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奚若
張奚若(1889年10月16日—1973年7月18日),原名勻,別名志明、志民、耘,字熙若,後改奚若,陝西朝邑(今屬大荔縣)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活動家、政治學家,無黨派人士。早年曾參加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獲政治學碩士學位。自歸國起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並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大學的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職。1949年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全會。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第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張奚若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號法定意義的提出者。[2]:51
張奚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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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張勻 1889年10月16日 大清陝西省同州府朝邑縣 |
逝世 | 1973年7月18日 中國北京市 | (83歲)
國籍 | 大清(1889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73年) |
籍貫 | 陝西朝邑 |
母校 | 哥倫比亞大學 |
政黨 | 無黨籍 |
配偶 | 楊景任 (1912年結婚—1973年夫逝) |
兒女 | 張文朴(大兒子) 張文逸(小兒子)[1]:41 |
父母 | 張紳初(父) |
張奚若研究學術態度嚴謹,曾針對做學問急功近利的做法提出批評。擔任教育部部長期間非常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以及師範教育,並主張突出勞動教育以緩解當時學生升學、入學與就業凸起的矛盾。[3]但其一生著作不多,主要包括《社約論考》、《主權論》、《盧梭與人權》等論著。1973年7月18日病逝於北京,享年83歲。
生平
編輯早年
編輯張奚若1889年10月16日出生於陝西省朝邑縣倉西村的一個中醫世家,祖父在縣城開設中藥鋪。其父張紳初子承父業,在鋪內開設門診治病,家境也由此達到小康水平。張紳初非常重視對兒子的教育,經常告誡張奚若「為人要走正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一勸誡對張奚若的一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張奚若幼年入讀私塾,11歲跟隨母親遷入縣城居住,在家念書。18歲考進三原宏道高等學堂,其同學包括吳宓、柏筱漁和杜斌丞等人。但當時因與學生自治會楊鶴慶串聯趕走一位教學無能且尋釁毆打工友而引發眾怒的日本裔英語教員佐藤晉三(漢名謝華)一事被學堂勒令退學。[4]:169[5]:980[6]:93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奚若與楊鶴慶結伴經潼關縣到達上海,經人介紹進入上海理化專修學堂念書。不久後轉入中國公學,胡適在課餘常幫助張補習英語。[6]:93-94後又加入同盟會,在上海結識陝西同鄉人于右任、楊西堂、井勿幕以及同盟會骨幹陳其美等人。張奚若常往返上海、武漢、北京、西安、日本東京等地從事秘密革命工作。[4]:1691911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遠在上海秘密運送武器的張奚若遵命回到陝西策動起義,於9月下旬抵達西安時,不料陝西革命早在9月1日已經發動,並成立了以張鳳翽為都督的軍政府。張奚若隨後被補任都督府參議。然而張鳳翽並未握有實權,新政府的財政權與兵權均被一群文盲袍哥會人員掌握。令張奚若倍感失望。[6]:94
民國元年(1912年)春,張奚若辭去參議之職,此時張奚若又受命於井勿幕赴武昌請黃興、黎元洪二人派遣一支革命軍入陝驅趕袍哥會勢力。其受命後翻越秦嶺取到漢江赴鄂,然而在船行駛至河南淅川一帶時被清軍逮捕,羈押於南陽監獄兩個月後逢襄陽革命軍光復南陽得以獲釋,遂取道襄陽前往武昌。[4]:170後抵達武昌對湖北的革命感到遺憾又由漢口返回上海。不久南北議和成功,袁世凱專權壓製革命黨人。張奚若深感辛亥革命「除驅趕滿人,將君主政權換成共和政體外,革命徒有其表。皇帝換了總統,巡撫改稱都督,而中國並沒有更現代化一點。」[7]:94在此失望的情形之下,張便決定赴外念書,旨在歸國後為建設革命以後的新國家提供幫助。經努力考取自費赴美留學生,成為陝西當時派遣的四位留美學生中的其中之一。並在出國前夕與陝西籍國會議員楊西堂之女楊景仁訂婚,而後兩人又於英國完婚。[6]:94[5]:982
中年
編輯赴美深造
編輯1913年7月,張奚若赴美留學,起初本想學習土木工程,但抵達美國後又認為自己數學不佳,又不熱衷於畫圖。而且尤其認為中國當今雖然已經推翻了封建帝制,可是封建思想文化依然牢固統治著人民。中國要變得富強,就必須要效仿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他於1915年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進修,師從英國工黨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8]:881917年考得學士學位,同年秋天赴德國科隆大學進修,後又前往法國。考察歐洲各國不同德民主制度的由來與發展,為確立自己的學術追求奠定理論基礎。[9]:4不久回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並在1919年考得碩士學位。[6]:94[5]:982
學成回國
編輯1920年10月,張奚若學成歸國。其認為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之處在於民眾政治覺悟和文化涵養的提升,因此必須辦好教育。[10]:605為此,張奚若於1921年3月至1924年冬偕夫人楊景仁赴英國留學,期間又赴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考察。1925年歸國後歷任中國大學教授、北京國際出版品交換局局長。1927年應蔡元培邀請南下南京擔任中華民國大學院(次年改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處處長,協助蔡元培實行「大學院制」。翌年10月12日辭去高等教育處處長一職,任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法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1929年8月改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併兼任北京大學政治系講師。1933年3月,因熱河戰役國軍戰敗,熱河失守,清華大學推舉張奚若、馮友蘭、燕樹棠、蕭蘧、浦薛鳳致電國民政府儘早指定抗日計劃。[4]:172-173[11]:299-300
