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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

中华民国外交部原部长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原名叶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祖籍浙江余姚，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中国学者暨外交家，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1949年－1958年）、驻美大使（1958年－1961年）、新埔工业专科学校（现圣约翰科技大学前身）代理董事长、总统府资政。

叶公超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字公超
别名George K.C. Yeh
出生叶崇智
1904年10月20日
 大清江西省九江府
逝世1981年11月20日(1981岁—11—20)（77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籍贯广东省番禺县
国籍 大清（1904年－1912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81年）
政党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配偶妻 袁永熹
儿女女 叶彤
子 叶炜
亲属祖 叶衍兰
父 叶道绳
叔 叶恭绰
兄 叶崇勋
妹 叶崇德 叶崇缇
学历
经历
      • 新月月刊创始人 1928
      • 新月书店创办人 1927
      • 长沙临时大学外国文学系系主任 1937-1938
      • 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系主任 1938.05-1939
      • 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 1942-1945
      • （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 1946-1947.05
      • （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司司长 1946-1947.05
      • （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1947.05-1949.01.18
      • （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9.01.18-1949.10.01
      • （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 1949.04.05-1949.10.01
      • 外交部部长 1949.10.01-1958.07.14
      • 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10.01-1978.05.29
      •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50.05.12-1952.03.11
      • 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 1950.06-
      •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50-1981.11.20
      • 驻美国大使 1958.08-1961.11
      • 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0-1978.05.29
      • 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常务理事 1962-1965
      • 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5.08-1965.11
      • 总统府资政 1978.05.29-1981.11.20
      • 台北市立美术馆筹建委员会召集人
      • 新埔工业专科学校（现圣约翰科技大学前身）代理董事长

生平 编辑

早年经历 编辑

余幼失怙恃，人闻者恒怜吾，而言吾命之薄，缘之悭，而余则否焉。盖人之成伟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势而成之也。是必出于万难之中，而拔于怆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后有此成之也。

——《自振》，写于天津南开中学

祖籍浙江余姚（今宁波余姚市），自五世祖自余姚移居岭南[1][2]。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1913年离世；叶遂赴北京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1]:18 [3]。

少即工诗能画，为汤定之入室弟子[4]:1879，七岁入南洋模范小学。1912年至英国读书，两年后转赴美国，一年后回到中国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再赴美国，先后就读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学院及缅因州卑斯学院，最后于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学院攻读，跟随罗伯特·佛洛斯特研习诗词，在其指导下出版一卷英文诗集。毕业后赴英，在剑桥大学玛格达连学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21-24[3]。

1926年回国，于是年秋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并先后任教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清华及西南联大[1]:28，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的美誉，英语之好，梁实秋亦赞“英文造诣特深，说写都很出色”[5]。在英国，他与诗人T·S·艾略特亦师亦友，交往甚密，是第一个将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6][7]。在清华时与学生沟通中,他和钱锺书的关系特别密切交错, 钱锺书于1934年在叶氏的同事温源宁的名义下为叶公超写了一短篇人物志[8]。卞之琳表示过，“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9]。1931年6月，叶公超在清华教书时，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育有儿女一双。叶公超素以脾气大闻名[10]，吴宓来叶家用餐，因为菜的味道不合适，见他对袁永熹发脾气。前政务次长胡庆育说叶公超的脾气“阴晴不定”，“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11]

中年经历 编辑

1930年代末抗战时期，因毛公鼎事件遭日军拘捕拷问39天，脱险后弃学从政，在董显光先生的推介下转入外交界，先后任职于国民政府驻新加坡、英国大使馆[3]。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但很快于1939年离任。

1947年4月9日，外交部参事叶公超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赞成美国政府主张提前拆迁日本国内可充赔偿物资之一部分；此次中国所得日本之提前赔偿百分比，当然不得影响将来中国于总清算时提出之要求[12]:8331。5月1日，外交部就3月8日、4月5日法军两次轰炸中国在越华侨集中处一事，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次日，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赴法国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12]:8346。8月28日，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大连暂不开放，该港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依法不得单独使用之，外轮亦不能利用此港从事中国沿海贸易[12]:8402。1948年1月1日，外交部次长、特使叶公超抵达仰光，代表中国庆贺缅甸独立[12]:8479。7月4日，外交次长叶公超发表谈话，希望早日达成对日和约[12]:8634。

1949年，奉代总统李宗仁之命继胡适（未到任）担任外交部长。4月29日，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找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要求将以下事实报告华府：

