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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

文郁生爵士，GCMG[?]（英语：Sir Archibald Duncan Wilson，1911年8月12日—1983年9月20日），英国外交官，是英国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专家，曾代表英国先后派驻中国（1957年－1959年）、南斯拉夫（1964年－1968年）和苏联（1968年－1971年）三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担任最高级外交使节。

文郁生爵士
Sir Duncan Wilson
英国驻华代办
任期
1957年—1959年
君主伊丽莎白二世
前任欧念儒
继任施棣华
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任期
1964年—1968年
君主伊丽莎白二世
前任迈克尔·克雷斯维尔爵士
继任贾维
英国驻苏联大使
任期
1968年—1971年
君主伊丽莎白二世
前任杰弗里·哈里逊爵士
继任约翰·基利克爵士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
任期
1971年—1980年
前任法兰克·李爵士
继任迈克尔·麦戈林
个人资料
出生1911年8月12日
 英国英格兰汉普郡温彻斯特
逝世1983年9月20日(1983岁—09—20)（72岁）
 英国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艾拉岛

文郁生1934年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取得优异成绩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政府新闻部、经济战务部和外交部主要从事对纳粹德国的宣传战。战后，他于1946年正式加入外交部，在派驻中国、南斯拉夫和苏联三国任内，他致力改善双边关系，但在中国和苏联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外交风波，均成为他任内的主要考验和挑战。

从外交界退休后，文郁生获邀在1971年至1980年出任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热爱古典音乐的他在任内主持筹款，为剑桥大学于1978年建成全新的音乐学校。

对南斯拉夫历史怀有深厚兴趣的文郁生，曾撰写19世纪塞尔维亚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的传记，以及一本关于南斯拉夫在铁托统治下的著作。他晚年也受委托分别为政治理论家伦纳德·伍尔夫和西洋古典学者吉尔伯特·梅里作传，但梅里的传记要到他身后的1987年才出版成书。他的其中一名胞妹沃诺克女男爵是一名哲学家。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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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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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1911年8月12日生于英国英格兰汉普郡的温彻斯特公学，父亲阿奇博尔德·爱德华·威尔逊（Archibald Edward Wilson，1875年－1923年）是苏格兰人，于该校任教德文，并兼任该校舍监；[1]其父亚瑟·威尔逊爵士（Sir Arthur Wilson，1837年－1915年）曾在英属印度担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大法官，晚年又任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大法官。[2]文郁生的母亲名叫埃塞尔·玛丽·舒斯特（Ethel Mary Schuster，1881年－1953年），其父费利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elix Schuster，1854年－1936年）是生于德国的英国银行家和金融家，并拥有从男爵爵位；[1][3]其外祖父赫尔曼·大卫·韦伯爵士（Sir Hermann David Weber，1823年－1918年）同样是德国移民，曾为爱德华七世担任御医。[4]

文郁生在一家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他的长兄马尔科姆（Malcolm）患有自闭症、二姊名叫琼（Jean）、四妹名叫格丽泽尔（Grizel）、五弟约翰（John）三岁时因肺炎早夭，另六妹和七妹分别名斯蒂芬娜（Stephana）和玛丽（Mary，1924年－2019年）。[5][6][7]其中，四妹格丽泽尔的丈夫是文郁生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求学时的同窗迈克尔·鲍尔弗教授（Professor Michael Balfour），后来成为历史学家；[8]而尊称沃诺克女男爵的七妹玛丽是哲学家，曾先后获DBE勋衔、终身贵族爵位和名誉勋位，其夫婿杰弗里·沃诺克爵士（Sir Geoffrey Warnock）也是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校长。[9]