西南聯大時期
編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清華大學南遷長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張奚若接替張佛泉任政治學系教授會主席(後改稱系主任)。翌年5月再遷昆明,長沙臨時大學改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奚若繼續擔任校政治系主任,併兼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4]:175同年底被西南聯大師生推選為學校教授會代表,參加全校性工作。[6]:96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編輯1938年8月,張奚若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召開之初,張本著「為什麼服務」的宗旨出席議政,對國是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並且力貶時弊,多次對國民政府提出批評與建議。1940年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4]:1751941年3月召開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張奚若尖銳批評孔祥熙財政報告中掩蓋的通貨膨脹現象,令主持參政會的蔣中正大為不滿,長時間按鈴警告他終止發言。會後,張奚若聯合同為陝西籍的參政員李元鼎、茹欲立共同反對參政會,並於當日返回昆明,以示抗議。從此再未參加參政會。[5]:987[6]:96
國共內戰
編輯1945年10月1日,在重慶談判進行期間,張奚若聯合朱自清、聞一多、錢端升等十位西南聯大教授致電蔣中正與毛澤東,指出兩黨應當終止一黨專政,產生立憲政府,必須迅速糾正一人獨攬政權的風氣。並且用人應注重德能,軍人不應再次主政國家,叛國元兇絕不能讓其逍遙法外。[12]:43-44同年12月1日,昆明爆發「一二·一事件」,西南聯大四位學生慘遭軍隊擊斃。為此,西南聯大於4日上午召開教授會,張奚若在會上堅決支持學生的罷課行動,並嚴懲事件兇手。[6]:97[4]:176-177[5]:989
1946年,張奚若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應西南聯大學生會之邀,在學校大草坪發表題為《政治協商會議應解決的問題》一講演,提出現在的中國政治在由一群毫無知識、極其貪污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壟斷,並且禍根來自中國國民黨。整治禍根較為現實的辦法,就是廢除黨治、結束訓政,終止一人專政。[6]:97[11]:306
1948年6月,張奚若與吳晗、朱自清等110人先後在一份大學教授拒領美國救濟糧的聲明上簽字,這則聲明寫道:「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與氣節,我們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下列同人統一拒絕購買美援評價麵粉,一致退還配給證。特此聲明。」毛澤東對這類行動評價道:「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6]:98[11]:30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
編輯1949年3月29日,張奚若應時任國際婦聯主席歐仁妮·戈登之邀,隨郭沫若率團帶領的中共代表團至巴黎、布拉格出席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同年6月,張奚若任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委員。9月張奚若以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全會,[5]:993[6]:98[10]:309-310在討論國名問題時,張奚若主張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新中國的國名,其論證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怎麼有了人民就不能民主了呢?而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語,願意與人民一致。若去除『民主』二字,從下面的解釋也容易明了: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註 1]的國家。」這一意見獲得普遍的贊同。[2]:51[13]:20
晚年
編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編輯1949年12月,中國的外交界根據周恩來「外交活動應採用多個渠道進行開展,以此來讓世界各國和地區了解新中國」的指示成立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由周恩來擔任榮譽會長,張奚若則擔任會長直至其病逝。[6]:99張奚若在其任內積極開展民間外交活動,促進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和友誼。尤其推動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國與日本民間的密切互動。張奚若曾親自於1955年會見了以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為首的日本憲法聯合會訪華團,1957年以淺沼稻次郎為團長的日本社會黨第一和第二次訪華團,1962年以鈴木茂三郎為團長的日本社會黨第三次訪華團等等。這些舉措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創造了條件。[11]:313
教育部部長
編輯1952年9月,張奚若接替馬敘倫,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任教育部部長。在其擔任教育部部長期間,張奚若在中共中央與政務院的領導下,繼續對舊中國原有學校進行接管和改造。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教育部從1952年至1956年對全國1412所私立中學和8925所私立小學全部接管改造為公立中小學;同時根據中共的教育方針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學習蘇聯教育經驗,制定與調整各類學校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並組織有關機構和人員編寫出版各類教科書,為發展建國以來的教育事業創造了必要條件。此外,張奚若還特別注重建設中等師範和高等師範學校,為各類學校培養了大量合格的師資力量。[5]:994[6]:99
