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面将军庙
24°00′35″N 120°31′03″E / 24.009646°N 120.517549°E
乌面将军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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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面将军庙 | |
基本信息 | |
位置 | ![]() |
主神 | 乌面将军 |
例祭 | 农历八月廿三 |
乌面将军庙,是位于台湾彰化县秀水乡陕西村的阴庙,有说法是主祭郑成功陕西籍的部下马信,并传说当地人为明郑陕西军人的后裔,而引起台湾战后时期陕西籍移民的注意。
历史沿革
编辑建庙传说
编辑此庙由来传说是陕西村[b]先民开荒垦地时发现一堆骨骸,其中夹杂着一小方砖石,上书“乌面将军”四字,其中一付骨骸特别大、颜色也比较沉,便加以整理供奉,尊称名曰“乌面将军”[2]。但其神像面孔并非黑面[2][3],耆宿吴永宗解释该称号是传说该神姓“乌”名“面”[3]。庙原为百姓公庙改建,另说“乌面将军”即“鬼将军”之意[1]。楼梯口还设有一座石乌龟当辟邪物[4]。庙址与花坛战备跑道近[5][6]。村民病痛或对上苍有所祈求时,便前往祷祝,还愿者促使庙身翻修又扩大[2]。
引起注意
编辑1976年9月3日,彰化县田中镇田中国小的全县国小校长会议,陕西省籍的台湾省教育厅督学徐秉琰发现学校手册有陕西国民小学,台湾各地命名“长安”的学校有许多,而“陕西”是他第一次看到,因好奇便立即向县教育局人员打听该国小在何处。1977年6月3日他视导花坛国中时,顺便请人带路前往陕西国小。当日,他见到国小旁边还有乌面将军庙,然后看到当地村庄北边墓地墓碑上刻有“陕西”[c],及查觉村民下颚骨都较宽[d],就断定乌面将军与这村民祖先都来自陕西省,很高兴对村民说他们都是陕西省人。[7]
返回台中后的徐秉琰,即向同乡报告此消息,约好四、五人于该年7月初再到陕西村访问[7]。对被徐秉琰说是陕西省人,该村长老吴太山感到惊讶,猜测或许是年代久远、日本人以皇民化迫害,所以村内并没有证明先祖来自陕西的相关文物,但可能是日本人以为居民祖先不会来自陕西省,遂没禁止在墓碑刻陕西,因而墓碑成了寻“根”的证据[8]。同年农历八月廿三,乌面将军诞辰,一位陕西籍住在台中市的王姓医生赶到庙宇,激动地讲闻到故乡土地的芳芬[3]。徐秉琰在该日看到戏台后台用的胡琴,认为不论外形和拉法,都和秦腔用的没有两样[9]。
神明说法
编辑传出乌面将军乃郑成功陕西籍部下[e],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典权表示可能确有乌姓的军人,但不是主将,因而史料上查不到,但确实有一名陕西籍将领马信,并带陕西子弟兵来台湾[11]。至于以“乌面将军”代替马信的说法,一说避免满清对马信的仇恨,另说马信面貌黝黑,遂有此称号[2]。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执行秘书王国璠也认为是怕清朝反感,于是称此名[12]。马信于郑成功死后五天亦亡故,从不曾到过彰化县境[1]。
陕西村前任村长张泉益回忆说他十几岁时自父亲听闻,有一位将军率军战死,感叹若早一点知道祂是乡亲该多好[13]。在乌面将军被从认定是陕西村先人后,村民更加礼遇,在1977年特地做了一只重达二百台斤的面龟作祭品[13]。徐秉琰认为乌面将军的酬神戏,和陕西地方戏类似,说可见陕西习俗和戏剧[f]也在陕西村流传下来[3]。
寻根热潮
编辑1978年4月26日,陕西国小校长苏鸿猷、陕西村耆宿吴永宗、秀水乡老乡长张进登、秀水国小校长张江,北上到台北市仁爱路与敦化南路交叉口的圆环,向陕西籍的于右任铜像行礼,获得《联合报》记者颜文闩、陈锡龙的报导[7]。这四位也受到陕西籍立法委员杨大干及其他陕西人接待,到台北市的国军文艺活动中欣赏秦腔[g],由马静亭表演[3]。新闻在次日于《联合报》见报后,陕西村民在当天碰面均以此为话题,津津乐道,并到乌面将军庙参加讨论[8]。
5月15日,陕西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中和总干事王保民等九人,在徐秉琰带路下,自台北到陕西村参观[h],欢迎的队伍足有半公里长,有人还因此感动落泪。随后,陈建中等人在乌面将军庙内列队,向乌面将军行三鞠躬礼,再请陕西村内年龄最高,时年八十岁的长者吴太山上坐。[15]
华视也于次日节目《地平线》报导陕西村的风土人情[15]。该年光复节特别节目,中视《爱心》在下午一点[i]以片名“根”来介绍陕西村的故事[17][18],制作人周志敏还特率领制作小组拍摄五福临门神木作为片头[18]。
