乔治试图执行苏丹法庭交代他的任务时以失败告终，导致他被穆拉德逮捕、监禁。[30][46]随后，奥斯曼帝国拒绝承认威尼斯在该城的主权，他们认为后者是非法占领，而且他们也曾经征服过这个城市。[47]正如杜卡斯所记录的，穆拉德对于寻求和平的威尼斯大使做出的答复，总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此的态度：

这座城市是我父系之财产。我的祖父巴耶济德，用他的力量将她（塞萨洛尼基）从罗马人（英语：Names of the Greeks#Romans (Ῥωμαῖοι)）（拜占庭人）手中夺来。如果罗马人战胜了我，他们就有理由惊呼：“他不公正！” 但你们是来自意大利的拉丁人，为什么要闯入这些地方？你自然可以选择离开，你们若不从，我将上前进攻。

——苏丹穆拉德二世致威尼斯大使信, 杜卡斯, 突厥-拜占庭历史XXIX.5

当乔治被捕的消息传到威尼斯时，大议会决定将他和维尼尔替换掉，前两个替补人选：雅各布·特雷维桑和凡蒂诺·米歇尔拒绝继任，但在1424年5月，贝尔纳多·洛丹被任命为该市公爵（统治者），雅格布·丹多洛（英语：Jacopo Dondulo）为队长（军事指挥官），任期两年。[48]与此同时，维尼尔奉命确保释放乔治，并获得苏丹对威尼斯控制塞萨洛尼基及周围村庄与科蒂亚赫堡垒（霍尔蒂亚蒂斯山）之权的承认。作为交换，威尼斯交提供一千至两千达克特为贡金，并每年对苏丹的高级朝臣发放年金，相同指示同样发给了前往塞萨洛尼基的彼得罗·洛丹（英语：Pietro Loredan）。如果他发现该城被围困，洛丹将进攻加里波利──他曾在1416年在那里取得重大胜利[49]──并阻碍奥斯曼军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如果可以的话，该战役将试图激起邻国统治者对苏丹的反对。为了强调威尼斯并不渴望战争之事实，洛丹奉命通知当地的突厥指挥官，他的行为只是因为乔治的监禁和塞萨洛尼基被围困所造成的结果，并且这是他们合法获得的。[48][46]

这为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争夺塞萨洛尼基控制权的六年战争提供了导火索：当奥斯曼帝国开始从陆地上进行封锁并攻击塞萨洛尼基，试图让内部居民饥饿迫降时，威尼斯多次派出大使，确保承认他对塞萨洛尼基的占领换取每年的贡金收入。为了支撑起威尼斯的外交努力，他们试图透过在奥斯曼帝国周边挑起事端、支持反奥斯曼十字军东征及派遣舰队进攻加里波利，来向奥斯曼苏丹施压；同样的，奥斯曼帝国也试图透过袭击威尼斯在爱琴海的财产来分散其注意力。[50]

威尼斯在安纳托利亚的艾登侯国中可能有一个愿意这么做的盟友，即伊兹密尔奥卢·朱奈德贝伊（英语：Junayd of Aydın）。朱奈德是一位有能力且精力充沛的君主，他试图与另一个侯国卡拉曼侯国结为反奥斯曼联盟，并透过另一个奥斯曼王子伊兹梅尔来到鲁米利亚，继而重启奥斯曼内战。作为回应，穆拉德与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结盟，同时封锁艾登侯国的海岸，不让伊兹梅尔启航，最终朱奈德于1425年被制伏，使威尼斯失去了他的协助。[47]1424年2月，穆拉德与拜占庭缔结了和约，使后者几乎归还了他们在1403年获得的所有土地，仅剩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并再次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47][51]

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的努力因威尼斯与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1396年反奥斯曼十字军东征之尼科波利斯之战战败的主要将领）试图攻占达尔马提亚而推进艰困：两国都希望借由奥斯曼的短期弱点及由此导致的巴尔干动荡来扩大他们的领土──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英语：Albanian principalities）、波斯尼亚的西吉斯蒙德，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来扩大他们的领土。威尼斯在1412年至1420年间，从匈牙利手中夺取了塞塔、斯普利特和其他达尔马提亚城市：这一政策使得1420-23年间与塞尔维亚专制公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发生冲突，迫使后者寻求奥斯曼帝国求助；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约翰八世，及波兰国王雅盖沃试图使威尼斯和西吉斯蒙德之间达成和解，但最终徒劳无功。威尼斯一直到1425年穆拉德终结了他赞安纳托利亚的威胁，并开始进行反攻后，才意识到与西吉斯蒙德结盟的必要性，然而，尽管有来自萨伏依公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更大压力，西吉斯蒙德还是拒绝了：这促使奥斯曼帝国得以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重新纳为附庸国，并在穆拉德于1428年戈卢巴克之围（英语：Siege of Golubac）中阻止西吉斯蒙德的进攻后，两个大国之间达成了休战协议。[52]

