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义
日本主义(法语:Japonisme)是一个法语术语,指的是1858年日本被迫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后,19世纪日本艺术和设计在许多西欧艺术家中的流行和影响。[1][2] 该术语在1872年由法国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菲利普·伯蒂(Philippe Burty)首次描述。[3]
虽然这一趋势的影响可能在视觉艺术中最为明显,但它们也扩展到了建筑、造景和园艺及服装领域。[4] 连表演艺术都受到影响;吉伯特与苏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诙谐歌剧作品《天皇》(The Mikado)可被视作代表案例之一。
自19世纪60年代起,日本木板活版印刷画浮世绘成为许多西方艺术家的灵感来源;这些印刷品是为日本的商业市场而创作。[5] 虽然一部分版画是透过荷兰商人带到西方,但直到1860年代浮世绘才在欧洲流行起来。[5] 西方艺术家对其原始用色和构图很感兴趣;浮世绘具有戏剧性的透视和不对称构图。[6]
日本的装饰艺术,包括陶瓷、珐琅、金属制品和漆器,在西方与图形艺术一样具有影响力。[7] 在明治时代(1868年至1912年),日本陶器出口到世界各地。[8] 从为武士制造武器的悠久历史中,日本金属加工匠人透过组合和精密加工金属合金,使制品获得具有表现力的一系列颜色。[9] 在1890年至1910年间[10],日本景泰蓝珐琅工业制造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先进的产品。[11] 这些物品在19世纪的欧洲随处可见:一连串的世界博览会向数百万人展示了日本的装饰艺术[12],并被画廊和时尚商店挑选。[7] 评论家、收藏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表达了对这种“新”艺术的极大兴奋。[7] 包括齐格弗里德·宾(Siegfried Bing)[13]和克里斯托弗·德莱赛(Christopher Dresser)[14]在内的收藏家展示并对这些作品进行描述或评论等。受日本艺术影响的风格和主题出现在西方艺术家和工匠的作品中。[7]
概要
编辑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积极侵略长期锁国的日本,日本的美术作品也随之大量传入西方世界。在由日本进口的茶叶的包装纸上常印有浮世绘画作,于是浮世绘及琳派这类画作的用色、线条、明暗、布局很快吸引了许多西方画家的注意,尤以印象派画家最为激赏。
1865年法国画家布拉克蒙将陶器外包装上绘的《北斋漫画》介绍给印象派友人,引起了许多回响。马内、德加、莫奈等画家都收藏了不少和风画作,其风格也开始影响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例如马内的名作《吹笛少年》即运用了浮世绘的技法。印象派晚期代表画家梵高可能是著名画家中受浮世绘影响最深的人,他发明了Japonaiserie一词来描述日本艺术的影响力。梵高临摹过多幅浮世绘画作,并将浮世绘的美术元素融入他之后的作品中,例如名作《星夜》中的涡卷图案即被认为参考了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无独有偶,在音乐方面,印象派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也受到《神奈川冲浪里》的启发,创作了交响诗《海》。
除了印象派之外,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展示日本的装饰艺术后,这股热潮也扩及到室内设计的领域,而后更影响了新艺术运动的展开。另外,LV品牌创始人路易·威登所设计的帆布花纹一般认为其灵感也是来自日本的家纹风格[来源请求]。
历史
编辑锁国时期 (1639年–1858年)
编辑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处于锁国状态,只有长崎港保持对外开放[15];德川家光下令在长崎海岸附近建造出岛,以进行贸易。[16] 荷兰是唯一被幕府当局允许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但这种少量的接触仍促使日本艺术影响西方。[17] 每年,荷兰人都会带着满载西方商品的船队抵达当地进行贸易[18];货物包括许多关于绘画的论文和一些荷兰版画。[19] 司马江汉 (1747年–1818年),是研究进口物件的日本艺术家之一[20],他创作了日本最早的蚀刻版画之一,这是他从其中一篇进口论文中学到的技术[21];他也将他从论文中学到的线性透视技术与其浮世绘创作风格相结合。
早期出口
