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安德森
安娜·安德森（英语：Anna Anderson，1896年12月16日—1984年2月12日），最为知名罗曼诺夫王朝成员假冒者，其自称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1]。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之幺女，1918年7月16日至1918年7月17日之间，她与她家庭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被共产党革命分子所杀，而她的尸体一直到2007年才被寻获。[2][3]
| 安娜·安德森 Anna Anderson | |
|---|---|
 | |
| 出生 | 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 （Franziska Schanzkowska） 1896年12月16日  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王国西普鲁士博罗韦拉斯（今属波兰） |
| 逝世 | 1984年2月12日（87岁）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
| 别名 | 无名女士 （Fräulein Unbekannt） 安娜·柴可夫斯基 （Anna Tschaikovsky） 阿纳斯塔西娅·柴可夫斯基 （Anastasia Tschaikovsky） 阿纳斯塔西娅·马纳汉 （Anastasia Manahan） |
| 知名于 | 自称为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罗曼诺娃 |
| 配偶 | 约翰·E·马纳汉（1968年结婚） |
1920年时，安娜·安德森在柏林因自杀未遂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起先，因为安娜·安德森拒绝透露她的身份，而被称为“无名女士”（德语：Fräulein Unbekannt）[4]。此后她先后使用“柴可夫斯基”（Tschaikovsky）和“安德森”（Anderson）为姓。1922年3月，安娜·安德森为沙俄女大公的说法开始受到大众瞩目。皇室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尔在内，认识女大公阿纳斯塔西娅的人，或者是阿纳斯塔西娅家族的成员，多称其为假冒者。1927年，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资助了一起私人调查，结果发现安德森其实是一名叫作“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兰工厂女工，并且有心理疾病病史。多年的法律诉讼后，德国法庭判定安德森无法证明自己是阿纳斯塔西娅，但因为媒体的传播，使得她的主张知名度大增[5]。
1922年到1968年期间，安德森常与居住在德国和美国的支持者同住，并曾多次进出疗养院，其中包括一家精神病院。1968年安德森移民美国。签证到期前不久，安德森嫁给了历史教授杰克·马那汉（Jack Manahan），马那汉后来被称呼为：“可能是夏洛蒂镇最受喜爱的怪人”[6]。1984年安德森去世，她的遗体火化后被埋葬于德国塞翁城堡的教堂墓地。
苏联垮台后，沙皇一家七口的尸体先后被发现。许多国家的实验室，利用基因检测技术证实了他们的身份[2]。人们利用安娜·安德森的头发和因医疗行为所留下的组织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安娜·安德森与罗曼诺夫王朝并无关连[7]。安德森的线粒体DNA反而与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的侄孙卡尔·毛赫尔（Karl Maucher）相符[8]。大多数谈论安娜·安德森的科学家、史学家和记者，都认为其与弗兰齐斯卡是同一人[9]。
达尔多夫精神病院（1920年到1922年）
编辑1920年2月27日[10]，一名女子尝试从德国柏林的本德勒大楼桥跳入兰维尔运河自杀。一名警长发现后，将其救下并送至吕措广场的伊丽莎白医院。女子身上没有身份证明，加上其拒绝透露身份，因此被称为“无名小姐”（德语：Fräulein Unbekannt）。之后该女性被送往达尔多夫（德语：Dalldorf，现赖尼肯多夫维特瑙）的精神病院住了两年[4]。该女性头部跟身体上有原因不明的伤痕[11]，而根据医护人员的说法，该名女性说德语时有俄国口音[12]。
1922年早期，一名叫做克拉拉·波伊特赫特（Clara Peuthert）的精神病患，称该名女性是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个女儿之一的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13]。柏伊特出院后，她跟白俄上尉尼可拉·冯·舒培（Nicholas von Schwabe）说在达尔多夫看见了塔季扬娜[14]。此后舒培造访了精神病院，也认为该名女性就是塔季扬娜[15]。舒培说服亚历山德拉皇后的朋友季娜伊妲·托尔斯泰（Zinaida Tolstoy）等其他白俄移民前去拜访该名女病患。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女侍官苏菲·布克斯霍夫登与托尔斯泰一同前往了精神病院。当见到该名女性时，布克斯霍夫登说：“相比塔季扬娜来说，她太矮了”[16]，认为她不是塔季扬娜[17]。过几天，该名女性表示：“我并未说过我就是塔季扬娜[18]。”
达尔多夫精神病院的特娅·马利诺夫斯基（Thea Malinovsky）护士声称，该名女性在几年后被释放，并在1921年的秋天自称是尼古拉二世的另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19]。不过该名女性称不记得有这件事[20]。该名女性即为安娜·安德森，她的传记作者们，要不忽略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21]，要不就是穿插在他们的故事之中[22]。
德国和瑞士（1922年到1927年）
编辑1922年5月，柏伊特、舒培和托尔斯泰相信该名女性（也就是安娜·安德森）即是阿纳斯塔西娅，然而布克斯霍夫登认为其与阿纳斯塔西娅毫无相似之处[23]。这位女性最后被带出了病院，并住进巴龙·阿图尔·冯·克莱斯特（Baron Arthur von Kleist）在柏林的家中。巴龙·阿图尔·冯·克莱斯特是一位白俄移民，在沙皇政府垮台前，他是俄属波兰的警察局长。负责处理此案的柏林督察法兰兹·格林贝格（Franz Grünberg）认为：“克莱斯特或许有其他考量，如同移民者圈子的传言，假使俄罗斯旧政府能够重建，他希望能借由照顾这名年轻女性，从中获得不错的利益[24]。”