1425年的军事与外交事件 编辑

与此同时，尽管洛丹在加里波利附近开展行动，但到了1424年10月，由于塞萨洛尼基的局势变得非常严峻，以至于大议会不得不授权向该市派遣150至200名士兵，及物资和金钱进入该城。[53]1425年1月13日，威尼斯决定在明年以前造出25艘桨帆船：这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程，并由凡蒂诺·米歇尔担任上尉。[注 5]该舰对于4月启航，其任务既是解决威尼斯领地的事务，并向塞萨洛尼基人证明威尼斯对其之支持。[53][55]米歇尔还被指示与奥斯曼苏丹联系，并向大维齐尔、老钱达尔勒·易卜拉欣帕夏和其他的奥斯曼宫廷成员承诺或将提供大量款项，以获得议会同意。对此威尼斯提议归还苏丹原先控制的盐田，以及专制君主安德罗尼卡的十万阿斯庞贡金，然而威尼斯拒绝让城内的突厥人以安德罗尼卡统治时期一样由他们自己的卡迪（英语：Kadi (Ottoman Empire)）审判，并坚持恢复成门口的海关哨所。米歇尔的下一步为确保释放去年3月奥斯曼帝国突袭摩里亚期间被俘的威尼斯公民，并重新确认1419年的和平条约，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包括将博多尼察侯爵领地（英语：Marquisate of Bodonitsa）归还其统治者尼古拉斯三世·佐尔齐（英语：Nicholas Zorzi (died 1436)）。[53]

1425年7月，米歇尔率领的10艘威尼斯帆船沿着马其顿海岸向东进行了一次远征：他们发现耶里索斯（英语：Ierissos）被奥斯曼军队弃守，但却充满了补给品，随后他们将这些补给装上他们的船只，在放火烧毁该城镇和附近的其他五个堡垒后，舰队改驶至克里斯托波利斯。他们发现那里有一支大约四百人的奥斯曼西帕希部队驻守（该军队由伊兹梅尔贝伊率领）。由阿尔维斯·洛丹（英语：Alvise Loredan）的第一次登陆尝试以失败告终，在所有威尼斯舰队集结后，在历经四小时战斗后才击败了奥斯曼军队的抵抗：包括伊斯梅尔贝伊在内的41名突厥人被杀，30人被俘。尔后威尼斯在用石头与土木加固堡垒后，留下80名步兵和50名弩手之驻军后即驶船离去。很快地，突厥人带着一万至两万大军返回，并尝试夺回该堡垒，历经20天的战斗后，奥斯曼以损失约八百人的代价夺回该堡垒，威尼斯驻军无处可逃，他们多半被杀，其余幸存者尽皆沦为战俘。[56][57]

7月21日，曼努埃尔二世驾崩，约翰八世正式继任皇帝。对此，对后者怀有敌意的穆拉德二世袭击了位于中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和泽图尼翁（拉米亚）之郊区。[58]与此同时，塞萨洛尼基的希腊人派特使到威尼斯大议会，抗议公爵和队长侵犯其权利，此外他们坚持威尼斯加强卡珊德拉防御，以免卡珊德里亚半岛（英语：Cassandreia）受到奥斯曼攻击。[59]作为回应，米歇尔占领了卡珊德里亚堡垒，并在该地区建造了两个小堡垒来加强堡垒防御，然后他在奥斯曼驻军拒绝投降后，放火烧毁了塞尔迈湾对面的普拉塔蒙城堡。尔后，该城堡再次被修复，但可能不久随即弃城（因为该堡垒从此未再被提及过）。之后，威尼斯大议会应米歇尔的要求，派出200士兵前往塞萨洛尼基和卡珊德拉之要塞，并授权总司令在该地区统领四艘桨帆船。从米歇尔给大议会的信中，透露出他似乎同时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作为其一部分，他每年要向奥斯曼帝国色萨利总督图拉汉贝伊（英语：Turahan Bey）和大维齐尔贡出20,000阿斯庞。[44][60][61]与此同时，根据《摩罗西尼法典》称，有位自称是穆斯塔法·切莱比[注 6]的伪装者抵达塞萨洛尼基，促使越来越多的突厥人聚集，他们认为他就是前苏丹巴耶济德真正的儿子。不久，伪穆斯塔法从城内对穆拉德军队发动突击，但在其中一次行动中，穆斯塔法和威尼斯船长几乎被俘，促使大议会在9月3日下达停止突击之指示，并随即关上城门。[63]

1426-27年的军事与外交事件 编辑

 
战役期间的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由拉扎罗·巴斯蒂亚尼（英语：Lazzaro Bastiani）所画）

