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安德森

安娜·安德森(英语:Anna Anderson,1896年12月16日—1984年2月12日),最为知名罗曼诺夫王朝成员假冒者英语Romanov impostors,其自称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1]。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之幺女,1918年7月16日至1918年7月17日之间,她与她家庭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被共产党革命分子所杀,而她的尸体一直到2007年才被寻获。[2][3]

安娜·安德森
Anna Anderson
Profile of the head and far shoulder of Anderson in her twenties. She has a prominent nose and mouth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Her one visible eye looks intently into the light. She is dressed plainly and her hair is gathered behind her head.
出生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
Franziska Schanzkowska

(1896-12-16)1896年12月16日
 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王国西普鲁士博罗韦拉斯英语Borowy Las(今属波兰)
逝世1984年2月12日(1984岁—02—12)(87岁)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别名无名女士
(Fräulein Unbekannt)
安娜·柴可夫斯基
(Anna Tschaikovsky)
阿纳斯塔西娅·柴可夫斯基
(Anastasia Tschaikovsky)
阿纳斯塔西娅·马纳汉
(Anastasia Manahan)
知名于自称为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
配偶约翰·E·马纳汉1968年结婚)

1920年时,安娜·安德森在柏林因自杀未遂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起先,因为安娜·安德森拒绝透露她的身份,而被称为“无名女士”(德语:Fräulein Unbekannt[4]。此后她先后使用“柴可夫斯基”(Tschaikovsky)和“安德森”(Anderson)为姓。1922年3月,安娜·安德森为沙俄女大公的说法开始受到大众瞩目。皇室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在内,认识女大公阿纳斯塔西娅的人,或者是阿纳斯塔西娅家族的成员,多称其为假冒者。1927年,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资助了一起私人调查,结果发现安德森其实是一名叫作“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兰工厂女工,并且有心理疾病病史。多年的法律诉讼后,德国法庭判定安德森无法证明自己是阿纳斯塔西娅,但因为媒体的传播,使得她的主张知名度大增[5]

1922年到1968年期间,安德森常与居住在德国和美国的支持者同住,并曾多次进出疗养院,其中包括一家精神病院。1968年安德森移民美国。签证到期前不久,安德森嫁给了历史教授杰克·马那汉(Jack Manahan),马那汉后来被称呼为:“可能是夏洛蒂镇最受喜爱的怪人”[6]。1984年安德森去世,她的遗体火化后被埋葬于德国塞翁城堡英语Seeon Abbey的教堂墓地。

苏联垮台后,沙皇一家七口的尸体先后被发现。许多国家的实验室,利用基因检测技术证实了他们的身份[2]。人们利用安娜·安德森的头发和因医疗行为所留下的组织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安娜·安德森与罗曼诺夫王朝并无关连[7]。安德森的线粒体DNA反而与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的侄孙卡尔·毛赫尔(Karl Maucher)相符[8]。大多数谈论安娜·安德森的科学家、史学家和记者,都认为其与弗兰齐斯卡是同一人[9]

达尔多夫精神病院(1920年到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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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27日[10],一名女子尝试从德国柏林本德勒大楼英语Bendlerblock桥跳入兰维尔运河英语Landwehr Canal自杀。一名警长发现后,将其救下并送至吕措广场英语Lützowplatz伊丽莎白医院德语Evangelisches Krankenhaus Königin Elisabeth Herzberge。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明,加上其拒绝透露身份,因此被称为“无名小姐”(德语:Fräulein Unbekannt)。之后该女性被送往达尔多夫(德语:Dalldorf,现赖尼肯多夫维特瑙英语Wittenau)的精神病院住了两年[4]。该女性头部跟身体上有原因不明的伤痕[11],而根据医护人员的说法,该名女性说德语时有俄国口音[12]

