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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战役

二戰亞洲戰區戰役
（重定向自抗日战争 (新加坡)）

新加坡战役（英语：Battle of Singapore），也称为新加坡的陷落（英语：Fall of Singapore），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战区中的一场关键战役。大日本帝国陆军在1942年2月8日至15日间攻击由盟军守卫、大英帝国所属的海峡殖民地，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占领新加坡岛，并成为英国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7] 此战，日军仅以伤亡约5,000人的代价，毙伤俘了盟军85,000人，可谓以少胜多。新加坡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和经济港口，对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防御战略至关重要。

新加坡战役
马来亚战役的一部分

1942年2月15日，英军司令官白思华中将等人在日军杉田一次中佐的带领下向日军投降。由左至右：翻译员韦德少校（手持白旗）、马来亚司令部首席行政官钮毕健准将（手持英国国旗）、杉田一次中佐、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陶伦斯准将、白思华中将。
日期1942年2月8日－1942年2月15日
地点
新加坡海峡殖民地01°22′N 103°49′E / 1.367°N 103.817°E / 1.367; 103.817
结果 大日本帝国胜利
日本占领新加坡
参战方

 英国

 大日本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英国 阿奇博尔德·韦维尔
英国 白思华（被俘） 投降
澳大利亚 高登·班涅特（英语：Gordon Bennett (general)）
英国 路易斯·希斯（英语：Lewis Heath）（被俘）
英国 默顿·贝克维斯-史密斯（英语：Merton Beckwith-Smith） （被俘）
英国 弗兰克·西蒙斯（英语：Frank Keith Simmons）		 大日本帝国 山下奉文
大日本帝国 西村琢磨[1]
大日本帝国 牟田口廉也
大日本帝国 松井太久郎（日语：松井太久郎）
参战单位

马来亚联邦 马来亚司令部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陆军

日本 大日本帝国海军
兵力
85,000人
300门火炮
1,800+辆卡车
200辆装甲车
208门反坦克和高射炮
54门海岸炮[2][3][4]		 36,000人
440门火炮
3,000辆卡车[5][6]
伤亡与损失
约5,000人伤亡
约80,000人受伤或被俘		 1,714人死亡
3,378人受伤

战斗开始前，日军大约30,000人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在马来亚战役中沿着马来亚半岛南下，守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盟军错误地认为日军无法在丛林地形通行，日军却迅速前进，盟军的防御很快被日军包抄。盟军在新加坡有85,000人，由英国陆军马来亚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指挥，但许多部队兵力不足而且缺乏实战经验。盟军兵力虽然超过日军兵力，但新加坡岛上大部分的饮用水是从马来亚的蓄水池抽取的。盟军从马来亚撤退到新加坡时摧毁了新柔长堤，迫使日军临时想办法渡过柔佛海峡。新加坡的防守对英军来说非常重要，以致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命令白思华无论如何都要守到底。

1942年2月8日，日军攻击盟军在新加坡防御最弱的西北部莎琳汶沙滩，成功地抢滩并登陆。白思华曾预料日军会在从北部渡过柔佛海峡，但未能及时增援。盟军在沟通和领导方面失败，西北部和北部附近没有其它防御阵地或预备军。日军继续前进，盟军的补给开始耗尽。到了到2月15日，新加坡岛上的大约100万平民为了逃难已挤进盟军控制的剩余地区，地面积约全岛的1%。日军轰炸机不断轰炸民用供水系统，日军的补给也逐渐开始耗尽了，山下奉文也希望避免双方在城镇里交战。

自战斗开始以来，日军第二次要求盟军无条件投降。2月15日下午，白思华向山下奉文投降，大约有80,000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地区的士兵成为战俘，加入马来亚战役中被俘的50,000战俘；许多战俘后来死于照顾不周、虐待、强行劳役或死亡行军。盟军投降三天后，日军针对当地华人进行肃清大屠杀，杀害了数千平民。日军占领新加坡直到战争结束。大约40,000印度战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加入了印度国民军并参与缅甸战役。丘吉尔将新加坡的陷落称为英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灾难。[8] 新加坡的陷落、马来亚海战以及1942年的其它军事失败都严重损了大英帝国的威望，从而促成了战后英国对该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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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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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3年英日同盟失效后，英国在新加坡北部三巴旺（Sembawang）建立了海军基地，作为新加坡战略的一部分，是英军在东南亚地区防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由于财务限制，海军基地的建设工作受阻。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新加坡战略原先的关键前提已经随着战况的变化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关联性了。[9][10] 1940年至1941年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同盟国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11][12] 日军在1940年7月制定了夺取新加坡的基本战略，没有因为在1940年年底至1941年年底获得了新情报而改变战略，但确认了这项战略。[13] 1940年11月11日，德国袭击巡洋舰亚特兰提斯号（Atlantis）在印度洋捕获了英国轮船奥托梅冬号（Automedon），发现写给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Robert Brooke-Popham）空军上将的文件，文件中有关于新加坡弱点的资讯。1940年12月，德军将这些文件的副本交给日军。日军情报部门破解了英军的密码，于1941年1月解读了从新加坡发送至伦敦的信息，内容中详细地埋怨并提到了新加坡要塞的软弱状态。日军起初觉得信息中承认新加坡弱点的语态太坦承了，怀疑是英军故意放出的假信息，但后来和从奥托梅冬号获得的文件核对才确认信息是真实的。[14]

由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和工业方面的消耗，日本的石油储备迅速地耗尽。1941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准备开战，以便在以和平方式购买重要资源失败的情况下用武力夺取资源。日军规划者制定了一项广泛的计划，同时进攻英国、荷兰和美国的领土。日军会在香港和马来亚登陆，再从马来亚南下通过新柔长堤攻取新加坡，然后再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资源丰富的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与此同时，日军也会偷袭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菲律宾登陆，并攻击关岛、威克岛和吉尔伯特群岛。[15][16] 日军进行这些行动后会在攻下的地区内巩固防御，建立一条从印度缅甸边境到威克岛并穿越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新不列颠、俾斯麦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防线，用来阻止同盟国夺回失地并挫败他们的斗志。[15]

马来亚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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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马来亚战役和轰炸新加坡 (1941年)

日军第25军从中南半岛入侵马来亚，于1941年12月8日以两栖攻击攻入泰国和马来亚北部。[17][18] 泰国皇家军队起初在前5至8小时内抵抗日军，但随后泰国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和友好条约，并向英美两国宣战。日军接着从泰国陆地取道，通过泰国马来亚边境进攻马来亚。与此同时，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新加坡。[19]

日军在马来亚北部遭到盟军印度第3军的抵抗。尽管日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兵力不及盟军，他们集中兵力攻击盟军，盟军也不主动出击，而日军在密接空中支援、装甲部队、协调、战术和作战经验方面胜过盟军。英军的传统军事思维认为日军处于劣势，马来亚的丛林难以通行，因此盟军疏于防范，日军能连续利用盟军的弱点包抄他们仓促建立的防线。[20][21] 新加坡战役之前，日军在麻坡战役中遭遇了盟军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和印度第45步兵旅的顽强抵抗。留守新加坡的盟军基本上都是驻军。[22][23]