1426年4月，米歇尔即将与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总督达成和解，威尼斯方面将得以保留塞萨洛尼基，只要其每年贡出100,000阿斯庞贡金，并且附加突厥人在城中的争端得由他们自己的卡迪来解决，以及城内商人的进出自由和免税流动之条件，然而谈判最终再次失败，因为奥斯曼坚持要取得卡珊德拉和乔蒂亚蒂斯两地：他们打算这些地方作为征服这座城市之跳板。[64]与此同时，据称奥斯曼以三万大军对该城进行一次大攻势，但该城中有5艘可能配备小型大炮的威尼斯桨帆船，并协助守军击退了进犯者。根据洛丹和丹多洛向大议会的报告，城墙上共有700弩手进行反击，突厥人损失了两千多人后撤退。[65][66]

5月6日，该城选出一位新公爵与新队长：保罗·特雷维桑和保罗·奥里奥。[67]1426年7月，新的威尼斯总司令安德里亚·莫塞尼戈（英语：Andrea Mocenigo）奉命恢复谈判，这次他承认了奥斯曼帝国拥有卡珊德拉和乔蒂亚蒂斯的主权；另一方面，和平解决应该是全面的，包括爱琴海的拉丁领主，他们是威尼斯的公民兼客户。如若奥斯曼不答应，他将进攻加里波利。[68]到了8月，塞尔维亚专制公斯特凡·拉扎列维奇作为调解人为其服务。[69]11月28日，莫塞尼戈成功让穆拉德同意这次和平条约：该协议的内容与米歇尔所提议的大致相同，除了威尼斯每年要向奥斯曼宫廷的高级官员支付150,000阿斯庞与增加年金，并交出乔蒂亚蒂斯。[70]尽管威尼斯希望可以缔结和平条约，但都一直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贝内代托·伊莫在1427年被任命为驻奥斯曼苏丹大使，其明确目的就是为了批准该条约，后他于1428年8月被雅格布·丹多洛取代。丹多洛被进一步指示如有必要可以加码成300,000阿斯庞拱金，以及10,000-15,000达克特及额外2,000达克特作为年金礼物；并表示可以提供更多的款项，来换取塞萨洛尼基、卡珊德拉和盐田周边地区的主权。然而，丹多洛并没有比他的前任成功：当时苏丹要求塞萨洛尼基投降，而当丹多洛回答说他无权这样做时，苏丹便将他打入监狱，并任其自生自灭。[71][72]

1428-29年的军事与外交事件 编辑

在塞萨洛尼基的整体对抗期间，奥斯曼不断地骚扰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威尼斯领地。[73]1428年初春，奥斯曼舰队对希腊的威尼斯领地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共有40-65船突击优卑亚岛，俘虏了七百名威尼斯公民，然后继续突袭了摩里亚西南部的两个威尼斯前哨，摩登（英语：Methoni, Messenia）和科伦之周边地区。当这个消息于4月22日传到威尼斯本土后，尽管前一年的圭多·达喀尔诺率领的舰队还在国外，但一支由15艘帆船组成的近卫舰队被获准在安德里亚·莫塞尼戈指挥下，追捕奥斯曼掠夺者，[73][74]然由于先前达喀尔诺的舰队在加里波利被奥斯曼－基督教联军舰队击败，这支新舰队直到9月才启航，[75]再加上纳克索斯公爵乔瓦尼二世·克里斯波（英语：John II Crispo）的叛逃，奥斯曼海军的威胁在此时变得尤为严重：尽管他是威尼斯的公民兼附庸，但奥斯曼帝国对他的财产压力越来越大，最后迫使大议会授权他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单独的和平条约，而克里斯波也照办了。结果，克里斯波被迫在突厥人的突袭中有效地协助他们，并停止透过信标，向优卑亚岛上的威尼斯人发出奥斯曼帝国突袭即将到来的信号。[73]1429年3月上旬，一支奥斯曼舰队甚至出现在塞萨洛尼基附近的海面上，并俘获了两艘威尼斯船只。[76]

根据威尼斯参议员安德里亚·苏里亚诺的说法，威尼斯平均每年在这场看似毫无结果的冲突中花费60,000达克特，但他们自己却不愿将资源全部投入到塞萨洛尼基；并且它还很靠近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这使得他们能否长期保持现状之能力令人怀疑，而与此同时，离家乡更近的威尼斯本土正在与米兰公国就北意大利的控制权发生冲突（英语：Wars in Lombardy）。[77][78]威尼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避免向奥斯曼宣战，但现在它别无选择：丹多洛的监禁、日益增加的奥斯曼海军威胁（在希俄斯岛和莱斯沃斯岛的热那亚领地的公开援助下），并且随着与匈牙利战争的结束，威尼斯清楚地表明了，苏丹正准备以武力解决塞萨洛尼基问题。结果在1429年3月29日，大议会经投票通过对奥斯曼苏丹的正式宣战，并下令征召更多船只加入舰队。[76][78][79]