1922年早期,一名叫做克拉拉·波伊特赫特(Clara Peuthert)的精神病患,称该名女性是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个女儿之一的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13]。柏伊特出院后,她跟白俄上尉尼可拉·冯·舒培(Nicholas von Schwabe)说在达尔多夫看见了塔季扬娜[14]。此后舒培造访了精神病院,也认为该名女性就是塔季扬娜[15]。舒培说服亚历山德拉皇后的朋友季娜伊妲·托尔斯泰(Zinaida Tolstoy)等其他白俄移民前去拜访该名女病患。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女侍官苏菲·布克斯霍夫登英语Sophie Buxhoeveden与托尔斯泰一同前往了精神病院。当见到该名女性时,布克斯霍夫登说:“相比塔季扬娜来说,她太矮了”[16],认为她不是塔季扬娜[17]。过几天,该名女性表示:“我并未说过我就是塔季扬娜[18]。”

达尔多夫精神病院的特娅·马利诺夫斯基(Thea Malinovsky)护士声称,该名女性在几年后被释放,并在1921年的秋天自称是尼古拉二世的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19]。不过该名女性称不记得有这件事[20]。该名女性即为安娜·安德森,她的传记作者们,要不忽略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21],要不就是穿插在他们的故事之中[22]

德国和瑞士(1922年到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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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柏伊特、舒培和托尔斯泰相信该名女性(也就是安娜·安德森)即是阿纳斯塔西娅,然而布克斯霍夫登认为其与阿纳斯塔西娅毫无相似之处[23]。这位女性最后被带出了病院,并住进巴龙·阿图尔·冯·克莱斯特(Baron Arthur von Kleist)在柏林的家中。巴龙·阿图尔·冯·克莱斯特是一位白俄移民,在沙皇政府垮台前,他是俄属波兰的警察局长。负责处理此案的柏林督察法兰兹·格林贝格(Franz Grünberg)认为:“克莱斯特或许有其他考量,如同移民者圈子的传言,假使俄罗斯旧政府能够重建,他希望能借由照顾这名年轻女性,从中获得不错的利益[24]。”

该名女性开始自称安娜·柴可夫斯基(Anna Tschaikovsky)[25],“安娜”取自“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的缩写[26],而柏伊特则四处说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27]。安娜曾住在一些熟人的房子,例如克莱斯特、柏伊特、一个叫做巴赫曼(Bachmann)的贫困工人的家,以及格林贝格督察在措森丰克米勒德语Funkenmühle (Zossen)附近的庄园[28]。安娜住在丰克米勒时,格林贝格安排了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姐姐——黑森和莱茵大公国的伊莲妮公主——与安娜·柴可夫斯基见面,但是伊莲妮公主不认得她[29]。格林贝格又安排安娜与塞西莉女公爵会面,但是安娜拒绝与其交谈,塞西莉女公爵也因安娜的行为而心生疑惑[30]。1950年代,塞西莉女公爵签署了一份声明,内容称安娜即为阿纳斯塔西娅[31],不过塞西莉家族对该声明存有异议,并暗指塞西莉女公爵罹患了痴呆症[32]

1925年,安娜的手臂遭结核感染,先后于多个医院接受治疗。此疾导致她的体重明显下降,更曾使她一度病危[33]。期间,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侍从官英语Groom of the Chamber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沃尔科夫英语Aleksei Andreyevich Volkov、阿纳斯塔西娅的老师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吉利亚尔的妻子苏拉(她曾是阿纳斯塔西娅的保母),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姐姐奥丽加女大公等人,都曾拜访过安娜。他们对安娜的处境感到同情,所以没有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最终他们也都否认她是阿纳斯塔西娅[34]。1926年3月,在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舅公丹麦瓦尔德马亲王资助下,安娜与哈里特·冯·拉特列夫英语Harriet von Rathlef前往瑞士卢加诺休养。瓦尔德马亲王一边透过丹麦驻德国大使赫卢夫·萨勒英语Herluf Zahle提供物资协助安娜,一边对调查她的身份[35]。为了让安娜成行,柏林外侨办公室(Berlin Aliens Office)以阿纳斯塔西娅的个人资料,提供她一份名为“阿纳斯塔西娅·柴可夫斯基”(Anastasia Tschaikovsky)的短期身份证明[36]。与拉勒芙吵架以后,安娜在1926年6月搬回德国奥伯斯多夫,一间名为史第拉赫豪斯(Stillachhaus)的疗养院,该地位处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之中,而拉勒芙则回到了柏林[37]

