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梅臣·李维(英语:Joseph M. Reeves,1872年11月20日—1948年3月25日)是一名美国海军上将,1894年至1936年及1940年至1946年间在役。

约瑟·梅臣·李维
Joseph Mason Reeves
1928年底,战斗舰队航空替挥官约瑟·李维(中)、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威廉·普瑞特(左)及北岛航空站指挥官法兰·麦卡雷(Frank R. McCrary)在北岛航空站合照,预备开展1929年初著名的第9号舰队解难演习
出生(1872-11-20)1872年11月20日
伊利诺伊州坦皮科
逝世1948年3月25日(1948岁—03—25)(75岁)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军种美国海军
服役年份1894年-1936年
1940年-1946年
军衔 海军上将
统率朱比特号运煤舰1913-1914
圣路易斯号巡洋舰1914
维克斯堡号炮舰1914
密尔沃基号巡洋舰1914
安那波利斯号炮舰1914
南达科他号巡洋舰1914
俄勒冈号战列舰1915-1916
缅因号战列舰1917-1918
堪萨斯号战列舰1918
匹兹堡号巡洋舰1922
北达科他号战列舰1922
战斗舰队(部队)航空指挥官1925-1929, 1930-1931
战斗部队战列舰指挥官1933
战斗部队司令1933
美国舰队总司令1934-1936
海军部长办公室1940-1946
参与战争美西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获得勋章海军十字勋章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李维在1890年入读美国海军学院,在1894年毕业。稍后李维曾参与美西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晋升至战列舰舰长。战后李维投身方兴未艾的海军航空部队,推动连串飞行战术实验,并透过1929年第9号舰队解难演习向海军宣示航空母舰力量,奠定美国海军航空战术基础。这使他与威廉·A·莫菲特并誉为“美国海军航空之父”。1933年李维晋升为战斗部队司令,再在1934年拔擢为美国舰队总司令,最后于1936年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维被召回美国海军部长办公室助理事务,直到1946年方再退伍,期间李维曾加入珍珠港事件的调查委员会。1948年李维因病去世,享年75岁。

早年 编辑

李维生于1872年11月20日伊利诺伊州农村小镇坦皮科,于家中五子排行第二,家族以务农为主业。李维父亲早年曾于美国内战加入纽约一支志愿骑兵队,后随军迁居伊利诺伊州。父亲因曾受教育,偶尔亦到镇上担任教师。李维起初欲追随父亲之路,加入美国陆军,但因众议员的西点军校推荐名额有限,而改为推荐李维加入美国海军。1890年李维加入美国海军学院受训,并成为海军美式橄榄球队的核心人物。[1]

工程军官 编辑

1894年李维毕业,开始为期两年的海上实习。期间李维曾派驻辛辛那提号防护巡洋舰旧金山号防护巡洋舰,凭借优异表现,在1896年调往新近服役的俄勒冈号战列舰,任助理引擎工程师,并在同年结婚。1897年初缅因号战列舰哈瓦那爆炸沉没,美西战争爆发,李维所属的俄勒冈号绕道南美洲,由东太平洋调往大西洋,并封锁古巴的圣地亚哥。7月3日西班牙舰队离港试图突破封锁,圣地亚哥海战(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爆发。由于俄勒冈号之航速为当时美国封锁舰队之冠,且其引擎运作得宜,使之成为美军战胜之关键。战后李维获推荐为美国总统游艇的引擎军官。[2]

舰炮军官与驻外武官 编辑

 
1926年9月,李维(左)与海军航空署署长威廉·莫斐德(右)在兰利号航空母舰观看飞行作业。中央背向镜头者可能是兰利号副舰长约翰·陶尔士(John H. Towers)。在美国海军史上,李维奠定了航空战术基石,并率先宣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编制;莫斐德则在威廉·米切尔引起的军种竞争中为海军保住航空部队,建立了基本的航空行政架构,并在军费紧缩的背景下争取充足资源。这使两人同被誉为“美国海军航空兵”之父。至于陶尔士则是美国海军最早的飞行员,是海军飞行员公推的领袖,二战后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18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海军工程师与水面军官的晋升路线合并,解决缠扰海军多年的内部官职竞争。这使李维由必须学习航海与炮术等事项。同年中李维升任中尉,但不久却因严重阑尾炎而要暂时停职,而李维更因军医误诊而一度有生命危险,最后家人要延聘名医霍华德·凯利为李维施行手术,方得康复。[3]