早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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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1923年只有12岁的时候，在温彻斯特公学任教的父亲感染白喉导致心脏病并发症逝世，终年只有48岁。[10]虽然家中顿失支柱，但文郁生的母亲与校方维持紧密的关系直到1940年代，而一家也继续住在校园附近。[1]1924年，文郁生入读温彻斯特公学，首年已荣登该校的优异生奖学金名录榜首，[11]凭借在西洋古典学方面的卓越成绩，他于1930年获奖学金升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2]在大学，他继续攻读西洋古典学，师从西里尔·贝利（Cyril Bailey）、R·A·B·迈纳斯（R. A. B. Mynors；后为爵士）和D·C·麦格雷戈（D. C. Macgregor）等学者，成绩同样出众。[1]当中，他于1932年在第一次西洋古典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同年获克雷文奖学金，以及赫福奖学金鼓励奖。[13]翌年，他进一步获盖斯福德希腊诗词奖第二名、詹金斯奖学金和斯普林-赖斯旅行奖学金。[13]1934年，他于人文学科取得一级荣誉，同时取得文学士学位（B.A.）毕业，并当选为牛津大学皇后学院拉明院士，所得的奖学金让他得以在1934年至1935年出游欧洲大陆。[1][13][14]不过，他却未能成功考取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院士资格。[12]多年后，他于1971年获牛津大学加授文学硕士学位（M.A.）。[15]

大学毕业后，一心成为外交官的文郁生在1935年顺利以首名成绩通过外交部入职考核，却因为背疾无法通过体格检查，最终不被取录。[1]根据其胞妹沃诺克女男爵后来所著的回忆录，文郁生未能通过体格检查，原因是胸膛过窄。[12]无论如何，未获外交部取录的他，于1936年获伦敦的西敏公学聘为教师，任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等科目。[16][15]不过，投身外交界始终是他心中的志愿，因此他任教一年后便成功投考公务员，于1937年3月获聘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长，负责西方手稿文物事务，以其将来有望透过内部转调外交系统。[1][14][16]

投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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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本在大英博物馆任职的文郁生被即时借调往英国政府战时新成立的新闻部任职；[17]后于1940年5月借调经济战务部政治战务行政处，听命于该部总监李滋罗斯爵士，参与对纳粹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组织宣传战，包括于1941年编写题为《德国新秩序》（Germany's New Order）的小册子，鼓吹策动革命推翻纳粹政权。[1][17][18]凭借对德国事务的关注，他在1941年终获机会借调外交部本部，专责处理对德相关事务，直到1945年欧战结束后，他旋于同年6月派驻德国，进一步借调到当地的盟军管制委员会工作。[1][17][18]1946年5月，文郁生返回英国正式编入外交部，首先在德国司处理政治工作，其后于1947年4月直接跳升为一等秘书（而非属初阶的三等秘书），由此正式开展他的外交官生涯。[1][17][19]由1947年11月至1949年11月的两年间，他再被派往德国柏林，任职于盟军管制委员会政治部。[1][17][19]当时冷战刚起，他亲历苏联实施的柏林封锁。[1]自此，共产主义本身和西方国家如何应对共产主义带来复杂多变的挑战，成为他的毕生兴趣。[1]

在德国四年后，文郁生于1949年11月返回外交部本部，升任参赞，及后在1951年8月至1953年12月派驻南斯拉夫的英国使馆出任参赞。[1][17]当时的南斯拉夫由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实施独裁统治，并奉行民族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落入铁幕和没有受莫斯科操控的共产主义国家。任内，文郁生曾于1951年、1952年和1953年署任代办，又透过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到处游历，增进对南斯拉夫的认识。[17]1954年1月，他调回外交部本部主管经济关系事务，后于1955年4月晋升为研究总监，兼任署理图书馆长和文件监官。[1][17]

1956年10月29日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国国内舆论对于英国和法国联合出兵埃及的意见两极。[20]在这个背景下，英政府内部紧急提出派驻一名联络官到英国广播公司总部。[21]尽管英政府向英国广播公司强调联络官的角色是改善协调双方的联系，而非损害后者的独立性，但实际上联络官负责审查英国广播公司的阿拉伯文新闻简报，以决定这些新闻简报是否适合透过塞浦路斯的“英国之音”广播电台转播。[21][22]联络官原本授意由曾任职于特别行动执行处的英国广播公司前电视节目制作人拉纳姆·蒂奇纳（Lanham Titchener）出任，但由于当时他派驻伊朗王国德黑兰，结果要到11月12日才返英上任，其时危机已告结束。[23]结果，英政府在11月1日找来文郁生一度顶替联络官一职。[23]根据其胞妹沃诺克女男爵后来所著的回忆录，文郁生实际上以外交部代言人身份，每晚到英国广播公司总部负责为相关节目“美化”英政府的军事行动，以及“淡化”美国对英法军事行动的不友善反应。[20]沃诺克女男爵在回忆录声称文郁生其实坚拒接受任务，并一度以辞职相迫，才迫使外交部安排他人接替，而事件也多少影响了他的仕途。[20]

