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史迹馆
坐标：25°02′52″N 121°31′12″E / 25.047843°N 121.519970°E
国父史迹馆，原名梅屋敷，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区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逸仙公园的料亭建筑，因1913年8月5日孙中山到台湾时曾在此用膳与会见革命同志而作史迹纪念，今列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 国父史迹馆 | |
|---|---|
| 梅屋敷、新生活宾馆 | |
 | |
| 位置 |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北路一段46号 |
| 建成时间 | 1900年 |
| 类型 | 登录等级：台北市历史建筑 登录种类：其他设施 |
| 评定时间 | 2007年10月17日 |
| 详细登录资料 | |
历史 编辑
梅屋敷时期 编辑
梅屋敷是1900年由大和辰之助创设[1]，过去地址为台北市北门町19号[2]。原有日式庭院广达三千坪，面向敕使街道[1]。名称由来据店主大和宗吉与其弟藤井悟一所述，是当时父亲由新竹县山间采来百多株古梅移植于此，故称“梅屋敷”[3]。大和家与吾妻料亭藤井登美惠所属的家族关系好，以致1905年梅屋敷获得藤井家投资[1]。依2017年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考查文献，孙文在吾妻料亭接受款待时，就书写“博爱”和“同仁”赠予这两家，推测时间为1900年[4]。井田季和太《兴味之台湾史话》记载，孙文曾题匾额赠与吾妻料亭[5]。
高松丰次郎在1907年的电影《台湾实况绍介》，把梅屋敷的高砂族艺妓表演列为台湾廿景之一[6]。汐止矿业大亨周再思在宅邸请客时，也会请派艺伎前来助兴[7]。一次，圆山动物园母象玛小姐（マーちゃん）闯入梅屋敷，成了娱乐新闻[8]。
1944年3月，日军战情吃紧，梅屋敷依台湾总督府政令停止饮宴部，只留旅馆部[1]。
1913年孙文前往 编辑
1913年8月2日，二次革命，孙文与胡汉民由上海乘德国轮船约克号南下，次日抵马尾，此时广东方面军事已告失败[3]；福州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告知马尾明天有日本轮船可驶向台湾，并电告台湾总督府陆军参谋长木下宇三郎照料[5]。5日，孙文化名“王康贤”，与胡汉民等随员搭乘抚顺丸于上午6时抵达基隆，由台湾总督府派村田省藏随行前往梅屋敷略事休息[9]。孙文所待的房间约四十五坪[10][11]，入母屋式屋顶配黑色理想瓦[6]。大和宗吉特选十四岁的静子（本名村上百惠）、十六岁的五郎（原名冈村吉江），侍奉孙文饮食[5]。村上百惠对孙文的印象就只是静静吃饭[12]。高松丰次郎与其助理也前来与孙文会面[5]。由于日人严密监控并催促尽速离台，孙文在私会杨心如、翁俊明等少数几位同志后，当日下午4时改乘信浓丸前往神户[9]。孙文抵日本内地后，由犬养毅、头山满款待[5]。
对于孙文到1913年到台湾次数与勾留时间，陈以益在1948年10月29日、30日刊登上海《时事新报》投稿的〈国父在台湾〉，就说有为时甚暂、仅数小时、小住数日，感叹无从详考[5]。
台湾抗日运动人物杜大排说曾于1913年3月和其他的革命志士，到海边去迎接秘密来台湾的孙文[13]。另一抗日人物周赤牛又说1913年9月，孙文在梅屋敷时是他作保镖三日、由罗福星作翻译[14]。周赤牛又讲他与孙文见面前，之前是在台湾入山集众抗日，获得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的部属千余人归附，于竹南、大溪一带和日军游击战，后自己逃到厦门[5]。抗日人物叶加车回忆1913年11月，孙文至今延平北路召集党员举行会议[15]。
方豪依《国父年表》记载1913年2月21日孙文自上海赴日本后直到3月25日回来，研判该年2至3月间时也许会到台湾。又据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初稿》、陈天锡著《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皆载1913年11月孙文从上海到台北再转赴日本，方豪结论是1913年孙文可能到台湾有2到3月、8月、11月这三趟，但认为周赤牛所言与文献、他人回忆都有出入，猜测可能是他太老而记忆有误，建议应由主管机关详加调查和访问。[5]
新生活宾馆时期 编辑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北市执业律师陈逸松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干员张士德在梅屋敷见面，陈逸松被吩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担任台北分团筹备处干事兼主任，以迎接中华民国接收台湾[16]。梅屋敷建物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日产接收委员会秘书处接收，1946年4月以纪念国父史迹为由移交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使用，园地与设施成为国民党党产[2]。
1946年5月1日，吴子瑜与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代表高拜石签立五年租约，由吴子瑜出资旧台币五十万元经营修缮，并以旧台币一万元租作经营新生活宾馆，另以旧台币两万元捐献国父史迹纪念馆费用，房屋修缮则由承租人自行负责[2]。
蒋中正到台湾后，因认为孙文待过的梅屋敷房间应作为国父史迹纪念馆，遂叫人去提前收回新生活宾馆，到1951年租期满后，才收回整建[12]。之后，宾馆曾有特种行业女子长期入住[17]、也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招待华侨的场所[18]。
软禁二二八事件慰问团 编辑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3月11日，中央政府派遣何孝元、张邦杰、杨肇嘉、陈重光、张锡钧、张维贤、张亮祖、陈碧笙、王丽明、黄木邑、林松模、林有泉、徐卓英、屠仰慈等人组成慰问团，从南京搭机来台北松山机场，以和平解决台湾人诉求，并宣告绝不以武力镇压台胞[19]。之前3月10日，张邦杰、陈碧笙、杨肇嘉、王丽明、林松模就等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应对六百万台胞负完全的责任，要求取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撤换陈仪[20]。
慰问团下塌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对面的新生活宾馆。因客满，吴子瑜特地开放曾是孙文使用过的房间给他们。陈仪派大批宪兵和便衣密探包围新生活宾馆，不准慰问团与外人接触。3月12日，国父逝世纪念日一早，台湾警备司令柯远芬前来宣布3月20日以前，完全可以用武力镇压台湾民众。被强迫当日回南京的随行记者原先对这次行程乐观，将此次所见撰文下笔批判陈仪作为，感叹无法和平收场。[19]