5月11日，伪穆斯塔法出现在大议会面前，并因其服务获得了150杜卡特的礼物。[65]6月4日，塞萨洛尼基选出了新的公爵和队长，保罗·康塔里尼和安德里亚·多纳托，至于前三对被选中的人基本都拒绝了这个职位而被罚款：这清楚地表明威尼斯贵族不愿承担这项无利可图的危险任务。[80][81]7月1日，莫塞尼戈在加里波利袭击了奥斯曼船只，然，尽管他率领旗舰冲破了保护奥斯曼锚地的栅栏，但其他威尼斯船只并没有因此跟上，因而使莫塞尼戈死伤惨重地狼狈撤退。[82][83]即便如此，威尼斯也不会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1430年1月，作为鹰派支持者的苏里亚诺提议武装一支由14艘船组成的舰队，并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更加果断的决策，该提案最后被否决，尽管该提议相当温和，且显然不足以迫使苏丹达成协议；[84]相反地，大议会指示新任总司令西尔维斯特罗·莫罗西尼寻求拜占庭皇帝之调解，并按先前的协议形式来解决问题。[85]

在清楚自身的缺点后，威尼斯试图与其他害怕奥斯曼帝国层层扩张的区域统治者结盟。其中，卡拉曼的易卜拉欣二世就利用奥斯曼对戈卢巴克进行围攻的专注，设法控制了哈米达奇（英语：Sanjak of Hamid）；而到了1429年8月，在塞浦路斯的雅努斯的调解下，威尼斯与易卜拉欣得以接触，期望可建立反穆拉德结盟。[77][86]然而，威尼斯－塞浦路斯－卡拉曼联盟的前景并没有继而产生军事联盟，反而使奥斯曼帝国与东地中海的另一个穆斯林强国：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更加亲密，并开启两国共同反对拉丁人在该地区存在的时期。[76]甚至后来威尼斯还试图让负有野心的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的威胁，来促使穆拉德实现和平，尤其是后者于1429年9月击败黑羊王朝，致使他与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领地相距甚远之后：当代谣言称他不仅希望恢复他父亲对该地区的统治，而且还希望可以越过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进入鲁米利亚，并经黑海北岸返回阿塞拜疆，结果，沙哈鲁仍然停在阿塞拜疆过冬并不为所动。于是穆拉德即命令他的将军哈姆扎贝伊（英语：Hamza Bey），在1430年2月率领他的部队从安纳托利亚前往欧洲，并将他派去塞萨洛尼基。[87]

威尼斯统治下的塞萨洛尼基 编辑

 
塞萨洛尼基的西蒙（来自18世纪手抄本之缩影）

由于塞萨洛尼基的围攻导致了许多苦难，致使城内民众对于他们的新任统治者感到不满。到了1426-27年冬天之时，被围之城的情况已然形同饥荒，致使塞萨洛尼基居民被迫仅靠面包充饥，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问题──当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时，当局将被迫从威尼斯本土运送更多小麦至此，“极度贫瘠、死亡和穷困”之况让当地希腊民众越来越不安，就连那些先前欢迎威尼斯到来的人也开始动摇。[79][88]食物的缺乏甚至还危及到该城的军防：因为许多用威尼斯小麦而非现金来进行支付的许多雇佣军守卫，会因为其口粮出现延迟而叛逃到突厥人那里。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直到1430年奥斯曼发东总进攻之时，许多士兵都把自身的武器当掉，拿去换成食物来充饥了。[89]

围城导致的极度匮乏导致了城内民众纷纷外流，因为那些有能力搬家的居民纷纷出售了他们的财产，并逃往君士坦丁堡、其他威尼斯统治的希腊领地或突厥人那里。[90]根据当代意大利资料表示，当地人口原本还有20,000-25,000之间，甚至还有过多达40,000人，然据估计，到1429/30年却只剩下10,000-13,000人。[91]威尼斯当局试图阻止这个状况，禁止居民离开城市、禁止“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的销售、抵押和转让”，并摧毁离开的居民之房屋及其他财产，甚至连树木也不放过：他们希望这次破坏能够对那些还留在城内的人起到威慑作用，[92]再加上几起代表威尼斯当局的专横、投机和牟取暴利之事例，使得进一步使威尼斯背离人心。[93]到了1425年4月，一位让家人得以逃离该城的拜占庭教会官员曾写曰“威尼斯奴役了这座城市”，而关于威尼斯暴政的类似情况在所有当代拜占庭资料中都得到了回响。[94]1425年7月，塞萨洛尼基居民在其大使馆中提交包含21份投诉与诉愿之清单，其中包括为穷人提供固定粮食配给、降低税费及在围困期间暂停拖欠和与债务有关的惩罚，而城门的关闭意味着居民无法再进入他们的田地，而这些田地又一直遭突厥人蹂躏。在1425年7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大议会同意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并要求官员尊重当地公民的习俗和权利，并和由十二位贵族组成的地方议会来共同治理该城。[59]

