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宦官時代
明初對宦官的禁制
編輯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宰相一職,集君權、相權於一身,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天要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又設立「殿閣大學士」,長駐宮殿,作為皇帝秘書。
朱元璋在位期間,大學士的職責和現在的文膽或秘書相同,有不輸給宰相的工作量,但沒有宰相的實權。大學士幫助皇帝批閱奏章,回覆信件,捉刀文稿,也會分析案情,並把自己的意見上呈皇帝,但大學士草擬的意見皇帝會不會採納,大學士自己也不知道,因他們和皇帝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他們的意見要靠主管內廷的宦官來轉達,這些奏章稱為「票擬」,宦官的身分雖然卑微,但在遞送奏摺、旨意的過程中已有祕書之實,同時因隨伺皇帝而有進言影響皇帝決策的機會,只要有心上下操弄,即可輕易干政,外朝權臣亦可藉與之勾結獨攬大權,如萬曆初期的首輔張居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起初,朱元璋明白宦官干政可能擾亂朝綱,曾立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1],更嚴禁宦官識字,以防其舞文弄墨。但這樣的局面卻被靖難之變起兵奪位的明成祖朱棣輕易打破,朱棣奪位後,召用解縉、胡廣、楊榮等入文淵閣參與機務,明朝內閣制度建立。更由於許多宦官在靖難之變中曾經暗助朱棣,因此朱棣也寵信宦官。
明成祖打破禁制
編輯建文帝在位時,御中官日嚴,下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朱棣起兵時,宦官多逃入其軍。靖難之役後,朱棣奪得皇位,得助於宦官[2],「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1];另一方面,因華北以北地區長期受異族統治,導致朝中官員大都來自南方,在成祖掌權之後,部分為免朝政皆為一地方勢力所把持,部分因宦官中出身北方、朝鮮者多利於外事,隨開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鄭和、侯顯、王景弘等率船隊七下西洋,宣揚國威。又設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暱者提督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成祖的決策產生的的影響十分重大,不但令宦官被委派行政任務的行為慣例化,使之主掌握東廠等機構更是令宦官集團常態化的掌握警察權,而隱然形成除科舉官僚外的另一個官僚體系,其對情治權的掌握更令朝臣不論為排除異己、營私或自保均須結納宦官。從而導致明朝政治加速腐敗。
宦官得到學習機會
編輯明宣宗設「內書堂」,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從此宦官可以讀書識字、舞文弄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司禮監又取得「批紅」之權,可代理皇帝批奏章,「後來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
由於明朝宦官可以受到正式教育,所以他們的知識和道德水平,整體上比第一、二次宦官時代的宦官高。皇帝也仗重宦官處理政事,與士大夫集團對抗,這也與第一、二次宦官時期,宦官只以親近及控制皇帝得以掌權又不一樣。
宦官權力的發展
編輯第三次宦官時代,由司禮監太監王振揭開序幕。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司禮太監王振帶着他遊戲,控制錦衣衛,正統七年(1442年)王振毀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之鐵碑,正統十四年(1449年)又勸英宗御駕親征,最後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削弱明朝的邊防力量,只能修長城加強邊防。
明憲宗在位時,成化十二年(1476年)設西廠,後於成化十八年(1482年)一度廢除,明孝宗時宦官之權勢一度壓抑,明武宗時復設西廠,並設內行廠,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正德五年(1510年)除去劉瑾後,西廠與內行廠一同廢除。
明神宗在位時因國本之爭而怠政,最後的三十年只在金鑾殿亮過一次相。內閣大學士數十年見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擬」,所有的「票擬」都要仰仗宦官轉達,宦官的權力遂膨脹,但神宗仍掌握朝局。
魏忠賢專權是明朝宦官為患最烈的時期,天啟帝整天忙着木工,沒時間批閱公文,這給了魏忠賢很好發輝的舞台,當時政府高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爭先向宦官賣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其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賢更嚴酷打壓復社、東林黨。直到崇禎帝即位後,迫使魏忠賢自經為止,雖然崇禎帝清洗閹黨,但明朝內憂外患,積重難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李自成在北京時「下令盡逐內監,無老幼貴賤,即以其杖驅之,皆號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3]。《國榷》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李自成軍)盡驅內官出城,毋再入。凡數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時,內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楊木棍,塗以朱,至是即以驅閹人,都人稱快。」
參考文獻
編輯中國宦官三大干政時期 |
東漢:第一次 | 唐朝:第二次 | 明朝:第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