住在奥伯斯多夫时,塔季扬娜·梅尔尼克(Tatiana Melnik,原姓博特金)曾造访过她。塔季扬娜·梅尔尼克是柏林俄罗斯难民办公室主管谢尔盖·博特金(Serge Botkin)的侄女,而她的父亲欧仁·博特金英语Eugene Botkin在1918年与沙皇一家一起,被共产分子所杀,他曾是沙皇一家的专属医师。梅尔尼克小时候曾见过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而她们最后一次说上话是在1917年的2月[38]。就梅尔尼克看来,安娜长得很像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不过梅尔尼克认为:“嘴型有些不同,而且明显的变得粗糙,再加上她的脸型很瘦,使她的鼻子看起来比以前还大[39]。”在一封信中,梅尔尼克写道:“她的脾气幼稚,不能把她当成一般的成人,必须像对待孩子般的引导她。她不是仅忘记几个字而已,而是丧失了精确表达意思的能力......就算是最简单的故事,她也能说得乱七八糟;她说的话根本就是把不合文法的德语拼凑在一块......她的记忆和视力明显的有问题[40]。”之后梅尔尼克称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认为其受损的身心理因素,使其不愿说俄语和回想过去所发生的事情[41]。或许是出于好意而不经意的“帮助病人那薄弱的记忆”[42],又或者是蓄意造假[43],梅尔尼克私下指导了安娜一些在皇家中生活的一些细节。

赛翁城堡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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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摄于1913年

1927年,有碍于家庭压力,瓦尔德马亲王决定不再提供提供安娜资金援助,代表安娜将无法自丹麦取得资金[44]。此后,沙皇的远亲洛伊希滕贝格乔治公爵英语Duke of Leuchtenberg,让安娜住进了赛翁城堡英语Seeon Abbey[45]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聘雇了一位叫做马丁·科诺夫(Martin Knopf)的私家侦探,对安娜到底是不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进行调查[46]

在安娜待在赛翁城堡的这段期间,科诺夫回报安娜其实是一名叫做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兰工厂女工[47]。在一战期间,弗兰齐斯卡曾在军火工厂工作过,然而她的未婚夫在前线阵亡后没多久,一颗手榴弹从她手中脱落并爆炸,这起意外导致她的脑部受损,连带炸死一名领班[48]。此后她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最后在1916年9月19日被判定为精神病患[49],前后出入过两次精神病院[50]。1920年初,弗兰齐斯卡从柏林的租屋处失踪,此后她的家人就没有再见过她和听到她的消息[51]。1927年5月,弗兰齐斯卡的哥哥费利克斯·尚茨科夫斯卡(Felix Schanzkowski),被安排在赛翁城堡附近因河畔瓦瑟堡的一间旅店与安娜见面。会面后,费利克斯认为安娜是他的姐姐弗兰齐斯卡,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则以此认定安娜假冒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2],但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女儿娜塔莉(Natalie)却不这么认为,她确信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3]。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对此感到十分为难[54]。费利克斯认定安娜就是她的姐姐[55],但在他所签署的法院证词中,只写了“非常相似”,并且强调了安娜与弗兰齐斯卡身型的不同处,以及安娜不认得他自己[56]。几年后,费利克斯的家人说,虽然费利克斯知道安娜就是他的姐姐,但他选择了最适当的做法,放安娜追寻自己的新生[57]

前来赛翁城堡的造访者还有艾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公主的丈夫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他曾写道:“我直接了断的说,她绝不是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她只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人,和一个可怕的女演员。我完全无法了解怎么会有人怀疑这些话。如果你见过她,我相信你一定会吓到,如此可怕的生物竟然会是我们沙皇的女儿[58]。”但其他造访赛翁城堡的人,例如曾于1916年在医院见过安娜的官员费利克斯·达瑟尔(Felix Dassel)、塔季扬娜·梅尔尼克那从小就认识阿纳斯塔西娅的兄弟格莱布·博特金英语Gleb Botkin,皆认为安娜·柴可夫斯基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9]

