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
陳永貴(1914年—1986年3月26日),中國山西昔陽大寨人,農民、政治人物,屬於半文盲,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委書記、大寨大隊黨支部委員[1][2][3][4][5]。
陳永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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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 |
任期 1973年8月30日—1982年9月13日 | |
主席 | 毛澤東(1973—1976) 華國鋒(1976—1981) 胡耀邦(1981—198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第七 → 第八) | |
任期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五屆人大三次會議) | |
任期 1975年1月17日—1980年9月10日 | |
總理 | 周恩來(1975—1976) 華國鋒(1976—198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排名第六 → 第一) | |
任期 1967年3月18日—1979年1月 | |
主任 | 劉格平(1967—1971) 謝振華(1971—1975) 王謙(1975—1979) |
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出生 | 1914年 中華民國山西省昔陽縣大寨 |
逝世 | 1986年3月2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71—72歲)
國籍 | 中華民國(1914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86年)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1960年代初,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而陳永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進一步得到毛的肯定,逐漸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最終成為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2][3]。據山西省昔陽縣官方資料[哪個/哪些?]記載,1967年至1979年,陳永貴在昔陽縣掌權的13年中,全縣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新增改造耕地9.8萬畝,因此而死傷農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間,全縣糧食產量增長1.89倍,但虛報產量為2.7億斤、占實際產量的26%[1][6]。
鄧小平等人實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1980年9月,陳永貴被迫辭職,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2][7]。1986年,陳永貴因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8][9]。
早年生活
編輯據映泉著、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陳永貴傳》第4頁記載:「不少人說他生於1914年。早幾個月也罷,遲幾個月也罷,原本與我們探究他的一生並無多大影響。問題在於,他於自己的出生年月也從沒有弄清楚過,不知是出生在頭一年冬,還是第二年春。……按照農曆,他給自己定為正月初一,那是一個好日子。這是苦人圖的吉利。」1915年的正月初一,就是陽曆的2月14日。
陳永貴出身貧農,6歲時隨父遷居大寨;不久,陳父自縊身亡,陳寄居在一寡婦家中靠當長工為生。
陳永貴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屬於半文盲。[2][3]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隊伍和侵華日軍在昔陽拉鋸。1942年,日本當局強迫村民建立維持會以壓制共產黨游擊隊活動,他被推選為大寨村日組織「維持會」代表,後加入組織「興亞會」[10]。1943年,陳永貴被關進「留置場」一年,幾乎丟了性命;出來後便辭了職。
日本投降之後,昔陽全縣掀起了反奸復仇、清算血債的群眾運動。陳永貴受到共產黨方面的拘留,最後定為「一般歷史問題」[11]。張懷英在《陳永貴入黨》一文中介紹,自己任昔陽縣一區區委書記時,經調查認為陳永貴為黨的特勤,通過化名為老曹的地下工作人員為八路軍送情報。
政治生涯
編輯建國初期
編輯在土改運動中,陳永貴以「受壓迫者」身份帶領大寨的貧僱農分掉了地主的土地。1948年,陳永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2年,陳永貴接替「主動讓賢」的原書記賈進才出任中國共產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支部書記,在環境非常惡劣的、被石山包圍的大寨村,他帶領農民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規劃。他們憑着扁擔、籮筐、鋤頭、鐵鎬,在土石山上開溝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糧,抗旱防澇,用秸杆還田,增施農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52年畝產237斤,1962年增至畝產774斤。
農業學大寨