驻华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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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文郁生接替欧念儒（后为爵士）出任英国驻华代办。[24][25]鉴于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代办已是英方驻华的最高级别外交代表，而这也是文郁生首次担任驻外最高级外交使节。[26]文郁生就任之初，中英关系较为稳定，因此他在履新首月便能拜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27]初期也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能够外出游历。[26]

 
文郁生是最后一位入住东交民巷英国驻华代办处（前身为使馆）的英国驻华最高级外交使节[28]

不过，中英关系到1958年却因为伊拉克王国爆发7月14日革命而陷入低潮。[26]在该次革命，伊拉克王国遭遇军事政变被血腥推翻，触发邻国黎巴嫩请求美国派兵到该国稳住局势；而本身与伊拉克王国缔结成阿拉伯联邦的约旦王国，也在7月17日请求英国派兵到当地，避免遭到伊拉克的革命波及。[29]英国屯兵约旦的举措在当时引来中国不满，并在7月18日向英方发出抗议书。[30][31]当中，中方认为英国企图侵略新成立的伊拉克共和国，加剧紧张局势，带来扩大战争的严重危险，对英国“侵略和战争的挑畔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和抗议”。[30][31]同时间，大批反对英国驻兵约旦的北京民众由7月18日至19日一连两日在英国代办处外游行示威，持续34小时，估计多达150万人参与。[32]部分示威群众除了向代办处入口值班的英方人员投掷石子，更有个别打扮成阿拉伯战士的示威者用自制的道具木枪袭击英方值班人员。[32][31]文郁生本人也在7月18日午夜就事件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接收抗议书，到19日清晨返回代办处的时候，被一批在代办处入口张贴标语、挥舞旗帜，并高呼“英国，滚出约旦去”的青年示威群众包围座车。[32][31]群众一度用拳头碰打座车宣泄不满，最后座车好不容易才穿过他们驶进代办处的安全范围。[32][31]

面对北京市面反英情绪高涨，文郁生曾被迫留在使馆区内多个星期不能外出。[33]此后，中英双方继续就其他事件产生争端，关系未见改善，当中包括香港政府于1958年8月6日把左派学校培侨中学校长杜伯奎递解出境，同月26日又以建筑物安全为理由查封另一家左派学校中华中学的校舍，中国外交部其后更就后者向英方提出抗议。[34]另一边厢，同月22日香港水域发生佐维治号（Jovich）游艇失踪事件，当日三名英籍工程师在一名华籍装配工陪同下乘坐游艇由油麻地出发前往大埔玩乐，但其后失去联络。[35]港方遍寻不获后，由英驻华代办处于8月28日向中方提出查询，代办处及后从中方得悉四人被扣留于广东省，但未有透露更多详情，促使文郁生向中方作进一步交涉。[36][37]一直到10月24日，被扣留的四人和游艇始获中方分别释放和交还予港方。[38]同年10月，上海当局拘捕两名英籍神兆会牧师龚斯坦（Stanley Ernest Jones）和金海露（Harold George King），指控他们以传道为名散播“反革命宣传”，事件中英方曾提出紧急查询和抗议。[39][40]

后来随着连串事件逐渐淡化，中英关系才渐趋回稳，其中文郁生在1959年6月举行英女皇寿辰招待会，便获得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应邀出席。[41]到1959年7月，文郁生任满离开北京，代办一职由施棣华（后为爵士）接任。[42][43]

助理外务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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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后，文郁生获安排由1959年至1960年借调往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担任院士深造，研究中国事务。[1]1960年10月，他返回外交部本部视事，升任助理次官，主责东西方关系、联合国和裁军等事宜，任内参与草拟1963年由苏联、英国和美国共同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44]此外，文郁生曾于1962年7月与来访的美国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哈伦·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展开会谈，席间双方就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表述各自立场，当中美方重申反对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转让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方则强调会继续支持由北京方面取得联合国席位的题案，惟双方均同意北京当前未能在联合国大会取得足够支持改变现状。[45][46]