美国(1928年到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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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格莱布·博特金在美国发表了数篇支持安娜·安德森的文章,使得安娜·安德森的事迹获得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和兴趣[60]。格莱布·博特金的宣传引起了塞尼亚·里兹英语Princess Xenia Georgievna of Russia的注意。塞尼亚·里兹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远表亲,曾是俄罗斯的一名公主,后来嫁给了一名富有的美国实业家[61]。在格莱布·博特金与里兹的安排下,里兹出钱让安娜·安德森乘坐贝伦加丽亚号邮轮英语SS Imperator前往美国[62]。从塞翁前往美国的路途中,安娜·安德森在巴黎与沙皇的表兄弟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英语Grand Duke Andrei Vladimirovich of Russia会面,他认为安娜·安德森是阿纳斯塔西娅大公[63]。之后在美国的6个月,安娜·安德森居住在里兹家位于纽约牡蛎湾英语Oyster Bay (hamlet), New York的庄园中[64]

 
钢琴家兼作曲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曼尼诺夫,他出钱让安娜·安德森住在长岛花园城酒店英语Garden City Hotel,在这安娜第一次使用安德森这个名字

1928年7月,距离沙皇遇害将近十年之时,博特金聘雇了一个名为爱德华·法洛斯(Edward Fallows)的律师,希望透过法律途径取得沙皇在苏联境外的资产。在尚未寻获沙皇尸首之前,并无足够证据证明沙皇已死,因此他的资产在预估的死亡日期后十年,才能继承给他的亲属[65] 。法洛斯成立了一间名叫“Grandanor”(为俄罗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Grand Duchess Anastasia of Russia的英文缩写)的公司,并利用日后可能取得的资产,来出售股份以取得资金[66]。安娜声称沙皇在国外拥有大量存款,使得英格兰有大量诺曼诺夫王朝遗产的谣言出现[67]。沙皇残存的亲属谴责博特金与法洛斯,利用安娜以获取利益,博特金则反过来指责他们想骗走“阿纳斯塔西娅”的遗产继承权[68]。最后,人们只在德国发现一小笔存款,这笔存款也被分配给沙皇其他已确认身份的亲属[69]。后来也许是因为安娜·安德森对沙皇遗产的主张产生争执[70],安娜搬出了里兹的庄园,然后在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曼尼诺夫的安排下,先住进了纽约亨普斯特德花园城酒店英语Garden City Hotel,最后才搬到一处小房舍中。为了躲避媒体,安娜在登记饭店房间时,使用了安德森太太(Mrs. Anderson)的名义,最后安娜·安德森也成为她最为人所知的名字[71]。沙皇的母亲玛丽亚皇后在1928年10月逝世,随后12名沙皇的近亲,在玛丽亚皇后的丧礼上会面并共同签署声明,谴责安娜·安德森假冒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72]。此为著名的《哥本哈根声明》(Copenhagen Statement),该声明中称:“我们的责任感使得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向公众解释安娜·安德森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个虚幻故事扩散和取得公众信任,那么这将是对我们至亲的先皇后,一个极大的污辱[73]。”格莱布·博特金在一封寄给谢妮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的公开信中称皇家“贪婪且无良”,为了财富而攻击安娜·安德森[74]