马来亚战役爆发前，盟军在新马一带只有164架可用的军用飞机，唯一的战斗机型号是不合标准的F2A战斗机，由一个新西兰皇家空军中队、两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中队和两个英国皇家空军中队运作。[24] 据历史学家彼得·丹尼斯（Peter Dennis）所说，这些飞机“被认为不够好，不适合在欧洲使用”，主要缺点包括爬升率慢和燃油系统。如果飞行高度超过6,000英尺（1,800米），飞行员需要手动操作燃油系统。[25] 与盟军空军未经训练的飞行员和劣质装备相比，日军空军在飞机数量和飞行员训练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能获得制空权。[26] 尽管盟军空军在数量和能力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的F2A战斗机仍能抵抗日军，澳大利亚空军中队成功击落至少20架日军飞机，少数的幸存者后来撤退。[25]

 
被炸毁的新柔长堤，中间有明显的缺口

由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反击号战斗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组成的Z舰队于1941年12月8日从新加坡向北航行，准备对抗在马来亚东海岸登陆的日军。12月10日，日军飞机在马来亚海战中发现并击沉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27] 使马来亚半岛东海岸暴露，日军也因此能够继续进行两栖登陆。日军迅速地孤立、包围并迫使防守马来亚东海岸的印度部队投降。尽管日军兵力远远不及盟军，他们还是沿着马来亚半岛前进，压倒了防守的盟军。日军也使用自行车步兵和轻型坦克在丛林中快速移动。盟军误以为装甲部队不适合用在丛林地形，因此没有坦克，只有少数装甲车，与日军交战时处于严重劣势。[28]

尽管盟军方面有更多的部队（包括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加入这场战役，日军却成功地阻止他们集结。[29] 日军攻下马来亚许多城镇，继续南向新加坡。新加坡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个盟军联合司令部美英荷澳司令部的据点，控制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主要航运通道。1942年1月14日，澳大利亚第2/30步兵营在金马士（Gemas）附近格门切河（Gemencheh River）的主要道路上伏击日军，造成日军许多伤亡。[30][31]

1942年1月18日至22日，澳大利亚第2/19和第2/29步兵营以及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中校统领的印度第45步兵旅在峇吉里（Bakri）一带与日军连续战斗，直到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附近耗尽了弹药，撤退时被迫留下110名澳大利亚伤兵和40名印度伤兵。这些伤兵后来在1月22日巴力士隆屠杀事件中被日军殴打、折磨并杀害。[32] 这些盟军部队原先有超过3,000人，撤退时只剩下大约500人。安德森后来因为在战斗和撤退中表现领导才能，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33][34] 1月25日，约翰·帕金（John Parkin）中校统领的第5/11锡克步兵团在居銮（Kluang）附近的梁站（Niyor）向日军发动反击。1月26日至27日间，澳大利亚第2/18步兵营也在尼斯代尔庄园（Nithsdale Estate）一带伏击日军，帮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赢得了时间，从柔佛州东部撤退。[35][36][37] 1月31日，最后的盟军部队从柔佛州撤退到新加坡后，盟军工兵便炸毁了新柔长堤，阻止日军渡过柔佛海峡。[38][39]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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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上旬的新加坡：盟军的部署是红色的，主要的南北交通道是穿过岛中心的黑线，以兀兰路和铁路组成，连接市中心（东南部）和新柔长堤（中北部）。莎琳汶沙滩位于岛的西北角，武吉知马位于岛中心交通道附近，巴西班让位于市中心和岛的西南角之间，“裕廊线”是兀兰路以西的红色括号形状。

在日军入侵新加坡的前几周内，盟军中的高级军官之间意见分歧，有些压抑而不发表意见，有些则公开地争论，[40]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也给予他们压力。[41] 英国陆军马来亚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Arthur Percival）中将麾下有85,000人，至少在纸上的兵力相等于大约四个师。[42][43] 这85,000人中有15,000负责补给、行政等非战斗事务，剩下的是混合前线和后备士兵，一共有49个步兵营，其中包括21个英属印度步兵营、13个英国步兵营、六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四个负责防守空军基地的印度国家部队、三个海峡殖民地志愿部队和两个马来亚步兵营。此外，盟军还有两个英国机枪营、一个澳大利亚机枪营和一个英国侦察营。[44] 由默顿·贝克威斯·史密斯（Merton Beckwith-Smith）少将统领的英国第18步兵师刚抵达新加坡，[45][46]虽然兵力充足，却缺乏训练和经验。[47] 其余的部队的素质、状况、训练、装备和士气都参差不齐。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莱昂内尔·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写道：

“印度步兵营中只有一营兵力充足，第44步兵旅的三个营最近抵达并处于半训练状态，九个营刚大量招募新兵并仓促重组，还有四个营正在重组并不适合参与战斗。六个英国步兵营（隶属英国第18步兵师第54和第55步兵旅）才刚抵达马来亚，其余的七个营兵力不足。六个澳大利亚步兵营中有三个营大多数都是从未上阵、训练不足的新兵。两个马来亚步兵营从未参与过战斗，而三个海峡殖民地志愿部队只受过粗略的训练。此外，马来亚半岛的战败和损失致使全军基本上装备短缺。”[46]

白思华让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两个由高登·班涅特（Gordon Bennett）少将统领的步兵旅负责防守“西部地区”，包括西北部一带的红树林沼泽和丛林，中间有河流和小溪。[48] “西部地区”的中心是新加坡当时最大的空军基地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field）。哈罗德·伯菲尔德·泰勒（Harold Burfield Taylor）准将统领的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负责守卫西部10英里（16千米）宽的防区，邓肯·麦克斯韦（Duncan Maxwell）准将统领的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负责守卫新柔长堤以西4,000码（3,700米）的区域。刚抵达新加坡的澳大利亚第2/4机枪营加强了澳大利亚步兵防守的阵地。[49] 班涅特麾下还有印度第44步兵旅。[48]

路易斯·希斯（Lewis Heath）中将统领的印度第3军，包括比利·基（Billy Key）少将统领的印度第11步兵师和印度第8步兵旅的援兵，以及英国第18步兵师被分配到称为“北部地区”的东北部，[48]其中包括三巴旺海军基地（Sembawang Naval Base）。弗兰克·西门斯（Frank Simmons）少将统领的第1马来亚步兵旅、海峡殖民地志愿部队以及印度第12步兵旅的后备军负责防守“南部地区”，包括东南部的城镇。[50]