“南京撤退”是因为4月19日国军江阴要塞和狄港指挥官投向中国共产党，使南京无法防守，政府已决心撤退，现正有秩序撤退中；傅秉常仍未接受外交部部长之任命，在军事未取得任何胜利之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任命[13]:134-135。

叶公超参与1952年《中日和约》与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4年9月，蒋介石以叶公超为出席联合国第九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蒋廷黻等4人为全权代表。12月3日在华府，代表中华民国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4]:78。1958年8月，继董显光担任驻美大使，表现深受艾森豪、丘吉尔、肯尼迪等西方冷战领袖的肯定。

后因与蒋介石在外蒙古入联问题上持不同策略[注 1]，于1961年奉急召返国，旋被免职[16]:130[17]:205：叶公超先遭“留在总统身边以备顾问”为由不得返任。当年11月改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从此遭到长期监视，并被禁止出国长达16年[3][16]:130。据当时中华民国代表团顾问彭明敏的回忆，由于蒋介石在世界面前丢了脸，因此要有人为此做代罪羔羊。然而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黼逃过此劫，而是叶公超成为蒋介石不悦的对象。彭明敏认为这与国民党的宫廷斗争有关：外交部长沈昌焕与叶公超不合，在此事插了一脚。最后蒋介石召叶公超回台，听了叶的解释后，就对他简单的说：“留在台北，不用再去美国了。”[18]:110叶公超虽丢了大使职位，虽因他是陈诚的人马而留在内阁。但因国民党将叶公超视为开明派人物，从此受到国民党监视，派特务跟踪他。[18]:110至此，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也越发冷淡了。[18]:110

李敖曾回忆，他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家里，叶公超曾对他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19]:128并认为叶公超的垮台原因并非外界传闻的因外蒙入联合国、或是因据实传达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威胁蒋中正之言的原因，而是因为叶公超私人谈话中有了“对元首不敬畏的语气”，而遭沈昌焕向蒋中正告密。[19]:130-132

晚年 编辑

1970年任新埔工业专科学校（现圣约翰科技大学前身）代理董事长。 1978年5月后转任总统府资政闲职。离开仕途后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称自己是“悲剧的一生”[10]，梁实秋亦形容其晚年“情况相当落寞”[5]。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夫人没有赶回告别，仅俞大维一人在身边[20]。老友张大千闻之甚悲，亲书《挽叶公超先生联》[21]:507。挚友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红粉知己》中评价叶“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

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叶公超书法作品：“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评述 编辑

关于学识 编辑

  • 胡适：“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的更好，大概是年轻时出去的缘故。”“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他在我们一班人之中，他说的最好。”[22]
  • 费正清：“He was a Chinese renaissance man who embraced both cultures... George was a calligrapher of note and an expert on Chinese painting. Yet he had got a Western education too... He had been through the London blitz and the fall of Singapore and knew many power holders around the world.”（他学贯中西，是一位通才[23][24]。他是书法名家，亦通国画艺术；又曾在西方接受教育，亲历伦敦空袭，目睹新加坡沦陷，幷与多位世界政要相识。）[25]:387
  • 柳无忌：“谈到文学与书画，他的兴趣是广博的。”[26]
  • 陶希圣：“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27]
  • 陈香梅：“他学剑学书都有所成，因此有时不免恃才傲物，有时树大招风，难免招人之忌，但他琴棋书画，能武能文，真是一代奇人。”[28]:147
  • 梁实秋：“郑洪年先生曾讥诮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先生尝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5]
  • 季羡林：“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他的原话）。”……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笔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如果再加上一位的话，那就是郑振铎先生。”[29]
  • 陈子善：“叶公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虽然不多，但几乎篇篇精彩，他的名字是应该与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等评论大家排列在一起的。”[30]
  • 夏志清：“叶公超读书极多，对二、三〇年代的英美前卫作家和主流文学都非常熟悉，不说半句外行话。”[31]
  • 杨联陞：“1959年，叶师已由台湾派驻美国，5月1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由哈佛燕京学社同东亚研究中心联名邀请叶师来讲“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会上挤满了人，由哈燕社代社长白思达与东亚研究中心的老板费正清分别致词介绍。叶师坐下来讲，手无片纸而话如行云流水，由清末讲到左翼作家联盟，讲故事甚多，极有风趣。讲完略有讨论。大家都很欣赏，连以《五四运动》一书起家的周策纵兄都表示钦佩。”[32]:92
  • 许渊冲：“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33]:45-46“他(陈福田)喜爱的英国小说，是描写平常人平常生活的《傲慢与偏见》，美国小说是描写穷苦农民的《愤怒的葡萄》，中国小说则是林语堂刚出版的《京华烟云》（正相反，叶公超却不把这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幽默大师看在眼里，说他的文章远不如兰姆的《烧猪论》幽默有味。）”[34]:71
  • 叶文心：“George Yeh was exquisitely educat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He was also well versed in its artistic tradition as a result of family exposure.Yet George wore Western-style suits and finished college as an English major. His friends in Beijing in the 1930s, like himself, were British-style gentlemen and American-inspired liberals.”（叶公超受过系统式的中国古典教育，也耳濡目染书香世家的艺文传统，同时他著西装，且大学主修英文。他在1930年代的北京朋友们也如他一般，都是受美国自由主义精神指引且带有英伦风范的绅士。）[35]:180
  • 叶炜：“1978年冬，父亲来探看我初生的女儿的时候，连续三天从早上到黄昏，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详述叶家书画收藏当中年份较早的部分。当时他已经25年没有碰过这些书画了，而他手头上有的只是一份作品题目或书画家名的清单。凭记忆，父亲背诵字画上的题辞，讲述每一幅作品的状态、书法风格、书法家轶事、其收藏过程和失而复得的故事。父亲的忆述不仅把艺术藏品的资料传授给我；而且借着孙女的出生，透过祖辈的收藏和创作者的精美书画及其历代的诗文翰墨，通过墨彩和诗韵，把沉浸在对艺术品欣赏的遐思，化作家族世代追求至美的精神，传给下一代。”[3]

