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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

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英语：Republic of China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Vietnam，驻越美军司令部文件中简称为“ROCMAGV”）系指中华民国[1]于1960年－1975年间，因应越南战争派驻在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军事支援团，属于中华民国援越单位[2]其中之一。

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越南可概分为四阶段：“奎山军官团”、“军事顾问团”、“驻越军援团”及“建设顾问团”；对越军事援助之内容，可概分为政治作战布建与训练、武装配备与制造、海军勤务支援、空军勤务援助，以及特战部队。

与当时其他援越国家相比，中华民国对于援越的态度可说是最为“积极”，但是受到美方的抑制也最大，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提出的各项派兵军事支援行动方案，都引起美方的戒心，高度提防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想利用越战达到其借道东南亚以反攻大陆的愿望，故而中华民国国军在越战中的影响是有限的。

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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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越南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越南国时期，美国曾思考以当时蒋中正所控制的中华民国国军牵制越共的可能性。1952年7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雷福德海军上将提出助蒋介石反攻海南岛，以巩固越南之主张。

1953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第二次纽澳美会议（见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中谓：“中共倘若进入越南，蒋介石的军队将扮演更重要角色。”同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拟定了‘南图计划’，打算进攻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之基地，并以此转道介入法越战争，实施方法以装备训练留越国军（此时已整编进入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为要。

随着法越战争情势变化，1954年1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批准了美国在东南亚之目标与行动方针所做出之决议要点：一旦美、法以及各联合邦[3]认定中共军队（包括志愿军）公然介入印支争端以致危害红河三角洲之维持，则美国应采取措施以协助法国，并恢复印支安宁。其附加措施并言明，在可图及合理之情况下，动用中华民国军队于东南亚、韩国及中国执行军事任务。[4]

1954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南图计划后，再向美方提出登陆雷州半岛以便援助越方的作战计划，但因情势有变，因而未有下文。

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日内瓦谈判中承认法属印度支那独立，越南以北纬十七度分割为两部，其后即分为北越与南越两国。7月，蒋介石与符立德将军会谈时，蒋表示雷州半岛计划已不可用，但中华民国国军“必有战胜越盟叛军之把握”，惟美方并未接受。

1955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与越南共和国建交，初期两方关系并不融洽。主要在于越方大力推行华侨越化[5]，与南越海军军舰侵入南沙群岛；至1958年时，寮国与柬埔寨渐渐亲近中共[6]，加以八二三炮战爆发，吴廷琰对于蒋是否会自金门、马祖撤军十分关注，因蒋一旦顺从华府要求，将使越共可充分获得中共军队之掩护，故越方派专使至美国运作，表明越方支持自由中国坚守金马之立场，敦促美方协助蒋防卫，此后两方关系才因反共转而亲密。

奎山军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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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10月间，越方派员至台湾考察军中康乐制度与心理作战业务；1960年吴廷琰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会谈时，当面邀请国军将级军官至越南协助越方整建军队；但此时美方对当时蒋经国手创之政工制度存有疑问，因此在越方请求下，中华民国军官着便服，并以化名与文职人员身份前往越南。

1961年1月2日，以王昇为团长，国军派出7人顾问的奎山军官团；1963年南越政变，政战训练计划暂时中止，至1964年3月时，越方新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善谦奉新政府之命访台，同行的驻越美军顾问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战制度颇有好评，因而使得此一赴越军援团台面化；8月，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斯特摩兰陆军上将与越方就此事签署协议，同意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团名义赴越，但不能直接参与战斗任务。虽有别于他国，但在越南已能穿上国军制服；31日，美方再与中华民国签署第三国援越协定，同意中华民国在越建立政战部队。

军事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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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1日，越方与中华民国签订正式协议，邀请中华民国派遣15人军事顾问团赴越一年，以邓定远[7]为团长。惟因中华民国军事顾问团，乃协助越方建立政战，与他国有别，所以住所与他国不同，由越方另觅办公所与住处，于台湾内部称之为‘陆军访问团’。

军事顾问团之主要任务为：

  1. 协助越南共和军建立政战制度
  2. 协助训练政战干部
  3. 协助越南共和军推动全般政战业务
  4. 协助越南共和军编订各项政战法规与书籍
  5. 为越部队提供战略咨询
  6. 协助越方改造政治犯
  7. 督导驻越各军援单位工作
  8. 搜集有关越战实战资料，作为国府反攻大陆作战参考

但越方提出之其他事项，该团亦有可能给予协助，因而有陷于越南内部政争之虞。

1965年，越方之政战制度大致成型，越方改邀请顾问团在该国政战总局与其属局、大叻政战大学、各战术区，以及海、空军之政战部门担任顾问；1966年10月，双方协议到期，换订新约《中越军事协议书》；1967年3月，该团人员乃由最初之15名增为31名。