 
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的士兵抵达新加坡海港

从2月3日起，盟军遭到日军炮击，随后五天内日也遭到空袭。由于日军炮击和空袭太猛烈，盟军的前线部队和指挥部之间的通讯严重受阻，影响了岛屿防御的准备。[51] 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和他的参谋透过空中和陆地的侦察、间谍情报以及从柔佛州高处观察，深入地了解了盟军在新加坡的布署，在柔佛苏丹的王宫和秘书处大楼设立军事总部，策划进攻新加坡。[52][53] 尽管山下奉文的部下认为盟军炮兵可能会射击柔佛苏丹王宫，山下奉文却相信盟军会避免对王宫造成任何损害，因为他们不想负面影响英国殖民地政府与柔佛王室的关系。山下奉文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柔佛苏丹王宫在盟军炮兵的射程之内，盟军总部却不让他们射击王宫。[54]

 
新加坡的一门四一式36公分舰炮

新加坡大部分的BL 15英寸 Mark I舰炮都可以被运往北部，让盟军用来炮击日军。这些火炮包括装备三门15英寸（380毫米）火炮、位于新加坡东南部樟宜（Changi）的柔佛炮台（Johore Battery），以及装备两门15英寸（380毫米）火炮、位于新加坡西南部的波娜维斯达炮台（Buona Vista Battery）。它们都配备反舰用途的穿甲弹和少数的高爆弹。[55][56][57] 白思华错误地猜测日军会从新加坡东北部登陆，忽视部下的建议加强西北部的防御。（白思华有些部下认为柔佛海峡在新加坡西北部最狭窄，而此处有很多小溪河作为掩护，很适合使用登陆艇，所以日军最有可能从西北部进攻新加坡。）[58] 日军也故意在新加坡东北部虚张声势，[59]成功地引诱盟军把最精锐、兵力最充足的英国第18步兵师以及大部分的装备和资源调到东北部。西北部方面，兵力和装备不足的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的三个旅当中有两个缺乏固定的防御工事和障碍物，而更为严重的是白思华命令他们向前防守西北部的水道。一旦日军进攻，澳大利亚军虽然能立即全力投入战斗，但行动和防御范围也因此减少了或有限。[58] 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的那两个旅后来被分配去防守超过11英里（18千米）的宽阔战线，中间隔着克兰芝河（Kranji River）。[60]

日军兵力一共大约30,000人，来自三个师团：西村琢磨中将统领的近卫师团、松井太久郎中将统领的第5师团和牟田口廉也中将统领的第18师团。[61] 三个师团还有一个轻型坦克旅支援。[62] 盟军从马来亚撤军后大约有85,000人，其中15,000人是非战斗行政人员，其余大多数的都是刚抵达新加坡、处于半训练状态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增援部队，而有实战经验、曾参与过马来亚战役的部队大多数都缺乏兵力和装备。[63]

在日军发动攻击前的几天里，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的侦察队在夜间被派往柔佛海峡以北收集情报。2月6日晚上，被派出的三个侦察队其中一队被日军发现，队长阵亡和船只被毁后不得不撤退，其余两队成功地上岸。在一天内，两个侦察队发现日军在北岸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未能找到日军的登陆艇。[64] 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收到情报后传达给盟军总部，并要求总部下令炮击北岸，以扰乱日军的准备工作。盟军总部却认为这些情报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坚信日军攻击时会从东北部开始，而不是西北部，因此忽视这些情报。[65][66]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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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登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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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莎琳汶沙滩战役

盟军炸毁新柔长堤使日军的进攻推迟了一个多星期。日军在发动主攻前，从2月8日晚上11点开始用重型火炮在接下来的15小时内沿着柔佛海峡炮轰新加坡西北部，一共发射了88,000枚炮弹（每门炮200枚），毁了盟军的电话线，并隔离了盟军的前方部队。[60][5][67] 盟军炮兵虽然有足够的火力炮击日军，[68]盟军总部却并不把日军的炮击视为他们发动主攻的前奏，反而误以为日军会在接下来数日内从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继续炮轰新加坡。尽管日军的猛烈炮击超越了盟军迄今为止在这场战役中所经历的任何炮击，盟军总部未曾向炮兵部队发出任何炮击日军据点的命令。[69]

2月8日晚上8点30分左右，日军第5师团和第18师团的第一波部队开始渡过柔佛海峡。日军主力部队约13,000人，来自16个营，其中5个为后备营，攻击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70]的第2/18营和第2/20营。日军每个师团有150艘驳船和折叠船，足以运载4,000人。第一晚，日军13,000人登陆，天亮后又有10,000人紧随其后。[71] 盟军只有3,000人，缺乏任何重要的后备部队。[60]

当日军登陆艇逼近盟军在莎琳汶沙滩（Sarimbun Beach）的阵地时，分布在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各连的澳大利亚第2/4机枪营的机枪手向日军开火。盟军在沙滩上安装了聚光灯，照亮水面上的日军，但许多聚光灯在炮击中被毁了，剩下的未能派上用场。第一波日军攻击集中在布洛溪（Buloh River）周围的第2/18营和第2/20营，以及第2/19营的一个连。第2/19营在右翼激烈战斗了一个小时后被日军包抄，日军随后在黑夜和植被的掩护下向内陆推进。第2/19营的抵抗迫使后几波日军的船只在村井溪（Murai River）附近登陆，分开了第2/19营和第2/18营。日军攻击第2/19营两次，最终以兵力上的优势压倒第2/19营。一整夜，盟军不断地紧急请求炮兵支援，澳大利亚第2/15野战炮兵团响应，发射了4,800多枚炮弹。[72]

两军连夜进行激烈战斗。日军利用地形和黑夜的掩护，分散到灌木丛中，分别包围并压倒盟军。由于西北部有许多小溪，盟军的防线有很多缺口，日军成功地利用这些缺口绕过盟军防线。到了午夜，日军发射照明弹，让指挥部知道已经实现了目标，到了2月9日凌晨1点已经站稳了脚跟。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参与战斗的三个澳大利亚步兵营试图重新集结，从海岸向东撤退，整个过程基本上秩序良好。第2/20营四连中的三连集中在纳马齐庄园（Namazie Estate），第2/18营在阿妈宫（Ama Keng）只能集中一半兵力，而第2/19营也撤回了三个连，留下最后一连防守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field）。2月9日凌晨，日军继续进攻，第2/18营从阿妈宫撤退，第2/20营退到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以西的武林（Bulim）。被日军攻势冲散的盟军散部队试图突围，撤退到登加空军基地与其他盟军部队会合。班涅特把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的第2/29营调到登加空军基地增援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但第2/29营未能夺回阿妈宫之前，日军在登加空军基地附近发动攻击，第2/29营被迫转入守势。[73] 此战，澳大利亚军334人阵亡，214人受伤。[74]

空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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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轰炸新加坡 (1941年)
 