編輯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衝垮100條大石壩,顆粒無收的耕地180畝,沖塌了113孔窯洞,倒塌房屋77間。災情十分嚴重,但大寨人沒有氣餒,他們不要國家救濟款、救濟糧、救濟物質,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僅用一年時間就醫治了這場毀滅性的災害。大寨大隊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在逐漸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交售糧食175萬斤(每戶平均2000斤)。他的事跡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此成為全國的榜樣[12]。
文化大革命前期
編輯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山西的造反派向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員會奪權,周恩來接見陳永貴時授意「你們也可以組織自己的紅衛兵嘛」。[3]於是陳永貴同已經被打倒的原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劉格平等人組織自己的造反組織,名為「總站派」,為奪取山西政權同另一派「兵團派」展開大規模武鬥。1969年,陳永貴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開始進入中央政治領導層。
1972年,時任山西一把手的軍隊代表謝振華,利用周恩來主導的反對「左」傾的運動,要求將核算權從生產大隊降到生產隊;陳永貴堅決反對,堅持在昔陽縣反右傾,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謝振華被調離山西。另外,謝振華一直想以陳永貴的「興亞會」歷史問題為藉口,把陳永貴整下去;謝被調離山西,他整治陳的打算也就無從實施。197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大)上,為了彌補林彪等人遺留的空缺,陳永貴等人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了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3]
有人認為,陳永貴的上升,是毛澤東要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工農聯盟國家的「烏托邦」思想結果。與陳永貴同時期在政治上上升的還有工人吳桂賢、孫健。
文化大革命後期
編輯1973年的春天,昔陽地方連續乾旱,生產形勢不樂觀。[13]
陳永貴發動全民總動員,中小學生停課,男女老少走山路,挑井水上田,以保證春耕播種,當時被稱為「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擔一畝苗」。[14]實際上,昔陽縣共有耕地40萬畝,人工挑水的做法,並不能完成那麼大規模的下苗任務。昔陽縣委提出放棄一半,保住另一半20萬畝地的建議,被陳永貴否決。
乾旱40來天后,當地降雨,順利渡過難關。陳永貴在之後給農林部和北京市委舉辦的報告會上,對外公開宣稱73年是「沒見過的大旱,沒見過的大干」[15],並預言秋天會有「沒見過的大豐收」[16] 而且「全縣糧食總產量會超過歷史最高水平」[17]。這個話在後來的宣傳中,很快作為先進典型傳遍了全國。
1973年的秋天,長達一個月的陰雨天氣,使得昔陽全縣糧食歉收。[14]陳永貴此時,已在8月底的中共十大會議上,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了抵消此事在政治上的影響,山西地方配合上級指示,各級單位層層多報謊報。[18]1973年的實際糧食產量為1.39億斤,上報最後調整到2.39億斤[19],比實際產量多報了1億斤,並且是按此數目,上納給糧食廳,直接影響了當地的畜牧飼料、人均口糧、後續生產等。[14]
由於當時的政治風氣,大寨作為全國樣板,政治上不能減產,於是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衹能以73年的賬目為基礎,繼續虛報,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77年。[20]根據新華社報道,山西省統計局的核算,昔陽縣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間,共虛報了糧食產量2.7億多斤,比這五年實際糧食產量多報了近24%,這也為陳日後的倒台埋下伏筆。[21]
國務院副總理
編輯197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主持下,陳永貴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史無前例地從上到下同時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晉中地委書記兼昔陽縣委書記兼大寨大隊黨支部委員。當時副總理的工資為每月400多元,並且無論在哪裏視察,都得按照規定自繳飯費和糧票。陳永貴不領工資,只掙在大寨的工分,無法承擔伙食費,所以政府另行補助他每月120元「生活補貼」。
他請求在工作期間以1/3時間到全國調查、1/3時間回大寨務農、剩餘1/3時間留在中央工作,受到毛澤東的批准和肯定。[3]他負責中國農業,但無明顯建樹。他在調查期間,被認為僅以自己的經驗為準。如到甘肅看到到處是黃土,就批評甘肅的農業(甘肅和缺土的大寨不同,黃土高原有的是土但缺乏水)。他又實行「左」的路線,他在全國實行「割資本主義尾巴」:取消自留地,生產核算權放在大隊一級等。
據山西省昔陽縣的官方資料記載,1967年至1979年,陳永貴在昔陽縣掌權的13年中,全縣共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9,330處,新增改造耕地9.8萬畝,因此而死傷農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1]
辭職下台
編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鄧小平主導實行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陳永貴的路線都被取消。但他對新政策牴觸,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也沒有奉命執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陳於1980年9月被迫辭去國務院副總理一職,並且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他極力反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也批評鄧並為四人幫辯護,有消息稱其下台後思想有所轉變。[22]