无论威尼斯为确保和平所做的努力为何，塞萨洛尼基居民都很清楚，用拜占庭学学者唐纳德·尼科尔的话来说的话，穆拉德“一直在争取时间”，并且他将“永远不会接受威尼斯人对塞萨洛尼基的占领”。[78]正如历史学家阿波斯托洛斯·瓦卡洛普洛斯（英语：Apostolos Vacalopoulos）所说，当代流行观点很快就转变为：“既然塞萨洛尼基迟早会落入突厥人手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和平投降，这样就可以避免突厥人不得不使用武力占领这座城市时所带来的痛苦。”[95]随着城内情况的恶化，塞萨洛尼基居民中支持投降的声浪越来越大：这可从大主教西蒙的著作中得到证明，他表示在1425或26年的袭击中，许多居民（包括一些守卫城墙的人）纷纷逃往奥斯曼帝国。[96]西蒙在围攻期间作为城市民众的发言人兼领袖之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热心的静修与反拉丁主义者反对将该城移交给信奉罗马主教的威尼斯，并担心被他们的“腐败”影响，是以西蒙试图加强他的跟随者对拉丁威尼斯人和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东正教身份，并唤醒他们的抵抗意志，为此他组织了游行，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标志霍德吉特里亚（英语：Hodegetria），并通过她的赞助人塞萨洛尼基的德米特里之干预，宣扬了该城从先前的围攻中得以成功守住的事迹，结果他成为抵抗者们的主要支持者，致使威尼斯尽管认为他对拉丁人怀有敌意，但仍认为他是“共和国最忠诚的仆人”。是以，当他于1429年9月去世，就严重影响该市民众的士气，他们认为这是该城陷落的预兆。[97][81][98]

1429年夏天，塞萨洛尼基居民再次派出大使到威尼斯，抱怨城市的进出限制、继续侵犯他们的权利、威尼斯当局的敲诈勒索、供应状况仍然不佳、疏于修复城市防御工事并缺乏军需品，以及时不时与城外突厥人接触的威尼斯雇佣军。尽管到7月14日，大议会对这31项要求的清单给出了相当令人放心的答复，但当地民众对威尼斯统治的不满日益增加仍是显而易见的。[99][100][101]目击者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英语：John Anagnostes）报告道，到了1429年冬天，大多数人开始支持投降突厥人；苏丹穆拉德知道城墙内的大致情况，是以他曾两次派出信奉基督徒的军官进城，并煽动反威尼斯人叛乱。然而，正如阿纳格诺斯特斯所写的那样，那时的人口数量已经如此之少，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以至于他们无法建立起共同的事业。此外，塞萨洛尼亚居民很怕威尼斯会实施报复：这是因为他们招募了一支特殊的卫兵部队：泽塔里奥伊（Tzetarioi），并赋予他们杀死任何主张投降的人的权力。[102]

塞萨洛尼基的沦陷 编辑

1430年3月17日，由安东尼奥·迪多率领的一个由三艘桨帆船组成的中队抵达增援该市，但收效甚微。从城市可用的防御者之集体表明，他们只够使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垛口，且其武器和士气皆不足，而当穆拉德率领一支据传有190,000人的军队的消息传开时，引起众多民众的广泛恐慌。[103][104]

苏丹于3月26日之星期日中午后不久，出现在城墙之外。[104]也许是已经得知希腊叛逃者对城墙内的不满情绪，苏丹似乎已经预料到他的军队只是仅仅出现而已就可迫使这座城市投降，或者是民众起义反对威尼斯驻军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派基督徒军官到城墙上，号召居民投降，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讲完，就被城墙上的箭赶走了，[105][106]苏丹随后开始为进攻该城做准备，共为期三天。28日，穆拉德再次发出投降要求，但还是遭到拒绝；同一天晚上，一位下级军官进入城市告诉威尼斯指挥官，说突厥人在瓦尔达尔河准备了六艘船，用于对抗港口的威尼斯帆船：由于所有可用的力量都集中在城墙上，因此没有任何可以防御船只的力量，然而，他们并没有通知民众这件事情。大约午夜时分，奥斯曼营地的基督徒走近城墙，宣布将在第二天从发动最后的陆海总进攻，此消息很快便传遍整个城市并使得城内居民惊恐万分，他们纷纷跑进教堂内惶惶不安地守夜；而当迪多撤退到港口的消息传出后，恐慌进一步蔓延。在没有任何进一步消息的情况下，塞萨洛尼亚居民认为威尼斯正准备抛弃他们并逃离此城，结果一些守军干脆就此放弃他们在城墙上的阵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104][107]