在三巴旺空军基地的F2A战斗机

马来亚战役刚爆发时，日军对新加坡开始进行空袭。1941年12月8日，日军的远程轰炸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一式陆上攻击机从中南半岛起飞，首次轰炸新加坡市中心、三巴旺海军基地（Sembawang Naval Base）和新加坡北部的空军基地。1941年12月剩下的时间内，新加坡收到一些空袭警报，日军也偶尔空袭市中心外的军事设施。日军的空袭造成新加坡人心惶惶，一名英国士兵甚至把维克斯机枪带到路中间，准备随时向任何飞过的飞机开火。他还说：“这些该死地混蛋绝对不会想到在露天地区找到我，我要看到一架该死的飞机被击落。”[75] 日军下一次空袭市中心是在12月29日至30日晚上，随后一周内连续每夜空袭，并从1942年1月12日开始也在白天进行空袭。[76] 随着日军逐渐从马来亚向新加坡前进，日夜空袭的频率和火力不断增加，造成数千名平民伤亡。[77]

1941年12月，盟军把51架飓风战斗机调到新加坡，一共有24名飞行员，分布在英国皇家空军五个中队。1942年1月3日，当他们抵达新加坡时，原先驻扎在新加坡的F2A战斗机中队已经不敌日军。英国皇家空军成立了第232中队，于1月20日开始运作，在当天以三架飓风战斗机的代价摧毁了日军三架一式战斗机。新西兰皇家空军第488中队原本采用F2A战斗机，后改用飓风战斗机。在接下来的数日内，飓风战斗机也开始像F2A战斗机在与日军空战时遭受严重损失。[78][78] 1月27日至30日间，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不屈号”载送48架飓风战斗机到东南亚，[79]由英国皇家空军第226大队的四个中队负责操作，从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巨港附近代号P1的空军基地起飞，在新加坡上空飞行。[80] 许多飓风战斗机在地面上被日军空袭摧毁。[81] 在整个战役中，由于盟军缺乏有效的空中预警系统，许多盟军飞机在日军空袭盟军空军基地时被摧毁。[82]

 
1942年2月8日，英国皇家空军第232中队的一架飓风战斗机在东海岸路被击落

到了日军于1942年2月入侵新加坡时，驻扎在加冷空军基地（RAF Kallang）的第232中队只剩下10架飓风战斗机为盟军提供空中掩护。登加（Tengah）、实里达（Seletar）和三巴旺（Sembawang）三个空军基地都在日军炮兵的射程范围内，加冷是唯一剩下可运作的空军基地，其它幸存的空军队已经在1月撤离新加坡去增援荷属东印度的盟军。[83] 2月9日早上，双方空军在莎琳汶沙滩（Sarimbun Beach）和其它西部地区的上空中展开空战。在第一次空战中，盟军的最后10架飓风战斗机从加冷紧急起飞，拦截从柔佛州起飞、为日军陆军提供空中掩护的84架战斗机。[84] 盟军以损失一架飓风战斗机的代价击落了6架日军飞机，并损坏了另外14架日军飞机。[85]

空战持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盟军只剩下几架战斗机，加冷也显然无法再用作空军基地。白思华决定把剩余、可飞行的飓风战斗机撤到苏门答腊，[86]于是最后一个飓风战斗机中队于2月9日飞往荷属东印度，日军由此在新加坡取得了空中的优势。[87][88] 2月9日天黑后不久，三艘英国费尔迈尔B机动汽艇（Fairmile B motor launch）袭击并击沉了柔佛海峡西部海岸线地区的几艘日军登陆艇。[87] 2月10日晚上，美英荷澳司令部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下令将所有剩余的盟军空军人员转移到荷属东印度群。据作家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所说，此时的加冷空军基地“布满弹坑，无法再使用。”[89]

克兰芝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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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克兰芝战役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墓的铭文

白思华之前坚信日军会从新加坡东北部登陆，因此未曾派兵增援镇守西北部的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直到2月9日早上才派遣 印度第12步兵旅兵力只有一半的两个营，两个印度步兵营中午时分与澳大利亚军汇合。不久之后，白思华派混合印度第6和第15步兵旅从新加坡赛马场到前线增援新加坡北部的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90] 印度第44步兵旅一整天坚守阵地，但因为侧翼暴露而感到压力，白思华和班涅特讨论后决定把印度第44步兵旅向东撤退去守南部防线。[91] 班涅特决定在两条河流之间绘制一条向西的第二道防线，称为“克兰芝裕廊转折线”（Kranji—Jurong Switch Line），其中心围绕登加空军基地以东的武林（Bulim）和裕廊（Jurong）北部。[92][91]

在北部克兰芝（Kranji）一带的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在前一天未曾与日军战斗，只有第2/29营被调去增援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麦克斯韦眼看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只剩下第2/26营和第2/30营，想重组两个营准备应对日军来自西侧的进攻。[93] 2月9日晚上，日军近卫师团开始进攻第2/26营的阵地，[94]遭到盟军迫击炮队和机枪手的猛烈攻击。此外，盟军之前为了防止日军夺取附近的油库，把油库清空于克兰芝河中。日军在逆河流而上时，发现四周都是浮油。盟军向日军开火时点燃了石油，导致许多日军士兵被活活烧死。由于日军伤亡惨重，西村琢磨向山下奉文请求取消行动，但山下奉文命令他们继续前进。[95]

 
三巴旺海军基地油库燃烧产生的烟雾

盟军由于通讯受阻，防线开始出现裂痕。麦克斯韦知道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被日军猛烈攻击，但无法联系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旅长泰勒，开始担心会被日军包抄。[96] 随着日军利用克兰芝河的缺口，从西面开始攻入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的阵地，第2/26营被迫撤到武吉知马路（Bukit Timah Road）以东的阵地，第2/30营也随后从新柔长堤一带撤退。[92] 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的撤退后来引起了争议，因为班涅特表示他没有授权于麦克斯韦决定是否撤退。[96] 无论如何，最终结果是盟军失去了对毗邻新柔长堤西侧的海滩和长堤一带的阵地，暴露了印度第11步兵师的左翼。[97] 日军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可以在不受盟军抵抗的情况下增强实力。[87]

日军突破盟军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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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武吉知马战役和巴西班让战役

克兰芝战役结束后，日军近卫师团的坦克部队能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在克兰芝（Kranji）登陆，其它火炮和装甲部队也能随后开始渡过柔佛海峡。[98][68] 印度第11步兵师师长比利·基发现自己的左翼因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的撤退而暴露，便派遣预备部队中的印度第8步兵旅夺回新柔长堤以南的高处。[99] 2月10日，两军在裕廊防线（Jurong Line）周围战斗，盟军总部也绘制了一条到感化院路（Reformatory Road）以西的第二道防线，由未调派到裕廊防线的盟军预备部队守着。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旅长泰勒误解命令，过早向东撤退，与一支由200人临时组成的澳大利亚部队（X营）汇合。印度第12步兵旅旅长阿奇·帕里斯（Archie Paris）准将与右侧的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失去联系后，撤退到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附近的路口，导致裕廊防线崩溃。印度第44步兵旅旅长乔治‧巴伦坦（George Ballentine）准将原本负责防守裕廊防线的最左端，但他和泰勒一样误解命令，因此也同样撤退了。[100] 2月10日傍晚，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韦维尔：