康服后,李维调到新服役的奇沙治号战列舰见习,并在舰炮演习上表现出众。同年李维完成水面军官考核,调往华盛顿海军工厂,负责海军舰炮制作及改良。其时海军上尉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正鼓吹引进英国皇家海军之舰炮技艺,同时采用新式无畏舰设计,以改进美西战争中海军之差劣表现,并与美国海军部海军武备署海军航海署的将官激烈争持。期间海军多次于华盛顿海军工厂进行舰炮测试与改良,此股技艺改进风潮对李维有极大影响。[4]

1902年,李维升任上尉,调回旧金山号任舰炮长官。此时西姆斯获老罗斯福赏识,终于可一展所长,并将多年的舰炮改良经验集结成书,获海军派发至舰队作为指引。李维在指引基础上加以发挥,使旧金山号在1904年于埃及阿布基尔湾外的舰炮演练名列前茅。当旧金山号紧接加入远东的亚洲舰队后,李维便因功调往旗舰威斯康辛号战列舰。1905年威斯康辛号在1905年的舰队舰炮射击比赛大胜,使李维获新任亚洲舰队总司令查理斯·德伦(Charles F. Train)注目,而将其调任舰队参谋。同年李维随同德伦调到新服役的俄亥俄号战列舰,继续负责舰炮改良事宜。1906年李维更为海军研发出第一套火控系统。[5]

1907年李维调任海军学院教官,并升任少校。翌年美国大白舰队启程环球航行,国内军官短缺,李维被提早调离学院,担任新服役的新罕布什尔号战列舰武备军官。其时海军正为前无畏舰的射击设计及装填缺陷所苦,李维改良舰炮的经验便大派用场。经过多番尝试后,李维将新罕布什尔号的射击及装填系统彻底改善,使之由服役之初完全无法正常开炮,到于1909年汉普顿锚地射击比赛在27艘军舰中名列第五,令李维在海军崭露头角,调往旗舰康涅狄格号战列舰任舰队参谋。然而李维却在同年新引进的年度体检,发现心脏肥大二尖瓣脱垂,而几乎遭海军勒令退役,幸亏医务署发现多名海军学院的美式橄榄球员均有同样情况,才使李维可继续从戎。接着李维调往蒂伯龙的海军运煤港,监督该处的运煤机械扩建工序,最后在1913年调任朱比特号运煤舰的首任舰长,升任中校。[6]

1914年至1916年间,李维先后指挥了多艘老旧及非主力军舰,包括圣路易斯号巡洋舰维克斯堡号炮舰密尔沃基号巡洋舰安那波利斯号炮舰南达科他号巡洋舰及俄勒冈号战列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军军官人手紧张,李维先后获委任为新缅因号战列舰堪萨斯号战列舰舰长,在美国东海岸训练军兵。战争结束前夕,李维被调到华盛顿海军军令部办公室,但工作既不称心,又不获上司重视。在好友帮助下,李维在1919年调往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并与意大利外交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在三年的外交生涯,李维先后获授司令级意大利王国勋章(Commendatore dell'Ordine della Corona d'Italia)及司令级圣茂里斯及拉匝禄骑士团(Ordine dei Santi Maurizio e Lazzaro)勋章。返国后李维曾分别出任匹兹堡号巡洋舰北达科他号战列舰舰长,于1923年获准进入海军战争学院研习。[7]