关于教学 编辑

  • 柳无忌：“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纵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让敎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26]
  • 赵萝蕤：“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36]
  • 王辛笛：“回顾30年代之初，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我系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上过他教的“英美现代诗”课程，听他侃侃而谈，酣畅淋漓，恰是一种享受，同学们听得入神，都忘记下课铃响了。他天分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因之平时对学生也要求很严，往往出之以机智的讥讽口吻，使人手足无措；更有些人对他的绅士风度和名士派头也有不同看法。”[7]:230
  • 温梓川：“他在暨南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他上课时讲的英文，真叫人听出耳油，不情愿下课，他那时不过廿五六岁，头髪梳得服贴，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些也不像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大概在英国住久了的缘故。他说话坦率极有风趣。”[37]:22
  • 杨联陞：“叶师对大一英文特重理解，此外坚持我们用英文注解的字典，看有人在桌上摆着不大的一本英汉字典，说这种小字典，要扔到窗外去。”[32]:92
  • 赵捷民：“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无用，烧了，要查《牛津大字典》。””[38]:156
  • 季羡林：“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29]
  • 温梓川：“公超先生好打桥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最注重发音，如果发音有误，必照例须挨骂。他动辄以英国语音学家坦尼尔琼斯教授的字典为标准，所谓英格兰有教养者的发音。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词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37]:27
  • 许渊冲：“叶先生讲课时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采。……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二月八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轮到我念了，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对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八十分；我考第二，只得七十九分。”[33]:45-46
  • 杨振宁：“But Professor Yeh's course was a disaster: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students and was not above practising one-upmanship on us. I do not remember learning anything from him.”（不过叶教授的英文课是场灾难：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并未对我们进行更深的训练。我不记得曾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39]:21）[40]