在苏联事务方面，文郁生在任助理外务次官期间，受到苏联推行去史太林化和中苏交恶等因素影响，英国外交部的内部主流意见憧憬苏联将继续有限度容许其卫星国享有更大的自主和进行一些改革，并让卫星国加强联系西方以改善经济民生。[47]在这背景下，英国外交部开始提出英国对苏东集团实施贸易自由化，改善与华沙公约国的政治关系，以及着手缓解冷战下东欧共产阵营与西方阵营的紧张关系。[47]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意外地失势下台后，外交部内部评估相信只要苏联维持区内的领导地位，东欧的自由化进程不会受到太大影响。[47]

其中，文郁生进一步认为东欧各国会仿照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长远会发展各自的民族共产主义政策，继而摆脱莫斯科的干预。[47]然而，文郁生乐观的看法在当时的外交部仅属少数，事实上部内不少官员认为，苏东集团虽然逐步淡化其高压管治和信奉共产主义教条的色彩，但西方对其变革步伐仍须抱审慎的态度；以杜维廉爵士（后为勋爵）为首的其他外交部官员更认为，苏联虽然经济实力不强，但出于意识型态、官僚主义和与美国维持军力平衡等考虑，会继续采取十分保守的态度，不会容许任何内部改革，也绝不会容许任何华沙公约国出现政治多元主义或南斯拉夫式的民族共产主义。[47]杜维廉也认为，任何有限度的改革都会触发民众要求落实更急激的改革，往往造成动荡和不稳，情况就如1953年的东德六一七事件、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件和同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62年苏联的新切尔卡斯克惨案等。[47]

驻南斯拉夫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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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文郁生获任命为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这也是他第二度派驻南斯拉夫。[1]在翌年的元旦授勋名单，他获英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48]此前，他早于1955年获颁授CMG勋衔，作为对其外交工作的肯定。[49]

文郁生任内积极推动英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包括在1968年4月促成贸易国务大臣布朗勋爵（The Lord Brown）访问南斯拉夫，参观当地的萨格勒布博览会（Zagreb Fair），会见参展英商，并在贝尔格莱德与文郁生代表英政府与南斯拉夫政府签订科技协议，就加强两国科技合作和交流订定框架。[50]除了布朗勋爵，文郁生还持续安排其他英政府高官访问南斯拉夫，当中包括在1967年3月访问的科技部联席国会秘书黎义博士（Dr Jeremy Bray）、同年4月访问的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查尔芳勋爵（The Lord Chalfont）、1968年6月访问的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迈克尔·史都华德（Michael Stewart）、以及同年9月访问的教育及科学大臣爱德华·萧特（Edward Short）等。[51]

出使南斯拉夫任内，热爱南斯拉夫历史和文化的文郁生更开始学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着手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塞尔维亚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的传记。[52]武克一生除了致力收集塞尔维亚民间传说和诗歌，亦以带头推动改革现代塞尔维亚语而闻名。[52]该传记名为《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季奇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Vuk Stefanovic Karadzic），在他卸任大使后于197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52]后来，文郁生再于1980年著成《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Tito's Yugoslavia）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

驻苏联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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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文郁生接替在8月底离任的杰弗里·哈里逊爵士（Sir Geoffrey Harrison）出任英国驻苏联大使，这是他继中国和南斯拉夫后，第三度派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担任最高级外交使节。[1]文郁生的前任哈里逊任内与大使馆一名俄籍金发女仆有染，该女仆的真实身份更是KGB特工。[53]英方后来得悉事件，立即把哈里逊紧急召回。[53]当时正值布拉格之春在1968年1月爆发后，苏联组织华沙公约国在同年8月20日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54]加上英苏双方都没有对外透露内情，因此外界均以为英政府是鉴于英苏交恶才将哈里逊召回。[53]哈里逊多年后于1981年接受英国传媒访问，内情才得以公诸于世。[53]

 
文郁生与作曲家布里顿勋爵（右）和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左）等人关系友好，促成于1971年在莫斯科举办英伦音乐节