投身航空兵 编辑

 
1928年5月,兰利号航空母舰完成第8号舰队解难演习,在珍珠港停泊,甲板上停泊了36架飞机。在李维初任战斗舰队的航空指挥官时,兰利号最多只能携带八架飞机。后来李维采用多项改良甲板运用方法,使载机量大为增多,而起降飞机时间则大为缩短。这些措施最后成为海军全甲板攻击(Deck-load strike)的战术根基。

李维就读战争学院之时,正值学院改革风气大盛。西姆斯中将在指挥欧洲战事后,连续两届出任战争学院院长,期间大力鼓吹海军组织及战术改革,宣称战列舰的主力地位必将被飞机所取代。西姆斯虽因年迈及各种争议而在1922年退役,但新任战争学院院长克劳伦·威廉斯(Clarence S. Williams)及战术系系主任夏里士·朗宁(Harris Laning),均对航空战术持开放态度,并时常于学院内举行研习演练。此股开放风气不但对李维有极大影响,更使他的舰炮改良经验得以发扬。其时朗宁正以日德兰海战为基础,研究英美舰队对抗时航空母舰潜艇的角色,以及其战术运用方法。在一次模拟战争中,扮演美国舰队司令的李维决定优先夺取制空权,在双方战列舰相遇前,先集中飞机轰炸英国舰队的航空母舰。演习美军虽未能完全制空,但李维的航空调配却是战胜的关键,使他大为朗宁赞赏。当朗宁在1924年调迁时,刚毕业的李维便获选接任战术系系主任一职,继续探究航空部队于传统炮战中的角色及应用方法。年日过去,李维深信航空兵将为未来海战之关键,决心投身航空事业,在1925年主动申请调迁,并获航海署负责人员调动的威廉·李海(李维于俄勒岗号之舰友)及海军航空署署长威廉·莫斐德(William A. Moffett)支持。[8]

奠定海军航空战术基础 编辑

1925年6月,李维就任战斗舰队的航空指挥官(Comma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旋即按法律要求考取飞行员资格。一如大部分转入航空事业之军官,李维仅参与飞行观察员(Observer)课程,而没有直接成为飞行员。10月李维登上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开始负责舰队所有航空部队的战术调动。巧合的是,兰利号的前身为朱比特号运煤舰,其首任舰长正是当年初尝舰艇指挥的李维。[9]

李维就任后先观察海军飞行员的执勤表现。他发现舰上的海军飞行员虽热爱飞行,却未有深思飞机在舰队应有的角色。登舰一周后,李维召集全舰飞行员,在演说中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赢取飞行员的信任,以建立海军航空兵的战术模范为共同目标。李维随后将各项飞机的运用问题编成长篇列表,内容包括“战斗机应如何攻击对方战斗机?”、“飞机于空中侦察时应采取何种阵形?”、“飞机与飞机在空中的安全距离为何?”等等,然后要求各小队在飞行期间解答该等问题,并定时再与李维会议、商讨、甚至提出个人见解。李维再定期将该等问题连同最新的答案,以小册子形式分发给各飞行小队。此方法既可引导飞行员开发航空战术,同时又可存留其经验,后人更可青出于蓝。美国航母的战术改革路向便由此而定。[10]

李维同时希望实践自己于战争学院的航空战术构想。按照李维的构思,只要在最短时间派出最多飞机升空,则可将友军舰队的空中打击力度集中,并提升至极;而只要友军飞机较敌军早发现对方舰队,则可更早摧毁敌方航空母舰,从而夺取制空权;当友军舰队夺取制空权后,敌军舰队便无法有效侦察友军,既丧失战列舰的远距射击优势,同时更无法抵挡友军轰炸机的攻击。然而李维初次登上兰利号时,发现兰利号最多竟只可携带八架飞机,而一次最多只能派六架升空,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想的战术效果。[11]