驻越军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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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5日，顾问团更名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1968年12月19日，MACV再与驻越军援团签定军事工作协定，自此驻越军援团即受“自由世界军事援助政策委员会”（Free World Military Assistance Policy Council）所节制。1969年10月，军援团将团长、副团长等职称改为司令及副司令。

建设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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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3日，越战相关各国于巴黎和平协约达成停火协议，根据该协议，包括驻越军援团在内之自由世界各国之军队与军事人员，皆须于3月底前撤出越南。经与越方商议后，中华民国政府决以“驻越建设顾问团”之名义，继续提供越方精神与技术之援助，团长为少将刘戈仑。实际上，该团自5月初赴越以降，迄1975年4月18日末批人员撤出（距西贡沦陷仅12日之前）为止，仍在协助南越军推动政治作战之业务。

建设顾问团在巴黎和谈期间，曾暗中为越方对共产党之惯用谈判手法制作备忘录，进而被引为阮文绍政治声明之主要内容。

根据王昇自己的评价，他认为中华民国政战制度在越十分成功，可由越战结束前几年越方军队叛变投降者极少，而力战殉节者居多可以看出。

军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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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2日，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生产署副署长陈哲生少将等三人乃奉命赴越“办理”轻兵器、弹药及其他兵工业务。12月，国防部赠库存国造40式手榴弹2万枚与越方，其弹药箱中之详载性能的“诸元卡”均译成越文，并抹去中华民国相关字样，以免北京有借口指责。

1962年，中华民国国防部订定“南海计划”，派出空军少将一名、上校中校各两名，于9月着便服赴越，协助越方建立防炮部队。

海军勤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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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23日，越方因越共破坏交通，接济难民与粮食运输工作渐感困难，商请中华民国派出坦克登陆舰（LST）登陆艇支援；2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8]接到消息后，立刻要求中华民国不可派出海军登陆艇，仅可派出商船，以免给予中共口实。4月，越方只好转向韩国请求支援。至7月时，大韩民国国军已有LST与LCM共3艘赴越支援。此期间，美国海军与美行政部门一度为了中华民国应派遣无武装船只或武装小队而形成对峙，后在中华民国决定捐助越方4艘无武装的自制LCM登陆艇，且愿为越方代训人员后打破僵局，最终在11月10日，由中平轮搭载登陆艇与中华民国海军官兵于高雄港出发。

1966年，换成美方主动请求中华民国提供4艘LST赴越支援，美方提案为船只悬挂美国国旗，中华民国并派出人员穿便服同行，由美方支付中方人员薪资与船舰维持费，协商结果为同年4月时，中华民国派出2艘。

空军勤务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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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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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衣复恩 § 创办华航

1962年1月12日，美国中情局驻台北代表克莱恩向蒋经国表示，将装有电子反制设备之C-123运输机予台湾，便于反攻大陆时特种作战空投之用，此为中华民国国防部所称之“飞龙计划”[9]之始。9月时，国军已有30名飞行员赴北卡罗莱纳州接受C-123机飞行训练；1963年2月，美方5架C-123运抵台湾；7月2日，国军结训飞行员驾驶C-123机，在南越执行了首次任务，并在荣市以西之山区空投了代号为“巨人”（Giant）之特战部队。[10]

1964年2月，美方再与蒋经国商议。美方决议加强对越北之敌后作战情报工作，商请中华民国同意美国征求选用驾驶该型飞机共9个组的空勤人员，并要求中华民国现役空军飞行员以退役身份转任中华航空公司，受当时美国支持的越南航空公司雇用，由驻越美军司令部特战组节制指挥，协助空投南越情报员至越北。[11]

此任务一直持续到1968年间结束。

C-46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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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方亦请求中华民国提供C-46运输机，主要用于救援难民。

特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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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部湾事件和en:Operation_34A

34A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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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南越总统吴廷琰访问台湾。其中提出要求，由中华民国协训蛙人部队[12][13]与破译中共密电人员。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当时吴廷琰与蒋介石商议由台湾派遣一个约200人的特遣队，年龄介于30-45岁间，以退役军人身份至南越，伪装成堤岸越人，向农村自卫队教授使用武器、巡逻、侦察等技能。

而吴廷琰亦曾向美国提议，由中华民国军人以归化为越籍方式，派驻至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以对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或由国军派遣3,000-5,000人规模的特种部队，以代训其民防部队，但吴向美方的提议，均因美方担心将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借口公开进入越南而作罢。