文郁生上任后即时将该名俄籍女仆开除，而英苏双边关系在他上任初期亦继续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陷于低潮。其中在1968年12月，文郁生上任后首度获安排会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会上葛罗米柯向他提交苏方声明，指责英方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又扬言苏联会重新审视与英国的关系。[55][56]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消息传出正在苏联服刑的英国公民杰拉德·布鲁克（Gerald Brooke）据闻在狱中煽动其他囚犯从事反苏活动，面临加刑。[57]布鲁克原本在伦敦任职俄语教师，1965年与妻子到苏联旅游期间，被指在莫斯科散布煽动性文章和从事其他反苏活动，遭苏联当局拘捕并判监五年。[57]文郁生获悉布鲁克面临加刑后即时介入事件，最终英苏双方在同年7月达成协议，由英方释放两名在囚苏联间谍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及其妻洛娜·科恩（Lona Cohen），换取苏方释放布鲁克和另外两名因为偷运毒品进入苏联而在囚的英国公民。[58]

此后，英苏关系逐渐回暖，美国、英国和苏联更在1971年2月达成《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标志着各国对裁减核武迈出重要一步。[59]该次签约仪式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分别举行，文郁生则代表英方，联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和美国驻苏联大使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在莫斯科举行的仪式中签字。[59]同年4月，凭籍他与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后为勋爵）和苏联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友好关系，文郁生罕有地促成在莫斯科举办英伦音乐节，邀得布里顿、指挥家威廉·华尔顿爵士和伦敦交响乐团等来访演出。[60][1][61]这时期的使馆生活变得热闹，文郁生会在使馆组织唱诗班，[62]至于他的妻子本身通晓俄语，因此在苏期间到处游历，又开始整理新版英俄字典，以及获准在莫斯科大学为研究生担任英语及英国文学讲师。[63]

虽然如此，英苏双方的间谍活动从未间断，例如在1970年7月至12月间，英方驱逐一名苏联驻英大使馆二等秘书和两名在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另外又拒绝10名苏方人员入境英国，指他们从事“不许可的活动”。[64]翌年4月，苏方突然驱逐英国驻苏大使馆二等秘书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出境，指他在苏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相称的活动”。[64]当时文郁生对指控予以否认，并认为苏方的决定是要报复英方去年驱逐苏方人员。[64]事实上，文郁生曾在内部报告中指出，布里顿与他的男高音密友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后为爵士）在1971年4月前来莫斯科参与英伦音乐节期间，苏方甚至曾派出女特务企图色诱布里顿以套取情报，可是苏方却原来不知布里顿是同性恋者。[65]

大学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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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在1971年9月年满60岁时卸任驻苏联大使，并从外交部退休，[1]同年获英廷颁授GCMG勋衔，以资肯定。[66]他最初曾考虑投身商界，但得到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夫·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提名下，他在同年年底获选接替在任上去世的法兰克·李爵士（Sir Frank Lee）成为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新任院长，不在学院的时候则退居在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最南端的艾拉岛。[67]他的胞妹沃诺克女男爵后来在1984年出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院长，使他们成为牛剑历史上首对出任过学院院长的兄妹。[1]文郁生同时期担任的其他公职，还包括在1973年至1978年出任英政府博物馆及美术馆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至1980年出任英政府公共档案调查委员会主席，以及在1972年至1980年出任坎特伯雷英皇公学校董等，并曾任英国海外留学生事务理事会名誉副主席。[15]

 
退出外交界后，文郁生在1971年至1980年出任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

然而，文郁生上任基督圣体学院院长后才发现，院长一职没有真正实权，而实际上掌管学院大小事务的是长年盘踞学院的一班高级院士。[68]这不单令他初时感到惊讶，他在日常学院事务感到倍受掣肘，与昔日担任大使作为使馆馆长有很大的分别，令他感觉上很难适应学院院长与高级院士之间的关系。[68]日常事务上的诸多限制，甚至于文郁生夫人曾言，宁可忍受驻节莫斯科时所受的限制，都比基督圣体学院的好。[68]虽然文郁生具资格竞逐加入属于大学中央管治机关的评议会理事会，但他任内未曾参选，原因是他知道院士们提名他的真正目的，只为阻止身为女性的另一所学院院长，即剑桥大学新学堂（2008年改称剑桥大学梅里·爱德华兹学院）主席露丝玛丽·梅里女爵士（Dame Rosemary Murray）当选。[68]