“我认为你应该了解我们如何看待新加坡局势。总参谋长已经向内阁报告说白思华有100,000多士兵，其中33,000人来自英国，17,000人来自澳大利亚。日军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兵力是否比我军多值得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兵力远远超越渡过海峡的日军，在一场激烈战斗中应该消灭他们。在这个阶段，他绝对不能有拯救士兵或平民的念头。无论如何，这场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打到最后。第18步兵师能凭这次机会名留史册，所有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部下一起为国牺牲。大英帝国和英国陆军的荣誉受到了威胁。我须要依靠你对任何形式的软弱都毫不怜惜。眼看俄罗斯军如此激烈地战斗、美军在吕宋岛如此顽强地抵抗，这场战役关系到我国和我族的整个荣誉。我希望所有部队会与敌军当面交战并决一死战。”[101]

2月10日下午，韦维尔得知裕廊防线崩溃，下令白思华进行反攻夺回裕廊防线。[102] 班涅特收到此命令，随即派遣X营进攻。白思华随后制定了分成三个阶段的反攻计划，由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大部分的兵力进行，便把命令传达给班涅特。班涅特在实施计划时忘了把X营调回。X营由训练不足、装备短缺的后备士兵组成，被派遣到武吉知马（Bukit Timah）。[103]

2月11日凌晨，日军在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field）和裕廊路一带集中兵力后，第5师团朝着武吉班让方向前进，第18师团则进攻武吉知马。第18师团和X营进行战斗，X营三分之二的士兵伤亡。[104] 日军在打退印度第6/15步兵旅后，再次在感化院路一带和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交战。[105]

2月11日，眼看日军补给不足，山下奉文试图吓唬白思华，呼吁他“放弃这种毫无意义、绝望的抵抗。”[106][107] 被日军猛攻的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的兵力已经减少到几百人了，而且日军也占领了武吉知马地区，包括盟军在武吉知马的粮仓和油库。[108] 韦维尔告诉白思华驻守武吉知马的部队必须战斗到底，不可向日军投降。[109][110][111] 由于新加坡岛中心的蓄水池有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白思华派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先夺回武吉班让，再夺回武吉知马。[112] 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被日军近卫师团打败，兵力分散在武吉知马路两段，直到贝雅士蓄水池（Peirce Reservoir）。[113]

“我军在进攻新加坡时成功地虚张声势。我军只有30,000人，英军兵力超过我军三倍。我知道如果我军在新加坡打持久战，我们将会被打败。这就是为什么英军必须立即向我军投降。我一直很担心英军会发现我军的兵力和物资不及他们，迫使我军与他们进行危险的城镇战。”
山下奉文[114]

2月12日，随着局势恶化，盟军决定巩固防御。2月12日至13日夜间，盟军总部下令在东部建立28英里（45千米）的防线守卫新加坡市中心，把新加坡北岸海滩和樟宜（Changi）周围的部队调到防线。英国第18步兵师负责守卫蓄水池，与新加坡南部的盟军保持联系。[115] 盟军在撤退时不断遭受日军袭击。[116]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继续坚守荷兰路（Holland Road）以西的阵地，直到傍晚才退入荷兰村（Holland Village）。[117]

2月13日，日军工兵修复新柔长堤，让更多的坦克渡过柔佛海峡。由于盟军仍在节节败退，一些高级军官建议白思华考虑向日军投降，以减少平民伤亡。白思华拒绝投降，但向韦维尔请示要求在决定何时停止抵抗方面有更大的自裁权。[118][119] 日军夺取了为市中心供水的蓄水池，但没有切断供水。[120] 当天，盟军宪兵以间谍罪处决了帕特里克·希南（Patrick Heenan）上尉。[121] 希南本是英属印度陆军的空中联络官，被日军军事情报局招募，使用无线电协助日军攻击马来亚北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最终于1941年12月10日被捕，并于1942年1月受军事法庭审判。希南在吉宝港口（Keppel Harbour）被枪决，尸体被扔进海里。[122][123]

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在东陵兵营（Tanglin Barracks）周围的西北方向建立防线并保持全面防御，右侧由英国第18步兵师、印度第11步兵师和第2马来亚步兵旅守着从花拉路（Farrer Road）东边到加冷（Kallang）的防线，左侧则由印度第44步兵旅和第1马来亚步兵旅守护着从波娜维斯达（Buona Vista）到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的防线。[124] 除了距离新加坡海港1英里（1.6千米）的巴西班让山脊地区，所有防线周围只发生了短暂的战斗。2月13日至15日之间，由一个马来步兵营、两个英军步兵营和一个英军工兵部队组成的第1马来亚步兵旅在巴西班让战役中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124][125] 日军尽可能避免攻击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守卫的阵地，但成功打退英国第53步兵旅，迫使他们沿着汤申路（Thomson Road）退到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以北，到了傍晚和英国第18步兵师的其余部队汇合。英军在北部战线上挖了壕沟，整夜和日军进行激烈战斗。[126]

2月14日，剩余的盟军部队与日军持续战斗，100多万平民涌入盟军在新加坡南部仍控制的3英里（4.8千米）区域，日军也连续轰炸和炮轰该区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127] 民政当局开始担心供水会耗尽，白思华也得知由于许多水管道被损坏，大量水流失，整个供水系统即将崩溃。[128]

亚历山大医院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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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医院正门

1942年2月14日，日军进攻新加坡南部西边的防线，该地区靠近第1马来亚步兵旅在前一天拼命死守的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129][130] 下午1点左右，日军突破防线后向亚历山大医院前进。一名英军中尉手握白旗，以特使身份接近日军，却被日军用刺刀刺死。[131] 日军进入医院后，屠杀50多名伤兵，其中包括一些正在接受手术的士兵，医生和护士也被杀。[132] 隔天，日军集中并捆绑了200多名男性医院员工和带伤患者，[132]逼他们步行到附近的一个工业区，在路上摔倒的立刻被刺死。到了工业区，这些俘虏被隔夜关进通风不良的房间，有些在夜间伤重而亡，剩下的在隔天早上被刺死。[133][134] 有几名俘虏因装死而侥幸生存，其中一名是威尔特郡军团的阿瑟·海恩斯（Arthur Haines）二等兵。他在战后写了一篇四页长的记述回忆亚历山大医院屠杀，2008年他的女儿在私人拍卖会上出售。[135]

新加坡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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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奉文向白思华强调他要英军无条件投降