该名女性开始自称安娜·柴可夫斯基（Anna Tschaikovsky）[25]，“安娜”取自“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的缩写[26]，而柏伊特则四处说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27]。安娜曾住在一些熟人的房子，例如克莱斯特、柏伊特、一个叫做巴赫曼（Bachmann）的贫困工人的家，以及格林贝格督察在措森丰克米勒附近的庄园[28]。安娜住在丰克米勒时，格林贝格安排了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姐姐——黑森和莱茵大公国的伊莲妮公主——与安娜·柴可夫斯基见面，但是伊莲妮公主不认得她[29]。格林贝格又安排安娜与塞西莉女公爵会面，但是安娜拒绝与其交谈，塞西莉女公爵也因安娜的行为而心生疑惑[30]。1950年代，塞西莉女公爵签署了一份声明，内容称安娜即为阿纳斯塔西娅[31]，不过塞西莉家族对该声明存有异议，并暗指塞西莉女公爵罹患了痴呆症[32]。
1925年，安娜的手臂遭结核感染，先后于多个医院接受治疗。此疾导致她的体重明显下降，更曾使她一度病危[33]。期间，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侍从官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沃尔科夫、阿纳斯塔西娅的老师皮埃尔·吉利亚尔、吉利亚尔的妻子苏拉（她曾是阿纳斯塔西娅的保母），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姐姐奥丽加女大公等人，都曾拜访过安娜。他们对安娜的处境感到同情，所以没有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最终他们也都否认她是阿纳斯塔西娅[34]。1926年3月，在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舅公丹麦瓦尔德马亲王资助下，安娜与哈里特·冯·拉特列夫前往瑞士卢加诺休养。瓦尔德马亲王一边透过丹麦驻德国大使赫卢夫·萨勒提供物资协助安娜，一边对调查她的身份[35]。为了让安娜成行，柏林外侨办公室（Berlin Aliens Office）以阿纳斯塔西娅的个人资料，提供她一份名为“阿纳斯塔西娅·柴可夫斯基”（Anastasia Tschaikovsky）的短期身份证明[36]。与拉勒芙吵架以后，安娜在1926年6月搬回德国奥伯斯多夫，一间名为史第拉赫豪斯（Stillachhaus）的疗养院，该地位处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之中，而拉勒芙则回到了柏林[37]。
住在奥伯斯多夫时，塔季扬娜·梅尔尼克（Tatiana Melnik，原姓博特金）曾造访过她。塔季扬娜·梅尔尼克是柏林俄罗斯难民办公室主管谢尔盖·博特金（Serge Botkin）的侄女，而她的父亲欧仁·博特金在1918年与沙皇一家一起，被共产分子所杀，他曾是沙皇一家的专属医师。梅尔尼克小时候曾见过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而她们最后一次说上话是在1917年的2月[38]。就梅尔尼克看来，安娜长得很像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不过梅尔尼克认为：“嘴型有些不同，而且明显的变得粗糙，再加上她的脸型很瘦，使她的鼻子看起来比以前还大[39]。”在一封信中，梅尔尼克写道：“她的脾气幼稚，不能把她当成一般的成人，必须像对待孩子般的引导她。她不是仅忘记几个字而已，而是丧失了精确表达意思的能力......就算是最简单的故事，她也能说得乱七八糟；她说的话根本就是把不合文法的德语拼凑在一块......她的记忆和视力明显的有问题[40]。”之后梅尔尼克称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认为其受损的身心理因素，使其不愿说俄语和回想过去所发生的事情[41]。或许是出于好意而不经意的“帮助病人那薄弱的记忆”[42]，又或者是蓄意造假[43]，梅尔尼克私下指导了安娜一些在皇家中生活的一些细节。
赛翁城堡 （1927年）
编辑
1927年，有碍于家庭压力，瓦尔德马亲王决定不再提供提供安娜资金援助，代表安娜将无法自丹麦取得资金[44]。此后，沙皇的远亲洛伊希滕贝格乔治公爵，让安娜住进了赛翁城堡[45]。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聘雇了一位叫做马丁·科诺夫（Martin Knopf）的私家侦探，对安娜到底是不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进行调查[46]。
在安娜待在赛翁城堡的这段期间，科诺夫回报安娜其实是一名叫做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兰工厂女工[47]。在一战期间，弗兰齐斯卡曾在军火工厂工作过，然而她的未婚夫在前线阵亡后没多久，一颗手榴弹从她手中脱落并爆炸，这起意外导致她的脑部受损，连带炸死一名领班[48]。此后她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最后在1916年9月19日被判定为精神病患[49]，前后出入过两次精神病院[50]。1920年初，弗兰齐斯卡从柏林的租屋处失踪，此后她的家人就没有再见过她和听到她的消息[51]。1927年5月，弗兰齐斯卡的哥哥费利克斯·尚茨科夫斯卡（Felix Schanzkowski），被安排在赛翁城堡附近因河畔瓦瑟堡的一间旅店与安娜见面。会面后，费利克斯认为安娜是他的姐姐弗兰齐斯卡，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则以此认定安娜假冒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2]，但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女儿娜塔莉（Natalie）却不这么认为，她确信安娜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3]。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对此感到十分为难[54]。费利克斯认定安娜就是她的姐姐[55]，但在他所签署的法院证词中，只写了“非常相似”，并且强调了安娜与弗兰齐斯卡身型的不同处，以及安娜不认得他自己[56]。几年后，费利克斯的家人说，虽然费利克斯知道安娜就是他的姐姐，但他选择了最适当的做法，放安娜追寻自己的新生[57]。
前来赛翁城堡的造访者还有艾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公主的丈夫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他曾写道：“我直接了断的说，她绝不是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她只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人，和一个可怕的女演员。我完全无法了解怎么会有人怀疑这些话。如果你见过她，我相信你一定会吓到，如此可怕的生物竟然会是我们沙皇的女儿[58]。”但其他造访赛翁城堡的人，例如曾于1916年在医院见过安娜的官员费利克斯·达瑟尔（Felix Dassel）、塔季扬娜·梅尔尼克那从小就认识阿纳斯塔西娅的兄弟格莱布·博特金，皆认为安娜·柴可夫斯基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59]。
美国（1928年到1931年）