然而，于1964年1月时，河内宣布将对去（1963）年捕获的‘美蒋突击队员’进行审判。声明中称，该突击队共26人，是南越国防部长赴台向中华民国邀请而来。队员向法院说，1963年1月，蒋介石创设了名为Pan Shang-ming的营区，专职间谍任务，该突击队属于第三总队辖下第41分队。于当年的7月18日，从淡水河口乘伪装成渔船的快艇出发，5天后抵达南越，由当地情报人员接应，后于7月29日，在广宁省海岸登陆，原预定由中越边界进入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与破坏工作。

而河内当局此一声明，亦间接证实了中华民国军队曾以受雇于CIA的状态下，参与了34A计划，即该计划中含糊称呼的外籍佣兵。

海燕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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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特区位于当时越南共和国所辖之金瓯半岛，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属沼泽地，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且周遭均是越共。当时有数百名于1949年后自广东省逃难至此的华人在此生存，多以潮汕人为主，由阮乐化神父[14]带领，建立了“平兴村”。由于该村华人持反共立场，越方特许拥有公民权。

1961年1月3日，越共偷袭该地，却被该村民兵以寡击众击退。消息一出，轰动当时反共阵营，连驻越美军也特地至此地参访。其后，越方准许该村合法拥有武装军事力量以对抗越共，并以阮神父意见命名其为海燕特区，其部队自称为海燕反共游击部队，编属越军参谋总部及第四战术区保安队，并受美军顾问指导与军事援助。

因此，越南当地华人与侬族闻风而来，极盛期达到2,000余人兵力（战时全村民皆兵）。中情局并鉴于此村九成约华人，故允许中华民国军人进入此村协助训练部队。1964年9月，中情局批准100人国军特战干部至此，同月，阮庆再邀请112人国军特战人员协助阮神父，但因国军干部在交谈时说到“这是我们回去中国大陆的开始”，引起美方疑虑；故至1965年9月时，剩下约30名以受雇于中情局之国军顾问在此，中情局的报告称“他们现在已十分安分”。

在海豹部队创始者马辛科自传中，亦提到越战有中国佣兵（中华民国部队）的出现，与美军一同作战。

历任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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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山军官团团长

王昇 1961.01-1963.11

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

第一任 邓定远 1964.09 - 1966.10

第二任 柯远芬 1966.10 - 1968.10

第三任 徐汝楫 1968.10 - 1969.10

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司令

第一任 徐汝楫 1969.10 - 1971

第二任 姜献祥1971 - 1973.01

驻越建设顾问团团长

第一任 刘戈仑 1973. 01-1975.04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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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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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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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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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此时期之中华民国，在现今美国解密文件中，以GRC（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称之，而同时期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Chicom （Chinese Communists）称之；以下所称之越方，专指当时与中华民国建交，定都西贡的越南共和国，其后不再赘述。
  2. ^ 其他单位有农业团、电力团、医疗队、空运队等。
  3. ^ associated states，指印度支那联邦
  4. ^ 使用中华民国军队进入越、韩、中三国与东南亚之要点，艾森豪亦有但书，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越南后的被动反制手段，因此现实中此一手段并未实行过，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韩国总统李承晚不愿蒋介石军队进入朝鲜半岛，目前当年相关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已解密。
  5. ^ 华侨越化历史，可参见越南共和国之华人政策（1955-196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黄宗鼎，国史馆学术集刊第十一期，2006。（繁体中文）
  6. ^ 见寮国内战、胡志明小道
  7. ^ 1907-1985，湖北鄂城人，黄埔六期毕业，1969年退役，曾任国大代表，其子为邓祖琳。
  8. ^ 当时在台北
  9. ^ 关于飞龙计划的解密档案，可在国史馆查到，但国史馆目前不开放网上阅览，需亲至观看；与此相关的诸多特种任务计划，如南星、快刀、新生、野龙、神龙等计划，不在此文讨论范围内，故略过。
  10. ^ The Way We Do Things-Black Entry Operations into North Vietna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omas L. Ahern（英文）
  11. ^ 〈蒋经国与纳尔逊会谈纪要（四）〉，《蒋经国总统文物》，国史馆藏，典藏号：005-010301-00006-007，入藏登录号：005000000120A。
  12. ^ 中华民国训练越南蛙人部队事，参见海军水中爆破大队。
  13. ^ Operation34A，全名为Operational Plan 34A，简称OPLAN 34A，中文译为34A行动计划。
  14. ^ 广东钦廉人，1908年生，天主教神父，抗战时加入国军，军职至陆军中校，后至台湾，曾任第一届侨选立委，并在台湾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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