1430年3月29日的黎明时分[注 7]，奥斯曼在鲁米利亚贝勒贝伊（总司令）锡南帕夏的指挥下发动了进攻，进攻的主要力量聚集在城墙东部防御不善的城墙上──即三角塔垒与七塔堡垒之间的那一块──并由苏丹本人御驾亲征。他们带来攻城工具、梯子和木板，并用它们来破坏城墙；奥斯曼弓箭手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弓箭手能够压制守城者，并击中许多试图躲在城垛上窥视的人，结果导致防御者的大部分回击都是盲击，并且随后慢慢开始放弃自己的阵地。终于在围攻的第四个小时，沿着城墙的奥斯曼军队已有多处成功突围；根据阿纳格诺斯特斯的说法，第一批奥斯曼军队爬上了几乎无防御能力的东侧城墙。[注 8][110][111]当城内平民遭到屠杀时，威尼斯尽其所能地逃到港口──用提交给大议会的报告的话来说，“一个在他的斗篷里，另一个在他的汗衫里”。许多人设法逃到了迪多的船上，然后随着船只逃到了尼葛洛庞帝；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仅在桨帆船威尼斯船员中就失去了270多人，包括保罗·康塔里尼公爵的儿子和其中一艘桨帆船的船长莱昂纳多·格拉德尼戈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也纷纷死亡。[112][113]4月2日，当这些难民抵达威尼斯后，威尼斯内格罗蓬特领地向威尼斯本土发送了一封信，以及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的目击证人，提供关于围攻的详细信息。[114]在返回威尼斯后，两名原驻守塞萨洛尼基的威尼斯指挥官被指控过失并被监禁，然而他们最后可能会被无罪释放，因为到1432年时，两人又再次活跃于共和国政治之中。[115]

按照以往奥斯曼对长期不降的城市之惯例，他们掠夺这座城市查达三天之久。根据阿纳格诺斯特斯的说法，共有7,000名居民（包括他自己在内）被俘虏，并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奴隶市场上被出售，[116]尽管其中许多人随后被塞尔维亚专制公久拉吉·布兰科维奇赎回。[113]这座城市的许多古迹在这场洗劫中遭受了严重破坏，尤其是圣迪米特里奥斯教堂：士兵们将内部的珍贵物与隐藏宝藏纷纷洗劫一空。[113]后来当苏丹下令将大理石部分剥离，并把他们带到其首都阿德里安堡铺设浴室时，使损害雪上加霜。[117]到了第四天，苏丹穆拉德亲自进城，并在日后成为该市第一座清真寺的非人手所造像教堂祈祷，[118]随后便恢复秩序，将占领他居民房屋的士兵进行驱逐，并归还原本的主人。[113]历经洗劫后的城市只剩下2,000名居民幸存，[119]其中许多人后来都皈依了伊斯兰教。[120]尔后苏丹很快便采取措施重新填满这座城市：他承诺，任何返回该城居住的居民，都会把他们的财产物归原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亲自从麻袋中赎回俘虏。[116]除此之外，苏丹还安置了住在马其顿的其他地区之穆斯林与基督徒，大量空屋尽被没收并交给定居者，大部分主要教堂则被改建为清真寺。其中突厥人主要定居在上城（英语：Upper Town (Thessaloniki)）：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该城。[121]

后续 编辑

当城市陷落的消息除到威尼斯时，他们都大吃一惊；此时莫罗西尼率领的舰队仍在希腊西海岸航行。按照他们以往策略，他们会派遣舰队封锁加里波利并切断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122]然而，威尼斯此时已准备好脱离这种无利可图的冒险[注 9]，并很快要求莫罗西尼寻求和平。[125]到了7月，哈姆扎贝伊与威尼斯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后于9月4日批准），威尼斯承认失去了塞萨洛尼基，并恢复了达达尼尔海峡的畅通，并承认奥斯曼帝国对摩里亚地区的帕特雷的主权，并每年缴纳236达克特；作为交换，威尼斯要求苏丹承认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财产：都拉佐、斯库台和安提瓦里。[122]

在占领塞萨洛尼基之后，奥斯曼帝国将他们的统治力量扩大到希腊西部。该城陷落几个月后，约阿尼纳向哈姆扎贝伊投降，卡罗二世·托科（英语：Carlo II Tocco）接受了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塔周围的南部残余之伊庇鲁斯专制国的宗主权，尔后威尼斯将托科在札特岛、凯法利尼亚岛和莱夫卡斯岛的领地置于她的保护之下。[126]因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一直到1479年第一次威尼斯－奥斯曼战争（英语：Ottoman–Venetian War (1463–1479)）结束之前，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间的主要战场都会在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对两国都至关重要的地区，奥斯曼帝国可能会经由占领那里，继而威胁到意大利本身。[127]