编辑1928年，格莱布·博特金在美国发表了数篇支持安娜·安德森的文章，使得安娜·安德森的事迹获得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和兴趣[60]。格莱布·博特金的宣传引起了塞尼亚·里兹的注意。塞尼亚·里兹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远表亲，曾是俄罗斯的一名公主，后来嫁给了一名富有的美国实业家[61]。在格莱布·博特金与里兹的安排下，里兹出钱让安娜·安德森乘坐贝伦加丽亚号邮轮前往美国[62]。从塞翁前往美国的路途中，安娜·安德森在巴黎与沙皇的表兄弟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会面，他认为安娜·安德森是阿纳斯塔西娅大公[63]。之后在美国的6个月，安娜·安德森居住在里兹家位于纽约牡蛎湾的庄园中[64]。
1928年7月，距离沙皇遇害将近十年之时，博特金聘雇了一个名为爱德华·法洛斯（Edward Fallows）的律师，希望透过法律途径取得沙皇在苏联境外的资产。在尚未寻获沙皇尸首之前，并无足够证据证明沙皇已死，因此他的资产在预估的死亡日期后十年，才能继承给他的亲属[65] 。法洛斯成立了一间名叫“Grandanor”（为俄罗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Grand Duchess Anastasia of Russia的英文缩写）的公司，并利用日后可能取得的资产，来出售股份以取得资金[66]。安娜声称沙皇在国外拥有大量存款，使得英格兰有大量诺曼诺夫王朝遗产的谣言出现[67]。沙皇残存的亲属谴责博特金与法洛斯，利用安娜以获取利益，博特金则反过来指责他们想骗走“阿纳斯塔西娅”的遗产继承权[68]。最后，人们只在德国发现一小笔存款，这笔存款也被分配给沙皇其他已确认身份的亲属[69]。后来也许是因为安娜·安德森对沙皇遗产的主张产生争执[70]，安娜搬出了里兹的庄园，然后在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曼尼诺夫的安排下，先住进了纽约亨普斯特德的花园城酒店，最后才搬到一处小房舍中。为了躲避媒体，安娜在登记饭店房间时，使用了安德森太太（Mrs. Anderson）的名义，最后安娜·安德森也成为她最为人所知的名字[71]。沙皇的母亲玛丽亚皇后在1928年10月逝世，随后12名沙皇的近亲，在玛丽亚皇后的丧礼上会面并共同签署声明，谴责安娜·安德森假冒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72]。此为著名的《哥本哈根声明》（Copenhagen Statement），该声明中称：“我们的责任感使得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向公众解释安娜·安德森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个虚幻故事扩散和取得公众信任，那么这将是对我们至亲的先皇后，一个极大的污辱[73]。”格莱布·博特金在一封寄给谢妮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的公开信中称皇家“贪婪且无良”，为了财富而攻击安娜·安德森[74]。
1929年初，安娜与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一名叫做伯尔·詹宁斯（Burr Jennings）的单身富人同住，此人颇为乐意招待这个他认为的沙皇女儿[75]。接下来的1年半，安娜·安德森成了纽约市的宠儿[76]。接下来安娜·安德森产生一连串损害自己形象的行为，其中有两件事可以视作这一连串行为的高潮，一是她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宠物鹦鹉[77]，二来是她在一次聚会时跑到屋顶裸奔[78]。导致在1930年7月24日，纽约最高法院的彼得·舒马克（Peter Schmuck）法官签署一道命令，要求其接受精神病院诊治[79]。当人们要带走安娜·安德森时，安娜·安德森将自己关在房间中，最后人们用斧头强行破入房间。之后她被强制迁移到纽约西彻斯特郡的四风疗养院（Four Winds Sanatorium），并在该疗养院住了一年多[80]。1931年8月，安娜·安德森在一名私人护士的陪同下，搭乘德国号邮轮返回德国，旅途期间，她只能待在一个上锁的客舱中[81]。至于回到德国的旅费、疗养院的费用，以及之后六个月居住在德国汉诺威伊尔滕一家精神疗养院的费用，皆是由詹宁斯负担[82]。抵达伊尔滕之后，安娜·安德森并未被诊断出精神疾病，但是由于住院费用已经预先支付了，加上她也没其他地方可去，因此她暂时住在该院的一个套房内[83]。
德国（1931年到1968年）
编辑安娜·安德森回到德国的事情，引起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吸引了一些德国贵族[84]。这段期间她曾多次应其支持者的邀请与他们同住[85]。1932年，英国一家名为世界新闻报的小报发布了一则耸动的故事，称安娜·安德森是一名从事诈欺活动的罗马尼亚女演员[86]。爱德华·法洛斯作为安娜·安德森的律师，向英国法院控告该报诽谤，诉讼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无法结束，最后因为安娜·安德森居住在已成为敌国的德国中，而遭法院驳回[84]。1938年，法洛斯试图帮助人在德国的安娜·安德森，争取分给沙皇近亲的遗产，却反被沙皇的近亲们质疑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87]。诉讼断断续续的持续了数十年，蒙巴顿伯爵甚至帮他的德国亲戚支付与安娜·安德森进行诉讼的费用[88]。这一诉讼更成了德国历史上最长的诉讼案件[89]。
1938年，安娜·安德森再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与尚茨科夫斯卡家族见面。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Gertrude Schanzkowska）真心认为安娜·安德森是他的弗兰齐斯卡姐姐[90]，但由于纳粹政府希望利用这次会面，查清楚安娜·安德森的真实身份，如果承认她是弗兰齐斯卡的话，将会使她被关入牢中[91]。尚茨科夫斯卡家族最后拒绝签署不利安娜·安德森的证词，也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动作[92]。1939年，二战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而开始。爱德华·法洛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投入Grandanor公司，希望取得沙皇那不存在的遗产，把自己搞得一贫如洗，最后在1940年离世[93]。二战结束时，安娜·安德森在属于苏占区的萨克森-迈宁根中，与一名叫路易丝的人生活在温特斯坦城堡（Schloss Winterstein）。1946年时，安娜·安德森在萨克森-阿尔滕堡的弗雷德里克王子（Prince Frederick）帮助下，穿越边境前往属于法占区的巴特利本采尔[94]。