由于1926年的第6号舰队解难演习在即,李维渴望向海军展示航空兵的潜力,故此不断挑战飞行员的极限,用尽各种方法增加兰利号载机量,同时加快飞机起降所需时间。李维本人更经常在舰桥的梯间亲自指挥飞机起降,并向舰长下达加速转向命令,且乐于接受他人意见,使他深为飞行员信服。当2月演习举行时,兰利号已可一次派出16架飞机,并在演习中“轰炸”巴拿马运河水闸,立下先声。到1926年中,李维与兰利号舰长约翰·陶尔士(John H. Towers)及其他飞行员,已开发出一套系统性的航母运用方法,包括将飞行甲板用作飞机停泊及预热位置、飞机起飞后即时右转,使后方飞机可即时起飞、飞机小队降落前在母舰后方保持盘旋阵形,加快降落效率、甲板勤务人员按职分工,并以不同颜色上衣以示分别、飞机降落后先推往甲板前方停泊,直到全数降落后才推回后方补油,或降回机库维修。这些方法到21世纪仍为美国以至其他国家航母所使用。[12]

1926年中,李维获得美国舰队总司令查尔斯·休斯同意,将战斗舰队所有飞机聚集到圣地亚哥北岛航空站作夏季特训,轮调其他小队到兰利号作海上训练,并继续向舰上飞行员(包括时任兰利号航空军官马克·米契尔及小队指挥官杰拉德·波根)软硬兼施。此等措施以及同年10月海军少校法兰·威纳(Frank D. Wagner)开发的改良俯冲轰炸技术,再加上1926年至1928年各次大小演习,构筑了美国全甲板攻击的战术雏形;至于莫斐德则全力负责航空兵的行政事务,为李维的航空部队争取来之不易的经费、维修零件、人员替补以及展现战术的机会。两人在职务上虽难免有所冲突,却能一直保持友好互助关系,令美国海军航空兵在内在外均能迈步发展。这使两人最终同被誉为“美国海军航空之父”。1927年李维曾短暂离职,随同美国海军高层参与日内瓦裁军会议,并在会议期间获擢升为少将,成为第二位投身航空兵的将官人物。1928年,李维随同兰利号参与第8号舰队解难演习,此时兰利号的载机量已提升至36架之多。[13]

由于兰利号本身的性能有限,李维要等到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两艘舰队航空母舰于1928年底完成训练,才有机会向海军全面展示航空兵的潜力。1929年初第9号舰队解难演习举行,李维在获得战斗舰队总司令威廉·普瑞特支持及配合下,将萨拉托加号独立编成特遣舰队,然后在28分钟内派出70架飞机,偷袭并摧毁巴拿马运河水闸,使航空兵在海军声名大噪。自此以后,海军内部不再争辩航母是否必须,而是如何在华盛顿及即将举行的伦敦海军限制会议的框架下,将航母部队发展极致。李维的航空事业也在此到达顶峰。[14]伦敦海军会议预备开展前,李维被调入海军事务委员会(General Board)协助处事,直到1930年中才重任战斗舰队的航空指挥官。不久普瑞特成为新任海军军令部长,推行海军架构改制。改制后李维身兼三职,包括第2航母战队指挥官(Commander, Carrier Division 2)、战斗部队航空指挥官(Commander, Aircraft, Battle Force)及美国舰队航空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U.S. Fleet),仍旧为少将职级。期间李维曾与属下恩斯特·金恩分别指挥航母,参与1931年的第11号舰队解难演习。演习后李维循例调回岸上,并被投闲置散,于马尔岛海军船厂等地工作。[15]

美国舰队总司令 编辑

 
1936年3月30日,海军航海署署长威廉·李海(右)接替夏里士·朗宁(Harris Laning),成为新一任战斗部队司令,并与美国舰队总司令的李维握手致意。李海与李维是在俄勒岗号结识的舰友,而李海曾推荐李维转入航空兵事业及美国舰队总司令一职,至于朗宁则曾与李维于战争学院共事。