2月14日至15日夜间，日军继续攻击盟军的防线。盟军虽然成功地坚守，但军事补给状况却迅速恶化。供水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供应不稳定，粮食短缺，军车汽油几乎耗尽，野战炮、高炮弹药所剩无几，无力阻击日军空袭，市中心的平民也伤亡惨重。[136] 盟军几乎没有完成建造防空洞的工作，有些士兵也开始逃亡或掠夺，进一步加剧了市中心的混乱。[137][138] 2月15日早上9点30分，白思华在福康宁（Fort Canning）与其他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提出两个选择：立即反击并夺回武吉知马（Bukit Timah）周围的蓄水池和军事粮库，或者向日军投降。众军官在会议上坦诚地发表意见，最后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反击，因此决定投降。[139][136] 战后分析表明，盟军反击或许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日军的补给线已经到了极限，而且他们的炮兵部队也耗尽了弹药。[140]

盟军总部选定一个代表团前往日军总部，由一名高级参谋、一名殖民地政府秘书和一名翻译员组成，三人乘坐一辆挂着英国国旗和白旗的汽车到日军前线，讨论双方停止交战。[141] 他们回来覆命时说山下奉文要白思华亲自带所有参谋前往武吉知马路的福特汽车工厂（Ford Motor Factory）与他会面并共讨投降条件。日军也要求盟军把日本旭日旗悬挂在新加坡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国泰大厦（Cathay Building）。[142] 2月15日下午5点15分左右，白思华正式向山下奉文投降。[120] 当天早上，白思华已经下令销毁所有秘密和技术设备、密码、秘密文件和重型枪炮。[143]

 
萨弗克郡军团的投降士兵被日本士兵用枪指著

根据投降条款，双方必须在当晚8点30分停止交战，新加坡所有盟军必须无条件投降、留在原地并在一小时内解除武装。英军能暂时保留1,000带武装的士兵阻止掠夺行为，直到日军接手。山下奉文也同意对新加坡的平民负起全部责任。[144] 班涅特得知白思华投降后，把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的指挥权交给炮兵指挥官塞西尔·卡拉汉（Cecil Callaghan）准将，再和几名参谋一起乘坐小船逃离新加坡，最终回到澳大利亚。[145]

据报道说，有15,000至20,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新加坡沦陷时被俘虏。[146][147][148] 班涅特将失败归咎于白思华和英属印度军队，但卡拉汉却说澳大利亚部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受到了许多逃兵的影响。[149][150] 战后，詹姆斯·赫维·泰尔（James Hervey Thyer）和查尔斯·亨利·卡佩（Charles Henry Kappe）编写的一份报告说到了战斗的最后阶段，只有最多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部队继续坚守防线。[149] 许多英军部队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138]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高级讲师克利福德·金维格（Clifford Kinvig）在分析新加坡战役时，指责澳大利亚第27步兵旅旅长邓肯·麦克斯韦的失败主义态度，没有妥善保卫新柔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的地区。[151][152] 作家彼得·埃尔菲克（Peter Elphick）也声称澳大利亚士兵占了盟军掉队者的大多数。[153] 据其它消息来源所说，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旅长哈罗德·伯菲尔德·泰勒在压力下情绪崩溃。[152] 作家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写道，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寡不敌众，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认为白思华坚持把澳大利亚第22步兵旅集中在海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54][137] 山下奉文将盟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英军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以及白思华在应该增援防守新加坡西北部的澳大利亚部队时的犹豫不决。[155]

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在战时写的一份机密报告于1992年公开，报告中写道新加坡的沦陷归咎于澳大利亚军。[31] 澳大利亚军史学家亨利·约翰·科茨（Henry John Coates）认为韦维尔的报告缺乏实质内容，因为尽管盟军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无疑缺乏纪律，尤其是那些临时被派上战场、训练不足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增援部队，澳大利亚第8步兵师在作战时表现出色，甚至得到了日军的尊重。[156] 在马来亚战役中，澳大利亚军在金马士（Gemas）、峇吉里（Bakri）和三板头（Jemaluang）取得了战役中为数不多的杰出战术成功，而且尽管澳大利亚军兵力占驻守马来亚盟军的13%，他们的阵亡人数却占盟军的73%。[157][148] 科茨认为，新加坡沦陷的真正原因是新加坡战略的失败，而澳大利亚政府也因为缺乏给驻守新马的澳大利亚军提供足够的军事资源促成了整个战略的失败。[156]

战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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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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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以平均每天9英里（14千米）的速度从泰国新戈拉（今宋卡）行650英里（1,050千米）至新加坡南海岸。[158] 据报道，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对日本迅速取得连胜印象深刻，但他对新加坡战役却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是“白人”的挫折，但最终符合德国的军事利益。据报道，希特勒不让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发表祝贺日本的公报。[159]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把新加坡的陷落称为“英国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8] 他的医生莫兰男爵写道：

“2月15日新加坡陷落的消息令首相惊愕不已。我军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我族）怎么会向兵力较少的日军举手投降呢？ 尽管他已经逐渐做好了心理准备，新加坡要塞的沦陷还是让他震惊不已。他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道伤痕。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当他裹着毛巾坐在浴室里时，他停止擦干身体，阴郁地审视着地板，悲伤地说：‘我无法忘记新加坡。’”[160]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和英军在东南亚的其它战败极大的削弱了英国在该地区的威望。作家艾伦·沃伦（Alan Warren）表示，新加坡的陷落粉碎了大英帝国持久和强大的幻想，最终使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在短期内难以为继，并预示到了战后该地区殖民主义的终结。[161]

伤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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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兵枪毙被蒙眼的英属印度陆军锡克俘虏

除了在马来亚战役中的伤亡损失以外，盟军还有将近80,000来自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其它英属地区的士兵被日军俘虏，[158]大约5,000人阵亡或受伤，其中大多数来自澳大利亚。[162][163] 日军在新加坡战役中有1,714人阵亡、3,378人受伤。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期70天的战役中，盟军一共有8,708人阵亡或受伤，130,000人被俘，其中38,496人来自英国，18,490人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当中1,789人阵亡、1,306人受伤，67,340人来自印度，14,382人是新马一带的志愿者），日军一共有9,824人伤亡。[158]

后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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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操进浮尔顿广场

新加坡日占时期从英军向日军投降后开始，日本报纸也得意洋洋地宣布日军在新加坡战役中的胜利决定了战争的大局。[164] 日军把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意思是“在昭和时代获得的南岛”，或者“南方之光”。[165][166]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将新加坡战役比作敦克尔克战役。不列颠战役是在敦克尔克战役后发生的，所以科廷说，“新加坡的沦陷为澳大利亚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日本威胁到了英联邦、美国以及整个英语世界。[167]