编辑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最初是白银,但在1668年后被禁止,黄金主要以椭圆形硬币形式出口,也在1763年后被禁止,后来是铜条形式的铜。日本的出口最终下降,转向陶瓷、手扇、纸张、家具、刀剑、盔甲、珍珠母制品、屏风和漆器等工艺品,这些产品在先前已开始出口。[22]
当时,日本商品是欧洲社会菁英阶级追捧的奢侈品。[23] 17世纪,随着来自朝鲜半岛的陶艺家被带到九州地区[24],日本瓷器的产量有所增加。移民、他们的后代和日本同行发掘了高岭土矿并开始制作高品质的陶器。传统技术的融合演变成一个独特的产业,促成了伊万里烧和柿右卫门等风格。它们后来影响了欧洲和中国的陶艺家。[25] 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政权交替的社会动荡造成景德镇的瓷器产业停滞,使得日本同行有机会填补市场空缺,同时促进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26] 瓷器和漆器成为日本对欧洲的主要出口产品。[27] 在家中展示瓷器的一种奢侈方式是创建一个瓷器室,在其中放置层架,以展示异国情调的瓷器[28],但对于越来越广泛出现的中产阶级社会成员来说,拥有几件瓷器也是可能的。 奥地利女大公及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妮德 (Marie Antoinette) 和哈布斯堡君主国领导人玛丽亚·特蕾莎 (Maria Theresa) 是著名的日本漆器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经常在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展出。[29] 欧洲对亚洲漆器的模仿被称为日本化。[30]
重新对外开放后(19世纪)
编辑嘉永时期(1848年-1854年),经过200多年的锁国,外国商船开始造访日本。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了长期的国家孤立,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进口,包括摄影和印刷技术。随着贸易的新开放,日本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开始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小型异国商品店铺中。[31] 日本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收藏日本艺术品的热潮,尤其是浮世绘。在巴黎出现了一些浮世绘样品。[32]
在此期间,欧洲艺术家正在寻找严格的欧洲学术方法学的替代。[33] 1856年左右,法国艺术家费利克斯·布拉克蒙德 (Félix Bracquemond) 在与他合作的印刷商奥古斯特·德拉特 (Auguste Delâtre) 的工作室里遇见了一本素描本《北斋漫画》。[34] 在这一发现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对日本版画的兴趣增加了。它们在异国商品店铺、茶叶仓库和规模更大的商店里出售。 “中国之门”(La Porte Chinoise)等商店专售日本和中国的进口商品[35];该店尤其吸引了从版画中汲取灵感的艺术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和爱德加·德加(Edgar Degas)[36];该店和其他同行组织了聚会,促进了有关日本艺术和技术的讯息的传播。[37]
艺术家与日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编辑浮世绘版画是日本对西方艺术的主要影响之一。 西方艺术家的灵感来自于构图空间的不同用途、平面的扁平化和抽象的色彩方法。 在受这种风格影响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对角线、不对称和负空间的强调。[38]
文森·梵高
编辑梵高对日本版画的兴趣始于他发现了菲利克斯·雷加梅(Félix Régamey)的插图,这些插图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和《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中。[39] 雷加梅创作木版画,遵循日本技术,并经常描绘日本生活的场景[39];梵高将之作为日本生活中艺术实践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可靠来源。自1885年起,梵高从收集杂志插图转向收集可在巴黎小商店购得的浮世绘版画。[39] 他与同辈分享了这些版画,并于1887年在巴黎组织了一场日本版画展。[39]