李维的仕途最终随着小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而有转机。其时普瑞特即将离任军令部长,向罗斯福大力举荐李维,既可善用其才,亦可定下航空军官再作晋升之路。同年5月小罗斯福任命李维为战斗部队战列舰指挥官(Commander, Battleship, Battle Force)及美国舰队战列舰司令(Commander, Battleship, U.S. Fleet),在6月上任,使李维一跃而为中将。7月1日李维再晋升为战斗部队司令,身兼战斗部队三项要职。到1934年,在军令部长威廉·史坦利(William H. Standley)及航海署署长李海推荐下,李维升任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官至上将。[16]

在此期间,李维参与了橘色战争计划的制订。就在他正式就任战斗部队司令当日,时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的大卫·西勒(David F. Sellers),将军令部于1932年提出的“速攻”战略制成行动蓝图,交由李维负责各艘军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动员与调配。但“速攻”战略在1934年时早已备受海军各方质疑,连军令部内亦有异议声音。假若日本向美国正式宣战,美国舰队难以在短时间内集结两洋军舰,然后避过日占南洋群岛的侦察,解决远洋航行的补给需要,最后增援被日本围攻的菲律宾,或与日本海军决战。此消彼长下,1920年代的“保守”战略方案起死回生,指海军必须以跳岛战术方式,在中太平洋建立反攻基地,然后再与日本舰队决战,最后在海上封锁日本,迫使其投降;菲律宾在战争初段几乎肯定会遭日本夺去。[17]

李维亦倾向了“保守”战略一方。1934年7月,“速攻”战略提倡者完成了“直接之道”(Royal Road)的计划制订,模拟一场三个月的太平洋战争方案,但不论军令部内的审议者、美国舰队总司令李维及军令部长史坦利本人,都已倾向“保守”战略,使此计划不久便要重新修改。12月史坦利将美国舰队西进的终点由菲律宾东移至特鲁克,但终李维及史坦利任内,新的计划仍未尘埃落定。[18]

另一方面,李维于任内亦卷入了海军内部改制的冲突。普瑞特于1931年推行的改制,原意是要将美国舰队架构从马汉的简单集结,改为以舰种为本的分工编组,并强化“美国舰队”在架构上的指挥权及行政权力。但舰种为本的指挥架构,意味着航空母舰可以特遣舰队形式编组,在战术指挥上与水面军舰平起平坐,甚至反过来指挥水面军舰。李维一直鼓吹航母与战列舰分开编组,以免航母容易遭敌军发现,减低舰队丧失制空权的风险。然而海军长久以来,均忧虑航母军官有否资历、能力与经验指挥水面舰艇。此股质疑造成的阻力,使1931年改制未有提升航空司令一职为中将。史坦利出任军令部长后,在舰队改制上的立场倾向保守,且认为美国舰队总司令不向军令部长负责,会造成海军决策上的权力分散,锐意将其权责收回军令部。这使李维与史坦利两人经常意见相左,而互为角力。史坦利多次以军令部之权力干预舰队的训练事宜,并试图将官署的物资调配权力收归军令部,最后仅在罗斯福的阻止下才未有成事。至于李维则在1935年离任前夕反击,向舰队所有少将或以上将官征集舰队改制意见,以编制普瑞特提倡的舰种为本指挥架构,更声言要完全废除“战斗部队”及“侦察部队”此一过时马汉集结舰队产物。然而海军事务委员会未及解决此事,两人俱于1936年退役离任。[19]军令部长与美国舰队的权责冲突,最终要到1942年金恩同时身兼两职才告解决,而航母为本的特遣舰队架构,则在1941年以另一形式实现:当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斯本·金梅尔(Husband E. Kimmel),将列克星敦号编入已没有战列舰的侦察部队,使其变相成为航母特遣舰队。[20]

最后,李维亦在任内参与多次舰队演习。在1934年的第15号舰队解难演习,李维以战斗部队总司令一职,尝试将舰队按舰种及任务编成分队,但效果未见理想。至于1935年举办的第16号舰队解难演习,李维原先希望在阿留申群岛及夏威夷举办,模拟日本从北方威胁夏威夷,而美国则从西岸派舰增援;但演习消息在1934年12月28日向外公布之际,正好是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及伦敦海军条约之日。日本更宣称将会在千岛群岛进行舰队演习,使舆论猜测两国会否意外相遇而擦枪走火。最终李维将演习改于中途岛举办。[21]