弗雷德里克王子将安娜·安德森安置在黑森林旁Unterlengenhardt镇中的旧军营，此处在日后也成了观光景点[95]。此后，亚历山德罗芙娜皇后的友人利莉·迪恩，和皇家的儿童英文教师西德尼·吉比斯都与安娜·安德森见了面，前者相信了安娜·安德森为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说法[96]，后者则称其为假冒者[97]。一份法院证词中，西德尼·吉比斯称：“她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我确信她只不过是一个冒牌货[98]。”此后，安娜·安德森逐渐脱离人群，终日与猫为伍，而她所居住的房屋状况越来越差[99]。1968年5月，安娜·安德森被人在其家中发现呈半意识（semi-conscious）状态，而被送到诺伊恩比格的医院。当安娜·安德森不在家的时候，弗雷德里克王子要求当地的卫生委员会把房子清理了一番[100]。安娜·安德森的爱尔兰猎狼犬和60多只猫最后遭到扑杀[101]。她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在一直支持她的格莱布·博特金要求下，安娜·安德森再次回到了美国[102]。
晚年（1968年到1984年）
编辑
此时格莱布·博特金居住在维吉尼亚夏洛蒂镇中一个大学城，而安娜·安德森前往美国之费用，则是由格莱布·博特金一个叫做约翰·E·马纳汉之朋友所支付，此人是一位历史教授和系谱学家[103]。安娜·安德森入境美国时，取得了为期6个月的旅游签证，然后在签证到期前，她与小她20岁的约翰·E·马纳汉在1968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格莱布·博特金则担任伴郎[104]。约翰·E·马纳汉挺享受这个速成的婚姻[105]，甚至自称“大公侍从”（Grand Duke-in-Waiting）[106]和“沙皇驸马”（Son-in-law to the Tsar）[107]。夫妻俩同住在夏洛蒂镇大学区（University Circle）中一房子，但分开住在不同卧室，此外他们在斯柯茨维尔还拥有一座农场[108]。隔年，格莱布·博特金去世[109]。随后在1970年2月，缠讼已久之案子终于以双方都无法证明安娜·安德森的身份告结[110]。
诉讼结束后，安娜·安德森终于能合法使用阿纳斯塔西娅·马纳汉为名[111]，并以行为怪异而在夏洛蒂镇小有名气[112]。虽然约翰·E·马纳汉是颇为富有，但是他们却与成堆猫狗和垃圾，居住在肮脏不堪之环境中[113]。1979年8月20日，安娜·安德森因为肠梗阻而被送到夏洛蒂镇玛莎·杰佛逊医院诊治。理查德·史鲁姆（Richard Shrum）医生最后在安娜·安德森体内取出了坏疽肿瘤并切除了一段肠子[114]。
安娜·安德森与约翰·E·马纳汉之健康每况愈下，而安娜·安德森因为丧失自理能力，当地的巡回法庭为此在1983年11月，指派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律师担任安娜·安德森之监护人。几天后，约翰·E·马纳汉从医院“掳”走了安娜·安德森[115]，然后在维吉尼亚州里开着车四处到便利商店找东西吃。最后因为一名警察通报下，人们找到了安娜·安德森和约翰·E·马纳汉，并将安娜·安德森送回护理机构[116]。1984年1月，安娜·安德森疑似中风发作，并在同年2月12日因肺炎病逝[117]。安娜·安德森去世当天，遗体即被火化，并于1984年6月18日葬入赛翁城堡墓地。[118]约翰·E·马纳汉则于1990年3月22日去世。[6]
DNA检验
编辑199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皇后，和沙皇三个女儿的遗体，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乱葬岗被发现。骨骼鉴定和DNA检定也证实了它们的身份[119]。例如外祖母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姊妹的菲利普亲王，他的线粒体DNA就与其中女性尸骨上的线粒体DNA相匹配[119]。2007年，人们又发现2具尸体。透过多次的DNA检验，证实这两具尸体为沙皇一家七口未被找到的两个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和沙皇的另一个女儿。沙皇的4个女儿都未能逃过共产党人的处决[2][3] 。
安娜·安德森在1979年手术时取下的组织，被存放在玛莎·杰佛逊医院。人们以此采集到了安娜·安德森的线粒体DNA，并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亲属进行比对。最后发现她的DNA与菲利普亲王和沙皇一家人的DNA都不符。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的儿子，卡尔·毛赫（Karl Maucher）提供的DNA，经过检验后反而与安娜·安德森相符，证明安娜·安德森就是弗兰齐斯卡·尚茨科夫斯卡[120]。基因检测后5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泰瑞·梅尔顿博士（Dr. Terry Melton）称，安娜与尚茨科夫斯卡家族的基因序列关系“依旧特殊”，加上美军基因鉴定实验室DNA样本数据库的增长，致使“安娜就是法兰西丝卡·尚茨科夫斯卡的可信度增加[121]”。
后来人们从马纳汉书里夹着的信封，找到几缕头发。经过检验后，头发的线粒体DNA与医院存放的安娜·安德森DNA样本相符、与卡尔·毛赫的DNA有亲属关系，但与沙皇一家的遗体、罗曼诺夫王朝的幸存者毫无关联[122]。
评价
编辑1918年7月，共产党人杀害了沙皇一家7口，包含当时年仅17岁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但几年后共产党制造的假资讯，导致沙皇一家仍有幸存者的谣言不胫而走[123]。这些有关皇室结局的谣言，不仅互相矛盾，更给了人们假称自己是皇室幸存者的机会[124]。
大多数的假冒行为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唯独安娜·安德森不同[125]。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之一的哈里特·冯·拉特列夫，在1928年于德国与瑞士出版其著作《Anastasia, ein Frauenschicksal als Spiegel der Weltkatastrophe》（意为“阿纳斯塔西娅：反映世界危机的女人与她的命运”），该书内容曾在1927年时连载于《柏林晚报》（Berliner Nachtausgabe）。相对的，反方也发表了自己的著作。1929年时，皮埃尔·吉利亚尔与康斯坦丁·萨维奇（Constantin Savitch）一同在巴黎博兹（Payot）出版《La Fausse Anastasie》（意为假的阿纳斯塔西娅）[126]。相互矛盾的证词和物证，被正反方轮流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例如安娜·安德森与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脸部特征，时常被双方用来比较，以支持或反对安娜·安德森的主张[127]。由于缺少准确的文件证明和物证，因此安娜·安德森是否为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问题，只能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想法[128]。如同安娜·安德森常说的一段话：“你相信与否，既不重要，也不成问题[129]。”（You either believe it or you don't believe it. It doesn't matter. In no anyway whatsoever.）德国法庭无法裁定安娜·安德森的主张是否为真，耗时40多年的审理也只能做出：“无法成立，但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判决[130]。在审理期间的最后几年，冈特·冯·贝伦贝格-高斯勒博士（Dr. Günter von Berenberg-Gossler）成了控方律师。他曾说在德国法庭审理案件时：“比起控方比较不吸引人的陈述，媒体们更偏好报导安娜·安德森的说词；新闻的编辑常常在记者报导完安娜·安德森那方的证词后，向记者取得相关资讯，也因此忽略了控方的说法，导致公众通常无法得知事件的全貌。[131]”