当时因为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军认为新马一带的华人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也想对之前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华人以及任何持有反日情绪的人进行报复，因此大量地集中了当地华人，“检证”其中的亲英或反日人士，在肃清大屠杀中杀害了数千名“不良分子”。[168][169] 新加坡的其它种族也未能幸免。在接下来的3年8个月内，新加坡居民在日军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苦难。[170] 被俘虏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被关押在樟宜监狱，许多人在囚禁中死亡。数千名俘虏被日军用“地狱船”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它地区进行强行劳役，比如去修建泰缅铁路或到北加里曼丹岛山打根（Sandakan）进行死亡行军，有许多俘虏在海运途中丧生。[171][172]

印度革命家拉什·贝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在日军的协助下成立了支持印度独立的印度国民军，并且成功地招募了许多印度俘虏。1942年2月，在新加坡的40,000印度俘虏中，大约有30,000人加入印度国民军，其中约7,000人于缅甸战役中在印度东北部的科希马和因帕尔地区与盟军作战，其余的在樟宜帮日军看守俘虏。[173] 少数的印度俘虏被带到日军在南太平洋一带攻占的地区进行强行劳役，遭受与其他战俘类似的苦难和残酷待遇。1943年至1945年间，当太平洋战争局势对盟军有利时，幸存下来的约6,000人被澳大利亚军和美军解放。[174]

1943年和1944年间，盟军突击队在新加坡海港进行杰威克行动（Operation Jaywick）和里茂行动（Operation Rimau）袭击日本船舰，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75] 英军也曾计划在1945年进行邮拳行动（Operation Mailfist）从日军手中夺回新加坡，但战争在计划实施前就结束了。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潮汐行动（Operation Tiderace）中收复新加坡。[176] 山下奉文因战争罪在菲律宾受到美国军事委员会的审判，尽管他受审的罪行不是新马一带的日军犯下的，他最终还是于1946年2月23日被定罪并处以绞刑。[177]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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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全面防卫 (新加坡)
 
新加坡每年在战争纪念公园举行追悼会。

1984年，新加坡政府首次提出全面防御，作为国防战略的概念，并提醒国人只有与国家利益攸关的新加坡人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免受未来的威胁。[178] 自1998年起，新加坡把每年2月15日定为全面防卫日，纪念新加坡投降周年，[179]每年的纪念活动包括：