关于从政 编辑

  • 费正清：“In Taiwan, however, the stultifying personality of CKS still held sway. Our old friend from Peking George Yeh (Yeh Kung-ch'ao), one-time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sing Hua, had risen by sheer talent to be the Republic of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for a decade and then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But now, having refused to follow the Old Man's diplomatic ideas, George was tethered in Taipei as a cabinet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然而个性拘泥的蒋中正仍在台湾握有实际主导地位。我们在北京时的老朋友叶公超原先是清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凭借自身才能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任职近十年，接着又任驻华盛顿大使。但现在，由于他不愿顺着老头子的意思搞外交，结果被困在台北，担任内阁的“不管部部长”。）[25]:387
  • 费正清：“Our chief pleasure in Taipei was to see ex-Foreign Minister George Yeh again, still the same strong individual, still frozen in position as a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island-bound yet asked to handle the budget. Secret police trailed him when he was out but Chiang Ching-kuo came to see him when he was hospitalized — a curious stultification of top-level talent.”（在台北最让我们愉快的是再次见到前任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位坚毅的人，也继续被以有名无实的“部长”职位冷冻，困于孤岛却被要求处理财务预算。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真是对天才最为稀奇古怪的愚弄。）[41]:441
  • 王辛笛：“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叶公超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7]:231
  • 黄富雄：“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与台湾有关的中国现代史上，他们两位一文一武，都曾经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他们两位有些共同特点：一、他们都是中国人当中真正世界级的人物。二、他们都曾被当道重用，而最终却“不敢用”。”[11]
  • 衣复恩：“今在外交圈中已不多见如叶氏之人才矣。”[42]:304-306
  • 白先勇：“父亲笑猎友叶公超是“理论狩猎者”，谈起打猎头头是道，但经常空手而归。父亲与外交部长叶公超私交甚笃，父亲赏识叶公超的外交天才、学识气度，叶公超大概对父亲的彪炳战功及军事才能亦是敬重的，彼此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两人的人格都有一种守正不阿的特色。”[16]:130
  • 蒋经国：“《传记文学》刊载李朴生一文竟以叶公超比之屈原，可谓不伦不类。”[43]

关于性情 编辑

  • 赵萝蕤：“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莱，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裤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36]
  • 杨联陞：“叶师那时好像家在北院，我曾晋谒不止一次，大抵在夜间。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先生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而有些事也必躬亲的影响。……最后一次与叶师见面，是1968年我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在师友赐宴的席上会见，先生告诉我“你是主客，应该在两席上轮流坐坐，跟大家谈谈，表示谢意”，这是先生对我最后的教诲，在国外流浪多年，筵席时有失礼之处，先生肯直言指教，今日思之泪下。”[32]:92
  • 于衡：“叶公超博士，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懐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44]
  • 符兆祥：“叶公超为人爽直，有时，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堪，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11]
  • 许渊冲：“我出国前去看他，他还像在联大时一样，劈面就是：“你要出国镀金去了。”教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33]:49
  • 许渊冲：“《钱锺书传稿》[注 2]中说：“叶公超太懒”，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33]:49-50
  • 梁实秋：“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45]
  • 陈香梅：“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是个爽快的性情中人，虽不太流露怜香惜玉之情，但他对于女才人也曾提拔过不少。”[28]
  • 许渊冲：“叶公超说离婚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从西方的观点来说的。……叶公超说的话暴露了他自己的思想，他把婚姻看成义务，这是现实主义的爱情观。”[46]:277
  • 张学良：“你(唐德刚)说叶公超好色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叶公超这段儿。”[47]:126

挽词 编辑

  • 袁永熹：“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 台静农：“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32]:109
  • 张大千：“入主大政，出使大邦，绝代奇才归冥漠； 喜则画兰，怒乃画竹，长留健笔见纵横。”[21]
  • 郎静山：“狂傲本奇才，惟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 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27]
  • 程沧波：“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27]
  • 张兹闿：“析津同学日，相逢各少年。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11]

参阅 编辑

文献备注 编辑

  1. ^ 一说是因为当时的外长沈昌焕进谗导致[15]。
  2. ^ 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一句（载爱默. 钱锺书传稿. 百花文艺. 1992-03: 126. OCLC 299356699. ）；杨绛、李赋宁曾书面澄清钱锺书绝无此事[17]:203， 《智者的心路历程》亦称该书“错讹颇多，文理很差”(p. 516)。该叙述始载1991年《钱锺书研究》：“有人说钱锺书对西南联大外文系几位教授有个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锺书在大学时，来往比较密切的老师，主要有吴宓、叶公超、张申府、温源宁等人。”（錢鍾書硏究 3. 文化兿术出版社: 289. 1991. ）

资料来源 编辑

  1. ^ 1.0 1.1 1.2 1.3 傅国涌：《叶公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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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书目 编辑

  • 汤宴. 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 台湾: 卫城出版. 2015.  ISBN 978-986-91093-5-2.

另见 编辑

维基文库中该作者的作品：
叶公超

作品 编辑

  1. ^ 1.0 1.1 1.2 Current Biography Yearbook 14. 1953. 
  2. ^ 2.0 2.1 2.2 Roland Turner. The Annual Obituary. St. Martin's. 1982. 

参考文献 编辑

前任：
胡适（未到任）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1949年－1958年8月 		继任：
黄少谷
前任：
董显光 		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58年8月－1961年11月 		继任：
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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