1957年，德国内出版了一本名为《Ich, Anastasia, Erzähle》（我，阿纳斯塔西娅，一本自传）的书籍，内容为安娜·安德森的故事，其中穿插有罗兰·克鲁格·冯·妮妲的评论，书中的故事是由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拼凑而成[132]。书中有着这么一个“传奇故事”[133]，内容是安娜·安德森嫁给了一名叫做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Alexander Tschaikovsky）的男子，男子让安娜·安德森坐在一个农场的推车上，由他推著车一起逃离了俄罗斯。而两人育有一子，名为阿列克谢（Alexei），但亚历山大在布加勒斯特的街上被人射杀，其子则在孤儿院中失踪。就连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们，也认为这个逃亡故事：“对剧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134]”，更别说是反对者了：“这个牵强的爱情故事，令人难以相信[134]。”
对于安娜·安德森动机的说法有许多种，有人认为她是故意假冒、妄想、因精神创伤而产生了新人格，或者被另有他想的支持者所利用。皮埃尔·吉利亚尔称安娜·安德森为“狡猾的神经病”[135]。第一个认为安娜·安德森是皇室成员之一的人，是当时住在达尔多夫精神病院的克拉拉·柏伊特（Clara Peuthert），并非安娜·安德森。此后，安娜·安德森也相信了这种说法[136]。作家迈克尔·桑顿（Michael Thornton）认为：“她在某处丢失并拒绝了尚茨科夫斯卡的身份。她整个失去了原先的自我，相信自己是新的另外一个人。我认为这是意外产生的，而她也沉迷于强烈的喜悦之中[137]。”路易·蒙巴顿伯爵——沙皇子女的表兄弟——认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是：“利用出版书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戏剧演出的版税等等，来使自己发家致富[138]。”谢妮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的孙子麦可·罗曼诺夫王子，则称罗曼诺夫家族一直都知道安娜·安德森是个骗子，同时也瞧不起她，甚至认为：“她身边的跳梁小丑所创造的书籍和电影，简直是对人们记忆中的皇室家庭，一个莫大的污辱[131]。”
虚构故事
编辑
自从1920年代开始，安那·安德森自称是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为基础的虚构创作开始出现。1928年，一部名为《Clothes Make the Woman》的无声电影上映，其内容大致等于安娜·安德森的故事[140]。1953年，法国剧作家马塞勒·莫雷特，参考拉特耶夫和吉利亚尔两人的著作，编写了名为《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的剧作[141] ，该剧由维韦卡·林德福什饰演剧名角色，并在欧美等国进行巡回展演。演出相当成功，因此美国剧作家盖伊·波尔顿在1956年，将该剧改编为英语电影，名为真假公主（Anastasia）[142]。剧情为一群骗子想假装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依旧活着，以此骗取俄罗斯流亡者的金钱。他们将一名叫做“安娜”（Anna）的女性装扮成阿纳斯塔西娅。安娜的身平不明而且失去了她过去的记忆，但随着剧情发展，她就是阿纳斯塔西娅的迹象不断露出。观众必须自己思考安娜是否为阿纳斯塔西娅[143]。同一时期，由莉莉·巴露玛主演的《The Story of Anastasia》，剧情大体与另一部电影相同，但剧中的核心角色：“或许更加迷惘、疯狂和可悲，但她同时也有充满气质与自信的一面[143]。”
剧作家罗伊斯·里顿在1978年发表了关于安娜·安德森的作品，《I Am Who I Am》。与之前的作品相同，该剧将安娜·安德森描写为：“一个内在价值受到他人贪欲和恐惧所损害的人”，但同时也没有尝试证实其身份为何[144]。
肯尼斯．麦克米兰的芭蕾舞剧《Anastasia》于1967年首演，该剧以《Ich, Anastasia, Erzähle》为灵感来源，此外该剧：“一个关于安娜·安德森，自认是阿纳斯塔西娅的女人，她那戏剧性的幻想......不论是在记忆或是想像中，她经历了阿纳斯塔西娅过去的一些片段......故事主轴宛若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恶梦，围绕在由林恩·西摩饰演的女主角旁[145]。”一名当代评论家认为西摩的演出：“不顾一切的安娜·安德森，那紧绷、痛苦的模样，令人感到惊奇和印象深刻[146]。”1992年，尤里·瓦莫斯的芭蕾剧《睡美人——沙皇最后的女儿》（Sleeping Beauty – Last Daughter of the Czar）在巴塞尔剧院进行演出，内容以安娜·安德森作为叙事主轴，并以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作为故事基础[147]。
1986年，分为上下两部的迷你电视电影《安娜之谜》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上映，主演该电影的艾米·欧文更获得金球奖提名。哈尔·埃里克森（Hal Erickson）说：“欧文以《淑女，还是老虎？》的手法来诠释主角，而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她究竟是相信了自己创造的虚幻故事，又或者她其实只是个狡诈的骗子[148]。”
1997年，DNA检测证实安纳·安德森并非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后，名为真假公主－阿纳斯塔西娅的奇幻动画片上映，片中名为阿纳斯塔西娅或安亚的主角，被描绘成真正的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该作品纯粹是一部原创的音乐动画娱乐电影，英国天空影院认为该片“非常地不重视史实[149]”。
资料来源
编辑- ^ Coble et al.; Godl (1998)
- ^ 2.0 2.1 2.2 Coble et al.; Rogaev et al.