国父史迹纪念馆时期 编辑
迁移之前 编辑
1953年11月12日早上9点，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筹设的国父史迹纪念馆开幕，党史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主持开幕典礼；同日下午开放民众参观[21]。罗家伦还题了“国父纪念馆基石”，镶在作为张老师之家的建物墙角[22]。国父史迹纪念馆转由中国青年服务社代管[23]，并在前方兴建邹容堂作为教室[2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于园中立大理石碑，面镌孙文手书“博爱”二字，碑文系吴稚晖所纂，碑身有张继所作〈国父行馆记〉[24]。1954年11月12日上午11时，由副总统陈诚主持，为这座由蒋中正亲笔所书“匡复中华的起点，重建民国的基地”十四字的纪念碑揭幕[25]。
由于国父史迹纪念馆，敕使街道改名“中山北路”[6]。此条道路为蒋中正从士林官邸前往总统府每天必经之地的特勤路线，为避免总统车队等火车影响安全等顾虑，1954年台湾省公路局在国父史迹纪念馆旁兴建台北市第一座预力混凝土陆桥“复兴桥”，遮蔽该馆景观[26]。一旁的商铺房东还致函国民党，说能否依国父的涨价归公给予房价下跌的补偿[27]。
国父遗教研究会在此举行活动，黄昌谷、李宗黄都曾参加[28]。
1976年11月25日，大和宗吉的遗族大和二郎将孙文当初所赠的“博爱”横幅呈献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保存[29]。
迁移重组 编辑
| 逸仙公园 | |
|---|---|
 逸仙公园入口 | |
| 基本资料 | |
| 类型 | 邻里公园 |
| 位置 |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北路一段46号 |
| 开放 | 1987年 |
| 营运者 | 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 |
| 开放时间 | 09：00~17：00 |
| 状态 | 全年开放 |
| 停车场 | 台北车站东区地下停车场 |
| 公共交通 |  淡水信义线台北车站 |
| 地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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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国民党想拆国父史迹纪念馆，以建一所十二层大厦，留一层展出国父遗物，被黄季陆强烈反对[3]。1981年，交通部台北市区地下铁路工程筹备处来函，说为铁路地下化工程，将开辟北平路，拆除靠路旁三分之一的房舍，国父史迹馆也包括在内[22]。同年5月3日，孙文二孙孙治强吁请政府有关机关希望能保存这处所[30]。1982年4月7日，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和徐明德对该馆要拆迁之事发表质询[31]。经协调，1985年末开始拆存旧料，由中华顾问工程司规划，将按原形状、同材质、同面积、同颜色往北复建[10]。原先1355平方米的公园段二之五地号土地，是1960年从国有转成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于1988年开辟成北平西路后，需以新台币四亿多元给国民党作补偿；但台北市政府财政有困难，改列民国八十八年下半年和八十九年度预算给付[32]。
1987年3月10日，国父史迹纪念馆重建落成典礼由中国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交通部部长连战、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台北市市长许水德、孙文长孙孙治平共同剪彩，各界人士约两百多人到场观礼[33]。12日下午2点，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以“逸仙公园”之名对外开放参观[34]。逸仙公园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例假日、国定假日照常开放[6]。
国父史迹纪念馆从原址往东北方迁50米后[23][35]，园地占地约1000坪[6][23]。门口新增高5.4米的中式牌楼，嵌上蒋中正亲笔所题“国父史迹纪念馆”匾额[34]。园内石道两侧园区遍植杜鹃花等花卉，回廊、碑亭、假山曲桥、加植葫芦竹、黑松、龙柏等长青树木，以及六十多株劲梅，均为秦孝仪所设计的中国庭园[36]。迁移开放后的第一个植树节，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总统蒋经国手植高5米的龙柏一株[37]。房子以推拉门隔成东西两个房间，分别陈列国父史料，与重现当年孙文下榻梅屋敷时的样貌[6]。正厅展示孙文在旧金山创办《少年中国晨报》的桌椅[34][36][38]。两面墙壁则悬挂孙文首次到台湾在长沙街投宿的民宅图片，以及陈少白、杨心如等兴中会革命伙伴肖像[36]。
收回国有 编辑
原先台北车站特定区的整体联合开发案，国父史迹纪念馆土地以公共设施用地方式办理征收，1990年8月10日上午，台北市政府以避免差别待遇为由，改并入征收价格较高的整体联合开发案[39]。1995年3月，陈水扁市府以新台币六亿五千万向国民党征收国父史迹纪念馆，正式收回国有[2]。2000年6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教授黄城、国防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卢国庆、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教授吴耀庭等九位学者曾共同连署，希望国父史迹纪念馆由国立国父纪念馆统一管理[40]。
国父史迹纪念馆是经拆迁再仿原貌搭造，使它无法列入古迹[35]。2002年1月9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龙应台赴国父史迹纪念馆勘查[41]。2007年8月29日，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通过将建筑更名“国父史迹馆”，后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42]。2007年10月17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国父史迹馆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参考资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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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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