1929年初,安娜与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一名叫做伯尔·詹宁斯(Burr Jennings)的单身富人同住,此人颇为乐意招待这个他认为的沙皇女儿[75]。接下来的1年半,安娜·安德森成了纽约市的宠儿[76]。接下来安娜·安德森产生一连串损害自己形象的行为,其中有两件事可以视作这一连串行为的高潮,一是她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宠物鹦鹉[77],二来是她在一次聚会时跑到屋顶裸奔[78]。导致在1930年7月24日,纽约最高法院的彼得·舒马克(Peter Schmuck)法官签署一道命令,要求其接受精神病院诊治[79]。当人们要带走安娜·安德森时,安娜·安德森将自己关在房间中,最后人们用斧头强行破入房间。之后她被强制迁移到纽约西彻斯特郡的四风疗养院(Four Winds Sanatorium),并在该疗养院住了一年多[80]。1931年8月,安娜·安德森在一名私人护士的陪同下,搭乘德国号邮轮英语SS Deutschland (1923)返回德国,旅途期间,她只能待在一个上锁的客舱中[81]。至于回到德国的旅费、疗养院的费用,以及之后六个月居住在德国汉诺威伊尔滕一家精神疗养院的费用,皆是由詹宁斯负担[82]。抵达伊尔滕之后,安娜·安德森并未被诊断出精神疾病,但是由于住院费用已经预先支付了,加上她也没其他地方可去,因此她暂时住在该院的一个套房内[83]

德国(1931年到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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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安德森回到德国的事情,引起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吸引了一些德国贵族[84]。这段期间她曾多次应其支持者的邀请与他们同住[85]。1932年,英国一家名为世界新闻报小报发布了一则耸动的故事,称安娜·安德森是一名从事诈欺活动的罗马尼亚女演员[86]。爱德华·法洛斯作为安娜·安德森的律师,向英国法院控告该报诽谤,诉讼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无法结束,最后因为安娜·安德森居住在已成为敌国的德国中,而遭法院驳回[84]。1938年,法洛斯试图帮助人在德国的安娜·安德森,争取分给沙皇近亲的遗产,却反被沙皇的近亲们质疑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87]。诉讼断断续续的持续了数十年,蒙巴顿伯爵甚至帮他的德国亲戚支付与安娜·安德森进行诉讼的费用[88]。这一诉讼更成了德国历史上最长的诉讼案件[89]

1938年,安娜·安德森再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与尚茨科夫斯卡家族见面。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Gertrude Schanzkowska)真心认为安娜·安德森是他的弗兰齐斯卡姐姐[90],但由于纳粹政府希望利用这次会面,查清楚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如果承认她是弗兰齐斯卡的话,将会使她被关入牢中[91]。尚茨科夫斯卡家族最后拒绝签署不利安娜·安德森的证词,也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动作[92]。1939年,二战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开始。爱德华·法洛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投入Grandanor公司,希望取得沙皇那不存在的遗产,把自己搞得一贫如洗,最后在1940年离世[93]。二战结束时,安娜·安德森在属于苏占区萨克森-迈宁根中,与一名叫路易丝的人生活在温特斯坦城堡(Schloss Winterstein)。1946年时,安娜·安德森在萨克森-阿尔滕堡的弗雷德里克王子(Prince Frederick)帮助下,穿越边境前往属于法占区巴特利本采尔[94]

弗雷德里克王子将安娜·安德森安置在黑森林旁Unterlengenhardt镇中的旧军营,此处在日后也成了观光景点[95]。此后,亚历山德罗芙娜皇后的友人利莉·迪恩英语Lili Dehn,和皇家的儿童英文教师西德尼·吉比斯英语Sydney Gibbes都与安娜·安德森见了面,前者相信了安娜·安德森为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说法[96],后者则称其为假冒者[97]。一份法院证词中,西德尼·吉比斯称:“她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我确信她只不过是一个冒牌货[98]。”此后,安娜·安德森逐渐脱离人群,终日与猫为伍,而她所居住的房屋状况越来越差[99]。1968年5月,安娜·安德森被人在其家中发现呈半意识(semi-conscious)状态,而被送到诺伊恩比格的医院。当安娜·安德森不在家的时候,弗雷德里克王子要求当地的卫生委员会把房子清理了一番[100]。安娜·安德森的爱尔兰猎狼犬和60多只猫最后遭到扑杀[101]。她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在一直支持她的格莱布·博特金要求下,安娜·安德森再次回到了美国[102]

晚年(1968年到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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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时格莱布·博特金英语Gleb Botkin,他是安娜·安德森的死忠支持者。