出國訪問
編輯陳永貴生平3次出國訪問,1966年訪問阿爾巴尼亞,1975年訪問墨西哥,1977年訪問柬埔寨。
家族情況
編輯原配李虎妮(1926-1965),1941年結婚,1965年病逝。生下一子陳明珠,陳明花為養女。在李虎妮病逝一年後與宋玉林(1927-2018)結婚,生有一子陳明亮,陳明善為宋與前夫王金魁所生。[10][23]
逝世情況
編輯陳永貴於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因肺癌去世,享年71歲[8][9]。按其遺囑,骨灰安放回大寨。
陵園
編輯位於山西省昔陽縣大寨虎頭山。陳永貴5米多高雕像的前面,是大寨展覽館和大寨虎頭山故居。陳永貴雕像的後面,是陳永貴墓。陳永貴墓共4層台地,228級青石台級,前有墓碑,上書「陳永貴之墓」,碑陰鐫刻陳永貴傳略。碑後建墓冢,圓形平頂,高1.5米,上飾一桃形石墩。
陵園仿照南京中山陵的風格,台階分三組:一組三十八階寓意陳永貴的黨齡,一組七十二階寓意陳永貴年齡,一組八階寓意陳永貴在中共中央工作年限,墓地兩旁梯田式的花壇內。
爭議
編輯- 2007年9月號《共產黨員》雜誌發表的顧育豹文章《鄧小平應對陳永貴時的深層考量》援引"中組部同志"的說法指出,在鄧小平復出前夕,陳永貴曾多次對華國鋒說:「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會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了,能把你放在眼裏嗎?」[25][26][27][28]1980年1月,陳永貴對鄧小平說:「小平同志,這些日子你天天開會,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有點接受不了。我想問一下,你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而鄧小平則回應陳永貴:「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的孩子那樣的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25][27]
- 1977年9月,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訪華,專程前往山西省參觀了陳永貴領導的大寨人民公社[29][30]。1977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回訪了紅色高棉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的柬埔寨,波爾布特陪同陳永貴到首都金邊之外的地方訪問[29][31]。陳永貴認為,「馬列、毛主席還沒實現的共產主義,人家柬埔寨實現了」[29][32][33]。雖然陳永貴也看出一些問題,但他認為新事物總有不完善之處,只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缺點以至錯誤總會得到糾正[29]。而事實上,1975年至1979年初,由於激進推行共產主義,紅色高棉大屠殺造成了約2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約佔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華人死亡20至30萬[34][35][36][37]。
- 1979年,胡耀邦批評陳永貴的大寨農田建設是「勞民傷財」,而陳永貴後來辱罵胡耀邦為「狗日的」、「胡亂邦」[38][39][40]。
- 1988年,中共中央領導人王震曾經表示,是陳永貴提出「割資本主義尾巴」,而此前毛澤東表示反對陳的說法[41]。
- 2008年,新華社出版的《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認為,陳永貴「驕傲自滿狂妄自大起來,竟把自己看成是8億農民的首領。在他的眼裏,除了毛澤東、周恩來,幾乎誰也不在話下。他批過鄧小平,罵過胡耀邦,至於一般幹部,誰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誰。」[1][6] 其中提到[1][6]:
1968年冬天,陳永貴認為新華社報道大寨不夠有力。當時新華社軍管小組領導一聽慌了神,趕緊把他請到新華社徵求意見,並請他給總社全社人員作報告。陳永貴也毫不客氣,在全社大會上趾高氣揚,大吹一氣;同時,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把記者大罵一通:說某某攝影記者拿着「鐵姑娘」隊長的照片找對象;某某記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飯不好吃,出去下飯館;某某記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要求新華社總社直接組織強有力的記者組去大寨。
- 2009年,對於陳永貴的大寨農業模式,9月3日鳳凰衛視《騰飛中國》節目認為[42]:
全國學大寨並沒有提高農村的生產力,而在南方卻因為在山上大規模地開墾大寨式的梯田,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繼1958年「大煉鋼鐵」生產運動以後,又一次人為地製造了生態危機,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之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最終演變成鬧劇和災難,給中國的工農業生產和環境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大慶艱苦奮鬥的精神很可貴,然而在60年代片面強調思想意識的主觀能動性,將民眾正當的物質生活需求視為洪水猛獸,最終使中國的社會走向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絕境。
著作和傳記
編輯- 著作
- 《陳永貴同志報告》在農林部、北京市委聯合舉辦的報告會上,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
- 《談談農業學大寨運動》,陳永貴1975農村讀物出版社
- 傳記
- 《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陳春梅2008作家出版社