奥斯曼帝国对塞萨洛尼基的占领会一直持续到1912年10月，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被希腊占领。[128][129]而在1923年的希腊土耳其人口互换后，剩余的穆斯林将尽数搬离该城。[129]

注释 编辑

  1. ^ 关于1390年代奥斯曼帝国对塞萨洛尼基实行直接统治的年份一直争议连连。杜卡斯（英语：Doukas (historian)）与奥斯曼编年史所提到的，对该城市的“占领”，使得诸如卡尔·霍普夫（英语：Karl Hopf (historian)）、尼古拉·伊奥尔加（英语：Nicolae Iorga）与雷蒙德-约瑟夫·洛纳兹（英语：Raymond-Joseph Loenertz）等一些现代学者纷纷暗示这座城市在此期间是被拜占庭收复的。然最近的研究普遍否定这一立场，相反地，奥斯曼在1390年代的“第二次俘获”被视为巴耶济德一世加强对附庸国的中央控制的，更广泛之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点同样可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明显地看出。此外，同样有争议的部分，为该事件追溯到1391年还是1394年的问题，而根据内夫拉·内西波奥卢的表示，学术共识现在“最终确定”是后者日期。[5][6][7]
  2. ^ 一开始拜占庭支持的是苏莱曼·切莱比（英语：Süleyman Çelebi）。1411年，穆萨推翻了苏莱曼，尔后向塞萨洛尼基进攻，并封锁君士坦丁堡，促使拜占庭转而与穆罕默德联盟。穆罕默德和他的部队经由拜占庭船只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有拜占庭军队与他并肩作战，（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甚至也成为穆罕默德在因采伊兹战役（英语：Battle of İnceğiz）中对穆萨的第一次进攻失败后的避难所。[18]
  3. ^ 阿斯庞（英语：Aspron），即奥斯曼阿克切（依之前之价值为10块阿斯庞换一枚威尼斯达克特），但后来由于含银量越来越低，使得其价值迅速下降，因此到15世纪中叶，一个达克特可以换出40到50阿斯庞。[29]
  4. ^ 然拜占庭的资料并未提到安德罗尼卡曾参与这场阴谋，并在纪录中留下一条与众不同的命运：拉尼科斯·查尔科孔迪莱斯（英语：Laonikos Chalkokondyles）记录说，他去了摩里亚的曼蒂内亚（英语：Mantineia），并在那里去世；西奥多·斯潘杜内斯（英语：Theodore Spandounes）表示，他曾要航行至威尼斯但死于途中；斯弗兰齐斯称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全能者修道院成为一名僧侣，后于1429年死在那里，并与其父亲葬在一起。其他一些消息来源（包括马卡里奥斯·梅利塞诺斯（英语：Makarios Melissenos）在内）均称他在阿索斯山成为一名僧侣，并死在那里。[43][44]
  5. ^ 当时威尼斯并没有常备舰队。每年冬天，威尼斯大议会的常务委员会都会为所谓的“海防舰队”或“海湾（亚得里亚海）舰队”制定年度命令，随后大议会针对提议、舰队规模以及任命船长和桨帆船队长（sopracomiti）进行投票，以便在威尼斯建造桨帆船；在威尼斯领地造出的船只则由领地领主决定。[54]
  6. ^ 穆斯塔法·切莱比在1421/22年被穆拉德击败后，他试图逃离未果，被带到阿德里安堡并处以绞刑。然而，他也有一定可能确实设法逃到了瓦拉几亚，尔后又逃到卡法。若是如此，那么这位来到塞萨洛尼基的穆斯塔法可能就是那位奥斯曼王子。[62]
  7. ^ 关于城市陷落的日期一直是几个有错误解释的主题，而正确的日期是由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提供，关于城市陷落的报告由威尼斯当局的内格罗蓬特提供，相关的希腊字母记录则在弗拉塔德斯修道院（英语：Vlatades Monastery）寻获。一些早期的西方和土耳其历史学家，如马克-安东尼·劳吉尔（英语：Marc-Antoine Laugier）、约翰内斯·朗克拉维乌斯（英语：Johannes Leunclaviu）及一些20世纪初的资料（如《意大利百科全书》），都错误地将这座城市的占领年份定为1429年，而勒奎恩（英语：Michel Le Quien）则将其定为1431年。奥地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托尔（德语：Joseph von Hammer-Purgstall）将日期定为3月1日（但没有引用任何来源）；一些威尼斯历史学家则将其定为3月13日。[108]
  8. ^ 根据当地流传的口述，这座城市是因为弗拉塔德斯修道院僧侣的背叛而陷落：他们建议苏丹切断来自霍尔蒂亚蒂斯山的，为城市供水的地下管道，而此时苏丹正感到绝望并准备发动围攻。尽管历史资料中从未有关于此类事件的描述，但该传闻可能也反映了大部分民众决定向突厥人投降的意愿。[109]
  9. ^ 关于威尼斯在该冲突中的总成本，来源中给出了各种估计：除了苏里亚诺所称的，每年一直花费超过60,000达克特在该冲突之外，《摩罗西尼法典》报告说，整起冲突花费了共740,000达克特，其作者声称他自己看到了支持这一数字的账户；马里诺·萨努托（英语：Marino Sanudo）声称是700,000达克特，并可能在莫罗西尼之后；赞卡罗拉编年史将总和定为502,000达克特，而其他编年史记录的总和更低，分别为300,000和200,000达克特。[123][124]