与此同时，文郁生任内正值英国1970年代的经济衰退，迫使学院紧缩开支。[60]同时间，多位资深院士和教职员先后离世，也使学院失去一些旧有的人脉联系。[60]虽然如此，他着力为学院开拓新的关系，包括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促成多名中国学者前来基督圣体学院从事学术研究。[1]1974年，苏联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离开苏联开展流亡生活，初期一度寓居于基督圣体学院，也是由好友文郁生安排。[1]另一方面，文郁生与学院学生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喜欢与学生沟通的他，会在艾拉岛家中开派对款待他们。[69]源于对音乐的热爱，他积极推动剑桥大学及其学院的音乐活动，并兼任剑桥大学新音乐学校劝募委员会主席，促成在剑桥大学校园西边路在1978年建成全新的音乐学校，供剑桥大学音乐学院进驻，并附设音乐厅让剑桥的音乐家使用和表演。[60]文郁生与学院的职员也维持融洽关系，尤其是特别享受与学院的木匠交谈。[70]此外，他把原本在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仆役荣恩（Ron）带到学院，荣恩在文郁生离任院长后留在学院，最终以管家长的职级成为学院杂务人员之首。[70]

晚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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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文郁生的儿子大卫在一次交通意外中丧生，事件对文郁生构成很大打击。[70]这时期的他开始寄情写作，当中包括接受贺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邀请，为已故政治理论家伦纳德·伍尔夫作传，其著作《伦纳德·伍尔夫：政治传记》（Leonard Woolf: A Political Biography）在1978年出版；[71]1980年，他又著成《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Tito's Yugoslavia）一书。[1]

1980年8月31日，文郁生卸任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一职，[71]同年获学院选为名誉院士。[15]此后，他把主要时间花在艾拉岛家中，或前往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探望其妹夫杰弗里·沃诺克爵士，即其胞妹沃诺克女男爵的丈夫。[1]其妹夫当时担任赫特福德学院院长，因此文郁生每次来访都会住在院长官邸。[1]

1981年，文郁生再度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为已故西洋古典学者吉尔伯特·梅里（Gilbert Murray）作传。[72]然而，未及完成著作，文郁生在1983年9月突然于艾拉岛家中心脏病发送院，留医数天后出院回家，但随后病情复发再度送院，延至9月20日逝世，终年72岁。[73]身后，其丧礼在夏洛特港的乡村教堂举行，遗体在当地下葬于亡子旁边。[74]他的遗作由遗孀继续完成，终在1987年以文郁生名义出版《吉尔伯特·梅里，OM（1866年－1957年）》（Gilbert Murray, OM, 1866-1957）一书。[72]

文郁生是一名学者型外交官，也是英国外交部内的共产国家专家。[75]在他身后，《泰晤士报》为他发表讣文，认为“正当共产主义世界经历剧变，并尽一切能力试图掩饰这种巨变和伴随而来的内部分歧之际，我们需要像文郁生这样一位涉猎广泛但具敏锐洞察力，并怀有深厚兴趣的人，来阐明所发生事情的性质和意义。他从三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首都累积宝贵经验，结合其思想品质使他非常适合这份工作。对于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不太预料到的是理想主义的压力与温暖的人情味对文郁生本人来说十分重要。他对共产主义世界领导人采取的方法不仅仅从学者的角度出发，因为他的智慧和认知能力是十分深厚的。[60]”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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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在1937年7月17日与伊丽莎白·安妮·马丁·佛莱明（Elizabeth Anne Martin Fleming，1911年—2004年）结婚，其妻又名贝蒂（Betty），她来自苏格兰柯尔库布里郡（Kirkcudbrightshire）奥亨凯恩（Auchencairn），父亲名叫名查尔斯·詹姆斯·尼科尔·佛莱明（Charles James Nicol Fleming）。[1]文郁生与其夫人在牛津相识，当时她在牛津大学玛嘉烈女爵堂修读西洋古典学。[1]文郁生夫人早年任教于英格兰多实郡的谢尔本女子学校，其后曾于苏联莫斯科生活，因此与丈夫一样懂得俄语。[1]文郁生夫人后来随夫来到苏联担任大使夫人，期间在莫斯科大学英文学院院长指导下开始编写俄英字典，经过多来的编纂工作，终在1982年写成和出版《英语人士的现代俄语字典：英语-俄语》（The Modern Russian Dictionary for English Speakers: English-Russian）一书。[1]