梵高的《朱利安·唐吉肖像》(1887年)是他的颜料供应者朱利安·唐吉(Julien Tanguy)的肖像。梵高创作了这幅肖像的两个版本。两个版本都以歌川广重和歌川国贞等知名艺术家的日本版画为背景。[40] 受日本木版画及其彩色调色板的启发,梵高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类似的活力。[41] 他用鲜艳的色彩填满了唐吉的肖像,因为他相信买家不再对灰色调的荷兰画作感兴趣,而且有多种颜色的画作会被认为是现代的和富有魅力的。[41]
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斯
编辑比利时画家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是巴黎最早的日本艺术收藏家和爱好者之一。[42][43] 史蒂文斯工作室的物品展示了他对日本和异国情调的小摆设和家具的迷恋。史蒂文斯与爱德华·马奈和詹姆斯·惠斯勒关系密切[44],他很早就与他们分享了这种兴趣。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同样热情,尤其是在1862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和1867年巴黎万国工业博览会后,日本艺术和物品首次受到来自广泛大众的注意。[44]
从18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主义成为史蒂文斯许多画作中的基本元素。他最著名的受日本主义影响的作品之一是 La parisienne japonaise (1872年)。他创作了几幅身着和服的年轻女性的肖像,他的许多其他画作中也出现了日本元素,例如早期的《玫瑰圣母》(1866年),它结合了在室内穿着时尚的女性,及对于日本物品的仔细检视,以及 The Psyché (1871年),其中椅子上有日本版画,表明他的艺术热情。[45]
爱德加·德加
编辑1860年代,爱德加·德加 (Edgar Degas) 开始从“中国之门”(La Porte Chinoise)和巴黎的其他小型印刷店收集日本版画。[46] 他的同时代人也开始收集版画,这为他提供了广泛的灵感来源。[46] 在向德加展示的印刷品中,有一份葛饰北斋的漫画副本,费利克斯·布拉克蒙德 (Félix Bracquemond) 在奥古斯特·德拉特 (Auguste Delâtre) 的工作室看到后将之买下。[37] 德加在他的版画中采用日本主义的估计日期是1875年,这可以从他选择通过垂直、对角和水平放置障碍来分割单个画面中看出。[46]
与许多日本艺术家类似,德加的版画关注女性及其日常生活。[47] 他的女性形象的非典型定位和版画对现实的奉献使他与日本版画家如葛饰北斋、喜多川歌麿和西川祐信保持一致。[47] 在德加被典藏于卢浮宫的版画“玛丽卡萨特:伊特鲁里亚画廊”(1879-1880 年)中,他运用了两个人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这是日本版画中的常见构图。[48] 德加还继续使用线条在场景中创造深度和分隔空间。[49] 他最清楚的挪用是靠在一把紧闭的伞上的女人,这是对葛饰北斋漫画作品的直接模仿。[50]
詹姆斯·惠斯勒
编辑日本艺术从1850年代初开始在英国展出。[51] 这些展览展示了各种日本物品,包括地图、信件、纺织品和日常生活中的物品。[52] 这些展览是英国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并有助于在概括化的“东方”文化身份之外创造一种独立的日本身份。[53]
惠斯勒是一位主要在英国工作的美国艺术家。 在19世纪后期,惠斯勒开始拒绝同辈所青睐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 相反,他在日本美学中发现了简单性和技术性。[54] 惠斯勒并没有模仿特定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而是受到了日本一般表达和构图方法的影响,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54]
受影响艺术家相关资料列表
编辑艺术家姓名 | 出生年份 | 死亡年份 | 国籍 | 风格 |
---|---|---|---|---|
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 | 1823 | 1906 | 比利时 | 写实主义、风俗画 |
詹姆斯·迪索 | 1836 | 1902 | 法国 | Genre Art、写实主义 |
詹姆斯·惠斯勒 | 1834 | 1903 | 美国 | 色调主义(Tonalism)、写实主义、印象派 |
爱德华·马奈 | 1832 | 1883 | 法国 | 写实主义、印象派 |
克洛德·莫奈 | 1840 | 1926 | 法国 | 印象派 |
