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宦官時代
明初對宦官的禁制
编辑朱元璋建立明朝,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除宰相一職,集君權、相權於一身,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又設立「殿阁大学士」,長駐宮殿,作為皇帝秘書。
朱元璋在位期間,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文膽或秘书相同,有不輸給宰相的工作量,但沒有宰相的實權。大学士帮助皇帝批閱奏章,回覆信件,捉刀文稿,也會分析案情,並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大学士草擬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自己也不知道,因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意见要靠主管內廷的宦官来转达,這些奏章稱為“票拟”,宦官的身分雖然卑微,但在遞送奏摺、旨意的過程中已有祕書之實,同時因隨伺皇帝而有進言影響皇帝決策的機會,只要有心上下操弄,即可輕易干政,外朝權臣亦可藉與之勾結獨攬大權,如萬曆初期的首輔張居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起初,朱元璋明白宦官干政可能擾亂朝綱,曾立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1],更嚴禁宦官識字,以防其舞文弄墨。但這樣的局面卻被靖難之變起兵奪位的明成祖朱棣輕易打破,朱棣奪位後,召用解縉、胡廣、楊榮等入文淵閣參與機務,明朝內閣制度建立。更由於許多宦官在靖難之變中曾經暗助朱棣,因此朱棣也寵信宦官。
明成祖打破禁制
编辑建文帝在位時,御中官日嚴,下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朱棣起兵時,宦官多逃入其軍。靖難之役後,朱棣奪得皇位,得助於宦官[2],“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1];另一方面,因華北以北地區長期受異族統治,導致朝中官員大都來自南方,在成祖掌權之後,部分為免朝政皆為一地方勢力所把持,部分因宦官中出身北方、朝鮮者多利於外事,隨開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鄭和、侯顯、王景弘等率船隊七下西洋,宣揚國威。又設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暱者提督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成祖的決策產生的的影響十分重大,不但令宦官被委派行政任務的行為慣例化,使之主掌握東廠等機構更是令宦官集團常態化的掌握警察權,而隱然形成除科舉官僚外的另一個官僚體系,其對情治權的掌握更令朝臣不論為排除異己、營私或自保均須結納宦官。從而導致明朝政治加速腐敗。
宦官得到學習機會
编辑明宣宗設「內書堂」,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從此宦官可以讀書識字、舞文弄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司禮監又取得「批紅」之權,可代理皇帝批奏章,“後來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與政,惟有秉筆太監與政矣”。
由於明朝宦官可以受到正式教育,所以他們的知識和道德水平,整體上比第一、二次宦官時代的宦官高。皇帝也仗重宦官處理政事,與士大夫集團對抗,這也與第一、二次宦官時期,宦官只以親近及控制皇帝得以掌權又不一樣。
宦官權力的發展
编辑第三次宦官时代,由司禮監太監王振揭開序幕。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統七年(1442年)王振毀去宮門所鑄太祖禁內臣預政之鐵碑,正統十四年(1449年)又勸英宗御駕親征,最後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削弱明朝的邊防力量,只能修長城加强邊防。
明憲宗在位時,成化十二年(1476年)設西廠,後於成化十八年(1482年)一度廢除,明孝宗時宦官之權勢一度壓抑,明武宗時復設西廠,並設內行廠,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正德五年(1510年)除去劉瑾后,西廠與內行廠一同廢除。
明神宗在位时因國本之爭而怠政,最後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內閣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宦官的权力遂膨胀,但神宗仍掌握朝局。
魏忠賢專權是明朝宦官為患最烈的時期,天启帝整天忙著木工,沒時間批閱公文,這給了魏忠賢很好發輝的舞台,當時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争先向宦官卖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其后,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賢更嚴酷打壓復社、東林黨。直到崇禎帝即位後,迫使魏忠賢自經為止,雖然崇禎帝清洗閹黨,但明朝內憂外患,積重難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李自成在北京時“下令盡逐內監,無老幼貴賤,即以其杖驅之,皆號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3]。《國榷》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李自成軍)盡驅內官出城,毋再入。凡數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時,內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楊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驅閹人,都人稱快。”
参考文献
编辑中国宦官三大干政时期 |
东汉:第一次 | 唐朝:第二次 | 明朝:第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