此时格莱布·博特金居住在维吉尼亚夏洛蒂镇中一个大学城英语College town,而安娜·安德森前往美国之费用,则是由格莱布·博特金一个叫做约翰·E·马纳汉之朋友所支付,此人是一位历史教授和系谱学家[103]。安娜·安德森入境美国时,取得了为期6个月的旅游签证,然后在签证到期前,她与小她20岁的约翰·E·马纳汉在1968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格莱布·博特金则担任伴郎[104]。约翰·E·马纳汉挺享受这个速成的婚姻[105],甚至自称“大公侍从”(Grand Duke-in-Waiting[106]和“沙皇驸马”(Son-in-law to the Tsar[107]。夫妻俩同住在夏洛蒂镇大学区(University Circle)中一房子,但分开住在不同卧室,此外他们在斯柯茨维尔英语Scottsville, Virginia还拥有一座农场[108]。隔年,格莱布·博特金去世[109]。随后在1970年2月,缠讼已久之案子终于以双方都无法证明安娜·安德森的身份告结[110]

诉讼结束后,安娜·安德森终于能合法使用阿纳斯塔西娅·马纳汉为名[111],并以行为怪异而在夏洛蒂镇小有名气[112]。虽然约翰·E·马纳汉是颇为富有,但是他们却与成堆猫狗和垃圾,居住在肮脏不堪之环境中[113]。1979年8月20日,安娜·安德森因为肠梗阻而被送到夏洛蒂镇玛莎·杰佛逊医院英语Sentara Martha Jefferson Hospital诊治。理查德·史鲁姆(Richard Shrum)医生最后在安娜·安德森体内取出了坏疽肿瘤并切除了一段肠子[114]

安娜·安德森与约翰·E·马纳汉之健康每况愈下,而安娜·安德森因为丧失自理能力,当地的巡回法庭英语Virginia Circuit Court为此在1983年11月,指派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律师担任安娜·安德森之监护人。几天后,约翰·E·马纳汉从医院“掳”走了安娜·安德森[115],然后在维吉尼亚州里开着车四处到便利商店找东西吃。最后因为一名警察通报下,人们找到了安娜·安德森和约翰·E·马纳汉,并将安娜·安德森送回护理机构[116]。1984年1月,安娜·安德森疑似中风发作,并在同年2月12日因肺炎病逝[117]。安娜·安德森去世当天,遗体即被火化,并于1984年6月18日葬入赛翁城堡英语Seeon Abbey墓地。[118]约翰·E·马纳汉则于1990年3月22日去世。[6]

DNA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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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皇后,和沙皇三个女儿的遗体,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乱葬岗被发现。骨骼鉴定和DNA检定也证实了它们的身份[119]。例如外祖母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姊妹的菲利普亲王,他的线粒体DNA就与其中女性尸骨上的线粒体DNA相匹配[119]。2007年,人们又发现2具尸体。透过多次的DNA检验,证实这两具尸体为沙皇一家七口未被找到的两个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和沙皇的另一个女儿。沙皇的4个女儿都未能逃过共产党人的处决[2][3]

安娜·安德森在1979年手术时取下的组织,被存放在玛莎·杰佛逊医院英语Sentara Martha Jefferson Hospital。人们以此采集到了安娜·安德森的线粒体DNA,并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亲属进行比对。最后发现她的DNA与菲利普亲王和沙皇一家人的DNA都不符。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的儿子,卡尔·毛赫(Karl Maucher)提供的DNA,经过检验后反而与安娜·安德森相符,证明安娜·安德森就是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120]。基因检测后5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泰瑞·梅尔顿博士(Dr. Terry Melton)称,安娜与尚茨科夫斯卡家族的基因序列关系“依旧特殊”,加上美军基因鉴定实验室英语Armed Forces DNA Identification LaboratoryDNA样本数据库的增长,致使“安娜就是法兰西丝卡·尚茨科夫斯卡的可信度增加[121]”。