文森·梵高 | 1853 | 1890 | 荷兰 | 后印象派 |
爱德加·德加 | 1834 | 1917 | 法国 | 印象派 |
皮耶-奥古斯特·雷诺阿 | 1841 | 1919 | 法国 | 印象派 |
卡米耶·毕沙罗 | 1830 | 1903 | 丹麦-法国 | 印象派、后印象派 |
保罗·高更 | 1848 | 1903 | 法国 | 后印象派、原始主义 |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 | 1864 | 1901 | 法国 | 后印象派、新艺术运动 |
玛丽·卡萨特 | 1844 | 1926 | 美国 | 印象派 |
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 | 1857 | 1923 | 荷兰 | 阿姆斯特丹印象派 |
伯塔·拉姆(Bertha Lum) | 1869 | 1954 | 美国 | 日本风格印刷画 |
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 | 1801 | 1857 | 英格兰 | 肖像画 |
奥伯利·比亚兹莱 | 1872 | 1898 | 英格兰 | 新艺术运动、唯美主义 |
亚瑟·韦斯利·道 (Arthur Wesley Dow) | 1857 | 1922 | 美国 | 美术工艺运动、日本风格印刷画 |
阿尔丰斯·慕夏 | 1860 | 1939 | 捷克 | 新艺术运动 |
古斯塔夫·克林姆 | 1862 | 1918 | 奥地利 | 新艺术运动、象征主义 |
皮尔·波纳尔 | 1867 | 1947 | 法国 | 后印象派 |
法兰克·洛伊·莱特 | 1867 | 1959 | 美国 | 草原学派(Prairie School) |
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 | 1868 | 1928 | 苏格兰 | 象征主义、美术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格拉斯哥画派(Glasgow School) |
路易斯·康福特·蒂法尼(Louis Comfort Tiffany) | 1848 | 1933 | 美国 | 珠宝及玻璃设计师 |
海伦·海德(Helen Hyde) | 1868 | 1919 | 美国 | 日本风格印刷画 |
乔治·费迪南德·比戈特(Georges Ferdinand Bigot) | 1860 | 1927 | 法国 | 卡通 |
剧场艺术
编辑首个受欢迎的亚洲相关主题作品,来自英格兰创作者对日本的描绘。诙谐歌剧Kosiki(原名“天皇”,但在受到源自日本的抗议后改名)写于1876年。 1885年,显然不太关心日本人的看法的吉伯特与苏利文首演了该作品。这部诙谐歌剧在整个欧洲广受欢迎,在首演后的两年内,有17家公司将其演出9,000次。1887年被翻译成德语,《天皇》在整个1890年代一直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戏剧。在这种流行之后,以亚洲为背景并以亚洲诙谐人物为主角的喜剧迅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诙谐歌剧和其他戏剧类型中。
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日本主题剧作《天皇》的继任者,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的歌剧《艺伎》(1896年)在代表日本的定型角色中加入了标题人物,艺伎的形象在德国和整个西方象征着日本。从1904年到1918年,欧洲的艺妓相关主题戏剧蓬勃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 1900年,普契尼观看了大卫·贝拉斯科 (David Belasco) 的同名戏剧演出,据报导,它非常感人,以至于他哭了。歌剧的流行带来了一系列以《某某夫人》(Madame Something or Others)为名的剧作,包括 Madames Cherry、Espirit、Flott、Flirt、Wig-Wag、Leichtsinn 和 Tip Top,所有这些人都在 1904年左右出现并相对较快地消失了。然而,它们并非没有持久的影响,艺妓在富士山的卷轴、玉石和图像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富士山在西方象征着日本。就像艺伎这个人物形像在戏剧中被贬低为其他象征日本的物体一样,在德国的日本表演者为德国剧作家服务,以寻求更新德国戏剧。正如浮世绘在法国被证明是有用的,与对日本的任何(真实)理解都断绝开来,在欧洲巡回演出的日本演员和舞者团为舞台上的“戏剧化的新方式”提供了素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日本相关题材戏剧的流行和影响与日本戏剧的西化,特别是在欧洲演出的作品有很大关系。