- ^ 3.0 3.1 Discovery solves mystery of last Czar's family, CNN, 2008-04-30 [2009-07-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5-21）
- ^ 4.0 4.1 Klier and Mingay, p. 93; 柏林警方的报告，见I, Anastasia第89页
- ^ Klier and Mingay, p. 109; Kurth, Anastasia, pp. 10, 53
- ^ 6.0 6.1 Tucker
- ^ Stoneking et al.; Van der Kiste and Hall, p. 174
- ^ Stoneking et al.
- ^ Coble et al.; Gutterman; Massie, p. 249; Sieff; Sykes, p. 75
- ^ 柏林警方的报告，见I, Anastasia第89页
- ^ King and Wilson, pp. 82–84; Massie, p. 163
- ^ 护士Erna Buchholz和Bonhoeffer医师的说法，见I, Anastasia第95–96页
- ^ I, Anastasia, p. 91; Klier and Mingay, p. 94; Kurth, Anastasia, p. 14
- ^ King and Wilson, p. 91; Klier and Mingay, p. 94, Kurth, Anastasia, pp. 16–17
- ^ Kurth, Anastasia, p. 21; Welch, p. 103
- ^ Klier and Mingay, p. 95; Kurth, Anastasia, p. 25; Massie, p. 163
- ^ I, Anastasia, p. 93; Hall, p. 340; Kurth, Anastasia, p. 25
- ^ Klier and Mingay, p. 95; Kurth, Anastasia, p. 26
- ^ Kurth, Anastasia, p. 12
- ^ I, Anastasia, p. 91
- ^ Klier and Mingay, pp. 93–94, just describes Peuthert's claim.
- ^ King and Wilson, pp. 88–89; Massie, p. 163
- ^ I, Anastasia, p. 93; Klier and Mingay, p. 95
- ^ 格林贝格给他的上司格尔克（Goehrke）委员的信，见I, Anastasia第92页
- ^ Klier and Mingay, p. 96; Kurth, Anastasia, p. 53; 柏林警方的纪录，见I, Anastasia第112页
- ^ I, Anastasia, p. 98; Klier and Mingay, p. 96
- ^ Grünberg's notes, quoted by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112
- ^ I, Anastasia, pp. 100–112; Klier and Mingay, pp. 97–98; Kurth, Anastasia, pp. 29–63
- ^ Klier and Mingay, pp. 97–98; Kurth, Anastasia, pp. 51–52;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03, 106–107; Welch, p. 108
- ^ I, Anastasia, p. 115; Kurth, Anastasia, p. 64; Klier and Mingay, p. 98; Massie, p. 168
- ^ Kurth, Anastasia, p. 343; Massie, p. 168;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116
- ^ Kurth, Anastasia, p. 343
- ^ Kurth, Anastasia, pp. 84–85; Massie, p. 172; Welch, p. 110
- ^ Klier and Mingay, pp. 99–103; Kurth, Anastasia, pp. 99–124;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35–169
- ^ Klier and Mingay, p. 91; Kurth, Anastasia, p. 102
- ^ Kurth, Anastasia, p. 130
- ^ Klier and Mingay, p. 104; Kurth, Anastasia, pp. 130–134;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80–187
- ^ Kurth, Anastasia, p. 138
- ^ Tatiana Melnik's declaration on oath, 1929, quoted (in negligibl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by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193; King and Wilson, p. 172 and Kurth, Anastasia, pp. 141–142
- ^ Quoted (in two negligibl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by Massie in p. 169 and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195
- ^ Massie, p. 170;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97–198
- ^ Pierre Gilliard (1929) La Fausse Anastasie quoted in Krug von Nidda, p. 198
- ^ Godl (1998)
- ^ Kurth, Anastasia, pp. 151–153; Massie, p. 181
- ^ Klier and Mingay, pp. 105–106; Kurth, Anastasia, pp. 151–153; Massie, p. 181
- ^ Anderson's supporters claimed that Ernest Louis's hostility towards Anderson arose from her allegation that they had last met when he had visited Russia in 1916. Anderson claimed that in the midst of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Germany, Ernest Louis had visited Russia to negotiate a separate peace. Ernest Louis denied the allegation, which if true would have been tantamount to treason. There was no conclusive proof either way. (See: Klier and Mingay, pp. 100–101; Kurth, Anastasia, pp. 93–95; Massie, pp. 177–178;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127–129)
- ^ King and Wilson, pp. 306–314; Klier and Mingay, p. 105; Massie, pp. 178–179
- ^ King and Wilson, pp. 282–283; Klier and Mingay, p. 224; Massie, p. 249
- ^ King and Wilson, p. 283; Kurth, Anastasia, p. 167
- ^ Kurth, Anastasia, p. 415, note 93
- ^ Klier and Mingay, pp. 105, 224; Kurth, Anastasia, p. 166; Massie, pp. 178–179, 250
- ^ Klier and Mingay, p. 106; Kurth, Anastasia, p. 415, note 80
- ^ Kurth, Anastasia, p. 180; Massie, p. 181
- ^ King and Wilson, p. 160; Massie, p. 181
- ^ Klier and Mingay, p. 106; Report of Dr. Wilhelm Völler, attorney to Harriet von Rathlef, in the Fallows collection, Houghton Library,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172; Massie, p. 180