后来人们从马纳汉书里夹着的信封,找到几缕头发。经过检验后,头发的线粒体DNA与医院存放的安娜·安德森DNA样本相符、与卡尔·毛赫的DNA有亲属关系,但与沙皇一家的遗体、罗曼诺夫王朝的幸存者毫无关联[122]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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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共产党人杀害了沙皇一家7口,包含当时年仅17岁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但几年后共产党制造的假资讯英语Propaganda in the Soviet Union,导致沙皇一家仍有幸存者的谣言不胫而走[123]。这些有关皇室结局的谣言,不仅互相矛盾,更给了人们假称自己是皇室幸存者英语Romanov impostors的机会[124]

大多数的假冒行为英语Romanov impostors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唯独安娜·安德森不同[125]。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之一的哈里特·冯·拉特列夫英语Harriet von Rathlef,在1928年于德国瑞士出版其著作《Anastasia, ein Frauenschicksal als Spiegel der Weltkatastrophe》(意为“阿纳斯塔西娅:反映世界危机的女人与她的命运”),该书内容曾在1927年时连载于《柏林晚报》(Berliner Nachtausgabe)。相对的,反方也发表了自己的著作。1929年时,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与康斯坦丁·萨维奇(Constantin Savitch)一同在巴黎博兹(Payot)出版《La Fausse Anastasie》(意为假的阿纳斯塔西娅)[126]。相互矛盾的证词和物证,被正反方轮流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例如安娜·安德森与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脸部特征,时常被双方用来比较,以支持或反对安娜·安德森的主张[127]。由于缺少准确的文件证明和物证,因此安娜·安德森是否为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问题,只能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想法[128]。如同安娜·安德森常说的一段话:“你相信与否,既不重要,也不成问题[129]。”(You either believe it or you don't believe it. It doesn't matter. In no anyway whatsoever.)德国法庭无法裁定安娜·安德森的主张是否为真,耗时40多年的审理也只能做出:“无法成立,但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判决[130]。在审理期间的最后几年,冈特·冯·贝伦贝格-高斯勒博士(Dr. Günter von Berenberg-Gossler)成了控方律师。他曾说在德国法庭审理案件时:“比起控方比较不吸引人的陈述,媒体们更偏好报导安娜·安德森的说词;新闻的编辑常常在记者报导完安娜·安德森那方的证词后,向记者取得相关资讯,也因此忽略了控方的说法,导致公众通常无法得知事件的全貌。[131]

1957年,德国内出版了一本名为《Ich, Anastasia, Erzähle》(我,阿纳斯塔西娅,一本自传)的书籍,内容为安娜·安德森的故事,其中穿插有罗兰·克鲁格·冯·妮妲英语Roland Krug von Nidda的评论,书中的故事是由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拼凑而成[132]。书中有着这么一个“传奇故事”[133],内容是安娜·安德森嫁给了一名叫做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Alexander Tschaikovsky)的男子,男子让安娜·安德森坐在一个农场的推车上,由他推著车一起逃离了俄罗斯。而两人育有一子,名为阿列克谢(Alexei),但亚历山大在布加勒斯特的街上被人射杀,其子则在孤儿院中失踪。就连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们,也认为这个逃亡故事:“对剧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134]”,更别说是反对者了:“这个牵强的爱情故事,令人难以相信[134]。”

对于安娜·安德森动机的说法有许多种,有人认为她是故意假冒、妄想、因精神创伤而产生了新人格,或者被另有他想的支持者所利用。皮埃尔·吉利亚尔英语Pierre Gilliard称安娜·安德森为“狡猾的神经病”[135]。第一个认为安娜·安德森是皇室成员之一的人,是当时住在达尔多夫精神病院的克拉拉·柏伊特(Clara Peuthert),并非安娜·安德森。此后,安娜·安德森也相信了这种说法[136]。作家迈克尔·桑顿(Michael Thornton)认为:“她在某处丢失并拒绝了尚茨科夫斯卡的身份。她整个失去了原先的自我,相信自己是新的另外一个人。我认为这是意外产生的,而她也沉迷于强烈的喜悦之中[137]。”路易·蒙巴顿伯爵——沙皇子女的表兄弟——认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是:“利用出版书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戏剧演出的版税等等,来使自己发家致富[138]。”谢妮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的孙子麦可·罗曼诺夫王子英语Prince Michael Andreevich of Russia,则称罗曼诺夫家族一直都知道安娜·安德森是个骗子,同时也瞧不起她,甚至认为:“她身边的跳梁小丑所创造的书籍和电影,简直是对人们记忆中的皇室家庭,一个莫大的污辱[131]。”