文郁生夫妇育有一子两女，分别名大卫（David）、凯瑟琳（Catherine）和伊丽莎白（Elizabeth），其中伊丽莎白在1971年嫁给罗马尼亚钢琴家拉杜·鲁普，惟两人后来以离婚收场。[1][76]此外，大卫生前在英国《观察家报》任职工业事务特派记者，1975年原本获外派到美国升任驻华盛顿特派员，但出国前在一次骑自行车回公司收拾物品的途上遭两架货车意外撞死，终年仅34岁。[70]大卫因车祸丧生对文郁生夫妇构成很大打击，而文郁生在余生也无法在悲痛中完全恢复过来。[70]

文郁生自少已热爱古典音乐，其他兴趣包括高尔夫球和步行。[15]虽然自少患有背疾，但无阻他参与体育运动，例如越野滑雪和网球。[60]此外，他生前是皇家英联邦学会会员。[15]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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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fe and Times of Vuk Stefanovic Karadz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直译：《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季奇的生平与时代》。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
  • Leonard Woolf: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ISBN 978-0-31248-001-1
    • （直译：《伦纳德·伍尔夫：政治传记》。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8年。）
  • Tito's Yugoslav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ISBN 978-0-52122-655-4
    • （直译：《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
  • Gilbert Murray, OM, 1866-195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ISBN 978-0-19211-781-6
    • （直译：《吉尔伯特·梅里，OM（1866年－1957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7年。）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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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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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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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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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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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经历
  • 西敏公学教师
    （1936年-1937年）
  • 大英博物馆助理馆长
    （1937年3月-1939年9月）
  • 借调往英国政府新闻部
    （1939年9月-1940年5月）
  • 借调往英国政府经济战务部政治战务行政处
    （1940年5月-1941年）
  • 借调往英国政府外交部本部
    （1941年-1945年6月）
  • 派往德国借调盟军管制委员会
    （1945年6月-1946年5月）
  • 返回英国正式编入外交部德国司
    （1946年5月-1947年11月）
  • 升任一等秘书
    （1947年4月）
  • 派往德国柏林，任职于盟军管制委员会政治部
    （1947年11月-1949年11月）
  • 返回外交部本部任职，升任参赞
    （1949年11月-1951年8月）
  • 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参赞
    （1951年8月-1953年12月）
  • 调回外交部本部主管经济关系事务
    （1954年1月-1955年4月）
  • 外交部研究总监，兼任署理图书馆长和文件监官
    （1955年4月-1957年9月）
  • 外交部驻英国广播公司联络官
    （1956年10月-11月）
  • 英国驻华代办
    （1957年9月-1959年7月）
  •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院士
    （1959年-1960年）
  • 外交部助理次官
    （1960年10月-1964年9月）
  • 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1964年9月-1968年）
  • 英国驻苏联大使
    （1968年10月-1971年9月）
  •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
    （1971年12月-1980年8月）
  • 坎特伯雷英皇公学校董
    （1972年-1980年）
  • 英国政府博物馆及美术馆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3年-1978年）
  • 英国政府公共档案调查委员会主席
    （1978年-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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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引用书目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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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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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职务
前任：
欧念儒 		英国驻华代办
1957年–1959年 		继任：
施棣华
前任：
迈克尔·克雷斯维尔爵士 		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1964年–1968年 		继任：
贾维
前任：
杰弗里·哈里逊爵士 		英国驻苏联大使
1968年–1971年 		继任：
约翰·基利克爵士
学术机关职务
前任：
法兰克·李爵士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
1971年–1980年 		继任：
迈克尔·麦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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