18世纪为日本歌舞伎剧院发明的旋转舞台,1896年受日本主义热潮的影响,在慕尼黑的Residenz剧院率先引入。日本对德国戏剧的影响首先出现在舞台设计中。卡尔·劳滕施拉格(Karl Lautenschlager)在1896年采用了歌舞伎旋转舞台,十年后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在法兰克·维德金(Frank Wedekind)的剧作《春天的觉醒》(Frühlings Erwachen)首演中使用了它。很快,这种旋转舞台成为柏林的一种趋势。在德国导演中流行的歌舞伎舞台的另一个改编版本是“花卉走道”(Blumensteg),这是舞台向观众的突出延伸。欧洲人对歌舞伎的认识,来自于在日本的旅行,或者相关文字描述,也来自于日本巡演欧洲的剧团。1893年,川上乙次郎和他的剧团抵达巴黎,1900年再次返回,并于1902年在柏林演出。川上的剧团表演了两个作品,Kesa和Shogun,这两个作品都被西化了,没有音乐,大部分都是对话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表演倾向于哑剧和舞蹈。戏剧家和评论家很快就抓住了他们眼中的“剧院的再戏剧化”。这些剧中的演员中有日本第一位在欧洲的明星川上贞奴,她影响了洛伊·富勒 (Loie Fuller) 和伊莎多拉·邓肯 (Isadora Duncan) 等现代舞先驱,她于1900年为维多利亚女王表演,享有欧洲相关领域领导人物的地位。[55][56]
庭园艺术
编辑日本庭园的美学是由乔赛亚·康德引入英语世界的,它引发了西方第一个日本花园。[57]
Tassa (Saburo) Eida 创建了几个有影响力的花园,其中两个是为1910年在伦敦举行的“日英博览会”而建造的,另一个是为威廉·沃克男爵 (William Walker, 1st Baron Wavertree) 建造的,历时四年。后者仍可以在爱尔兰国家马场参观。[58]
塞缪尔·纽森 (Samuel Newsom) 的《日本庭园建设》(Japanese Garden Construction)(1939年) 提供了日本美学作为岩石花园建设的修正,这些岩石花园起源于西方,源于19世纪中叶希望在模仿高山碎石的地方种植高山植物。据花园历史协会称,日本园林园艺师 Seyemon Kusumoto 参与了英国约200个花园的开发。1937年,他在切尔西花展上展出了一个岩石花园,并在博格诺里吉斯(Bognor Regis)的伯恩格里夫庄园(Burngreave Estate)、赫特福德郡科特雷德(Cottered)的日本花园和伦敦杜甘法院(Du Cane Court)的庭院工作。
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模仿日本元素在吉维尼 (Giverny) 建造了部分花园,例如他多次绘制的百合池上的桥。在这个系列中,他只对桥或百合花等几个选定的点进行了细节处理,受到了浮世绘中日本传统视觉方法的影响,他收藏了大量的浮世绘。[59][60][61] 他还种植了大量日本本土物种,以赋予其更丰富的异国情调。
博物馆
编辑在美国,对日本艺术的迷恋扩展到收藏家和博物馆,这些收藏品仍然存在并影响了几代艺术家。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位在波士顿,可能是由于亚洲艺术的先驱收藏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62] 波士顿美术馆现在宣称拥有日本以外最好的日本艺术典藏。[63] 佛利尔美术馆和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拥有美国最大的亚洲艺术研究图书馆,在那里他们收藏了日本艺术与詹姆斯·惠斯勒受日本影响的作品。
作品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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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编辑- Rümelin, Christian, and Ellis Tinios. The Japanese and French Print in the Era of Impressionism (2013)
- Scheyer, Ernst. “Far Eastern Art and French Impressionism,” The Art Quarterly 6#2 (Spring, 1943): 11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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