- ^ Klier and Mingay, p. 106; Affidavit of Felix Schanzkowski, Fallows paper, Houghton Library,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174
- ^ Klier and Mingay, p. 224
- ^ 1927年9月19日，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给俄罗斯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信，节录于Kurth, Anastasia, p. 186
- ^ Klier and Mingay, pp. 89, 135; Kurth, Anastasia, pp. 193, 201
- ^ Godl (1998); Klier and Mingay, p.108; Massie, p. 182
- ^ Klier and Mingay, p. 108; Kurth, Anastasia, p. 202; Massie, p. 182
- ^ Kurth, Anastasia, pp. 202–204
- ^ King and Wilson, p. 208; Klier and Mingay, p. 109; Kurth, Anastasia, pp. 204–206
- ^ Klier and Mingay, p. 109; Kurth, Anastasia, pp. 214–219; Massie, pp. 175–176, 181
- ^ Clarke, p. 187; Klier and Mingay, p. 110; Kurth, Anastasia, pp. 220–221;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42
- ^ Clarke, p. 185; Klier and Mingay, pp. 110, 112–113; Kurth, Anastasia, p. 233; Massie, p. 184
- ^ Clarke, pp. 188–190; Klier and Mingay, p. 103; Massie, pp. 183–185
- ^ Klier and Mingay, pp. 112, 121, 125; Kurth, Anastasia, pp. 230–231; Massie, p. 183
- ^ Klier and Mingay, p. 117
- ^ Klier and Mingay, p. 110; Kurth, Anastasia, pp. 221–222;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42
- ^ Klier and Mingay, p. 110; Kurth, Anastasia, p. 227; Massie, p. 181;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44
- ^ Klier and Mingay, p. 111; Kurth, Anastasia, p. 229;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238–239
- ^ Klier and Mingay, p. 111; Kurth, Anastasia, p. 229
- ^ King and Wilson, pp. 187–188; Klier and Mingay, pp. 111–112; Massie, p. 183
- ^ Massie, p. 182
- ^ Kurth, Anastasia, p. 232; Massie, p. 182
- ^ Klier and Mingay, p. 113; Letter from Wilton Lloyd-Smith, Miss Jennings' attorney, to Annie Jennings, 15 July 1930,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250
- ^ Letter from Wilton Lloyd-Smith, Miss Jennings' attorney, to Annie Jennings, 22 August 1930, Fallows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251; Massie, p. 182
- ^ Kurth, Anastasia, pp. 251–252
- ^ Massie, p. 182;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p. 250–251
- ^ Kurth, Anastasia, pp. 253–255; Massie, p. 186
- ^ Massie, p. 186
- ^ Kurth, Anastasia, pp. 258–260
- ^ 84.0 84.1 Klier and Mingay, p. 127
- ^ Kurth, Anastasia, pp. 271–279
- ^ Klier and Mingay, p. 127; Kurth, Anastasia, p. 276
- ^ Klier and Mingay, p. 115; Kurth, Anastasia, pp. 289–356
- ^ Klier and Mingay, p. 128; Massie, p. 189
- ^ King and Wilson, p. 236; Klier and Mingay, p. 115
- ^ Klier and Mingay, p. 129; Kurth, Anastasia, p. 283; Massie, p. 180
- ^ Klier and Mingay, p. 129
- ^ King and Wilson, p. 316; Klier and Mingay, p. 129
- ^ Klier and Mingay, p.123; Kurth Anastasia, p. 291; Massie, p. 184
- ^ Klier and Mingay, p. 129; Kurth, Anastasia, pp. 285–286
- ^ Klier and Mingay, pp. 130–131; Kurth, Anastasia, pp. 263–266; Massie, p. 186
- ^ Klier and Mingay, pp. 153–154; Kurth, Anastasia, p. 288; Massie, p. 187
- ^ Kurth, Anastasia, p. 304; Massie, p. 187
- ^ Massie, p. 187
- ^ Klier and Mingay, p. 140; Kurth, Anastasia, p. 334; Massie, p. 191
- ^ Klier and Mingay, p. 140; Kurth, Anastasia, pp. 370–371
- ^ Klier and Mingay, p. 140; Kurth, Anastasia, pp. 371–372
- ^ Klier and Mingay, p. 142; Kurth, Anastasia, pp. 371–372; Welch p. 253
- ^ Klier and Mingay, p. 142; Kurth, Anastasia, p. 370; Massie, pp. 191–192
- ^ King and Wilson, p. 246; Kurth, Anastasia, p. 375
- ^ Kurth, Anastasia, p. 375; Massie, p. 192
- ^ Massie, p. 192
- ^ Klier and Mingay, p. 145
- ^ Kurth, Anastasia, p. 381
- ^ Klier and Mingay, p. 162; Kurth, Anastasia, p. 376
- ^ King and Wilson, pp. 236–238; Klier and Mingay, p. 139; Kurth, Anastasia, p. 377
- ^ King and Wilson, p. 247; Kurth, Anastasia, p. 375
- ^ Klier and Mingay, p. 162; Kurth, Anastasia, p. 388; Tucker
- ^ Klier and Mingay, p. 162; Kurth, Anastasia, p. 381; Massie, p. 192; Tucker
- ^ King and Wilson, p. 251; Massie, p. 194
- ^ Klier and Mingay, p. 163; Massie, p. 193
- ^ Klier and Mingay, p. 164; Massie, p. 193
- ^ King and Wilson, p. 253; Klier and Mingay, p. 164
- ^ King and Wilson, pp. 253–255; Klier and Mingay, p. 164; Massie, p. 193
- ^ 119.0 119.1 Gill et al.
- ^ Godl (1998); Stoneking et al.
- ^ Godl (2000a)
- ^ King and Wilson, pp. 263–266; Massie, p. 246; Stoneking et al.