在1957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張奚若作為教育部部長在會上進行了發言,他在會中強調只有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才能逐步解決因國家財力與物力的有限而無法投資過多教育事業所造成的的矛盾。並認為中小學生受教育是讓他們成為有文化教養的自覺和積極的勞動者,以進行效率更高的生產勞動,需要對各級學校深入地進行勞動教育。[14]:3-5
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
編輯1958年2月,根據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做出的決定,教育部與高教部合併為新的教育部,楊秀峰擔任新的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則擔任新成立的部級機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6]:99張奚若任職期間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組織了中國與和其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科教文衛組織、團體以及個人之間的雙向互動。此舉增強了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力,促進了中國和五大洲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11]:312
從文革到逝世
編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奚若被列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呈報並經毛澤東批准的應當予以保護的重點人物名單,因此並沒有遭到批鬥。張奚若此時已經進入高齡,不僅體弱而且多病。此後因為病勢逐漸嚴重而住院治療。1973年7月18日因所患疾病經過多方醫治無效而病逝,終年83歲。[11]:314
主要思想主張
編輯「中國現代化」
編輯1935年6月17日,張奚若針對何炳松、陶希聖、薩孟武等十位教授教授主張的「中國本位論」,以及陳序經、胡適主張的「全盤西化論」,提出一切都應該「現代化」,主要包括「發展自然科學」、「促進現代工業」、「提倡各種現代學術」、「思想方法科學化」四個方面。[4]:174[15]:566
政府的本質
編輯張奚若於1935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16周年寫了兩篇文章,其中在一篇題為《再論國民人格》的文章中,張奚若指出政府不是由神構成,而是由人構成。所以政府里的人的理智和經驗都是有限的,操守也是容易受到誘惑的。所以給予如此不可靠的人無所不能的權力的後果是嚴重的。並在另一篇文章《國民人格之培養》當中提倡了「修明政治」。批評了當時國民政府害怕民眾批評反抗,把人當作機器的做法。[16]:159-160
「學政治學不是為了做官」
編輯在西南聯大教書期間,張奚若認為政治學系的目標是研究政治學的理論與知識,傳承政治文化,為培養高素質政治人才做好鋪墊,而非做一條製造官僚的流水線。教師需要做的,是探求學術的獨立精神;學生需要做的,是刻苦鑽研的精神。並在大學迎新會上直截了當地告訴新生:「此地不是做官的地方……這裡四年培養不出一個學者」。張奚若的課程考試極其嚴格,課程論文的材料引用、注釋等方面要求均有良好的學術規範,以至於學生對選修張奚若的課程的態度都是望而生畏。[17]:97-98此外,張奚若還要求學生不要死記硬背,而是多學一些知識,並且還要學會思考問題。不要做只會關在屋子裡死啃書本、記資料的書呆子。[18]:113
確立和推廣普通話
編輯張奚若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做出的大會主題報告上確定了普通話的正式名稱,以及方言和語音的標準。[19]:4同年他還在其撰寫的文章《大家都來推廣和學習普通話》當中聲稱要積極宣傳和倡導普通話,並鼓動尚未掌握普通話的人積極學習。認為這樣對國家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將其定性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20]:59
教學特點
編輯重點閱讀思想家原著
編輯張奚若在任清華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時,講授「柏拉圖政治哲學」、「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張奚若授課時主張不多讀教科書,而是重點閱讀(更是必讀)如柏拉圖《理想國》、盧梭《社會契約論》等主要思想家的原著。[4]:173
家庭
編輯張奚若的妻子楊景任是陝西省派遣至國外留學的第一位女性,[21]:265兩人在張奚若於1912年考取自費赴美留學生之前訂立婚約。[6]:94張奚若的大兒子張文朴曾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小兒子張文逸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1]:41
注釋
編輯- ^ 俄語「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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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職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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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馬敘倫 |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1952年-1954年 |
繼任: 張奚若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 |
前任: 張奚若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部長 1954年-1958年 |
繼任: 楊秀峰 |
新頭銜 |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 1959年4月-1968年 |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頭銜者: 黃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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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職務 | ||
新頭銜 |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1949年-1973年 |
繼任: 郝德青 |