- 《扎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秦懷錄1993當代中國出版社
- 《陳永貴傳》,李靜萍2009當代中國出版社
影視形象
編輯在2014年8月8日8時開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首次出現陳永貴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形象。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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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陳永貴是半文盲,是指他識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在河北邯鄲向毛澤東匯報大寨情況時,毛澤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陶魯笳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陳永貴從小窮,沒有上學讀書的機會,對他來說,握筆遠不如握鋤頭輕鬆。他勉強能看報,不少字不認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寫一兩句話的條子,兩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書記下來,或由秘書按他的意思寫。他會寫的漢字,超不過四五百個,認得但不會寫的也超不過1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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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编 ISBN:3071·112. 1973 [2022-02-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09) (中文).
今年,繼續大旱,繼續大干,沒有見過的大旱,沒有見過的大干,到了今年秋天,也是沒有見過的大豐收。
- ^ 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編 ISBN:3071·112. 1973 [2022-02-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0-09) (中文).
今年是個豐收年,昔陽的產量是超過歷史上最高的一年。
- ^ 昔阳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五年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1980年7月7日 人民日报 第1版). 1980-07-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31) (中文).
縣委主要負責同志為了顯示『沒有見過的大旱,沒有見過的大干』取得『沒有見過的大豐收』,主持公社書記會議,定下高調,要大家報產量數字。當時報到19,000多萬斤了,已經比實際產量多報了5,000萬斤,但當時的這位縣委主要負責同志仍不滿意,說沒有按他的意圖虛報產量的同志與他『沒有共同語言』。最後,縣委按這位主要負責同志的主觀意志,決定全縣當年糧食總產量為23,900萬斤
- ^ 昔阳人民的新胜利(1973年人民日报 12月17日 第1版). 1973-12-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31) (中文).
一九七三年,對昔陽人民來說,是多麼不尋常啊!在從來沒見過的大旱之年,奪得了從來沒見過的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量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全縣糧食總產量達到兩億三千九百萬斤,比一九七一年的歷史最高水平還多了二百八十萬斤。多少飽經滄桑的老年人抱着金色的玉米穗,激動地說:這是從來沒見過的大豐收啊!
- ^ 昔阳人民一九七五年的新胜利(1975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1975-12-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31) (中文).
一九七五年,昔陽人民大批促大干的戰果是輝煌的,全縣糧食總產量比去年增加六千萬斤;平均畝產突破八百斤,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多,第一次跨過了「長江」;全縣平均每人生產糧食一千五百斤。一九七五年,全縣向國家交售糧食一億斤,平均每人貢獻五百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了一倍...一九七三年,昔陽人民依靠大寨精神戰勝百年不遇的旱災,奪取了大旱之年大豐收的時候,鄭萬同老漢曾經含着兩眼淚花...今年,他又站在堆積如山的糧食麵前,充滿着對未來的嚮往...
- ^ 昔阳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五年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1980年7月7日 人民日报 第1版). 1980-07-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8-31) (中文).
新華社太原7月6日電 新華社記者張進興、儲少彬從山西省統計局獲悉,昔陽縣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間,共虛報了糧食產量27,200多萬斤,比這五年實際糧食產量多報了近24%。 6月28日,記者訪問了中共昔陽縣委,經過人事調整後的縣委負責同志證實了以上事實,並介紹了前幾年這個縣弄虛作假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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