- ^ King and Wilson, p. 67; Klier and Mingay, pp. 70–71, 82–84; Massie, pp. 144–145
- ^ King and Wilson, p. 71; Klier and Mingay, pp. 84, 91; Massie, pp. 144–145
- ^ King and Wilson, p. 2; Massie, pp. 144–162
- ^ Klier and Mingay, p. 103;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73
- ^ e.g. King and Wilson, pp. 229–232; Kurth, Anastasia, p. 76
- ^ King and Wilson, pp. 3–4;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83
- ^ 1976年10月26日时拨放的ABC访问，摘录于Klier和Mingay的著作第230页，以及Kurth的Anastasia第383页
- ^ Klier and Mingay, p. 139; Kurth, Anastasia, p. 377; Massie, p. 190
- ^ 131.0 131.1 Godl (2000b)
- ^ Klier and Mingay, p. 143; Kurth, Anastasia, p. 395; Massie, p. 294
- ^ Klier and Mingay, p. 96
- ^ 134.0 134.1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81
- ^ Godl (1998); Gilliard, Pierre, L'Histoire d'une imposture, L'Illustration, 25 June 1927 quoted in Kurth, Anastasia, p. 179
- ^ Klier and Mingay, p. 94
- ^ Quoted by Klier and Mingay, p. 230
- ^ Letter from Mountbatten to Ian Jacob, 8 September 1958, Broadlands archive, quoted in Ziegler, Philip, Mountbatten, London: Collins: 679, 1985, ISBN 0-00-216543-0
- ^ Kurth, Anastasia, p. 270;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73
- ^ Welch, p. 183
- ^ Klier and Mingay, p. 132
- ^ Kurth, Anastasia, p. 268; Krug von Nidda in I, Anastasia, p. 274
- ^ 143.0 143.1 The Problem of Anastasia: Two films on a single pitiful theme, The Times (53770), 20 February 1957: 11
- ^ Wardle, Irving, New angle on the Anastasia affair, The Times (60383), 18 August 1978: 10
- ^ Percival, John, Reworked ballet short on dancing, The Times (58232), 1971-07-23: 16
- ^ Percival, John, Anastasia, The Times (58295), 1971-10-11: 10
- ^ Vàmos, Youri, Sleeping Beauty – Last Daughter of the Czar, [2010-03-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18）
- ^ Erickson, Hal, Anastasia: The Mystery of Anna, All Movie Guide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2009-0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7-09）
- ^ Anastasia, Sky Movies, [2009-07-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10-20）
参考书目
编辑
- I, Anastasia: An autobiography with notes by Roland Krug von Nidda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Oliver Coburn,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58
- Clarke, William, Romanoff Gold: The Lost Fortune of the Tsars,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2007, ISBN 978-0-7509-4499-1
- Coble, Michael D; Loreille, Odile M; Wadhams, Mark J; Edson, Suni M; Maynard, Kerry; Meyer, Carna E; Niederstätter, Harald; Berger, Cordula; Berger, Burkhard; Falsetti, Anthony B; Gill, Peter; Parson, Walther; Finelli, Louis N., Mystery Solv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wo Missing Romanov Children Using DNA Analysis, PLoS ONE, 11 March 2009, 4 (3): e4838, Bibcode:2009PLoSO...4.4838C, PMC 2652717
, PMID 19277206, doi:10.1371/journal.pone.0004838 - Gill, Peter; Ivanov, Pavel L., Kimpton, Colin, Piercy, Romelle; Benson, Nicola; Tully, Gillian; Evett, Ian; Hagelberg, Erika; Sullivan, Kevin,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Romanov family by DNA analysis, Nature Genetics, February 1994, 6 (2): 130–135, PMID 8162066, doi:10.1038/ng0294-130
- Godl, John, Anastasia: The Unmasking of Anna Anderson, The European Royal History Journal (Oakland: Arturo Beeche), August 1998, (VI): 3–8
- Godl, John, Remembering Anna Anderson, Boise, Idaho: Archimandrite Nektarios Serfes, 25 March 2000a [3 Jul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25）
- Godl, John, Remembering Anna Anderson: Part II, Boise, Idaho: Father Nektarios Serfes, 26 March 2000b [7 September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1-13）
- Gutterman, Steve, Bones turn up in hunt for last czar's son, Associated Press, 23 August 2007 [3 Jul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4-14）
- Hall, Coryne, Little Mother of Russia: A Biography of Empress Marie Feodorovna, London: Shepheard-Walwyn, 1999, ISBN 0-85683-177-8
- King, Greg; Wilson, Penn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Romanovs,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1, ISBN 978-0-470-44498-6
- Klier, John; Mingay, Helen, The Quest for Anastasia, London: Smith Gryphon, 1995, ISBN 1-85685-085-4
- Kurth, Peter, Anastasia: The Life of Anna Anders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3, ISBN 0-224-02951-7
- Kurth, Peter, Tsar, Toronto: Little, Brown, 1995, ISBN 0-316-50787-3
- Lovell, James Blair, Anastasia: The Lost Princess, London: Robson Books, 1991, ISBN 0-86051-807-8
- Massie, Robert K., The Romanovs: The Final Chapter, London: Random House, 1995, ISBN 0-09-960121-4
- Rogaev, Evgeny I; Grigorenko, Anastasia P; Moliaka, Yuri K; Faskhutdinova, Gulnaz; Goltsov, Andrey; Lahti, Arlene; Hildebrandt, Curtis; Kittler, Ellen LW; Morozova, Irina, Genomic identification in the historical case of the Nicholas II royal famil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1 March 2009, 106 (13): 5258–5263, Bibcode:2009PNAS..106.5258R, PMC 2664067 , PMID 19251637, doi:10.1073/pnas.0811190106
- Sieff, Martin, Romanov mystery finally solv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1 May 2008 [3 Jul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24）
- Stoneking, Mark; Melton, Terry; Nott, Julian; Barritt, Suzanne; Roby, Rhonda; Holland, Mitchell; Weedn, Victor; Gill, Peter; Kimpton, Colin; Aliston-Greiner, Rosemary; Sullivan, Kevin, Establishing the identity of Anna Anderson Manahan, Nature Genetics, 9 January 1995, 9 (1): 9–10, PMID 7704032, doi:10.1038/ng0195-9
- Sykes, Bryan, 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 New York: Norton, 2001, ISBN 0-393-02018-5
- Tucker, William O. Jr., Jack & Anna: Remembering the czar of Charlottesville eccentrics, The Hook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Better Publications LLC), 5 July 2007 [3 July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5）
- Van der Kiste, John; Hall, Coryne, Once A Grand Duchess: Xenia, Sister of Nicholas II, Phoenix Mill: Sutton Publishing, 2002, ISBN 0-7509-2749-6
- Welch, Frances, A Romanov Fantasy: Life at the Court of Anna Anders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7, ISBN 978-0-393-065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