虚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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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英格丽·褒曼以1956年电影真假公主中的安娜和阿纳斯塔西娅一角,赢得奥斯卡金像奖。该片虽然是以安娜·安德森的主张为基础拍成,但该片内容仍有大量虚构情节 [139]

自从1920年代开始,安那·安德森自称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为基础的虚构创作开始出现。1928年,一部名为《Clothes Make the Woman英语Clothes Make the Woman》的无声电影上映,其内容大致等于安娜·安德森的故事[140]。1953年,法国剧作家马塞勒·莫雷特英语Marcelle Maurette,参考拉特耶夫和吉利亚尔两人的著作,编写了名为《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的剧作[141] ,该剧由维韦卡·林德福什饰演剧名角色,并在欧美等国进行巡回展演。演出相当成功,因此美国剧作家盖伊·波尔顿英语Guy Bolton在1956年,将该剧改编为英语电影,名为真假公主Anastasia[142]。剧情为一群骗子想假装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依旧活着,以此骗取俄罗斯流亡者的金钱。他们将一名叫做“安娜”(Anna)的女性装扮成阿纳斯塔西娅。安娜的身平不明而且失去了她过去的记忆,但随着剧情发展,她就是阿纳斯塔西娅的迹象不断露出。观众必须自己思考安娜是否为阿纳斯塔西娅[143]。同一时期,由莉莉·巴露玛主演的《The Story of Anastasia英语The Story of Anastasia》,剧情大体与另一部电影相同,但剧中的核心角色:“或许更加迷惘、疯狂和可悲,但她同时也有充满气质与自信的一面[143]。”

剧作家罗伊斯·里顿英语Royce Ryton在1978年发表了关于安娜·安德森的作品,《I Am Who I Am》。与之前的作品相同,该剧将安娜·安德森描写为:“一个内在价值受到他人贪欲和恐惧所损害的人”,但同时也没有尝试证实其身份为何[144]

肯尼斯.麦克米兰英语Kenneth MacMillan的芭蕾舞剧《Anastasia》于1967年首演,该剧以《Ich, Anastasia, Erzähle》为灵感来源,此外该剧:“一个关于安娜·安德森,自认是阿纳斯塔西娅的女人,她那戏剧性的幻想......不论是在记忆或是想像中,她经历了阿纳斯塔西娅过去的一些片段......故事主轴宛若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恶梦,围绕在由林恩·西摩英语Lynn Seymour饰演的女主角旁[145]。”一名当代评论家认为西摩的演出:“不顾一切的安娜·安德森,那紧绷、痛苦的模样,令人感到惊奇和印象深刻[146]。”1992年,尤里·瓦莫斯英语Youri Vámos的芭蕾剧《睡美人——沙皇最后的女儿》(Sleeping Beauty – Last Daughter of the Czar)在巴塞尔剧院进行演出,内容以安娜·安德森作为叙事主轴,并以柴可夫斯基睡美人作为故事基础[147]

1986年,分为上下两部的迷你电视电影安娜之谜英语Anastasia: The Mystery of Anna》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上映,主演该电影的艾米·欧文英语Amy Irving更获得金球奖提名。哈尔·埃里克森(Hal Erickson)说:“欧文以《淑女,还是老虎?》的手法来诠释主角,而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她究竟是相信了自己创造的虚幻故事,又或者她其实只是个狡诈的骗子[148]。”

1997年,DNA检测证实安纳·安德森并非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后,名为真假公主-阿纳斯塔西娅的奇幻动画片上映,片中名为阿纳斯塔西娅或安亚的主角,被描绘成真正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该作品纯粹是一部原创的音乐动画娱乐电影,英国天空影院英语Sky Cinema认为该片“非常地不重视史实[149]”。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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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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