注脚 编辑

  1. ^ Fine 1994，第377–378, 406页.
  2. ^ Vacalopoulos 1973，第59–64页.
  3. ^ Vacalopoulos 1973，第64页.
  4. ^ Vacalopoulos 1973，第64–65页.
  5. ^ Dennis 1964，第53–61页.
  6. ^ Bakalopulos 1968，第285–290页.
  7. ^ Necipoğlu 2009，第30–31 (note 32)页.
  8. ^ Vacalopoulos 1973，第65–67页.
  9. ^ Necipoğlu 2009，第30, 84–99页.
  10. ^ Vacalopoulos 1973，第67, 75页.
  11. ^ Bryer 1998，第777–778页.
  12. ^ Necipoğlu 2009，第42–45页.
  13. ^ Magoulias 1975，第108页.
  14. ^ Magoulias 1975，第123–125页.
  15. ^ Vacalopoulos 1973，第76–77页.
  16. ^ Necipoğlu 2009，第39, 44, 47页.
  17. ^ Necipoğlu 2009，第46–47页.
  18. ^ Kastritsis 2007，第41–194页.
  19. ^ Setton 1978，第12页.
  20. ^ Fine 1994，第536页.
  21. ^ Vacalopoulos 1973，第77–78页.
  22. ^ Magoulias 1975，第171页.
  23. ^ Necipoğlu 2009，第47–48页.
  24. ^ 24.0 24.1 Necipoğlu 2009，第48页.
  25. ^ Vacalopoulos 1973，第78页.
  26. ^ Setton 1978，第19–20页.
  27. ^ Mertzios 2007，第30–34页.
  28. ^ Setton 1978，第20 (note 64)页.
  29. ^ Setton 1978，第227 (note 97)页.
  30. ^ 30.0 30.1 30.2 Setton 1978，第21页.
  31. ^ 31.0 31.1 Setton 1978，第19页.
  32. ^ Madden 2012，第200页.
  33. ^ Madden 2012，第199页.
  34. ^ Nicol 1988，第361页.
  35. ^ Setton 1978，第20页.
  36. ^ Nicol 1988，第361–362页.
  37. ^ Setton 1978，第20–21页.
  38. ^ Nicol 1988，第362–363页.
  39. ^ Vacalopoulos 1973，第80页.
  40. ^ Necipoğlu 2009，第49页.
  41. ^ Necipoğlu 2009，第49–50页.
  42. ^ Nicol 1988，第362页.
  43. ^ Mertzios 2007，第95页.
  44. ^ 44.0 44.1 Setton 1978，第24页.
  45. ^ Mertzios 2007，第95–96页.
  46. ^ 46.0 46.1 Nicol 1988，第363页.
  47. ^ 47.0 47.1 47.2 Inalcik 1989，第257页.
  48. ^ 48.0 48.1 Setton 1978，第22页.
  49. ^ Setton 1978，第7–8页.
  50. ^ Inalcik 1989，第257, 262–263页.
  51. ^ Nicol 1988，第366页.
  52. ^ Inalcik 1989，第256–261页.
  53. ^ 53.0 53.1 53.2 Setton 1978，第23页.
  54. ^ Stahl 2009，第45页.
  55. ^ Stahl 2009，第73页.
  56. ^ Mertzios 2007，第25–28页.
  57. ^ Vacalopoulos 1973，第84–85页.
  58. ^ Vacalopoulos 1973，第85页.
  59. ^ 59.0 59.1 Mertzios 2007，第46–61页.
  60. ^ Mertzios 2007，第62–63页.
  61. ^ Vacalopoulos 1973，第82–83页.
  62. ^ Heywood 1993，第711页.
  63. ^ Mertzios 2007，第63–64页.
  64. ^ Setton 1978，第24–25页.
  65. ^ 65.0 65.1 Mertzios 2007，第64页.
  66. ^ Madden 2012，第201–202页.
  67. ^ Mertzios 2007，第65页.
  68. ^ Setton 1978，第25页.
  69. ^ Setton 1978，第25–26页.
  70. ^ Setton 1978，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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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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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编辑

坐标：40°38′15″N 22°56′42″E / 40.63750°N 22.94500°E / 40.63750; 22.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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