退役、战时供职与晚年 编辑

1936年6月,李维离任美国舰队总司令,并在同年编入退役名单,终身享有少将军衔。历经数年低调生活后,李维在1940年被召回海军部长办公室,为海军提出工程兵及航空工程人员的晋升及调配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后,海军部组成了珍珠港事件调查委员会,李维是惟一有海军航空军旅经验的委员。多场会议及听证会中,身为另一委员的史坦利再次与李维激辩。李维认为金梅尔未有派飞机定期巡逻珍珠港外海,负有严重责任,而史坦利则批抨李维对金梅尔过于敌视,且不应将所有责任尽归于金梅尔一人身上,最后仅以大局出发而未有提交不同意见书(Minority Report)。接着李维获罗斯福任命为租借法案的联络军官,并以退役身份于1942年再晋升为上将,一直到1945年12月才离任,到1947年4月才正式离开所有海军职务。此时李维健康已经恶化,并要长期住院。1948年3月25日,李维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离世,享年75岁。[22]

荣誉、纪念与轶闻 编辑

在48年的海军军旅生涯,李维一共获得以下军事奖项:

 
 
     
     
     
美国飞行观察员徽章
海军十字勋章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森逊奖章 美西战争奖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大西洋舰队横扣
美国防御服役奖章 美国战役奖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圣茂里斯及拉匝禄骑士团
司令级
意大利王国勋章
司令级

美国海军一艘李海级导弹巡洋舰亦以李维为名。李维号导弹巡洋舰(CG-24)在1964年服役,曾参与越战,最后于1993年退役,后作靶舰击沉。

另外,李维亦被传为美式橄榄球中发明头盔的人物。李维在1890年入读海军学院后,海军与陆军军校就在1891年举办军校际足球比赛,两军竞争甚为激烈。后来在一次比赛中,李维头部重伤,使海军学院校监下令李维停止作赛。然而李维却用鼹鼠毛皮等物料制作了一个头盔,并说服校监准其出赛。此后海军的美式橄榄球队便开始有配戴头盔习惯。[23]至于另一传为美式橄榄球头盔发明者占士·纳史密夫,则在1883年入读大学后引进头盔。

注释 编辑

  1. ^ Wildenberg 2003,第11-25页
  2. ^ Wildenberg 2003,第27-44页
  3. ^ Wildenberg 2003,第45-46页
  4. ^ Wildenberg 2003,第47-56页
  5. ^ Wildenberg 2003,第57-66页
  6. ^ Wildenberg 2003,第67-89页
  7. ^ Wildenberg 2003,第89-105页
  8. ^ Wildenberg 2003,第106-119页
  9. ^ Wildenberg 2003,第109-125页
  10. ^ Wildenberg 2003,第126-127页
  11. ^ Wildenberg 2003,第128-129页
  12. ^ Wildenberg 2003,第128-135页
  13. ^ Wildenberg 2003,第135-162页
  14. ^ Wildenberg 2003,第1-10, 180-196页,Nofi 2010,第109-117页
  15. ^ Wildenberg 2003,第197-225页
  16. ^ Wildenberg 2003,第224-227页
  17. ^ Wildenberg 2003,第224-230页
  18. ^ Miller 1991,第180-212页
  19. ^ Miller 1991,第212-259页
  20. ^ Nofi 2010,第312页
  21. ^ Nofi 2010,第177-203页,Wildenberg 2003,第238-251页
  22. ^ Wildenberg 2003,第259-266页
  23. ^ Wildenberg 2003,第18-24页

参考资料 编辑

  •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英语) 
  •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ISBN 978-1-884733-69-7 (英语) 
  • Wildenberg, Thomas,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Admiral Joseph Mason Reeves and the Origins of Carrier Airpow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3, ISBN 1-57488-486-7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