同年11月14日,中国地方文献学会上,陕西同乡会决定在乌面将军庙旁边,筹设陕西文物馆[19]。他们除以文化中心来使陕西村成为陕西人联谊之处,也捐钱作为陕西村学童的奖学金之用[20]。
在1978年,来陕西村的陕西省籍人士就有五千多人次[20]。陕西村长林钦回忆,政府未开放大陆探亲之前,陕西村是陕西省籍旅台人士的“根”[j],每年乌面将军诞辰,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陕西省同乡会都到陕西村聚会[k],人数可达七、八千人次[24]。
1979年10月4日,乌面将军诞辰,由陕西籍人士乐捐、耗资新台币一百二十万元、占地三百坪的陕西文物馆与灵骨塔破土,参与陕西籍同乡多达二千人,由陕西耆宿马云河、高世荣、王孔祥主持[25]。土地为村长林月潭和张进登所捐出[26]。1981年5月31日,乌面将军庙后的陕西文物馆落成,一楼供奉神像面孔为黑面的乌面将军,二楼文物馆,三楼规划为图书馆[2]。至于灵骨塔除供陕西籍人百年后安放外,陕西村民必耍时也可利用[25]。当时会长陈建中、上将刘玉章之外,副总统谢东闵、内政部长邱创焕亲临剪彩,力言台湾与大陆血脉相连,勉励众人以光复神州为职志[26]。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的国小四年级上学期第七册社会课本在名为“我们都从大陆来”单元中,编入陕西村的故事,称陕西村是郑成功部将的马信陕西籍部下来台后所开垦,为了纪念马信,在村里兴建乌面将军庙[1]。
两岸交流
编辑继吴凤在教材被删除后,陕西村的故事因有争议[l],也被国立编译馆于1990年决定删除[27]。两岸开放交流后,中国大陆的陕西旅客依然会到陕西村参观、并到乌面将军庙膜拜[26][28][29]。1995年末,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乡刘家村出身、任职于西安矿业学院的刘淑兰,辗转写信给秀水乡长陈滨树,望能帮忙找到随国民党军来台湾的父亲刘鸿明,因她听说父亲可能住在陕西村[30]。时任陕西省代省长的赵正永还赠送“光耀两岸”的匾额[m]给乌面将军庙,同时添五万元香油钱[29]。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至中国大陆作搭桥之旅时,也会谈及陕西村[24]。
2005年1月28日,《中国时报》记者陈志成来此庙采访。当地人说台湾的陕西省同乡会只来此热闹几年,之后很少来,理由是赴陕西省寻根、会亲都很方便。对于村民是否相信自己是乌面将军、是陕西省人的后代,则表示以往相信,现在将信将疑。至于陕西文物馆,一到三楼全部空空洞洞。[26]
注释
编辑- ^ 参见门牌照片。
- ^ 学者戴宝村、黄雅慧于《台湾风物》杂志认为秀水一带居民多系福建漳、泉移民,因漳泉械斗,部分民众闪躲迁往西边,称地名为“闪西”,可能官员认为不雅而以同音的“陕西”名之[1]。
- ^ 后来学者调查该些墓碑都是1951年以后的新墓,且用省名也不合台湾人习惯[1]。
- ^ 下颚骨较宽能否证明即陕西人后裔,在体质人类学缺乏根据[1]。
- ^ 像余慈爷公庙则也传说祭祀郑成功的部下[10]。
- ^ 但戏班都是外地请来,并非居民自组[1]。
- ^ 上演的是陕西梆子的《断桥》,《联合报》写说这四位客人听不懂,但重要的它是“乡音”[14]。至于这四人的感想是发现自己的“根”真好,希望赶快光复大陆[3]。
- ^ 陈建中一行人参观时认为村中许多四合院住宅的建筑均与陕西省的建筑型式相同[15]。徐秉琰曾说,经过他细心查究,发现村民的生活起居仍依稀承袭中原的开朗习性,住屋建筑格局更隐含着黄土高原的风范[2]。后来徐秉琰又说在彰化沿海地区发现永安村和长安村的居民,分别来自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省,《黑白集》因此撰文赞扬徐秉琰有助于中国人的团结[16]。
- ^ 同时段的华视,则放电影《吴凤》,描写吴凤如何感化原住民[17]。
- ^ 譬如投效中华民国的孙天勤从同乡吕协恭听说该村民是随马信来台的陕西子弟后裔,也来此村参观[21];中国摄影学会会员冯廷珩说骑单车跑六遍全台湾,却从未遇见陕西村,这回找到了这个有一千多老乡的地方,以后可以常来,也在此村拍摄许多照片[22]。
- ^ 像是湖南的同乡会则曾去昭忠庙祭祀与聚会[23]。
-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一些历史学者,到陕西村进行田野调查,完全推翻徐秉琰的论断。然而,他们当年并没有出面怀疑,也不愿替徐督学背书。曾任职文献会的台湾史专家洪敏麟及另一位时任职省府的杨姓官员都表示,当时政治气氛,省文献会不愿也不敢做这种“杀风景”的事。[1]
- ^ 匾额为雷珍民所书,见照片。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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