  • 自1967年起，在战争纪念公园举办追悼会，悼念在新加坡日占时期丧生的平民。
  • 自1998年起，公共预警系统的警报声中午12点5分在全国范围内响起，新加坡民防部队也会透过警报器和广播电台广播重要讯息讯号。新加坡学校也进行应急准备演习、食物和电力配给。
  • 自2015年起，警报响起的时间已改为傍晚6点20分，与1942年新加坡投降的当地时间相对应。[180]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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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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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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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L, Klemen. Rear-Admiral Shoji Nishimura. Forgotten Campaign: The Dutch East Indies Campaign 1941–1942. 1999–2000 [2012-08-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9-28）. 
  2. ^ Allen 2013，第300–301页.
  3. ^ Blackburn & Hack 2004，第74页.
  4. ^ Blackburn & Hack 2004，第193页.
  5. ^ 5.0 5.1 Allen 2013，第169页.
  6. ^ Toland 2003，第272页.
  7. ^ Corrigan（2010年），第280页
  8. ^ 8.0 8.1 Churchill 2002，第518页.
  9. ^ Warren 2002，第3–7页.
  10. ^ Thompson 2005，第6–7页.
  11. ^ Keogh 1965，第68页.
  12. ^ Costello 2009，第71页.
  13. ^ Drea 1991，第204页.
  14. ^ Drea 1991，第202, 203页.
  15. ^ 15.0 15.1 Keogh 1965，第72–73页.
  16. ^ Costello 2009，第98页.
  17. ^ Brayley 2002，第14–15页.
  18. ^ Farrell & Pratten 2011，第91–92页.
  19. ^ Keogh 1962，第62–65页.
  20. ^ Moreman 2005，第13页.
  21. ^ Brayley 2002，第15页.
  22. ^ Mant 1995，第23页.
  23. ^ Coulthard-Clark 2001，第198页.
  24. ^ Gillison 1962，第196, 204–205页.
  25. ^ 25.0 25.1 Dennis 2008，第115页.
  26. ^ Farrell & Pratten 2011，第30, 98, 101页.
  27. ^ Hall 1983，第62–63页.
  28. ^ Hall 1983，第67页.
  29. ^ Powell 2003，第7页.
  30. ^ Coulthard-Clark 2001，第197页.
  31. ^ 31.0 31.1 Murdoch 2012.
  32. ^ Morgan 2013，第9页.
  33. ^ Coulthard-Clark 2001，第198–199页.
  34. ^ Wigmore 1986，第137–139页.
  35. ^ Wigmore 1957，第262, 267页.
  36. ^ Moreman 2005，第34页.
  37. ^ 2/18th Australian Infantry Battalion.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3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5 May 2015）. 
  38. ^ Thompson 2005，第250–251页.
  39. ^ Keogh 1962，第154页.
  40. ^ Thompson 2005，第103–130页.
  41. ^ Thompson 2005，第60–61页.
  42. ^ Wigmore 1957，第289页.
  43. ^ Joslen 2003，第130–131页.
  44. ^ Wigmore 1957，第289–290页.
  45. ^ Joslen 2003，第60页.
  46. ^ 46.0 46.1 Wigmore 1957，第290页.
  47. ^ Coello, Terry. The Malayan Campaign 1941. Orbat.com. [7 December 2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19 November 2005）. 
  48. ^ 48.0 48.1 48.2 Legg 1965，第230页.
  49. ^ Thompson 2005，第270–271页.
  50. ^ Thompson 2005，第262页.
  51. ^ Wigmore 1957，第308页.
  52. ^ Lee 2008，第37页.
  53. ^ Reid, Richard. War for the Empire: Malaya and Singapore, Dec 1941 to Feb 1942.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Project.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8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 July 2015）. 
  54. ^ Thompson 2008，第239页.
  55. ^ Smith 2006，第442–443, 527页.
  56. ^ Kirby 1954，第361页.
  57. ^ Chung 2011，第24–26页.
  58. ^ 58.0 58.1 Coulthard-Clark 2001，第202页.
  59. ^ Thompson 2005，第285页.
  60. ^ 60.0 60.1 60.2 Thompson 2008，第240页.
  61. ^ Felton 2008，第33页.
  62. ^ Murfett et al 2011，第177页.
  63. ^ Keogh 1962，第157页.
  64. ^ Hall 1983，第163页.
  65. ^ Hall 1983，第162–163页.
  66. ^ Thompson 2008，第286–287, 240页.
  67. ^ Wigmore 1957，第308–310页.
  68. ^ 68.0 68.1 Costello 2009，第199页.
  69. ^ Thompson 2005，第288页.
  70. ^ Thompson 2005，第291页.
  71. ^ Thompson 2005，第297页.
  72. ^ Thompson 2005，第292, 240, 293–295页.
  73. ^ Thompson 2005，第296–300页.
  74. ^ Legg 1965，第235页.
  75. ^ Regan 1992，第189页.
  76. ^ Shores et al 1992，第276–288页.
  77. ^ Perry 2012，第105页.
  78. ^ 78.0 78.1 Cull & Sortehaug 2004，第27–29页.
  79. ^ Shores et al 1992，第350页.
  80. ^ Grehan & Mace 2015，第442页.
  81. ^ Gillison 1962，第387–388页.
  82. ^ Boyne 2002，第391页.
  83. ^ Thompson 2005，第273页.
  84. ^ Owen 2001，第176页.
  85. ^ Richards & Saunders 1954，第40页.
  86. ^ Thompson 2005，第302–303页.
  87. ^ 87.0 87.1 87.2 Legg 1965，第237页.
  88. ^ Percival's dispatches published in 第38215號憲報. 伦敦宪报 (Supplement). 20 February 1948.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5 August 2021.
  89. ^ Owen 2001，第183页.
  90. ^ Wigmore 1957，第325页.
  91. ^ 91.0 91.1 Wigmore 1957，第324页.
  92. ^ 92.0 92.1 Legg 1965，第236页.
  93. ^ Thompson 2005，第305页.
  94. ^ Wigmore 1957，第331页.
  95. ^ Thompson 2005.
  96. ^ 96.0 96.1 Wigmore 1957，第329页.
  97. ^ Thompson 2005，第308–309页.
  98. ^ Thompson 2005，第309页.
  99. ^ Thompson 2005，第310页.
  100. ^ Thompson 2005，第310–311页.
  101. ^ Leasor 2001，第246页.
  102. ^ Thompson 2005，第312页.
  103. ^ Thompson 2005，第312–313页.
  104. ^ Thompson 2005，第314页.
  105. ^ Wigmore 1957，第348–350页.
  106. ^ Hall 1983，第179页.
  107. ^ Lloyd 2012，第66页.
  108. ^ Perry 2012，第104页.
  109. ^ Smith 2006，第509页.
  110. ^ Thompson 2005，第316页.
  111. ^ Kirby 1954，第410页.
  112. ^ Wigmore 1957，第354页.
  113. ^ Hall 1983，第180页.
  114. ^ Shores et al 1992，第383页.
  115. ^ Thompson 2005，第322–323页.
  116. ^ Hall 1983，第183页.
  117. ^ Thompson 2005，第323页.
  118. ^ Thompson 2005，第329–330页.
  119. ^ Keogh 1962，第170页.
  120. ^ 120.0 120.1 Keogh 1962，第171页.
  121. ^ Elphick, Peter. Viewpoint: Cover-ups and the Singapore Traitor Affair. Four Corners Special: No Prisoner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2002 [5 March 2007]. （原始内容存档于6 June 2017）. 
  122. ^ Smith 2006，第161–163页.
  123. ^ Elphick 1995，第353页.
  124. ^ 124.0 124.1 Wigmore 1957，第369页.
  125. ^ Thompson 2005，第331–333页.
  126. ^ Thompson 2005，第332页.
  127. ^ Perry 2012，第95页.
  128. ^ Wigmore 1957，第375页.
  129. ^ Thompson 2005，第333页.
  130. ^ Hall 1983，第184页.
  131. ^ Thompson 2005，第333–334页.
  132. ^ 132.0 132.1 Thompson 2005，第334页.
  133. ^ Partridge, Jeff. Alexandra Massacre. National Ex-Services Association United Kingdom. [7 December 2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18 October 2005）. 
  134. ^ Perry 2012，第107页.
  135. ^ Soldier's account of Japanese World War Two massacre to be auctioned. The Telegraph. 11 August 2008 [6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18 May 2015）. 
  136. ^ 136.0 136.1 Wigmore 1957，第377页.
  137. ^ 137.0 137.1 Costello 2009，第198页.
  138. ^ 138.0 138.1 Thompson 2008，第241页.
  139. ^ Thompson 2005，第339–340页.
  140. ^ Thompson 2005，第356页.
  141. ^ Smith 2006.
  142. ^ Hall 1983，第190–191页.
  143. ^ Wigmore 1957，第378页.
  144. ^ Hall 1983，第193页.
  145. ^ Lieutenant General Henry Gordon Bennett, CB, CMG, DSO.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6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3 April 2015）. 
  146. ^ Legg 1965，第255–263页.
  147. ^ Hopkins 2008，第96页.
  148. ^ 148.0 148.1 Morgan 2013，第13页.
  149. ^ 149.0 149.1 Murfett et al 2011，第360页.
  150. ^ Kirby 1954，第401页.
  151. ^ Murfett et al 2011，第350页.
  152. ^ 152.0 152.1 Transcript. Four Corners Special: No Prisoner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2002 [4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6 February 2016）. 
  153. ^ Elphick 1995，第352页.
  154. ^ Thompson 2005，第297–298页.
  155. ^ Thompson 2005，第355页.
  156. ^ 156.0 156.1 Dennis 2008，第344–345页.
  157. ^ Coulthard-Clark 2001，第204页.
  158. ^ 158.0 158.1 158.2 Wigmore 1957，第382页.
  159. ^ Hauner 2005，第173–179页.
  160. ^ Moran 1966，第29页.
  161. ^ Warren 2002，第295页.
  162. ^ Battle of Singapore. World History Group. [8 May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12 May 2015）. 
  163. ^ Legg 1965，第248页.
  164. ^ Toland 1970，第277页.
  165. ^ Abshire 2011，第104页.
  166. ^ Blackburn & Hack 2004，第132页.
  167. ^ Hasluck, Paul.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1942–1945.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39–1945. Series 4 – Civil. Canberr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70: 70–71 [2023-12-07]. 6429367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16）. 
  168. ^ Hall 1983，第211–212页.
  169. ^ WaiKeng Essay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1 February 2015. 'Justice Done? Crimin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Chinese Massacres Trial Singapore, 1947’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18, 2001. Wai Keng Kwok, Branford College/ Yale university
  170. ^ Church 2012，Chapter 9: Singapore.
  171. ^ Dennis 2008，第126, 431–434页.
  172. ^ Kinvig 2005，第39页.
  173. ^ Warren 2007，第276页.
  174. ^ Brayley 2002，第13页.
  175. ^ Horner 1989，第26页.
  176. ^ Bose 2010，第18–20页.
  177. ^ Smith 2006，第556–557页.
  178. ^ Jacob, Paul; Wai, Ronnie. Your say in our defence Our defence must be total — Chok Tong. The Straits Times. 6 January 1984 [22 April 2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22）. 
  179. ^ Sirens. The New Paper. 14 February 1998. 
  180. ^ Cheong, Danson. Public Warning System sirens to broadcast message on Sunday | The Straits Times. The Straits Times. 11 February 2015 [15 February 20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9-26） （英语）.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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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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